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0年）的八百年，太原地区的经济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战乱四起，加之匈奴南侵，天灾不断，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社会经济经历了战乱衰退——恢复发展——重遭破坏——再度兴起的多次往复。
农牧业的恢复与变革
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的民族，农牧业生产是古代太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一、农业的衰退与变革
战国末年到秦汉之交，社会经济在争战灾祸的涤荡之下，严重凋敝。秦王朝建立后，虽然国家统一，战争平息，但秦始皇大兴土木、徭役、赋税苛繁，生产力遭受严重摧残。到西汉初年，面对国家元气丧失的状况，臣民极力主张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无为之治。人民开荒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恢复迅速。当时的西汉王朝认为，河东、太原、上党郡若能供应关中粮食，则可避免漕运之繁费和砥柱之险，所以三郡农业深受西汉政府重视。
西汉于文帝时始行屯田制度。因太原以北为汉政府抵御外族入侵的军事要地，军屯制度首在太原以北施行。这一带的土地迅速开发，出现了大片农田。由于移民屯垦和推行军屯，改进革新农具，推行旱作技术，农作物产量比三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河东、太原、上党的粮食均可供给京师，说明当时太原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汉政府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在兼并中流离失所，加之匈奴连年南下掳掠，以至东汉中期以后，屯垦停止，边境空虚。接着东汉政府分裂，战乱四起，汾水下游土地荒芜，无人农耕。从人口变化情况看，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太原郡所辖21个县，土地面积51750平方公里，住户169863家，人口680488人，每县平均居住8089户，人口密度13.1人/平方公里；到东汉元和五年（公元140年）出现人口锐减的现象，太原郡当时所辖16县，土地面积45360平方公里，住户30902户，人口200124人，每县平均仅居住1931户，人口密度4.4人/平方公里，县均住户和人口密度分别比西汉初期锐减76.1％和66.6％。直到曹魏时期，为筹集军粮，复在河东、并州等地设立屯田管理机构，农业有了恢复。
综观秦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混乱时期，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正如曹操诗《蒿里行》所写：“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无一，念之断人肠。”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亲率大军击败袁绍所辖并州刺史高干，任命梁习为并州刺史。梁习治理并州，致力于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山西境内“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于世”。
魏灭晋兴，司马腾任并州刺史。公元306年，并州遭遇大饥荒，又被刘渊部攻掠，并州人口只剩下不满2万户，农业经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
北魏初年，豪强地主势力强大，“并州王氏……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荫户完全隶属于豪强宗族的庄园经济，不向国家承担赋税义务，严重影响了国家按户征收赋役制度的执行。北魏孝文帝为了与豪强地主庄园争夺人口与劳动力，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统治，便在公元485年于平城发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是按农民人数与官吏等级分配无主荒地。
由于均田制把游离的劳动人口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奖励农民从狭乡迁居宽乡，朝廷编户齐民数字增加。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543～549年），太原郡辖10县，共有住户4.5万户，人口20.8万人，户均人口4.6人，比西汉元始二年太原郡户均4人有所增加。
秦汉时期，官民兴办农田水利的积极性较高。西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年，太原境内的水利工程逐渐修复。史载：元初二年三月，安帝诏令在最富裕的地区太原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灌公私田畴。
曹魏时期，官府以屯田制为手段筹措军粮，在实行屯田的地方，极力开发农田水利。如在河东、太原，就曾利用当地的水利条件，灌溉农田，提高农作物产量。
二、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
太原农业在西汉时期有较大发展，从作物种类、品种的增加和园圃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反映出它前进的步伐。
《晋乘搜略》载：武帝“思富养民，教民为代田，劝种宿麦，利民食也。并北地寒，故不能种宿麦，……又麦之别种曰燕麦，俗称莜麦，夏秋种，胜寒，宜边地。太原……近山诸属胥有之曰荞麦，秋种，有红黑斑三种。谚曰：中秋有月，荞麦多实。”“禾稻之美甲于通省”。这段史料说明，当时太原地区已种植了冬小麦、莜麦、荞麦和黍，还有了水稻。
园圃经济始于汉。武帝时张骞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从此不断从西域引入园艺作物。
汉代太原增加了种植葡萄，并能酿制成葡萄美酒，被视为佳品。
三、畜牧业兴盛繁荣
秦汉时期，因战争需要，马、牛类的大牲畜急剧增加。《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秦末汉初社会动乱，边境不稳定，社会经济凋敝，军马严重缺乏，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状况。为此，西汉朝廷在边郡大力发展官营牧场，同时也在内地广建官马厩，并且采取鼓励民间养马的措施。当时并州太原就置有“家马官”一职。
北魏在兼并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将数以千万计的马、牛、羊掠至平城地区，平城地区成为北魏王朝最大的牧场。北魏迁都洛阳时，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西）重置牧场。为了使牲畜适应南部炎热的气候，每年自河西牧场徙牲畜于并州，再由并州渐次南徙，使其适应水土，最终聚于河阳牧场。
据《北齐书.斛律金传》载，北齐于晋阳“饲马数千匹”。可知当时太原乃至山西是国家畜牧业基地所在。
工矿业的开发与提高
一、矿物的开发
秦汉之际，太原工矿业同农业一样，经受了战争的浩劫。到西汉初年，才渐渐恢复生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据古籍记载，秦汉时，太原郡有铁；“悬瓮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安邑、晋阳、娄烦有盐。”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4年），对盐、铁产销实行官营。当时全国设置铁官49处，山西4处，其中有太原郡的大陵（今文水县内）；设盐官36处，山西5处，其中有太原郡的晋阳。宫营盐铁业从采矿到产品运销都由官府经营管理。
汉代山西还有采金者。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马蹄金五件，共重1205克。《汉书·武帝纪》载：“联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首山在永济市南。）
炼铁要用石灰石作熔剂。石灰石和硫磺的开采，还有白矾，也当是汉代山西开发的矿种。
二、手工业的普及提高
秦汉时期，手工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有较大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仍在缓慢发展。
太原青铜手工业历史悠久。秦汉时期，青铜业并未因制铁工业的发达而衰退。1961年，在太原东太堡发现了铜鼎、铜镜及玉璧等文物。同年8月，又发现了铜钟、鼎、鉴、盆、剑、博山炉和大量的半两钱等文物，还有铜钫1件，上刻铭文为″晋阳容六斗五升重二十斤九两″。说明其规模、工艺和经营比较宏大、完整，可见晋阳是汉代铜业发达的地区。
北齐时，晋阳冶、原仇冶（位于今盂县）见于史书记载。特别是北齐綦母怀文把生铁熔液灌注到柔铁（即熟铁）中的炼钢法，说明铁的冶练技术又有新的进步。
晋阳城酿酒业发达，出现了汾清等名酒，远销到邺都。武成帝在晋阳曾经敕河南康舒王高孝瑜：“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盅”。
商业繁华与遭受冲击
秦汉时期，商业贸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汉初，政府实行“与民无禁”的政策，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的太原为交通要冲，四方商货集散，流通贸易繁荣。
自“白登之围”后，汉与匈奴建立了“和亲”关系。山西商人经常用丝织品、酒和其他手工业品与匈奴人交换牲畜与毛皮制品。由于双方贸易是互利的，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所以边贸长盛不衰。
晋阳是各地物资集散之地。晋阳地区贸易主要是以马匹为主的畜产品及金银珠宝等物。
晋阳地处交通要冲，是北方马匹输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河西马匹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河西马匹进入中原以前，必需在晋阳一带驯养，以适应中原的气候环境。
北齐晋阳城商业繁荣，商贾云集，且有外国商人出现。太原南郊的北齐娄睿墓壁画中的载物驼队画，为首一人头顶光秃，前额与脑后、鬓间仍乌发如墨，鼻子肥硕高耸，浓眉环眼，好似大食人形象。右后一驼上驮个大软包，两驼间的一人高大修长，高鼻短胡，浓眉深目，似为波斯人。后一驼驮大软包、虎皮垂囊与丝绸等物。这些画面反映了当时晋阳与境外商人的贸易情况。
西晋至北魏统一北方前，战乱频繁，游牧民族相继入侵。他们肆意抢掠，冲击农耕，使工业凋敝，商业停滞，社会经济衰落。北魏统一北方后，直到太和初年，仍然“钱货无所周流”。
城市建设与繁荣盛况
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繁荣。纵观这八百年间的太原城，规模扩大，建筑增多，人口增加，消费上升，佛教迅速传入，并很快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
公元前248年，秦将蒙骜攻占晋阳城设太原郡。汉初，刘邦为防御匈奴南侵，派韩王信镇守晋阳，改太原郡为韩国，以晋阳为国都。公元前196年，西汉为巩固边防，并雁门、太原郡为代国，封其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城。从此，晋阳城一直作为山西中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西晋末，经过“八王之乱”，晋阳城遭到严重破坏。公元307年，刘琨任并州刺史，大力招纳流民，“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发展生产，晋阳城再度重建。
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晋阳城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坚固的城池，成为群雄逐鹿交替控制的地方。在以后的70余年间，晋阳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秦、西燕后燕占据。其中，公元385年，前秦苻坚子苻丕曾在晋阳称帝，改年号“太安”。
北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圭发兵40万从平城攻入晋阳，晋阳成为北魏南下中原、东出河北的交通枢纽与军事基地。北魏皇帝拓跋圭、拓跋嗣与拓跋宏都曾亲临晋阳巡视，其后百年，晋阳局势相对稳定，城市得到恢复发展。
公元500年，秀容部酋长尔朱荣盘踞晋阳，以太原王的身份操纵北魏政权。公元532年，尔朱荣部将高欢进据晋阳。高欢深知晋阳的地理形势与军事地位之重要，在晋阳建起“大丞相府”。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以大丞相身份独揽东魏大权，常年坐镇晋阳，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夺东魏政权而立北齐。东魏、北齐两朝，晋阳虽为别都，但其政治、军事地位实比都城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更重要。
高欢不仅于晋阳建立了大丞相府，而且创建了周长27里的“晋阳宫城”。后来，北齐武成帝又在晋阳修筑了周长4里的“大明宫城”，超过了北齐都城邺城的宫殿。同时，还于当时的汾河东建立了晋阳东城。
高欢还将晋阳郊区的唐叔虞祠修葺一新，由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祖鸿勋作《晋祠记》，“晋祠”之名从此著称于世，被郦道元称为“晋川之中最为胜处”。天保（550～559年）年间，高洋在晋祠大起楼观，穿凿池塘，飞桥架水，兴建凉亭水榭，命名“难老”、“善利”二泉，建“望川亭”于悬瓮山，颇具“别都之胜”。齐后主高纬在晋阳西山广建佛寺，著名的有童子寺、定国寺、开化寺、圣寿寺、法华寺、天龙寺等。这些佛寺僧尼众多，一夜燃油万盆，光照晋阳宫内。又开凿石窟，镌刻佛像，这就是今天的天龙山石窟。
东魏、北齐时，商贾聚集晋阳，他们除进行商品贸易之外，与权要人士的交往也非常密切。商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渗透政治领域。“富商大贾朝夕填门”（《北齐书》卷50《和士开》载）。当时晋阳城内显官贵妇聚居，外国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各方珍奇异宝荟萃于此。高欢依附尔朱荣时，“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被任命为晋州刺史。因此，晋州等地的金银珠宝涌入晋阳城，再通过这些“要人”及其命妇，流到市场。
当时晋阳城内还集中了大量其他财物。后主在“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宫女“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
总之，秦汉魏晋时期，晋阳一直以区域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地位，成为群雄竞相争夺的地方。到了东魏北齐时，晋阳则是实际上的都城，城市建设、商业、手工业空前发展，是这个时期山西城市发展的典型。
道路修建与交通运输
太原主要交通大道形成较早，这是太原在古代中国北方所处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地位所决定的。
一、陆路
秦统一中国后，“坠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了战国时期区域间的交通阻隔。公元前220年，秦治驰道，“高出地面，用铁椎筑土”，道茬坚实。道宽50步，每隔3丈树青松为志，宽阔平坦，森严蔚然。秦代驰道贯通全国，纵横辐射。其中一条为河东干线，由陕西咸阳东北起，越河过蒲津桥，经平阳、晋阳，堑山湮谷出长城直通云中。此外，由太原至石家庄市东有一条大道与河北驰道连接。公元前228年，秦始皇由邯郸至太原，由太原西至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南）巡游，说明邯郸至太原、太原至上郡也有大道。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出游途中病死沙丘（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当时秘不发丧，大车队继续由井径口（今平定旧关）入晋，由太原而北出雁门（今右玉县境）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再由直道至咸阳。说明太原至雁门有大道。
汉代恪守秦制。凡驰道通过的县，一律令其随时修缮保养。东汉以后，随着驿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汾河谷地交通要道上的驿亭分布日广。
东魏时，平阳太守封子会曾修筑了从平阳北出汾州达太原的大道，取名千里径。
秦汉时期继续开发太原通往晋东南的大道。由晋阳至祁县东观，顺胡甲水（今子洪水）过屯留、长治、高平到晋城。又一路由太原至榆次、榆社、左权，出黄泽关（今左权县东南界），达邺（今河北省磁县南）。
太原以北道路主要修建于秦汉时期，郡治与郡治之间有车马大道相联。此路由太原、广武（今代县）直至平城（今大同市）。
北魏统一北方，由平城迁都洛阳。高欢自立为北魏大丞相，仍居晋阳遥控洛阳，政事往来以晋阳为中心。东魏、北齐时期，霸府晋阳与都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交通甚为便利。主要大道路有：晋阳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村）、晋阳至洛阳、晋阳至长安、晋阳至平城（今大同市）等。
二、水路
西汉时期，大力发展水路交通，解决漕运砥柱之险，进一步勾通了山西与陕西关中水上交通。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武帝曾乘楼船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入黄河北上，到万荣庙前村入汾河，留下著名的《秋风辞》：“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汉宣帝五风四年（前54年），河东、太原、上党地区“岁数丰穰，谷贱伤农，石谷五钱”。于是漕运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京师长安。当时汾河漕运能上溯到太原盆地。（《资治通鉴》卷27《汉纪十九》）。
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汾河漕运受到影响。北魏后，东魏政权占据了山西地区，兴和二年（541年），高欢令各州于滨河地方和津梁所在地建仓廪，积储粮食，以备转漕运供应军需、赈济灾荒。在并州，他继续利用并发展了太原与羊肠坂之间的漕运。因为并州为东魏北齐立国之根本，“转漕太原，以供军需，以固根本”，是十分必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