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傅山都是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他们曾在太原有过三次亲密的聚会。
1663年（康熙二年），顾炎武与傅山第一次在傅山当时的住处松庄会面。松庄在太原东南。《双塔寺雅集记》曰：“出太原郡城东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双塔巍然，其下为松庄傅隐君青主所居也。”顾炎武系江苏昆山人，比傅山小7岁，这一年已经51岁，他来山西这已是第二次。他远离家园北游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江南屡次参加抗清斗争的失败，其时郑成功已率部退往台湾，僻处西南一隅的永历政权也寿终正寝，眼看复明大势已去，他决心“笃志经史”，把自己的晚年贡献给著述事业。二是豪绅叶方恒对他的迫害：顾炎武祖上曾世代为官，后来家境衰败，迫于生计，他将祖上遗田800亩典押给同郡富豪叶方恒。叶乘人之危，图谋仗势侵吞。顺治十二年（1655年）其与原在顾家做过仆人的陆恩狼狈为奸，策划以勾结海上抗清武装的罪名告发他。顾炎武闻讯于当年五月潜回昆山，秘密处死陆恩。于是叶方恒借机将顾炎武绑架，必欲置之于死地。后来，幸亏友人归庄等人及时营救，将这一案件交由松江府审理才算脱离虎口。顾炎武出狱后，叶方恒派遣刺客尾随不舍，于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门外将他杀伤；同时派人洗劫他在昆山的故宅“尽其累世之传以去”。时局的险恶，豪绅的陷害，迫使顾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他久已系念的中原大地去。
顾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晋地、比他年长的傅山。崇祯年间傅山率众赴京为师长提学使袁继咸冤案请愿最终获胜、诬陷者巡按御史受到应有惩处事他由衷敬佩；“甲午朱衣案”傅山在狱中坚贞不屈整整与清统治者周旋斗争了一年的硬骨头精神更令他心折。数年前傅山闻听郑成功、张煌言屡屡战败清兵的捷报前往江淮接应时他们还邂逅相逢，一见如故。如今在莫逆之交的故乡相会，他怎能“不亦乐乎”呢！
傅山正是在南游江淮归后不久开始了他“松庄烟树十余年”的“侨居”生活的。他住在松庄，就别号“松侨”，其含意是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虽居故乡，如居异域。松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条漫长的沙河滩，每当雨季便有山洪从东向西流去。自顾炎武来后，傅山夜夜与他抵足而眠，白天就常到这河边散步。他们除了谈论天下的兴亡、国事的变幻，还有更多的人生和学问方面的话题。他们精神的共鸣之处真是太多了：不仅同重民族大义和操守气节，而且都有广博学问，都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谈；另外他们对音韵、训诂、考据之学也极为精通，吟诗赋文更是旗鼓相当的行家里手……这一切都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每天每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而诗歌的互相赠答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
临风吹短笛，属刂雪荷长铲。
老去肱频折，愁深口自缄。
相逢江上客，有泪湿青衫。
这是顾炎武赠傅山的一首诗，题为《赠傅处士山》。其大意是说自己访问傅山，就是探询复明的梦；傅山过着荷铲掘雪的清贫生活，却“临风吹笛”；老来我们彼此都屡遭挫折，愁苦深积，但在文网严酷的今天只能自缄其口；今日相逢，得遇知音，不禁泪湿青衫！
傅山看了挚友相赠的这首诗，心情无比激动，便立刻步原韵和了顾炎武一首诗，诗题是《顾子宁人（顾炎武字宁人）赠诗，随复报之如韵》：
好音无一字，文采会贲岩。
正选高松座，谁能小草铲。
天涯之子遇，真气不吾缄。
秘读朝陵记，臣躬汗浃衫。
其大意是说：抗清复明的好消息一个字都没有，我们只有以文采相会观察局势的发展；我正在物色能经得起风霜严寒的高山之松，却偏偏天下多是奴颜婢膝的小草，我们虽然远隔天涯，但一旦相遇，便尽吐肺腑之言；而今我又秘读了你的《朝陵记》，为你的气节深深感动，同时自愧得汗流浃背！
《朝陵记》是一年前顾炎武在北京谒明崇祯思陵时所作之文，对明朝的覆亡极尽叹惋之情，在文网森严的情势下，只有最可靠的知己才可出示，而傅山得以“秘读”，足见他们之间的信任之深。
顾炎武在松庄与傅山盘桓了不到一月便又踏上了他“行万里路”的旅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目的是为了著述事业的完成。从康熙元年（1662年）起他北游的踪迹扩展到河南、山西、陕西各地，这期间他除撰写大量的诗文杂著外，全部精力几乎都用于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日知录》的写作。他以友人所赠的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攀山越岭，不辞劳苦，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实地考察，并从历代史书、方志中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材料，然后就在旅行的间隙或在自己的侨居处山东章丘等地奋笔写作。他与徐霞客一样，一生主要的著作都是在后半生25年的行旅生涯中完成的。
1666年（康熙五年）顾炎武在幸免于文字狱“庄氏明史案”（其好友潘柽章、吴炎等惨遭杀害）的祸端后由汾州又来太原造访傅山。这时著名学者秀水朱彝尊、南海屈大均正来拜访傅山，因而他们也都得以相识，而订交，成为志同道合的友朋。这次顾炎武访问傅山还有一个小故事：顾住在傅山松庄寓所，天大亮了还未起床，傅山呼叫他说：“汀茫久矣！”顾炎武刚醒来，听不懂傅山的话，一时怔住了，问傅山何意？傅山说：“子平日好谈古音，今何忽自昧？”顾炎武一想也禁不住笑了起来。原来古音“天”字读作“汀”声；“明”字读作“茫”声，“汀茫矣”就是“天亮了”。两位大学者之间开的这个小玩笑也充满学问，由此亦可见其风神概貌。
这次相会，顾、傅之间又有唱和诗三首。傅山的诗是《晤言顾子宁人，还村途中，叹息有作》，这大约是傅山入城回访顾炎武，回家途中思绪联翩、感情激荡倏尔吟成的：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叶黄尘载五车。
方外不娴新世界，眼中偏识旧年家。
乍惊白羽丹阳策，徐领雕胡玉树花。
诗咏十朋江万里，搁吾伦笔似枯槎。
这首诗大意是说：满清入主中原，胡笳声席卷中华山河、故国文化；幸有顾炎武这样的志士学富五车，风尘仆仆载书到各地传播民族气节思想；我已是方外之人，无法适应这异族统治下的“新世界”；可眼中偏能有缘认识你这样的抗清志士，好像“旧年家”（老相识）一样；我惊服你羽扇翩翩策划江南抗清斗争的智慧；又仔细品味你充满反清思想的诗文作品；你的诗所吟的都是像南宋抗金志士王十朋、江万里一类的斗争事迹；我的诗却像枯槎一样只好搁笔了。这首诗满怀激情赞扬了顾炎武矢志不移决心弘扬民族气节和保存故国文物的斗争精神。
顾炎武为傅山的这首诗感动万分，他立即步原韵和了两首，同题为《又酬傅处士韵》，这里我们只引一首：愁听关塞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能得汉庭明诏近，五湖同觅钓渔槎。这两首诗典故甚多，此处不便一一解释，其大意是以“陵阙生哀”、“河山垂泪”写明亡引起的故国之思；以关塞遍吹胡笳、不见中原战车写抗清失败所产生的遗民之恨；以刘琨、阮籍、张良比况傅山，高度赞扬他的遗民气节；“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更写其老当益壮、奋斗不息，成为至今广为流传的名句；又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而攻灭塞浞以及刘秀灭莽中兴的历史共同慰藉勉励，鼓舞斗志！
顾炎武与傅山第二次相聚后不久就又去飘泊了。他出了雁门关，与曾三年前在代州订交的友人李因笃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节录》“逆诗”案中受到牵连，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济南投案。当局不由分说将他关进监狱。后来还是由李因笃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狱。出狱后他仍潜心于著述，在完成《音学五书》后还撰成《郡县论》、《生员论》、《钱粮论》等一系列具有历史价值的文论杂著。他精心撰写的《日知录》已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纷纷向他提出转抄的要求，于是他于康熙九年（1670年）将已写好的《日知录》8卷公开刊行。在这些著作中，他深刻地探寻了“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的缘由；大胆地提出了“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必须“分天子之权”的“众治”思想；呼吁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这一石破天惊的民主主义雷鸣无异是漫漫封建专制暗夜的空谷足音！
1671年（康熙十年）顾炎武坚辞了大学士熊赐履荐他参与编修《明史》的聘请，第三次从北京到太原拜访傅山。他们这次相聚时间较长，除了忧时伤世、谈政论文、诗歌唱和外，还创办了一些实业。据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考《明史》称：李自成陷京师得勋戚文武诸臣巨金。吴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还京师，火容金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即以骡车纟困载运归西安。敌追甚急，骡马疲惫，沿途埋藏，至西安时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饼“遂多为晋人先后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赀财。世传傅山与顾亭林（顾炎武号亭林）先生友善，两先生密计经营票号，操纵金融，以图举大事，惟忌招祸败事，故其法只凭口授而不传一字。梁启超《清代学术史》也说：“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章太炎《顾亭林先生轶事》亦云：“近闻山西人言晋人得李自成金，由顾、傅设票号，立新规，天下俗从……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看来顾炎武与傅山还真是盛极全国二百余年晋商票号的首创者呢！
票号之前有镖局。据有关史料载这也与顾、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学者姚映川在《中国的帮会》一文中说：帮会的组织除西北堂、东南堂……而外尚有顾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组织，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为标局，后因此而产生山西的票号。顾在江南谋革命不成，在山东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县人，其父戴运昌与李自成有故。李由京败退，赠其白银若干，运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于反清事业。戴家又以拳术鸣世，故戴廷木式便与傅、顾密议设立镖局，为商人运送现款。当时山西人多在东北、蒙古、新疆经商，携运现款要雇用拳术精通之武人保镖，成立镖局既可赚得可观的佣金，又可掩当局耳目，还可以聚拢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对反清复明的大业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傅山与顾炎武参与其事的目的即在于此。
这次顾、傅在太原相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顾自甲申（1644年）以来一直飘泊在外，二十多年来一直过着形单影只的羁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无子嗣。傅山十分关心友人的命运，作为医学国手他为友人诊脉，诊得“断可得子”，于是便多方为其物色配偶。顾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对他的关心，但他已过惯了这种萍踪浪迹的生活，而且已把这一生交给了献身的事业，就诙谐地写了一封《谢友人规纳宠书》，婉谢了老友的好意……
顾炎武孑然一身地走了，从此他没有能再见到傅山。他虽然已定居于陕西华阴，后几年也来过山西几次，但都没有机会再拜见这位他所敬慕的兄长和挚友。1681年（康熙二十年）8月，69岁的他由华阴往曲沃，县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进士韩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韩宣设宴会亲，他还应邀出席，风采依然。八日早他拟去答贺县令熊某及在官诸君，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于是“疾作，竟日呕泻”，第二天凌晨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使他既留恋又厌恶、既热爱又憎恨的世界！
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惦记着傅山，他在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隐者“商山四皓”，愿意永远和他“相随拾芝草”。两年后，即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傅山也随他而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