一、海内最富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晋商就利用这个开中法，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中叶，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一个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它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为主来组成的。这个到了清代，晋商就进入鼎盛时期。”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
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数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人沈思孝在这本《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是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
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
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你如果不吃盐，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那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头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盬，而盬呢？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池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
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猗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
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朱元璋感觉到，才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盐引说得白一点儿，通俗一点儿，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像粮票布票一样。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商业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数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人沈思孝在这本《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是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
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
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你如果不吃盐，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那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头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盬，而盬呢？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池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
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猗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
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朱元璋感觉到，才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盐引说得白一点儿，通俗一点儿，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像粮票布票一样。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商业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四十一岁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后，又将锋芒指向了蒙古草原上叛乱的贵族噶尔丹。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的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对中原内地的掠夺和侵扰做出反应。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对游牧部落的征伐，都一致选择了山西作为进兵的起点。
山西北部与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和中原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论是大唐的都城长安，还是大宋的都城汴梁隔河相望。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难怪无论是游牧部落，还是中原政权，都把山西作为互相军事攻击时最直接的通道。时空转换，战争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和平时期就非常有可能成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商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屡次征战，西北地区终于被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国家大局的稳定，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积极条件。同时一个面积广阔的市场，向晋商敞开了大门。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他们深入新疆蒙古地区，把当地农牧民所需要的商品，从内地运进去，把当地的农牧民所需要销售的商品，从当地把它运出来，并且把内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以至医药，都带到了西北地区。”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龙登高：“那么我们知道晋商，它的形成是有特殊的条件，这个我想山西的学者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就是他们通过像食盐这样的一些专门物资，以及完成中央政府的一些垄断经营等等，来获得他们在明清迅速成长的契机。另一方面也就是，可以说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他在全国各地，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在一座叫恰克图的小城签订条约，俄国商人终于获得了和中国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利。当时俄国商人最希望获得的商品就是中国的茶叶。这种商品，不仅在俄罗斯有着巨大的消费群体，甚至它在整个欧洲都是最挣钱的东西。
中俄两国之间的茶叶贸易最终导致了一条商业大通道的产生，它由中国南部的福建省为起点，终点是位于俄国的圣彼德堡，跨越欧、亚两个大洲。这条商业通道俄国方面，由俄国政府控制，它的另一段完全由晋商把持。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就是茶叶之路。这个茶叶之路，大的概念就是从中国的南方，远的地方杭州、武夷山，就是现在的福建，再往近就是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这些产茶的地方，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用这个高脚，山西商人把它叫高脚。高脚是什么？就是骆驼、骡子这两种东西，主要是驼队，运到归化城。归化城是一个大的集散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张家口，也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像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乌兰巴托，就是当时的库仑，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恰克图在两百年以前是中俄边境上一个最大的贸易口岸。”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在同治皇帝那个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在俄国方面，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的，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
平遥，山西中部的一座古老县城，不论是它四周环绕的高大城墙，还是随处可见的明、清民居，都给人一种岁月悠远的感觉。
在平遥西大街上，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这里过去是一家商号，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今天许多学者，都把它看做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单从外观上，很难把它和我们印象中的“银行”联系起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学者们在今天如此简陋的地方，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呢？
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始尝试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
为此，他开办了这间叫“日升昌”的特殊商号。“日升昌”的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经营的商品不是一般货物，而是金融票据、存款、货款和汇款这些业务，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做这样生意的商号。
雷履泰虽然只开办了“日升昌”这一家票号，但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别人仿效“日升昌”的模式，先后开设了三十多家类似的商号。因为它们都以经营汇票为主，而且又都是由山西人开办，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研究学者都把它们统称为“山西票号”。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那么山西商人分布全国各地，他贩运货物开始往往都是运送现银，那么山西商人就体会到这个问题，体会到这个困难，所以首先由山西商人创办了账局、票号，解决了山西商人本身就有的困难，也为其他地方的商人的经营解决了这些困难。”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日升昌的出现，我们讲，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领域里边一个划时代的产物。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远足贸易的普遍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纲，历史地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一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重金属做生意，实在说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
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5年，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想要比别人开得规模更大，信用更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干练、成熟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
那一年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暮矣。”
票号的成功，甚至给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德国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我对这些东西非常有兴趣，也对过去票商能达到的高水平，非常感到崇敬。因为它能够延续五百多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各个省里面，它的作用达到了一个很辉煌的时期。就是说没有一个金融组织，曾经达到过票商这样高的水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票号这种商品运作，进入到资本运作，或者商品运作跟资本运作相结合，这个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应该是必然的一步，那么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开始进入中国。那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呀，所以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这样子呢，这个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必然的规律，一种趋势。那么对整个经济的发展的作用，现在我们人们的研究还不够，很可惜，后来因为外国银行进来，把我们的挤掉，加上我们晋商的经济负担、战乱、税赋特别严重了以后，造成破产。这是一种很不愿意见到的一种结局。但是它历史上的功劳，中国是首创的。”
今天，当我们穿行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时，您也许很难想象这些灰色的砖墙、厚实的木门后面，发生过的一些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很难想象一些曾经名满天下的票号总部就设在这些古老的院落之中。
一百多年以前，票号商人就坐在这些厅堂之上，轻松调度着上千万两的白银，他们的举手投足很有可能会造成千里之外，那些名城大邑的市场波动。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些庄重的神情、沉稳的目光之后，还隐藏着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二、走西口
《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
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
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
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两百万。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形，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一户姓乔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山西，明、清两朝的许多地方志中，也提到了当时山西人到西北谋生的经历。由于有这种经历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种风俗。
《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
《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呢？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所谓走西口呢？应该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应该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于是呢？人口外迁，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地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关系。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
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是繁荣啦，过去我听人说这地方有三千六百家人家。从这儿一直走，就到了呼市、大同、包头、西包头，出了外面了。这会儿大概有四五百家。”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从来提起右玉县，没名，一提起杀虎口来，叫小北京，有名。”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过去是天天进斗金斗银的地方，我自己没牙了，说不真。听懂意思了没有？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过去有个户部衙门，楼房挺多，七十二座庙，旁的一时咱们也记不住了。”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余、张、马。这三家是大有钱的，人家门前有旗杆的，都是做过大官的。”
杀虎口的变迁，其实可以看做明、清山西历史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但不论战还是和，山西可能都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订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这些话并不是说说而已，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
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宾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这篇《列传》中说他“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
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获取，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学者余秋雨：“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西北，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是陌生，生态也还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想起来，叫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的所有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方式，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的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面，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非常重要的门户，这叫因缘际会。在这么个大形势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体就有了方向。”
这些院落是山西人走西口发财之后为自己修造的房子。现在它们被作为晋商财富的象征。如果略微探究一下这些大院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
乔家大院，这里过去曾住着山西最有名的一户大商人。他们的商号主要开在内蒙古的包头市。鼎盛时期，他们几乎垄断了包头的一切贸易经营活动。而乔家由寒酸贫困通往大财大富的发展道路，就是由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一开始去包头的时候，乔贵发一分钱都没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后来挣了一些钱，但是当初买卖做得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开始种地了。他在包头的那个小买卖，就请一个姓秦的老乡在那儿守着。”
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武殿琦：“乾隆二十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机遇。那年是粮食丰收，老秦那个时候感到粮价很便宜，他就收购了大量的黄豆、玉米这一类东西，为的是以后磨豆腐、生豆芽。因为价钱比较便宜，存了一部分，没想到第二年天气大旱，一旱以后大庄稼种不下去，只好种点儿小秋。黄豆值钱了，买卖有了转机，老秦又把老乔叫到那儿去。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点模样，有点规模了。”
归根结底，乔贵发走西口是因为穷。在当时，山西有很多像乔贵发这样的穷汉，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
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
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他们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
这是一张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
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横亘在那里的长城设置的一系列关口。
既然是长城上的关口，最初的作用是作为军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险要。
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空中飞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一两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
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
如果说，这些只是地理上的关口的话，那么翻过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座座心理上的关口。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边有两条大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
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那些迫于无奈，只好咬着牙忍着泪从家里义无反顾地走出来的人们，面对眼前的选择时开始犹豫了。当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站在这处叫黄花梁的山冈上，唱起那曲悲凉的歌。
山西山阴县歧道地村民：“南面的人上来，到在这儿来说了，一爬上这个梁，就可以看见下面（两条路），这就是说‘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这意思也就是一个顺口溜哇。”
山西山阴县歧道地村民：“他就没有把握，他就不知道哪头去，生意好生意坏，他就到这儿扔鞋板儿呀，把这个鞋一脱一扔，扔在哪边他就走哪边，好与坏他就走在那头儿。”
这样的做法，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贝者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贝者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有一个叫黑土崖子，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个地方叫黑土崖子。这个地方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好多人葬身在沙漠里面沙蒿里头，被抢被劫；还有就是被冻死的，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它不像中原地带，不像山西口里那样暖和。他不了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气象部门预报，他不了解，遇到暴风雪，道路不通，没办法被冻死的，还有被饿死的，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燕治国：“有个关，在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从这个关口一开大门，我开过那个大门，外边一股风就吹进来了，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荒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现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骨头，尸骨，白骨累累。”
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渠绍焱：“结冰，零下四十度；夏天，热得能昏过去，就是这样的话，山西商人照样走过去。”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所以山西人讲，就是我搭着命在走西口。”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跋涉过，但山西的许多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
山西财经大学副主席孔祥毅：“比如榆次有个姓董的，他父亲和他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没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听说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又给别人当长工，赚了钱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听到一个人从西北回来的一个人，像山西口音，就问，打听，说敦煌有个庙，庙里有个人的长相，像你说的这个人差不多。后来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后，到庙里一听，口音是山西榆次人，马上就问他什么名字。这个老和尚还没有回答，来访的年轻人一下跪下了就叫父亲，最后一问就是他的父亲。”
人生代代无穷已，父亲走了，儿子又跟上了。后来一些走出去的山西人终于有了钱，父亲回来盖起一个小院，立下了一个坐标，于是儿子又会沿着父亲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一代人一代人不断重复着同样主题的故事，走西口几乎像一种山西人共同的命运！
这些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建立起来的，当然它们不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乔家大院是经过六代人的手才最终完成；曹家大院修建的年代更久远，它的奠基时间是明末清初；常家庄园的主人，曾是山西商人中最大的外贸世家，他们的宅院是经过二百年风雨和整个家族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规模。
这些显赫的商人家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沙锅的；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而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那么这些推车、摆摊、卖苦力的山西人，凭什么就在草原上把小买卖做成了大生意呢？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他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他那种敬业精神，使他在语言的掌握方面，都达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过去采访山西商人，老的山西商人，跟他聊天，说着说着，说到激动的时候，语速快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就把汉语变成蒙古语，就是说蒙语变成他的母语了。他这个山西人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语言，几乎就是蒙古人。这是因为他从小，从14岁学徒，掌柜的就把他放在草原上，字号就要求他，在草原上要习蒙俗，用蒙语，对顾客要尊重，要掌握顾客的心理，这你才能够战无不胜。他这个商业为什么别人击不倒它，无法排挤它，他和顾客的关系达到这种程度。”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他要学习蒙语，学习俄语，学习维吾尔语、藏语。为什么？他的学徒不学这些话，将来业务没有办法开展，打下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史籍里面记载的，人手一册，不管是掌柜的，不管是伙计，人手一册。早暮的话在那儿背诵，说乡间那些士子们，甚至还比不上他们这样的勤快。当时是记载，后来在市场上就看到一本蒙古番语记载。这里面蒙古语和汉语对照，是学习蒙语的一种办法。而且主要的内容是涉及怎么样做生意的，让你带甚货来，你卖甚了。这些在蒙语里面怎么说，货不对路了，很多内容都是这些。另外就是一些问候，平常处理一些关系，拉关系这种用语，可以说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深入到蒙地贸易活动。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知识、针灸知识。一见了牧民有病了，给人家看看病，搞点中草药，给人家针灸一下，他病好了非常感谢你，互相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和俄国叶卡捷琳娜沙皇，签订《恰克图条约》，开放边境城市恰克图为两国的贸易口岸。
俄国人之所以如此急迫地需要和中国进行正式贸易，是因为他们想得到一种当时只有中国才出产的商品——茶叶。这种绿色的树叶，对俄国人来讲与其说是饮料，不如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一个俄国历史学家说“不论贫富、年长、年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
有需求就一定要有供给，谁先掌握这种商机，谁就有可能发财。《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最早出现在恰克图的就是山西商人。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从恰克图贸易来讲，在这个问题上，最早研究的是渠绍淼先生。他在《山西外贸志》未刊稿里面收集到一条很珍贵的史料，也就是格兰顿将军周游世界以后，国人问他什么足以向大家称道？他说，足以向大家称道的是，犹太人在世界上经商颇为有名，但是胡服辫发之中国小商人，迫使犹太人让出了很大一部分市场。这里所指的胡服辫发之中国小商人，主要就是山西商人。因为恰克图贸易主要是山西商人垄断的。而山西商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市场，当时占到了俄国对外贸易的49%，占到中国出口贸易的19%。”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实际上，马克思谈到中国有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恰克图贸易》。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做了很多的统计数字。据我所翻阅的资料考证，在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人有二十多家，其中两家是非山西籍的，好像是北京一家，新疆一家。剩下全部是山西人，就是恰克图贸易是由山西人垄断的。整个属于茶叶贸易的路线，有三个重要市场。恰克图是第一大市场，第二个就是海拉尔市场，就是东北方向，西北方向是塔尔巴哈台，塔城市场，就是现在阿拉山口往西去的那个市场。这三个重要市场，但交易量最大的还是恰克图市场。从康熙年间开始，这条路上已经比较活跃了，一直活跃到了中国与蒙古关系发生变化以后，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这个路线才基本上冷落下来。”
沿山西商人开辟的商路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这种会馆的功能，不仅仅是联络乡谊，它们当初还被山西商人当作休息的客栈和堆货的货场。
在这些会馆中最显要的位置，山西商人都修建了供奉关羽的殿堂。
他们对关羽的崇拜，还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在中国许多地方，商铺的显要位置都供奉着关羽的神像，此时这位山西籍的神圣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公平、信义，它还象征着财富和兴旺。
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是这样被奠定了，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一种富裕的生活，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这是一张山西商人开辟的商路示意图。
它南北纵贯中国，东端则从天津开始，一路向西，经过西北地区所有的重要城市，最终到达俄国首都莫斯科。那首曾经听起来凄婉的《走西口》民歌，此时已被山西商人唱得大气宏博。
几百年过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那么又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就音信皆无、尸骨无收呢？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这片墓地就是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它是山西人、晋商在包头经商以后，他们回不了家了，过去交通什么各方面都不发达，所以他们买了这块坟地叫祁太义地，也就是祁县人和太谷人买的这块坟地，所以属于他们这个籍贯的地方的人都埋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包头最古老的一个坟地。那么随着年代、历史的沿革，好多其他外地人进来，包括河北的、河南的、山东的、安徽的等等，因为包头现在三百年的移民城，所以进来许多人。但最早的，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买卖人，所以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就葬在这个地方；触犯了法律的，判了刑的，最后因为丢了面子了，所以也埋在这个地方。”
山西北部，有一个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三百六十五盏麻纸扎成的河灯。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三、日升昌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苏州城里延续半年多物价飞涨。
苏州城的官员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涨价，感到很奇怪。因为几年来，苏州一直风调雨顺，既无灾荒，也无战乱。这样的太平年景，物价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涨起来呢？
当他们正在对这次涨价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在一个叫平遥的县城里，一家商号的生意却越来越红火了。
这家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
日升昌做的是汇兑买卖，就是你把银子交到它的柜上，拿上一张由商号开出的汇票，到别的地方就可以凭票再把银子取出来。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时人们把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号叫票号。
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做这种生意的商号。在它开张之前，老百姓出门办事，不论是经商还是投亲访友，都得亲自背着沉甸甸的银子上路，既费事又不安全。有了日升昌这样的商号，人们再出远门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觉得方便，自然登门做生意的人就多。日升昌的买卖也就越来越红火。
那么日升昌的生意兴隆和苏州城的市场波动，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828年春天，苏州城里的官员终于找到了物价飞涨的原因。当时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陶澍向皇帝解释说，“苏城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籍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到银数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
原来苏州的市场波动，是因为那一年苏州城里一下子少了数百万两白银的现金流通，市面上银根吃紧。而这种局面，又是由于到苏州办货的北方商人彼此之间已经习惯用金融票据往来代替现金交易。当时在这些北方商人手中转来转去的汇票，恰恰又几乎全都是由山西那家叫日升昌的商号开出来的。
大清国的官员，苏州城的老百姓，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金融流通方式的改变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
平遥是山西中部的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城。
直到今天，在这座县城中都处处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色彩。一圈高大的城墙把城市围在当中，城墙的背后是一条条狭窄但排列整齐的街巷，街巷的两旁大片大片分布着青砖灰瓦的四合院。
日升昌就坐落在这座县城的西大街上。
由于地处偏僻，今天的一些学者把日升昌形象地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后，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开办了日升昌票号。在那以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陆续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这些票号曾一度控制了整个大清国的金融流通。正因为如此，山西票号被当时的学者梁启超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你看它这个，因为跟俄罗斯的贸易到跟南洋各岛的贸易，还有就是日本、朝鲜这块，往来贸易后来越来越密切，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银钱现金来支付。要是要现金支付那很困难，就订票号，这个拨兑是最方便的办法，省人、省力、快捷，它要求速度。所以咱们山西票号，它的经营范围很广。到欧洲这边一直到莫斯科这边;到日本到东京、横滨、神户这些地方都有;南洋，到新加坡那边。”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清朝政府的财政，政府的金融流通，更多地仰仗于票号。”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仅日升昌、蔚泰厚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滨下武志：“我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账簿、信稿。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些国外，或者是亚洲，东亚一带的金融网络。”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仲惠：“还有一个韩国的仁川也有，分行设立的是1907年左右。”
今天在山西的这座县城中，虽然仍流传着许多关于票号创始人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传说故事。
这个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字叫细窑村，但村里人却把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履泰经商致富之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细窑村雷家堡村民：“去哇，到那家院儿去看一看。出了大门，抬着椅子，雇的伺候的，我们都是听说的。他出来一般人就躲开了，他不和你们多说，雇的长工、短工，用的高骡大马。”
细窑村雷家堡村民：“他是我们邻居，据老年人说，原来他在我家对门开的染坊。”
细窑村雷家堡村民：“雷履泰不了解，不了解，不清楚。”
昔日雷履泰一砖一瓦盖起的院落，如今只剩下这个门楼还能依稀证明它们的存在。实地的调查很令人失望，翻遍了山西省的史籍方志，竟然也找不到叙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语。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书里甚至连票号两个字都没有提到过。雷履泰确切的生卒年代无据可考，据推测，他的去世距离今天大约过去了130年。面对历史长河，这个时间算不上久远，但史料的缺乏使我们原本应该清晰的目光变得模糊。
这本书是研究山西票号最早的专著之一。它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书的作者是当时北平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陈其田。他在写这本书时，山西票号的许多伙计、掌柜还都健在，但即使是这些人除了能认定票号确实由雷履泰创办之外，对票号创办初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却知之甚少。
出于无奈，陈其田只好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票号起源的种种传说，全都收集到自己的书中。这些传说中最离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山西人挖到了闯王李自成埋下的宝藏，凭着一大笔飞来横财，开始了独步中国金融界的历史。
关于票号的各种说法，至今都很难完全取得一致。那么票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这个我想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想至少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这个票号作为专业汇兑机构，如果光异地资金汇兑，至少得有这么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得有分支机构，在异地没有分支机构，你怎么汇兑；第二，得资本雄厚，你在这里接上钱，把人家钱收下，异地付款，异地你得有款可付，有白银子在那个地方给人付，所以资金实力一定要雄厚；第三，信誉卓著，如果你没有信用，你没有，或者去了以后，（银子）提不出来，人不相信你，就不敢把钱交给你，信用卓著；还有呢，就是组织人员的技术，如果说人员水平不高，技术力量不行，比如说，让人冒名顶替呀，欺诈呀，最后把钱给骗走了，这也不行，还要有一套业务技术。这几个条件，刚才我说四个条件吧，这几个条件是票号专业机构诞生的先决条件，那么，这个谁能做了呢？只有山西商人才能做。”
票号是一种金融组织。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也不论是什么人，若想在金融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拥有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大约从清初康熙年间到清末光绪年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实力最强、财富最多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了。
清道光二年，日升昌开业前后，当时著名文化思想家龚自珍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西北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大量人口，向西北边疆地区迁移。
但龚自珍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江浙，因为那里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珍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清咸丰年间，公元1853年，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对皇帝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
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开设票号的必备条件。但仅靠这一条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票号这种先进的金融组织最终会诞生在山西。
这是一张清朝时，山西商人的商路示意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在清朝中国的版图上，山西基本上居于中央位置，这就使得山西商人在南来北往的商品流通中，占据了一定的地理优势。
其次，山西商人的行商区域虽然广阔，但大体以西北为重心。这是因为，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中原和江南等富庶地区的商人，在本地投资就可以发家致富，并不一定愿意再到那里做生意。山西商人正好抓住这种机遇挤了进去，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培养起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山西商人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先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商者，他们在全国遍设分号。货物不论运到哪里，都有山西商人设在当地的机构组织安排，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山西商人。这种在当时近于网络化的经营方式，为票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这些原因还只是对票号的横空出世产生一种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山西商人对商业资本的需求，经过当铺、钱庄这两个重要阶段之后，最终使票号在山西得以诞生。
当铺是中国最古老的信用组织，开创于南北朝时期。到清朝，它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传统社会中，当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某个地方当铺越多，说明当地银钱流通量越大，经济也一定十分活跃。
清康熙年间，山西省有四千六百多家当铺，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到了乾隆朝，山西人开的当铺已经遍及长江以北地区。当时的一位文人说，全国经营当铺的“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经营当铺只是山西商人在金融业中的初步尝试，这并不能满足他们筹集商业资本的需要。因为当铺自身本金很少，与它打交道的又几乎都是普通百姓。为了满足筹措资金，山西商人在清乾隆年间创立了一种全新的金融组织——帐局。虽然帐局的出现，使原有的金融发展速度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它还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做生意的特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的所有业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同一个城市之中，这就使它类似于现在的地方性银行，不能开展全国性的业务。但当时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务。
终于到了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平遥城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经营异地汇兑业务的金融商号——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的开办不仅对晋商的商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对整个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既办理存放款，又进行汇兑，这就基本上具备了早期银行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说，晋商的帐局、票号啊，实际上是开启了中国现代信用制度的先河。”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应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边当然比较显著的，我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是在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用，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呢，是从晋商开始的，我想。”
这个房间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日升昌的创立者——雷履泰。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这里都不像是一个商人的办公场所，它更像一间供人清修的静室。这样的布置，其实很符合雷履泰的需要。
在票号创立之初，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雷履泰就是这样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这是因为要想在一片白地上凭空构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有太多的问题要经过苦思冥想，才能寻找出答案。
首先票号是做银两汇兑生意的，这种生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存了钱，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把钱取出来。对于现代社会，这样做非常简单，因为现在的货币是由银行统一印制，全国各地使用起来都一样。而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货币主要是指白银和铜板，这些白银和铜板，重量、成色千差万别。既然要汇兑首先就要求公平。甲地存的银子到乙地取时，含银量必须一致才行。雷履泰要想做到汇通天下，就必须在千差万别中，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平遥钱庄博物馆导游李晓繁：“在以前的银子，它产于不同的地方，当时银子的成色肯定会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山西商人为了鉴定银子成色，编了这么一首歌：‘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洋豆规诚别致。’咱们再看一下这边倒数第三行的：‘金陵顷化是足色。’”
记者：“它这是说的什么意思呢？”
平遥钱庄博物馆导游李晓繁：“就是说在当时南京的银子叫做顷化银，天津的叫做化宝银，北京的叫做松江银，上海的叫做豆规银。就是说在南京的银子，当时含银量是最好的，含银量有97.3%。而上海这边的豆规银，它就要差一些了，含银量只有73%了。咱们在这打个比方说，比如您是个顾客，在咱们票号存南京的银子是一百两，而要取上海的豆规银，那么取的时候它不是一百两了，要取到一百一十两。就是说当时它存在一个汇率的差别了。”
这样的做法并不高深莫测，据考证，雷履泰也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解决银子成色差异方法的人。但雷履泰却是第一个运用这种方法，创造出巨大的商业利润的人。日后票号业将近四分之一的盈利就取自这种方法，当时他们叫“平色余利”。但光凭一个聪明的点子，日升昌还不能开门做生意。
雷履泰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票的防伪。汇票说白了就是一张日升昌自己做出来的纸，如何让一张可能是价值千金的纸，变得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呢？
平遥票号博物馆导游王芬：“这个密押是汇票防假方法之一，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月对暗记，‘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听起来像是叮嘱小伙计谨防假票的冒取，其实十二个字分别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而堪到明三十个字，代表一个月的三十天。以前是农历没有阳历，所以没有三十一了。票号说盘，客户回答说数。这个密押它是不定期地更换的，生意好的时候三个月换一套。票号成立于1826年，1921年歇业，九十五年以来总共换了三百套密押。据史料上记载，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
密押和背书，这种一百多年前，晋商采用的技术防伪手段，至今还在银行业务中使用。为了防伪，晋商还设计构想了其他的方法。
民间收藏家陈小健：“你像这枚章，它就是防伪章了，图案是个什么，图案是个太平有象，底下是个大象，上面有个花瓶，花瓶里还插着三根戟，原来古代的兵器，实际这个东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太平有象，这是个吉语，吉祥话，还有就是个平升三级，有这个双重意思。这个章的意思主要就是起防伪功能。看这枚章也是防伪的，实际上，有这个防伪功能，也可能是搞这个雕刻艺术的人他搞的，反正这个东西应该属于微雕，这个内容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完整的一篇，好像是三百四五十个字，这个雕刻也比较细。”
当时山西商人甚至已经开始使用水印技术来保障汇票的安全。可惜的是由于票号严格管理，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这张由他们自己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原始的水印。
除了这些经营手段之外，雷履泰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规范的信用制度。
现代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金融法规基础上的，但在当时封建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并没有法律约束，在这种情况下，雷履泰要想以制度的方式建立起诚信守则，的确是难上加难的事。
这里是日升昌的正厅，在日升昌经营的近百年时间里，只有一些与它有大笔生意往来的客户，才有资格被请到这里。把这些条幅一本正经地挂在这里，用意很明显，一是标榜信义是票号的立身之本；另一层意思大概也是提醒来人，能和票号一样，本着这种信义原则做生意。
在票号内部，每个入号学徒的小伙计，都要经过长达数年的观察和训练，这种训练从日升昌创办之初就开始了，在此后一百年时间里，它作为票号最珍贵的传统，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
“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
“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一些官员，对于晋商的诚信是有很高地评价的。好比许枚曾经讲过，他说，‘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这是道光年间许梅讲的。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就讲过，他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经过票号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汇兑业务的这几种业务，票汇、信汇、电汇都由票号把它完善起来，以至于后来，到1893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所谓的中国第一家以新式面目出现的银行，在这个银行之前，我们国家汇兑的种类都由票号创办而完善起来。”
日升昌的生意，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调度下日益红火的时候，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打断了它发展的正常轨道。这件事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
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雷履泰的病，并不会马上影响到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日升昌票号中，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还有一位十分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鸿翙。
按理说，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并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这就使得毛鸿翙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就这样，一场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雷履泰生病了，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他来操作。”
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
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翙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别人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号。
蔚泰厚的号址，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它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和，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杰出的晋商代表人物，能联手将自己开创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却在事业成功之时分道扬镳。对于其中的谁是谁非，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雷履泰和毛鸿翙，以及他们创造的令后人叹服的事业。
四、祸福之间
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的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殊荣。马车的车轮辗过寂静的街道，此时的平遥城已经呈现出一派富贵的气象。
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十九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也带动了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生意的兴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辉：“到后期我做过假设、推算，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那么按一个分号230多万，当时假设最少也有400个分号，山西票号。因为有22家票号注册的时候，说他们的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没有看到注册的资料，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那么最少也有400家。400家，一家23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啊。”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雷履泰的马车驶进了日升昌的后院。六年之后，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当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票号，交到继承者手中时，他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票号的一切都似乎会沿着一条平坦的大路发展下去。实际上老谋深算的雷履泰错了，票号的未来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它的命运和此后整个中国的命运一样，注定要多灾多难。
当雷履泰的马车，辗过平遥城狭窄的街巷时，在广西桂平县的小村庄中，一个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读四书五经，此时在他的心中，来自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较量。
咸丰元年一月，日升昌总号接到成都分号来信，报告太平军扰乱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接着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太平军刚进入湖北，各票号就急忙命令汉口的分号做好撤庄准备。结果还没来得及布置妥当，太平军已占领汉口，各票号损失惨重。这时候，一贯善于处理各种危机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
咸丰元年四月，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员，从战火并未波及的广州撤回。在撤庄信中大掌柜写道，“务必速归，早回为是，万不可再为迟缓。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在突如其来的战乱面前，山西商人拥有的智慧、才干都显得无比脆弱、不堪一击。过去他们引以为荣的财富、声望，此时成为战火中最先被攻击和掠夺的对象。他们用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建立起来的金融网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交战双方的士兵撕扯得七零八落。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应该说清朝中叶，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那个时候，晋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江南的稳定，也破坏了江南的经济，这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做这一带甚至欧洲的贸易,那么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说茶叶等等，那么这个战争一起的话呢，货源中断了，运输遇到了困难，所以这对晋商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另外一个呢，说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呢，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是吸收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有许多的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呢，往往他们是存在晋商的票号里边。但是南方的工商业发展，所以南方需要巨大的资金。那么于是晋商就是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起来以后呢，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方面说，“南北商船，闻风裹足”；江西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徽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的一支不足万人的部队逼近北京，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衡量，这种孤军深入，是不会对北京造成任何威胁的。但太平军的这一举动却在京城老百姓心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北京城内的山西商人，也纷纷携资出京返回原籍。
山西商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在北京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这一年三月，繁华的北京城几乎是一夜之间陷入了一片萧条，一半以上的商铺歇业。这不仅打乱了北京城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使北京一下子多出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
原山西省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帐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由于银根紧缩，商户周转发生困难，所以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平时京师的资金调度全凭票号负责，帐局负责资金接济。但战局恶化之后，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纷纷报官歇业了，携资数千万出京，致使汇兑不通，市场萧条，而其他商号也告贷无门。”
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战乱，尤其是这一次京城的市场风波，也使大清朝廷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山西商人强大的商业能力和他们惊人的财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琢磨，能否从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钱袋中挤出一些钱来，用以缓解朝廷因为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
咸丰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私下向皇帝上密折说“风闻近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已携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若能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
六月二十九日，御史宋延春将京城的票号、帐局的名单呈报给皇帝，并说“臣访闻得京师票号、帐局共计百十余家。各有本银一千数百万两，应请饬交户部一并查明，传集劝谕。”
十月十三日，御史章嗣衡干脆将自己所知的山西富商全部列出名单，上报皇帝，以便日后按名单推派。
据清朝档案记载，到咸丰三年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献的军饷，超过二百七十万两白银，将近占了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
在此之后，朝廷的官员几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财政吃紧，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来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
山西商人在这种近乎勒索性质的捐输中并非完全一无所得。按照朝廷的规定，他们可以根据捐输银两的多少，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就通过出钱，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更是不光为自己，甚至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山西商人通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正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与官僚集团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他们日后在商场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1862年，大清国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有十个年头了，紫禁城龙椅上的皇帝也由咸丰换成了他的儿子同治。
这一年发生的一桩看似偶然的事件，又将朝廷和山西商人的关系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太平军起义后期，又是捻军的起义。因为当时这个清中央的财政主要来源是靠江苏、广州这些地方,那么捻军一起义，就把由南到北这条官道给切断了。再继续运现银，就不能走了。这样条件下，广东这个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汇兑了。”
山西票号创办之后，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替普通百姓方便快捷地汇兑了上亿两的白银，在百姓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朝廷一再坚持“祖宗家法”不可轻易改变的态度，禁止山西票号汇兑官府银两。
从1850年开始，清政府的各行省长官都以“道路不宁、装鞘运现风险太大”为理由要求朝廷准许以汇兑代替运现。对于官府的这种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应，一面又表示因为各地分号库存现银有限，希望地方官员可以先接受一张汇票，然后直接到北京提取现银。
山西商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变相地促使地方官员向朝廷施加压力，同意票号汇兑官府银两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里，春节过得格外红火。这一年朝廷终于取消了山西商人不准汇兑官款的禁令。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各家门前不仅张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前，还特意举行了祭财神的仪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借助汇兑官款的良机而财源广进。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在是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是汇兑还是运现，那么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光绪年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了。阜康钱庄凭借胡雪岩的官员背景，也正做着汇兑官银的生意。它倒闭之后，亏空了朝廷上千万两的白银。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贷，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官员向朝廷上书，为山西票号说情。四川总督丁宝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川省银号向无南商，只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以山西票号信誉卓著为理由，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政府银两。
朝廷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为了争取朝廷认同汇兑，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压到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没有取得法人地位。在这种没有法人地位的情况下，在政治上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的存款，就是大笔的存款，不是小额的，是大笔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以后，它的两大业务，一个汇兑业务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存款来源，甚至它贷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贵族，比如说跟他们发生关系，长期建立的这种信用关系，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在战乱中对它的损失很大。”
在山西商人与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这种危机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它将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相反，那时候由于汇兑官银，票号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发展空间。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也逐渐转为汇兑巨额公款为主。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与官场有了十分密切的往来，一些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菅：“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当地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于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样关系密切的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他没有问题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他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很显赫。”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到，“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做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
由于存在着这种等级差异，所以官和商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大清国的官员虽然从内心中看不起山西商人，但又或多或少有些忌妒山西商人的财富。当他们把大笔公款交给山西票号汇兑的时候，就不免带有恩赐的意味。他们并不认为山西商人的汇兑业务能使“天下之财可以流通”，而是只看到了票号通过汇兑官银发了大财，所以清朝的各级官员都自然而然地想从山西商人手中分得各种利益。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应该说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我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就是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边讲究‘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
记者：“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讲究‘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所以，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一百多年前，晋商是无法想清楚这番道理的。对他们来说，紧紧依附于朝廷不仅仅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之道，而且也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山西商人和朝廷的关系越走越近。
民间收藏家陈小健：“你看这个封皮上写的就是拣选、拣选袖珍便揽，拣选就是动手拣选，这是个工具书一样，一看也小，带在身上方便，查找起来也挺好。这个内容主要是让人买官的东西，买官的一个凭证，这里头都有，专业用书。山西人当时有了钱，做了买卖了以后说，看看查对查对买个什么官吧。这里头他能查对出来，有个依据。像一品官多少钱，这里头都有。像买文官还是买武官，这里头都有，定了价。这个札子从年代来说应该是咸丰年间。”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张燕生：“我听我父亲说，协同庆在西北的靠山是董福元，董福元是个武将，董福元他是个回民，他是甘肃还是宁夏一带的人，实际上还是一个造反的一个绿林出身的。后来是左宗棠把他收编了，他人还是很有才干的，军事上。大西北一带的文武官僚，董福元还是很有影响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在四川也有这种情况，四川要从成都和重庆票号运送现银，四川还都是用担子挑的，运送现银请伕子用担子挑，那也是请地方上给派出兵护送，这说明票号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山西商人和政府关系，和官吏关系极为密切，像大家所知道的左宗棠、李鸿章、岑春煊、端方甚至于庆亲王奕劻，山西商人和他们过从甚密，这也就为两宫西幸时期，消息灵通，山西知道了两宫西幸。”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当慈禧的车驾即将进入山西境内时，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
1900年八月，高钰接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做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1900年八月初十，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第二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山西商人的接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家王进：“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山西商人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那个时期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楚是福还是祸。
五、同舟忠告
民国元年，1914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强劲的北风席卷过山西中部的这些深宅大院。阴霾的天气似乎把人们的心情也冻结起来了，厚重的院墙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意。
就在这一年，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日升昌并不是第一家倒闭的山西票号，也绝不是最后一家。它的倒闭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日升昌是整个山西票号的代表，所以它的倒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呢？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不乏像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在民国时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也曾专门请人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希望能找出自己乡亲最终衰败的原因。
但是在票号长达一百年左右的经营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从做小伙计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他们的一生都被最严格的商业纪律约束着。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关于票号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
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条票号业中十分神圣的行规，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
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帮助我们了解到1910年前后在这些院落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辉：“这个人是同治年间进的蔚丰厚票号，在票号从业大概五十年了。其中轮番在上海、北京、汉口这些地方，轮番去主持号事。而这几个地方也在全国是票号最重要的码头。”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
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
从八十年前，雷履泰大掌柜创立票号开始，山西票号就建立了严格的商业信件往来制度，在这些信件中，除了经营状况还要涉及各地的风土人情、物价涨落、官员升迁、军队调防等等内容。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重要的社会信息，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才能从容地遥控遍布全国各商埠的生意。
1904年春天，李宏龄在信中向大掌柜提了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建议。
“现在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因外交而起，弟意我同行必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
写到这儿，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这个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
当年以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著称的晋商，此时的目光好像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墙了。在他们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觉得外界的风云变化，至少不会影响到这一座座县城中来。
南开大学经济所教授王玉茹：“我们知道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几个大影响，一个就是五口通商，实际上就是打开了中国的一些口岸城市。口岸城市被打开以后，马上进入中国的首先是这种商业资本，实际上就是外国大的商业集团或者说跨国公司早期的一些，比如东印度公司等等这些公司进入中国，进入中国以后，它在一些沿海口岸城市，实际上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势力。这种势力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掠夺原材料，另一方面要把它的产品要输入中国。”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忠民：“所以最早的银行，就是里茹银行，后来就是汇丰银行等等，麦喀里银行，英国的银行最多，美国的银行还有法国的银行也有，东方汇利银行，法国的，再稍微迟一点。上海当时金融，除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有其他的，荷兰什么东西，他们好几个国家都进来了。”
中南财政大学教授赵德馨：“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更可信。这样呢有着比它票号更优越的制度，新的组织比它更优越，所以关键的还是制度。其次的可能与山西当时票号的老板，大老板，长期住在山西，住在平遥这些地方，晋中。没有进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这么一些早近代化的城市。那么这些城市商业的观念与内地的观念很不相同。”
1900年之后，外国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外国银行不仅垄断着外国洋行的所有银行业务，而且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许多国内市场中。十九世纪末，仅天津一地的市场，外国银行就已经占到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政策。可是当西方银行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时，他们又十分谨慎地与西方银行间保持距离。当西方银行给票号造成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时，山西商人中一些人开始醒悟，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变革来挽救票号。李宏龄就是这些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
1904年，经过八国联军的战乱之后，亲眼见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的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如果他完全进去，实际上是官府控制。他认为进去以后，还是我自己搞比较有前途。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个参与，所以他不想参加。”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我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我经营很成功的，我没有不成功，那我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你要让他接受这个事实，说你这套已经过时了，这个是很难的，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就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来改变了。”
在北京的李宏龄没有接到总号的命令之前，迫切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
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从资本上来说，它不是说在面向社会这种集腋成裘，它不是的。它是家族的，合伙的。这种局限范围，筹集资金这个范围来源就是有限的，就是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第二个，它有一个制度就是它基本上是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我们经营下来结了账，我们今年比如说，赚取了十万元或者十万两，这十万两基本上就全部分了。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留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说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是没有的，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第三个就是我讲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这个在当时归国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的银行家经营之下，用新的一种理念。一元开户，就存银元。过去存银元是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给你开户，这样就有很多普普通通社会中的老百姓，把自己一点点的钱也存在你这儿，它的储蓄就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十倍。到了三十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500万元了，但是它的储蓄存款上亿元。”
山西票号在体制上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山西票号自创立之初，就一直采取信誉贷款的制度。不论贷出多么大数目的款项，都只看重对方的人格和信誉，不需要对方的任何抵押。当时山西票号曾用“万两银子一句话”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信义原则。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银行施行的是抵押贷款。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社会中注重的是法律和契约，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即使在国外，他们也可以凭借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来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得以实施。
票号的种种弊端，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实力名满天下，所以朝廷几乎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正当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时，山西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们出来走一走。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清末，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应当说影响比较大。”
作家王进：“《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得少。”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一个呢，它可能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以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那我自己觉得银行这样做，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因为什么呢？说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呢，你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处山西会馆内，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正聚在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六十一岁。
正是由于李宏龄多年的不懈努力，山西票号的绝大多数分号掌柜们都开始赞同改组银行的主张。朝廷颁布的注册制度，再次为票号改组银行提供了机遇。所以原本商议如何应对朝廷新章程的会议，逐渐变成了研讨合组银行的会议。这次会议结束时，所有人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都先后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其实从1904年开始，就有许多不同行业的人不断劝说山西商人，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
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在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山西县城中的总号写信。这些信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票号改组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在汉口分号的信中，甚至采用了这样的口气，“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首推汉口为最，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
刚刚进入六月，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与渐渐来临的暑气相比，西大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冷清。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当时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对于各地分号强烈要求合组银行的意见，各家票号的总号都没有做出反应。票号大掌柜都在观望，小票号在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都在等待毛鸿翰的态度。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时李宏龄等人看到了大势所趋，要求改革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们讲，制度变迁、改革是要付成本的，也就是说，试想一下，体制方面各家票号的掌柜，今天讲经理掌柜们，他的一种趋同心理在哪儿呢？就是宁为鸡首，不为凤尾，更何况合组银行的话，实行现代意义上股份制银行，那么董事会由谁担当？是由财东担当。因为体现了谁出资谁当董事，谁出资多谁当董事长，而经理层是由董事会来聘任的。那么试想山西省有那么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以后谁来当董事长。在董事会成员里面，他选择总经理，可能是张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这样的话，在改制过程当中，是否能轮到毛鸿翰，正是出于本人的自利，这样一个角度，他也会阻挠的。”
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人，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
毛鸿翰说，“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毛鸿翰既没有说明大家包括了些什么人，又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必再张罗。不仅如此，把合组银行这样一件对票号业生死攸关的大事轻描淡写地转化为李宏龄的个人意见，言语虽然含糊，态度却非常坚决。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信使不是别人，正是李宏龄在毛鸿翰手下供职的儿子。莫名其妙的李宏龄，马上写信向总号申辩，“银行一事，众人皆言系弟一人之见。嘱弟不必组织，具征关爱。此事非特我省有意者以为当办，即外省通达事理者，亦以为不可不办，弟岂敢妄谈天下事。”在信的最后，李宏龄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如闻弟不是处，务望直言字悉，孟子云，子路闻过则喜，弟最喜此言。”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我们从李宏龄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各票号的态度。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就讲，‘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何况开设银行呢？原来就是为了彼此保护，‘万一将来有不能自存之号，既无实款可济其用，反受其拖累。’这个意思实际上非常明确地代表了当时各大票号掌柜们，对于组建银行的这样一个忧虑。这个创业之时，山西商人可以彼此帮助、同舟共济。面对危急的时候，首先顾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整体。”
1908年冬天，11月20日，光绪皇帝驾崩。七天以后，操纵中国命运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了，此时山西商人李宏龄正在病中。一年之前争议很久的合组银行之事已经灰飞烟灭，事情结束得非常干脆，毛鸿翰动用了自己独裁的权利。“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当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
十年之后，当他整理出版《山西票商成败记》时，回忆当时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浇背，闭口结舌。”这腔本可以扭转票号命运的心血，就在各大票号心存观望，毛鸿翰独裁专断之中尚未实施，就付之东流了。
辛亥革命之后，各家票号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挽救危局，票号商人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是当年最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毛鸿翰。
最为可悲的是，北洋政府还没有对山西商人提出的要求做出最后的答复。票号内部就已经因为利益纷争，自己先吵翻了。这种情况下，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离开票号，回到乡下，以开设杂货铺为生。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将自己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做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名夺利。
在《山西票商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六、深宅礼义
一百多年前，在北京、上海、武汉这样一些晋商做生意的地方，曾流传过一首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这是在挖苦晋商，把他们看做土财主，有了钱只想着急急忙忙回到乡下，盖起一座座体面的宅院。
离山西省会太原大约六十公里，有一个叫乔家堡的小村子，村子中坐落着一处气势不凡的深宅大院。由于过去的院落主人姓乔，所以现在的人都管它叫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是由乔氏家族的六代人，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建才最终落成。它动工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也就是公元1750年左右。它最后一次扩建是在1937年。工程刚刚开始，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乔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
晋商修建起的深宅大院并不止这一处。仅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祁县，占地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院落就有十七座。据粗略统计，山西境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深宅大院大概有一千多座。
这些古老的院落虽然散落在山西各地，由不同的家族在不同的年代修建而成，但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其中最突出的是十分庞大的建筑规模。曹家三多堂建筑占地6700平方米，房屋276间。常家大院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房屋1500余间。在大院之内，仅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就有40多座。王家大院虽然地处吕梁山区，但它的规模并没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伟。
不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宅院的规模，目前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明清民居建筑，似乎都比不上晋商修建的这些深宅大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当时的山西商人的气魄如此之大呢？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你没有经济实力，你这个建不出来的，过去叫建筑是金堆玉砌的。特别像晋商、徽商，没有那样的财力出不来这些作品。比如拿故宫来说，它这个建筑要不是在王朝盛世，它出不来。第一要有经济基础，没有钱修不了。第二要有好的建筑材料，没有钱买不到。第三要有很高技术的建筑工匠，建筑的匠人，雕刻、绘画、彩画这些。所以建筑你要脱离了经济基础，不可能有很高的很多很好的艺术。”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山西省境内的许多晋商居所都被开辟为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和纪念馆。有些院落甚至是几乎未动一砖一瓦，只是挂上块牌子，就从一座几百年前的商人住宅变成了供现代人瞻仰、游览的博物馆。
这件事做起来之所以能如此轻松、便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深宅大院在落成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些供人们参观瞻仰的基本要素。主人在设计修建它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说一旦你要进来看，我就要让你看到与众不同的东西。
对于国人来说，落叶归根是每一个游子心灵深处的愿望。浪迹天涯，忙碌辛劳，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荣归故里，而这其中最显赫的标志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盖起属于自己的宅院。
晋商之所以在修造住宅时，做得比别人更投入，更加不惜工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所有离乡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远，漂泊时间最长的一群人。他们中许多人从十几岁就离开家去当伙计，学生意。不论你走到哪里，商号里的伙计制度是三年才允许回家探亲一次。如此计算，当一个六十岁的山西商人告老还乡时，他在外飘零的时间大约是四十二年！
随着晋商的崛起，山西中部开始了此起彼伏地大规模修造房屋。数量众多的高墙大院密集地坐落在晋商的祖荫之地，既昭显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又摆明各自的实力。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建筑是一种文化，建筑的确能够反映各种各样的气质出来。有的看着很商业气，俗气，有的看着高雅一点，有的看着，它是有这个，有些建筑能够塑造一种很神秘的气氛，庙宇里去看它是很神秘的。塑造这种气氛，把你的感情扣住。我为什么看到山西大院文气很浓呢？我有文章特别写王家大院讲这个文气问题，一个是体现在它的礼制上，礼。我们中国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里面，这个礼的问题，礼制的问题，它是一个核心。礼制从周代一直往后，一直贯穿下来。礼制是一种儒家文化思想。”
山西是一个被儒家文化浸润很深的地方，从山西各地曾先后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礼器。这些珍贵的文物说明，早在春秋时期，山西这片土地就已经成为礼乐昌明的所在。
山西解州的关帝庙始建于隋代，今天看到的主体建筑大都是明清重建的。可以说，人们对关羽的崇拜在这一时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同处一地的晋商大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建起。儒家文化提倡的“智信仁勇”在关帝庙的建筑中得到了体现，而儒家文化精神内核的“礼义忠孝”在晋商宅院的主体建筑思想中也被凸现出来。
站在高处俯视这些民居你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由一组组四方的线条构成。所有的建筑又都是沿着一条看不见的中轴线对称地铺展开来。每个院落都由正房、厢房构成。正房是父母长辈居住的地方，子女只能住在厢房之中，建筑中隐含着长幼有序。
高高的台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建筑元素，但在乔家大院中偏偏有一处院落没有修台阶。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主人的疏忽，而是因为这个院落过去是乔家佣人的住处，佣人是没有权利步步登高的。晋商用这种方法体现了尊卑合礼。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有个秩序的，那么这些秩序要合乎礼的要求。礼讲究尊卑长幼、男女尊卑长幼，在讲究这个东西的。这个是一种文化、一种素质。没有礼，无礼就没有秩序。礼的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秩序上，有序的，不是无序，不是随意性的，它有这么个东西，反映了这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气。”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人们为了抵御当时游牧民族的入侵，开始在这里筑城。汉代刘邦建国后就把自己的儿子刘恒派到这里防备匈奴，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由于有这样的渊源，平遥在过去也被称为中都。
山西在元朝时是蒙古贵族统治的中心地区。为了重树汉族皇权的威严，强化儒家的正统地位，明朝统治者认为有必要按照严格的儒家礼法，来重新安排城市的布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有个礼。我个人做人要有礼，我家庭要有礼，国家要有各种各样的礼式。我们这个城市建设建筑方面，有礼的依据的，那就是《周礼·考工记》。《周礼·考工记》具体地规定，讲我们都城怎么规划。除去《周礼》之外，各个朝代还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定。”
平遥古城的初期建造年代相传为西周时期，现在看到的城墙为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旧城基础上重筑扩建而成。城池周长为6163米，墙高12米。平遥城墙在清朝四百多年时间里，曾经有过四次修缮，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咸丰元年。这次修缮历时三年，和前几次不同，这次工程是由商人主持，工程所需资金也是由平遥城中二十四位商人解囊相助。
平遥城墙在商人们的主持下，有了充裕的资金支持。城墙的雄伟坚固使城里的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但是，加强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并不是晋商的惟一目的。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他们处心积虑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军事设施的修建中，同时能和儒家的文理融合起来。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张燕生：“孔子不是在春秋的时候做过中都宰吗？它是鲁国的一个地名，也是中都，平遥也是中都。所以平遥人借助这么一点线索，就把孔老夫子也请到平遥来，把他的弟子们，也在敌楼上修三千垛口，七十二敌楼。象征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是它不是就此而止，并不是让这些人来平遥城墙上一站就了事。不是那么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因为是敌楼也好，垛口也好，它是武备的，防御工事嘛。用文的意象，孔子的弟子是文化的文，它代表文化、文教，用文教的意象来取代武备的设施，就是偃武修文的意象，就是停息武备，修明文教，就是从此不打仗了。”
1997年，平遥古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平遥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根本原因是它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省内有许许多多知名或并不知名的古代建筑也被保存完好。
临汾地区的魏村地处偏僻，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村子里有一座古代建筑和村子里的老百姓混杂在一起。牛王庙戏台是元代建筑，在古建筑专家，特别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人眼里，它的名气可以说如雷贯耳。
山西晋城一个叫寺南庄的地方，宋代建造的大殿仍然那么神采夺目。
这样的例子在山西举不胜举，倘若五台山、云冈、晋祠这样举世瞩目的文物古迹得以保存尚可理解。问题是那些散落在山西各地的大量古代遗存，还能保有今天的面貌，就不能不对与这些文化遗产世代相伴的山西人重新打量了。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自然条件恶劣，但这里的民风淳厚，排斥尚武好斗。宋人谢悰说：“地高气爽，土厚水清，其民淳且厚”；明代《山西通志》记载：“士穷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淳俭好学，工商务实，勤俭……”；“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淳而好义，俭而用礼”。
同时，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明代以前这里涌现出晋文公、王昌龄、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司马光、元好问、关汉卿等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这对山西的人文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晋人勤俭、耐劳、礼让、诚信的民风蔚然而立，平遥古城的完整保存并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吧。
在平遥，在太谷、祁县，在山西其他许多地方，晋商不仅建起了方正、规矩的深宅大院，甚至建筑中一些细小的局部，也都为了增加含义而用心良苦。
书房门口的石墩上，刻上两只香瓜、一卷书，表明这里是“书香门第”。
这里原来是一处祖孙三代居住的院落，正厅由父母居住，于是石栏杆上的装饰就是猴子和抱着鲤鱼的孩子，代表了老人希望儿孙能“后辈公侯、年年有余”。
厢房里住的是儿孙，于是装饰图案就由表现孝行的二十四个故事为主题。
儒家提倡人与人交往时，态度要温和、恭敬，要互相忍让。这些品质在经商做生意时当然更加需要。山西商人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经过融会后纳入到经商的范畴中来，有些观念经过改造，甚至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主导思想。
学者余秋雨：“他又把我们中国商人，原来多少年以来的，农耕文明当中的那种道义感，大块面地引入到商业文明当中。因为原来好像儒家所给的道义感，是在农耕文明当中，主流文明当中比较完整。商人就是好像投机取巧，无商不奸等等。山西商人不是，干脆把道义，把农民身上的淳朴，和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这种道义感，全部移到了商业文明当中来。”
道义感的建立对于本分的商人来说是热切盼望的。封建社会里，商人必须面对的是繁重的捐税、难料的灾祸、官府的豪取、强人的劫获。他们当然企盼世存公平、人怀道义。
山西和内蒙交界处有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众多山西人走西口的必经之地。康熙初年，三个山西人流落到这里，走街串巷做起了小买卖，可光靠挑担卖货养活不了自己，他们只好凑钱开了个小小的草料铺。由于本小利薄，三个人早出晚归勉强过上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有一年临近年关，一连几天大雪封门，生意没人来做不说，吃饭都成了问题。饥寒交迫之下，三个人倾其所有煮了一锅稀粥权当过年。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正端起碗来准备吃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有人敲门。这么晚了怎么有人敲门呢，总得开开看看，一看进来一位白胡子老头儿，拉着一匹骆驼，驮着些东西，说要住店。这么晚了，我们这地方什么也没有，过年没有什么好吃的，你来干什么？他就说没地方去，非要住这儿。所以他们只好把他收留下来，收留下来以后，这老头儿一天又饥又渴，走到这么晚，没吃呢，看着他的粥想喝。他们也没吃，最后说只好先请这老人先吃，所以就给他盛一碗小米粥，来喝着粥。喝完一碗，完了，两口完了，再喝一碗，几口很快就把这一锅粥喝光了。过年这三个人也没有喝上粥，就这样过了年。这老头儿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人不见了，骆驼也不见，但是驮垛留下了。”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里面全是银子，银砣子，后来说怎么办？怎么也找不着，找不着这个客人，然后铺伙就商量，掌柜的就商量。这样，咱们把人家这笔钱点清楚了，比如说30万、50万，然后给它当成股本，放进咱们的本金里。然后每年，过去大盛魁是三年一结账，每三年结账的时候，把人家的红利再给人家加进去，进入万金账上。这样的话滚了几十年，仍然这个钱的主人也没有出现。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台的那一天，它的万金账上，仍然记着这一笔没有主人的财神股，和它的本金和它的利息。”
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当年的那间小小的草料铺已经发展成为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商号，商号的名字也用上了大盛魁三个字。
就在大盛魁日进斗金的鼎盛时代，商号定下了一个必须遵守的规矩。每年春节大年初一，大盛魁既不请客与同行联络感情，也不摆酒席酬劳辛苦了一年的员工。而是全号上下一万多名员工要在掌柜们的率领下恭恭敬敬地喝上一碗稀粥。
从康熙到道光，大约在两百年的时间内，大盛魁的经营者前后换了十几代，但每一代人都始终不渝地遵守着这个规矩。
大盛魁这样做的目的，表面看是对那位帮助过自己的恩人，郑重其事地表示一种怀念与感谢，更深层的意思是要让大盛魁的每一个员工都能牢牢记住，大盛魁能从一家小小的草料行发展成一家规模宏大的商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以义制利。
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渠绍淼：“我从上海图书馆旧报库，看到过一个小资料，很感动，但是说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它就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这个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寓礼于情”是晋商，特别是那些气候大成的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遵守的信条。在乔氏家族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氏家族的先祖乔贵发早年父母双亡，生活非常贫困，在村中常常遭到别人的白眼，甚至同族兄弟也瞧不起他。就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村里一位姓程的女孩子，常常在生活上对他有所接济。
二十年后，乔贵发事业有成，衣锦还乡。而那位程姓的姑娘由于丈夫早逝，娘家又不肯收留，只好带着儿子，孤苦伶仃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乔贵发知道这种情况之后，马上央人做媒，迎娶这位女子为妻，对她带来的儿子也视如己出，还为这对母子郑重其事地盖起了这处四合院。日后声名显赫的乔家大院就是在这座四合院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
乔贵发这样做，应该说纯粹是出于报恩的心理，因为他和那位程姓女子，只是在少年时有过一些接触，其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两个人几乎连面都没见过，他们之间大概不会有什么难以割舍的男女之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拿出一笔钱来帮助那对落难的母子摆脱困境，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乔贵发认为那样做还不够，他是用自己的后半生来报答二十多年前的一粥一饭之恩。
乔贵发在去世前立下家规，乔氏家族的子孙不准纳妾。后人们严格地遵循了这条家规，哪怕是乔家的媳妇不能为家族生养子嗣时，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休妻纳妾。这样的事情，在传统的豪门大家之中是非常少见的。
随着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自明代算起，全国科考中共产生进士137名，山西只有9名，远远落后于安徽、陕西等地。到了清代，这种轻学重商的后果更加明显得显示出来。清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第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学者余秋雨：“所以我当时在分析山西商人人格的第一点就是，我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把商人做纯粹了，把商人当作一个最正经的社会事业来做，这是山西商人特别堂皇的地方。并不是说我做了商人，我有了钱以后，叫我的儿子以后去考科举。去买个官，当然这样的人也会有。但是山西商人想法不是这个，他主要想法不是这个，他堂堂正正做商人。”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诚如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
雍正皇帝看到山西巡抚的奏章后，批注了这样一段话：“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右是古代对山西的称谓。雍正对山西这种有悖伦理的现象，态度并不明确。他既没有表示愤怒，也没有表示赞许。或许山西那已成气候的商帮群体，在他眼里就像是为皇宫后院平添了一个巨大的银库，那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晋商在商场上规规矩矩地做生意，经商致富之后回到乡下再修造起一座座规规矩矩的高墙大院。在岁月的轮回中，一代又一代的晋商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到了清朝末年，在传统的深宅大院中开始出现与传统并不完全协调的因素了。
乔家大院最后落成的院落中，门窗开始采用欧洲的式样。更多的阳光，更新鲜的空气，透过这些大窗子从外面渗透了进来。他们甚至让一列火车跑到了自己的屋顶上。
与此同时，在一些晋商的家庭教育中，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还增加了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乔家的最后一代家长乔映霞是当地第一个穿起了西装的人。
常氏家族十五世后裔常国慧：“那会儿学校办得不错。我们家从太原师范跟第一师范请教员，不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学生不请，就那么厉害。教育特别好，设备一般学校比不了。体育里头足球、滚的铁环、踢毽、跳绳、跷跷板什么的，体育用品特别全，乒乓球孩子们随便玩。那会儿没有手风琴，那会儿是脚踏的风琴，踏的那个，老师天天给我弹那个，特别好听，到现在那个声音好像还在呢。”
门楣是宅院的脸面，过去在这样的位置，晋商往往要刻上标榜儒家学理的内容。可在这处清朝末年的晋商宅院里，门楣上的图案竟是一块标着罗马数字的钟表，只可惜这座原本应该指示时间变化的钟表是由青砖雕成的。雕刻完成时，它的指针就永远地在某个历史的瞬间凝固了。
七、老字号
这是一家商号全体员工的合影，拍摄的时间是1927年，拍摄这张相片的目的是纪念商号开业四百周年。
四百多年前，明朝嘉靖年间，山西平阳府赵姓的三个兄弟来到北京城做生意。北京城位于天子脚下，王公贵戚、名门望族的府第比比皆是。这些人在生活上极为讲究，越是奢侈越是稀罕的东西，越受他们欢迎。流风所及，当时北京城内的平民百姓在吃喝穿戴等日常生活上也互相攀比，毫不马虎。
经商的生意人纷纷投其所好，专挑奢侈高档的商品经营，这样不但利润大，而且买的人也多，做这种生意自然更容易发财。
但是那三个来自山西的商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经营的商品看上去虽然很不起眼，但居家过日子谁也离不了。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的商号里除了茶以外，其他六样东西都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恰如其分地给商号起了个名字叫“六必居”。
直到今天这块由山西商人创立的字号招牌依然高悬于厅堂之上。无人不晓的六必居三个字还是那么响亮。尽管店里经营的内容还是那么普通，但就是这间朴朴实实的老字号，挺过了四百多年的风雨坎坷。
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有一家叫“都一处”的老字号。说起这块都一处的招牌还有一段不凡的来历。据说，乾隆初年，都一处还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饭铺，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腊月三十晚上，京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了。天越来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个姓李的山西商人经营的小店还在静候着主顾。因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敢怠慢。一来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二来盼望着还能有人光顾小店。
将近子夜时分，店里终于进来了一主一仆，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老板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后，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打量起这个店来。当他们发现小店连招牌都没有，就叫老板拿过纸笔，题了“都一处”三个字，意思是这个时候整个京都还在开张营业接待客人的店铺只有这一个地方了。
过了不久，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从宫中专门送来的一块虎头牌。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来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
这个故事的真伪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都一处这块招牌却是实实在在地挂在这里两百年了。这个故事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都一处的生意越做越大，流传得也越来越广。
清代同治年间的文人李静山在他的《增补都门杂咏》中说：“京都一处共传呼，休问名传实有无。细品瓮头春酒味，自堪压倒碎葫芦。”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这个反映在各个方面，我们说过去的商人能够几百年的存在，比如现在说起北京就是同仁堂，说起南方就是胡庆余堂等等这样一些，像什么桂香村或者六必居等等这些商店，那么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它的存在期限是以百年计，这个存在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它以诚待顾客。这个顾客当然包括这几个方面，一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讲，它不弄虚作假，它货真；从价格上来讲，它不会一个人一个价，它不会骗你，它不会随便地给你涨价，给你胡来，那就是它的价实。”
学者余秋雨：“这种诚信体现在一件事，体现在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如果我没有这种道德支撑的话，没有一件事能做成。买者和卖者之间，它尽管有法律保护，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本诚信的话，法律的空子多得很，可以钻来钻去，它可以钻法律的空子，结果还是让很多人欲哭无泪。这样情况就很多了，空间如此之大，法律的网也不能那么紧密，所以这种诚信的好处就在于，就是它靠一个人的人格操守，变成人和人之间不约而同的某一种人间契约，就是一个人的人格操守变成人间契约。这个契约就变成群体性的人格操守，这个成为许多商业运作的平台。”
生意无论做得大小，店铺都需要有名可称，把商号的名称悬挂起来之后就成为字号。晋商的字号多如牛毛，因为它的生意种类繁多，但能把字号连同它的事业长时期地保持下去，就不是所有山西商人都能够做到的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被人们熟悉了上百年的老店、老宅，尽管它们的主人也许经营之道各有不同，它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各有不同，这些都无关紧要，但要称得起老字号，经得起百年风雨，让世人永远地记住它，它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达中国的俄罗斯客商带来的采购清单中，有一样特殊的商品，川字牌砖茶。
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但市场上找不到这种茶，甚至众多的中国企业、边贸商人也没有人知道这种商品产地在哪儿？是由谁生产的？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段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见天日，在这个时候，许多山西人才第一次知道了在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做着令后人难以想象的大买卖。
一批山西商人的住宅被清理出来，对外开放，当年的很多老字号被开辟为博物馆。
在这个叫长裕川的茶庄中，人们发现，这里曾经是一家专营对俄对蒙贸易的大商号，而当年他们向俄国输出的一种主要商品，就是川字牌砖茶。
这就是那种颇具传奇色彩的商品。是什么原因使俄罗斯商人对这样的商品情有独钟，甚至制造这种商品的商人已经消失近百年之后，仍然会让他们念念不忘呢？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这个砖茶到了蒙古草原，西伯利亚。过去的就不讲了，认到什么程度不讲了。就是一直到现在，蒙古人，包括呼和浩特，包括我自己，只认这个川字茶。哪怕这个茶叶已经是，早就不知道变得是什么人生产，内容、质量都已经变了。但是人们还认这个，这种深入骨髓的品牌，简直是让你赞叹！奇迹！你就是难以相信，这么多年过去，大盛魁都不知道了，而且茶叶加工厂，大盛魁没有了，茶叶加工厂后来归公了，成了公家的工厂了，但是这个川字牌的这个品牌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现在。我每到国庆节那天，开始喝砖茶在我们家，喝奶茶，一直到现在还喝着，每天早晨必然要喝。”
离山西省省会太原市不到五十公里，有一个叫车辋的村子。大约一百年前，村子里曾住着一户叫常威的商人。
常氏家族的宅院，今天依旧坐落在村子中央。整个宅院占地150亩，共有房屋一千五百多间。当时曾有三千多人生活在这个宅院之中，常氏家族的成员有800多口，其余的是服侍他们的佣人和仆役。
清末文人徐珂在《清稗类抄》中曾提到过常氏家族的财富，他粗略地估计当时这个家族大概有一百数十万两的家产。实际上徐珂是大大低估了常氏家族的实力。到光绪初年，常氏家族在全国十几个城市中都开设有商号，仅汉口一地，大的商号就有十二家。
这些商号的名字被详细地列在光绪八年1882年修订的《汉口山陕会馆志》中。据现在的一些学者对常氏家族当时财产的重新估算，常家拥有的白银数量在一千万两以上。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之后，常家对自己经营的商品仍然没有一丝马虎，大生意是这样，小生意也是这样。
原山西榆次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咱们榆次人都知道的瑞隆裕，瑞隆裕它一个卖铁铧、麻绳，就是一个杂货铺，和农家很紧密的一个杂货铺。它在进货的时候呢，也是他们亲自去，会到最好的地方去进。你比方说像这个瑞隆裕吧，它那个沙锅一定是要去平定的。它磨的那个香油，那个芝麻，它只选平遥的。平遥芝麻个儿大、皮薄、出油率高、油质好，它一定要取平遥的。那个麻，它要去东山一带，进回来以后自己打。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但它就靠一条麻绳，在晋中一带享有声誉数百年。就是现在老人们还在说，瑞隆裕的麻绳如何如何。它就是把上好好麻进来以后，精心加工，自己加工，自己雇技工在那儿打麻绳。人家一条绳子比方用三年，它这个可以用十年。”
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现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
四百多年前的晋商把修德之行与取利之途之间的关系洞察得如此透彻，境界标立得又如此高远，“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他告诫后人：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在利益面前丢弃了为商、为人的根本。有了清白的名声，有了忠诚和信义，还愁没有利吗？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忻州有一个叫陈其昌的，是道光十一年生。14岁到口外学艺，经营的是栈房。别人在这个店里边给他存了些东西，十几年，好多人都以为这个人早都不在了。你把它货处理了就算了，但是陈其昌始终认为，货是人家的，我不能轻易处理，始终给他完好地保存。所以十几年以后，当这家的后代到这儿来找的时候，发现这个货还完好无损，所以陈其昌后来开设商店。由于这件事，周围许多人都知道。陈其昌这个人非常可靠，所以陈其昌后来成为个有名的绸缎商人。”
包头医学院人文科学教研所教授张贵：“皮毛店的含义，它是一种中介性的行业。你把皮毛弄来了，我帮助你推销卖出去，从中收取一些雇佣金，百分之二。这样的皮毛店，今天讲就是货栈，商家好多货就在这儿存着，一场大火烧了。烧了以后，广恒信讲信用，按原来的清册，逐项算，都给赔偿了。这样就流传下广恒信宝店不漏针，就是广恒信一根针掉下来，人家商家也不漏掉，要归还给你，非常讲诚信。所以失火之后，不仅没有造成商人的损失，有更多的商号来到这个地方，进行皮毛交易。”
公元188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光绪三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其中山西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颗粒无收的情形到处可见，灾荒持续了三年。据清政府的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灾荒。
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商人当然也不可幸免，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损失尤为严重。当时支撑常家家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进行的茶叶贸易，大量的茶叶从江南产茶区运往中俄边境。大灾之年粮食绝收，连人都要以树皮、草根果腹，平日里依靠大批牲畜充当运输工具的队伍，这时是无论如何也组织不起来了。
由于商路的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从这组数字就不难推测出常氏家族当时所蒙受的损失。
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
原山西榆次市县志办主任李林娃：“它不是在这么个困苦中，摆什么阔气，不是这样的，而它是要用这个作为借口，给车辋村的和邻村的乡亲们，变相地赈灾，赈灾也不落一个施舍的名，那么用这个办法好，他们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他们盖房，只要你能搬动一块砖头，我今天就给你吃饭，今天我就管饭了。”
常氏家族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是断然要不得的，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当年被救助的穷苦人也好，今天为此感叹的人也好，有谁能说清常家这个本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常氏家乘》是常家记载祖先事迹、家族历史的典籍。常氏后裔在记录祖先的经商历程时，谈得最多的不是挣了多少钱，开了多少商号，而是他们在商旅生涯中表现出的道德操守。
“至于寄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栉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者，有良贾风，其亿及屡中者，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山西商人诚信为本，这是它经营的核心理念。我把商业文化分成好几个部分，商品文化、商业营销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商业伦理文化，按道理说，晋商这四个部分都有。那么商业伦理文化，经商就要致富，要有效益，但是经营中间要生财有道，不能欺诈，要诚信。这个是晋商所以兴盛，它核心问题解决了，核心的价值观是诚信。那么诚信用到我们现代的文明社会来看，同样非常重要。现代的知识经济也好，信息经济也好，它本身是个信用经济。你比如说要入世，如果没有诚信，跟你做了一个买卖，后面人家不会跟你做了。一锤子买卖是不行的，因此要凭着守信、合同，服务各个方面都要配套。晋商的诚信从史料里看，这些方面都很多的典故。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那么与此同时，对学徒要进行一些道德，讲信用，维护这个商界自己这个形象，这些训练，甚至要专门请老师来，当时讲的话呢，《大学》、《中庸》都要讲。像乔家这个大德通，高钰那个时候，面对的西方商人入侵，进来之后的话，市场上花花世界，外面这个各种各样声色犬马刺激，他觉得我这个号，一定要把人这个思想维持集中起来，那么就通过学习《大学》、《中庸》，维持一种正常的心态，一定把信用、道德放在前面。”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
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学者余秋雨：“当时非常讲究这一点，如果缺少这种道义感的话，人们怎么能够相信，把我的钱交给山西票号，完全交给它，怎么能够相信。它又没有国家力量做它的背景，它又不像现在我们想的，靠什么样的一个支撑，使我们可以完全依赖，它没有。同时当时法律也不健全，我们又不可能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把它违反信用的地方，我们来请法律来保护我们。既不是朝廷和官场保护，又受不到法律保护，这样的商人居然要做起异地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来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这个信用，山西商人居然建立了。它建立的和欧洲当时资本主义商业刚建立起来的情形有点不一样，他们真是把儒家和农耕文明当中的那种诚信挪移过来，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所以有一种很好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说第一度他们从农耕文明，转向商业文明的时候的人格转变，是一种背离性的，那么这一种是组合性的。”
利以义制和唯利是图是生活中美与丑的两个方面，是经商之人道德观的对立。但无论怎么说，利以义制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因为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润。
大德通却是一个例外。
大德通是由乔家大院第三代主人乔致庸一手创办的票号。清末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改朝换代，许多票号不是业务被官方银行夺走，就是因为时局艰难，存款大幅萎缩而面临歇业倒闭。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也历经劫难，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乔家商号元气大伤。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当时山西自己发的一种钞票叫晋钞。大战（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贬值，大量贬值，最后快成一张废纸一样了。弄到二十五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这种状况。这种状况下晋商对大家的存款，要取的时候怎么办？他也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拿晋钞换给你。但是当时的晋商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的币来折给你，给你兑换。”
本可以乘机大捞一把的大德通，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悄然歇业。
事后，人们得知大德通做出这个舍生取义的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认认真真地算过一笔良心帐。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人陷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威胁将会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重孰轻，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
在晋商前后四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曾经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几乎都随着晋商的衰亡而消失了。它们像舞台上已经谢幕的演员，静静地侧身于历史的帷幕之后。它们在鼎盛之时就不会张扬，现在更是敞开襟怀，任后人在这些经历了百年风雨的砖瓦、廊柱之间，寻找它们充满传奇的历史。这幅由道光皇帝所赐的匾额，尽管恰如其分地为晋商的事业做出了最好的概括。但这幅匾额从来就没有被主人器重，日升昌把它悄悄地藏在最深的院落里。这一放就是16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