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守护神：祝融与左权
乡情是一杯浓酽酽的茶，我品茗着故乡的神韵，穿越时空的阻隔，在那些或发黄或崭新的书页中阅读生育我的土地缀成的字字行行，若有若无地唏息着那隐约的书香……
家乡故城始建于祝融山上，虽然旧日城池已无踪可觅，但雍正年间修就的《辽州志·城池》把我们的先人娓娓道来：“辽阳城，州北二里，祝融氏所建。唐武德三年迁之，古人于旧址立祝融庙以志。”故城在春秋辖于晋，战国初属韩，后归赵。秦时属上党郡，东汉末年始置燎河县，之后历代隶属多变，数易其名，燎阳，辽阳，交漳，辽山，辽州，辽县。
咏读这些旧日的名称，想起很多乡人极爱“辽阳”之称，我便乘兴妄加揣测这一名称的涵义。辽，由遥远引申为开阔之意，登临太行山麓不禁使人油然而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阳，山势起伏，凸起之势是为阳；清漳河滔滔南去，又应合了这“山南水北”之谓，更何况这一字还蕴蓄着明亮温和的浓情厚意。我遥望城北那山，至今老百姓还惯称为火神山，辽阳，盖神置之地也，我便找一找那祝融去……
尽管那些久远的上古神话裹携着岁月的流沙莫衷一是，尽管历代文人几经修饰那些传说离完美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仍然醉意于那“你一言我一语”的梦幻中了。
祝融在神话中或为炎帝后裔，或为黄帝后孙颛顼之后，但他被封为火正官，尊为火神却是众口一词。当然我更倾心于前一种说法，《白虎通·五行》语“炎帝者，太阳也。”正所谓天之诸神，莫大于日；天之诸神，唯日为尊。我恍惚看见先民顶礼膜拜那一轮红如丹火的太阳鸟，我们是崇神的一族，太阳，伟大的曦神，烛照我们生命和梦想的光明之神。祝融传为炎帝之后，传为火神，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留下多少不尽的遐想呵！
火神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他是后人想象中的天帝之骁将，曾奉帝命杀鲧于羽郊（《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钉鲧于羽效。鲧复生禹，帝用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又助成汤伐夏桀，助武王灭商纣，兴仁德之火，破固若金汤之城，废不义之君，救民于暴政，战功卓著，彪炳千秋。火神祝融，是什么驱使你驻足于我之家乡，是什么使你端坐庙宇静供后来之人奉祀？是缘于火能御寒祛邪、化生为熟吗？是你把光明和温暖的火种带给故土先人吗？当逢临春节和元宵佳节，故乡家家户户垒火，赶在拂晓前点燃，升火熏烟，驱灾祈福，那由空心绣球砖砌得高高的火塔，那由草柴和煤炭烧着的“晓火”，不正是对祝融永恒的纪念？
而这火神确乎是在遥远的南方，他作为南方保护神又由来已久，横亘于云梦与九嶷之间的南岳衡山是他的老家，那最高的山峰名曰祝融峰，在峰顶雄踞着气宇辉煌的祝融殿……
时间穿梭而逝，数千年后，家乡的火神庙在沧海桑田的历变中虽然香火仍盛，但虚幻的神灵终将奈何不了侵略者的血腥践蹭，当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在辽县的天空，在火神镇守南方之地湖南诞生了又一个英雄，他一直向北走来，走进了我的家乡辽县。他就是左权将军，一个“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敢”（朱德语）的辽阳一地的现世守护神，他浴血太行，力庇吾乡，直至壮烈殉国！彭德怀在1942年亲撰之《左权同志碑志》中这样写道：
“……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即务实用，向往真理尤切。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大。业成归国，戮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迨乎七七事变，倭寇侵凌，我军奋起抗敌，作战几遍中原。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于1942年5月25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十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
“闻道将军血战死，倾眶热泪湿衣裳”。1942年的“九·一八”，辽县党政军民五千余人集会于当时县府所在地西黄漳村，为永志将军之丰功伟绩，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从此华夏版图上的这个地名便倍受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的注目，从此一曲家乡民歌《左权将军》唱遍赤地神州……
城北清康熙末年重修之祝融祠（俗称火神庙）的飞楼翠阁，早在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就已灰飞烟灭了；北街路上原为清代供奉在位帝王的生祠——万寿宫的旧址上，抗战胜利后便改扩建起左权将军烈士陵园。而今，平素园中偶有稀稀落落的人们逡巡其中，背手闲游，只有那些胸带红领巾的孩童们在队日活动时伴着昂扬的鼓号声涌入，园中才增添些许激情肃穆的景象，当年陶铸曾吟“死有鸿毛与泰岱，几人赤血换炉香”，今天，炉香在何处袅袅燃起呢？是不是在家乡人每个人的心中呢？伫立在陵园门前，我抬头看看斗拱飞檐、雕梁画栋的新门楼，却隐隐觉得比起以前的灰砖青瓦似乎不仅仅是少了一份朴素的美……
家乡左权人文胜景拾遗
夸耀养育自己的一方故土，是中国人普遍的心理情怀，或曰景致独秀，或曰土产丰美，更重要的是地因人杰而灵，便留传下许多或史传典载或乡野穿凿的名人轶闻趣事，人土相映，别有洞天，所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正是这个道理。翻阅新旧县志，或风流名士或显赫闻人，与家乡辽阳一地有着千丝万缕般关联的亦大有人在。
旧传之“辽阳八景”中“许洞清风”和“高欢云洞”两处便是人景合璧的怡人写照。
许由是上古时著名的隐士，传说他为避尧帝禅让天下，匿居箕山，农耕而食；又闻请其出任九州长官，以之污听而生洗耳趣事。家乡箕山有“许由洞”、“洗耳泉”似为佐证，又有许由洗耳于颍水之说，因此这类故事河南、安徽亦不乏类似传闻，但如诸葛孔明是出于“襄阳”还是“南阳”，不过是无谓之争罢了。
避位，诚许由高风亮节也；洗耳，则未免矫情造作，我想谈及“隐”，还当首推同属晋中的介休一地流传的焚于绵山的介子推。
“高欢云洞”，据清光绪《辽州志》载，因北魏、东魏两朝权臣高欢曾在此避暑而得名。高欢虽出身于怀朔低级武官，不过一介鲜卑化了的汉人，但依仗个人的勃勃野心与超人权谋，征战四方，终于成为控制北魏、东魏政权的“太上皇”，重演了东汉以来一代奸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伎。高欢在晋阳建大丞相府，史称“霸府”，遥控魏都洛阳朝政，“高欢云洞”即传为高欢往来于晋阳、洛阳途中避暑之一站。后高欢子高洋废魏自立，但荒唐的北齐王朝很快便被北周灭了，三年后，高氏又被灭族，正所谓“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与天争”。不过，高欢当政时节，在缓和民族矛盾、致力于东西魏重新归一等方面，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还是有所作为的。
家乡县志人物传略篇，首介春秋时晋国执政“先轸”。《水经注》中说“辽山县西南黄崖山，先轸所出也”。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子重耳为避难流亡国外，漂泊达十九年之久，先轸与狐偃等一批近臣随行，为五贤之一。他先后随重耳到过翟、卫、齐、曹、宋、郑、楚等国，此行中介子推曾割股啖君，不愧为未来君父重耳的恩公，后因秦晋之好，一行人定居秦国。晋惠公十四年，重耳由秦送回，返晋即位，为晋文公。文公五年先轸封为中军元帅，统率三军，时军政一体、文武不分，故又为正卿，成为晋国最高军政长官。因宋背楚附晋，晋迫于情势出兵援宋，先轸审时度势，不以传统“结日定地，各居一方，鸣鼓而战，不相诈也”之战法，而是窥透“兵者诡道”，善用谋略，既全了晋文公当年避于楚时的诺言“退避三舍”，又在城濮之战中大胜楚军。城濮之战是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此战之后，晋文公大会诸侯，成就霸业。“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这五个先后称霸的诸侯，史称“春秋五霸”。文公死后晋襄公继位，次年先轸率军与秦进行了崤山之战，全歼秦军，古籍载，“匹马只轮无反者”或“无一人得脱者”，从战役上而言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干净漂亮的伏击歼灭战战例，而从战略上而言，先轸只认为秦是晋称霸中原的潜在敌人，却过早地破坏了秦晋联盟，将盟友推向敌方，怪乎人言“春秋无义战”。崤山之战，晋俘秦三帅，因文公夫人赢氏原为秦女，求情于襄公，三帅获释复归于秦。先轸面君闻知此事愤而唾地，后自悔对君无礼，在当年与翟军作战时，只身冲入敌阵，“自解其甲以受箭，箭集如猬，身死而尸不僵仆”，“怒目扬须，不异生时”，翟将既畏且敬先轸元帅之神勇，以香水净体，锦袍裹身，还与晋国，后葬于
阳城南二里处。现在左权河南村后山岗上，仍有先轸墓，州人曾于墓旁建“晋大夫祠”。抚往追昔，甚感于先轸将军之先国后君、有国有君，从未挟权自重，真正忠勇无双，州人实应多多缅怀，但星移物换，英雄墓早已是荒冢草掩，罕有后人凭吊，愈发显得冷落凄清……
从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离开，我依然寻梦辽州。县志载，我国元代影响颇剧的紫金山书院便在家乡东部晋冀交界的上庄村，元代在天文、历法、数学、水利等多方面均卓有建树的一代奇才郭守敬曾求学于此。据说峰峦叠翠、绝壁万丈的紫金山的山腰处至今仍有“紫金山书院”石碑一块，我无缘前去置身于前辈当年昂首问天、风骨肃立的紫金山巅，知道北京积水潭附近的汇通祠即郭守敬纪念馆，便偷闲前往一观。
过卧波小桥，沿曲径拾阶而上，四周假山叠石，林荫掩映，远眺西山，南临清波，正合“水自山出，归入瀚海”之意。山顶一处小院素雅幽谧，院中端居郭守敬的汉白玉胸像。京都人念之，饮水思源，因为当年蒙忽必烈重用的郭守敬执掌都水监，曾主持开发当时为元大都水源的白浮堰，开通惠河，京城人至今受益匪浅，他一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从事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因此展厅正中悬联“都水功在人间，太史名垂宙宇”。但我想郭守敬一生“纯德实学为世师法”，其最大成就还是在天文学上，京城人强调他“开畅疏源流，兴万世之利的宏规”，不免喧宾夺主，淡化了其“创历法仪器，作四海测验的壮举”。我复转道前往建国门古观象台，睹物思人，以其为代表编制的《授时历》实施近四百年，为世界上古代历法史中使用最久者，比通用之公历早三百余年；主持制造了简仪、仰仪、高表等十多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为世界上最早采用赤道装置的仪器，诸如此类“世界之最”，不一而足。我站在那些蕴蓄着无穷宇宙玄机的巨大天文仪器前，遥想郭师当年，于辽州紫金山中，当星布天幕万籁俱寂之时，他仰望夜空，山风徐来，把他的衣角轻拂，这崇山深壑是如何砥砺出他那博大的胸怀和眼界的呢？
追念这些尘封的往事，觉得家乡在乡土教育上殆乎无功，我及至成年才返乡“补课”，而这些，不仅仅是上文提到的史载雄才的种种业绩，还有辽阳一地的历史沿革、文物遗存、古建民居等等，都应该在乡人幼小的心灵中深埋下来。爱国小而化之即为爱乡，爱家大而化之亦为爱乡，这种“爱”不单纯是一种情感，它附着在对许许多多美好事物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辩中。这种爱会使得我们在夸耀家乡之时，不至流于夜郎自大、井底之蛙般的自慰，而是真正持有自知之“明”，并透过今天，洞悉未来。
四牌楼，越来越远的梦
小城俗称“衙门口”的十字街头，曾是家乡至为繁盛的闹市中心，因毗邻旧时辽州州署衙门而名。又因原来四个街口各有一座牌楼，老一辈儿的乡人们也把这一片儿叫做“四牌楼底”。我无缘置身在那牌楼合围而成的天井形街心里，那斗拱飞檐、石基木架的“四牌楼”，早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就已经拆除了。只是从宋树元老先生的旧文中憾然读到，那四牌楼的匾额上，曾依次书就“东抚太行”、“南萦清漳”、“西锁晋疆”、“北拱神京”的字样，家山的胸襟曾是那么地气度恢弘。四牌楼，于我而言，只是心中的一个梦景。
多少次登临距衙门口北面仅数步之遥的三元阁，面南环顾，东西两厢商铺林立的街衢以方位而名为东街、西街，中轴往南就是大南街了。在三元阁这昔日的最高处，小城尽收眼底，呈丁字形格局缓缓地四下延展，青瓦灰砖砌就了“七街、八巷、九圪廊”，在其中生息着敦厚安恬的世代乡民。
矗立在大南街中段的过街钟楼，它应是城里最沧桑的身影之一了。据载这楼阁创建于850余年前的金代天德二年。那时，小城偏安于昏聩腐败的南宋辖治之外，暂时归入了以“金”行号的完颜家族的疆域。那金国在乱世中，与辽、元并吞南宋，也不过仅苟延了一百多年就灰飞烟灭了，而这钟楼和巨大的八卦铁钟，却在江山和岁月的沉浮中，默默地间或轰鸣地存留了下来。到了1922年，在衙门口的西南角，又盖起了一座与小城整体风格迥异的西式礼拜堂，块块方石错缝插花，砌楼成塔，和三元阁、钟楼一道渲染着昨日衙门口的辉煌。变迁中，或阶段性有所修葺，或遗弃闲置，一任自然人为的合力毁损，这三座历经风雨的小城代表性建筑，也日渐灰暗了……
最近这几年，全国众多的地方都在一日千里地大搞旧城改造，似乎唯此一途，方能凸显“现代化”的成果和进程，偏僻的家乡小城亦不例外。我即便一年两三趟地返乡，也还是不免为它街市间转瞬而生的变化感到惊诧不已。城中心早已向东北方向偏移，改称为辽阳街的东街西街路面也拓宽了。我逡巡在衙门口不再繁华喧闹的十字街头，儿时印象中高高大大的三元阁、礼拜堂、钟楼已淹没在幢幢新盖的高楼中，显得是那么的低矮、破败和无助。
我往西关坡下走去，记忆中正月十五闹社火时，人们必到皇母圣圪廊去观灯。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搭起小牌楼，圆木圪榄的架子上遍插柏树圪枝，再点缀上大红对联、五彩纸花，更有麻头纸扎染浸色的元宵吊笺，在横楣上迎风翻卷。好象全城的能工巧匠都聚居到了这窄窄的圪廊，又是八角宫灯状的走马灯，又是层层叠叠的莲花灯，更有白菜灯、南瓜灯等等造型各异的彩灯杂陈其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但这些都只是旧时光里的盛况，而今逢临良辰，越来越富裕的乡民们，却不知缘何日渐疏离了那份贫困时犹存的意兴情趣，只随意买两个最普通的红灯笼，随意地挂在不再有牌楼的门前。与皇母圣圪廊相对的小南头儿，也是一样的落寂，过街楼阁下只有几个慵懒的老人静静地守着那一拢旺火，全然没有了昔日喧天的红火中攒动的人群。整个西关前街的两旁街景依旧，接近尽头处，远远就能望见刘家旗杆院那砖雕的门楼，只是不知道这旧景旧情在“旧城改造”的风潮还能存续多久。
过去的岁月留给家乡小城城乡的种种印痕，在山西这个传统文化厚积、历史文物众多的氛围里，也许确乎算不了什么，但对我们小城人而言它们是唯一的。因此我们改造家园的心愿、对城镇的建设规划，应在总体格局上充分保有一地本身在时空上的立体感。正是因为这些古建民居，这些深深蚀刻着每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印记，小城才得以完整而生动地向后来者娓娓诉说那份属于自己家园的更迭变迁。更何况，在传统习俗和居住环境的长期影响下，小城人早已相对固化下来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千篇一律的、毫无个性的楼宇，如何调适他们早已习惯了的那份对院落和四邻的亲近呢？因此关注那些老建筑和广泛的民居，不仅仅是因为其中凝集的历史文物价值，更是对一份传承不息的本土人文情结的深切关怀。善待那些曾经辉煌的老建筑，三元阁、钟楼、文庙和礼拜堂，不是要把它们修葺一新，而是“整旧如旧”，保护这些伴随了小城人数百年的沧桑身影再不要因我们的漠然而面临坍毁的噩运；谨慎处理那些深植在我们记忆中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比如刘家旗杆院民居、“育贤学校”仅剩的门楼，还有陵园街上那棵百年老槐等等。
在家乡之外的一些地方，因为关注本土地域的文化价值曾经滞后于眼前的经济建设，如今富庶起来的人们又陷入了是否重建旧景的尴尬境地。而那些深具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因其自身特殊的不可再生性，岂是拆拆建建能简单恢复得了的呢？前车之鉴，发人深省。当然家乡不可能封闭于现代社会和现代物质文明之外，小城人也大可不必永世居于祖上留下的危房陋屋中，只是我们需要真正地去关注前人经过筚路蓝缕的开拓，才给我们留下的那些可贵的文化遗产，我们需要珍惜我们那份独有的生存模式和生存环境。我们越过大山的阻挡，把目光投注到远方的都市，并不因我们不了解或漠视自身文化而产生的孱弱而丧失自信。我曾在春节的家乡街头，听见有些年轻人报怨家乡过年的上午要去上坟祭祖的老风俗，那一刻我心里觉得格外地冷。而在春意盎然的北京，大街小巷里穿行着很多身着唐装的人们，晚报上彩色的标题写着“流行民俗，就是流行民族自信”。
过街钟楼如今已是残败不堪，南口洞顶刻石上“凫音遍觉”四字早已斑斑驳驳。我遥想城南的清漳河中，一定曾经游过戏水欢呷的群群野鸭，当这岁久老钟悠然而鸣，汇合万籁之声交相入耳，那一刻的小城，被映衬得是多么的宁谧详和呵。我复转身来，端详另一侧更为模糊的字迹“环听”，禁不住叩问这楼这钟，在今日飞旋的物化时代，你可曾深切地听到自身的落寞呢？我心底祈望着，这昨日小城，不要再成为下一代人梦中的“四牌楼”！
我因整理父亲的回忆录，引发了自己对家山旧梦的追寻。尽管四牌楼早已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仅仅退化成一个越来越远的梦，但和父亲无数次的交流和我在家乡四处的行走，却令那些逝去的往事、从前的旧景渐渐地在我的心中眼里明晰起来。我相信小城这一方水土还将一如既往地给我们及后人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是关于人，还是物与事，并以此感动和警醒着我们的生命，印证着鲁迅先生七十年前的断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未来，洞若观火！”
乡音乡情
父亲其实也能讲比较流利的“山西普通话”，但在京城小住的日子里，他仍然执拗地操着一口原汁原味的左权话，因此便很难融入小区里扎堆闲聊的老年人中间。偶尔他插入一句家乡土话，看着周围的“北京大爷”们露出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怪样，父亲丝毫也不尴尬，便背了手，往东一望，新修的四环路上慈云寺立交桥就要峻工，于是不紧不慢地踱着步，嘴角儿挂着悠闲的微笑平和地溜弯儿去了……
我客居京城十五年，这个都市早已轻易地改造了我这个异乡人的语音语调。当然从模仿到熟练，家乡方言中的某些惯性不可避免地总会在谈吐中“冒”出来，于是妻有时便嬉笑着纠正。我笑一笑，跟她说乡音也是人身上的一种胎记，与生俱来，永远也不会消失。和父亲在一起聊天、或一见着家乡来的朋友，我便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语言习惯，并善意地戏谑北京人一生只会用一种腔调表达自己的喜怒衰乐。妻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说我也差不多能听懂左权话了。
夜深人静时，想起家乡话里的种种“土味儿”，又想起家乡人视所有外来语统统为“侉”话，并一概称外乡人为“老侉”，不禁欣然而乐。
我们左权人不管什么前鼻音和后鼻音，因此“晋”“敬”、“门”“萌”不分；我们经常混淆翘舌音和平舌音，“史”发“思”音、“支”发“子”音；我们还把好多词统统儿化，梨儿、刀儿、鸡儿、鱼儿；我们还将许多词尾该带“子”的词统统单音读出，尺子——尺，茄子——茄，筷子——筷；这些语音语调使家乡话听来短促活泼，极其轻快。但我更中意家乡话中独一无二的部分，譬如极具“山药蛋派”风情的“圪”字大量运用，“圪蹴”就是“蹲下”，“月圪娃”指尚在襁褓的婴儿，“圪廊”和北京人说的“胡同”是一回事儿，“圪吃上一圪星儿哇”是说“将就着吃一点点吧”。我们的重复音更有生气，夸你很俊俏，说“俏不来来”，把狗尾巴草动人地叫做“毛毛狗狗”，你穿的衣服要是很黑，就说“黑不叽叽，穿哩象个甚呢”。很多词语又取其意而非直指，被子叫“盖的”，褥子叫“铺的”，零食叫“小吃的儿”，更把沙棘称做“酸溜溜儿”，多么形象生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噢，差点忘了，家乡方言中还有个极具风情的、表示“你”的词儿：“呆”，《左权县志·方言》中做了这样的解释：“呆”是左权方言中用法最为讲究的一个代词，是对亲切的人或熟悉的人的亲昵呼唤。多用于夫妻间和情人间互唤，也可用于兄弟姐妹和平辈熟人之间，有时也用于长辈呼唤晚辈。陌生的异性之间则要慎用，更忌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乱用。在左权很多民歌中，尤其是男女对唱的爱情山歌里，一个“呆”字承载了多少深情蜜意，开花调《桃花红杏花白》里这样唱到：
“桃花花你就红来，杏花花你就白，爬山越岭我寻你来呀，啊圪呀呀呆。榆树树你就开花，圪枝枝你就多，你的心眼比俺多呀，啊圪呀呀呆。锅儿来你就开花，下不上你这米，不想旁人光想你呀，啊圪呀呀呆。金针针你就开花，六瓣瓣你就黄，盼望和哥哥结成双呀，啊圪呀呀呆。”
家乡话于我这个异乡人而言，除了浓浓的亲切感外更体验着一种痛快淋漓的酣畅。据说强烈排斥普通话的秦川鬼才贾平凹弃学普通话的理由是“毛主席一辈子都说湖南话”，并再进一步形容那一句乡音浓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是如何如何气势雄浑、王者风范十足，据说说不惯普通话的贾氏也不常来京，我于是隐隐约约地懂得了父亲，他也是想念他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家乡了吧？难怪金圣叹列人生“不亦乐乎”之事时曾这样说，久客还乡之人，行渐近，渐闻本乡土音，算为人生一大快事。
在北京这个城市酷暑来临之前，我伴父返乡，一进左权那个小城，活泼泼的乡音便充斥而来，我感觉到年逾花甲的父亲，脚步竟象年轻小伙儿一样轻盈……其实，我多么想趁父亲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让他在我身边多住些日子，但终日忙碌的自己除了吃穿用上多照顾老人一些，是不是剥夺了他更重要的一些乐趣了呢？我想侍奉父亲的心意，是否仅仅只是等同了一种形式呢？老父回乡后，我这个客居京城的“异乡人”常常拨通家里的电话，老父犹在身旁，就用地道的左权话和他拉拉家常……
世俗家乡
家乡人活得平和而快乐，世俗在他们眼中至高无上。
县城中部的陵园前街，就在左权将军烈士陵园（原万寿宫）的斜对面有一棵年逾数百岁的老槐。槐已中空，枝杈上即使是盛夏亦不复茂盛，但残缺的老槐上依然有最打动人的厚厚的绿意。因为岁久因为种种不可言传的缘由，逢着某些日子便有人前往祈福，香炉虽陋亦不乏一缕诚意之香，更有那一条条红布系在中空的残木上格外醒目。
树有万种，中国人缘何对槐树情有独钟？
神话中一棵老槐能开口，为善良热情的七仙女和勤劳朴实的董永之间缔结传奇姻缘承媒做证，引发出感人涕下的、天上人间的一出爱情绝唱《天仙配》。而山西洪洞县的古大槐树更是撼人心魄！在明洪武三年至永乐十年的五十年间，无数华夏先民分十六批齐集广济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由此远足，开拔到山西其它五十一县及周边的十省市。洪洞的这棵大槐树，便成为迁往外埠的移民后裔的唯一故乡，“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要知故乡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我不曾到过洪洞，那老槐树历经六百余年的风霜，想必已然萧瑟，枝桠亦应透露出衰老，但树下的子民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我自问，我们家族这一支李姓来源早已湮没在岁月的尘沙中，我们是不是大槐子孙呢？我倒宁愿祖先曾由此出发，于有心后人好有个寻根祭祖的去所。但民谚讲，“谁是古槐后来人，脱履足趾验甲形”，展足一观，惜趾甲无痕，奈何奈何？更有太原晋祠南边奉先寺内的一株枯槐复生，留得民谚“千年柏，万年松，老槐一睡几百春”四处传扬，引得槐前香火鼎盛……
由此，我又想到种种，辟如在庙宇里焚香膜拜的善男信女，他们究竟是不是都是些被某些人称做满脑子封建残余的迷信之人呢？我以为凡此种种归于一类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慰。逢着年节，给自己许一个愿：遇着灾荒，恳请转运，这一“跪”一“烧”，人蹲下了就卸却了烦恼；灰飞烟灭了，自己于是有了盼头。说到底，平民百姓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这原本是无碍大雅的，所以我觉得除了不事一切、专奉神灵的超级信徒，大多数百姓只不过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心理医生”，这无可厚非的事属于世俗百姓他们自己，与他人无关。
县城里原有一座文峰塔，文革中被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夷为平地了。小时候听过一些风中飘来的“传言”，言说文峰塔乃是辽州镇地宝塔，原本一塔屹立，诸恶不作，言之凿凿者说若干年前塔下填埋了许多兵刃利器，所以后来一俟凶案发生，便有人以此穿凿附会。我想与其胡思乱想，不若就让塔留着，不是说留着塔就真正拥有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了，但总是会少些胡乱猜测、心中惊悸的臆断。
世俗社会，洋溢着一种与逻辑和科学无关、简单却根本的快乐，贯穿着与柴米油盐生儿育女消灾祈福养老送终等等有关的实用哲学，也许对待这一切的态度还是既不去“破”也不倡“立”的中庸大法最为妥贴。
老子有言，老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俗”正是家乡小城人的“乐”境所在。
祖居废墟和弹三弦的爷爷
从壑岩村沿着舒缓的山坡向西爬行，大约三四里路就到了洞坪山上的旧村了。不远处就看到了早已被村民们遗弃的残垣断壁，背后是连绵的山峦，北面较高的一个山包状似窝头，稳稳地上尖下圆着，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经常到那儿去放羊。山上树木不甚茂密，但周遭因着暮春亦是葱郁地绿着一片山川。
我八岁的时候跟着建祥哥（我三伯父之长子）第一次回老家。只记得漫山遍野都在采核桃，自己吃得小手发黑，那是新鲜核桃硬壳外的一层绿色果皮渗出的汁儿，染在手上，回到县城久久也洗不掉，于是便伴着剥去皮儿后嫩白香甜的核桃仁儿的余香一直回味着。
村子南边的沟壑里即便是逢着大旱也不曾缺水，只是弱弱的溪水东绕西曲，在石头缝中无声地缓行。“依山傍水”，也许是城里人想象的田园美景，而在洞坪人的眼里却那么自然平常，全然没有丝毫幽居佳境的夸张。我和弟弟在一个亲戚的带领下到了祖父的老宅子上。因为三伯父一家已迁到山下，原来房子的木石能派上用场的都已拆了，只有破败的半截土坯墙无言地立着。牧羊人吆喝着经过，随着咩咩的羊声望去，竟发现有几只羊在别人家残存的屋顶上啃食着绿绿的杂草。
在偶然的机会和本家亲戚们闲聊时，听说爷爷很喜欢闹社火，逢着正月十五村里组织流行于我们南乡的“十样景”吹打乐时，或前往县城给村里的小花戏伴奏时，总少不了爷爷的三弦。说起关于三弦的旧事，父亲说他记得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他堂兄李占魁上山上坟祭祖之后，总要推开我们家门，和爷爷一起盘坐在炕头，一个弹三弦一个拉二胡，嘴里还少不了又哼又唱，家里过年的气氛在他们爷儿俩的欢腾下增色不少。而爷爷在姐姐出生那一年就去世了，因此我并没有听过他用结满老茧的手在三弦上弹拨出的声音。我专门跑去乐器店里端详那称为三弦的陌生的乐器，回转家来，在桌前放上爷爷那仅有的一张照片，想象着他悠然操琴、沉醉其中的模样……
三弦，令我想起沈尹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此为题的那首名诗：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拦，让他直晒在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大门里，半院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那样的意境里我仿佛看见了爷爷。三弦在家乡并不少见，混杂在十样景种类齐备的诸多乐器中，不管唢呐、梅笛、二胡、笙，还是锣、鼓、镲齐鸣得多么热闹，还是压不住三弦坚实响亮的音色，它明朗地穿透而出。爷爷的左手上下滑动，右手指或弹或挑，三根长弦跳动着农人喜乐，我想在民乐中也许只有唢呐可与之媲美吧。但我更喜欢在自家院里自得其乐的爷爷，他也会“拉”三弦吗？象别的艺人那样用力而快速地锯着琴弦，模仿晋剧或者大落或者河南梆子的唱腔，一声声大幅度的滑音泼辣刚劲，象极了人声高扬。也许爷爷并不用弓去拉，而只是弹拨三弦，我闭上眼回到从前，爷爷便是沈老笔下那被土墙挡住的乐人，三弦声穿墙透土，直如穿透时空而出，那长长的三条细弦上发出的声音古老含着苍凉，粗粝间或高亢，萦绕着爷爷劳作一生的喜乐和悲苦。
三弦也许仅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乐器，在城市里可谓极其罕见，但因为它和爷爷发生了关联，于我便不甚陌生了。听三大娘说，爷爷去世很多年后家里还留着那把伴他多年的三弦。那三弦应该早已破旧，调弦的横轴锃光瓦亮，琴杆上的漆一定也在岁月中磨得斑剥，表面露出一道道那原本的木质纹理，再后来，祖居从山上迁下山脚，那三弦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回过头来，祖居的地基上和院子里三大娘已松过了土，种上了一些小葱。我环顾四周，静寂异常，间或传来几声羊咩和雀鸣，却映衬得祖居废墟更加地宁谧详和。这里,爷爷十七岁就只身到来了；这里，父亲长到二十多岁后离开它去桐峪镇、去县城、去省城了；这里，我不曾生长于此却来自于此的这里，直到我三十三岁才仔细地把它端详打量……
我内心里合掌胸前，双膝跪下，拜谒着不曾谋面的爷爷奶奶……
一心只想着“吃”的童年
听母亲说，1967年的乱世中我哇哇坠地，生来就胖嘟嘟、虎生生的，于是便给我起名叫李彪，捎带着咱平民百姓也沾一沾当时毛主席身边的“红人儿”林副统帅的光。九·一三事件后，父亲心里觉得这名儿硌得慌，和母亲一合计便商定改成“斌”，儿子将来最好文武双全嘛！结果父亲去县公安局户籍室改名时，户籍员不假思索地便写成了“兵”，可能他耳朵里听熟了当时的时髦名称“红卫兵”吧！真是一波三折，直到我考初中时父亲才又到公安局给我改回“斌”字。
我属羊，又是十一月降生，老百姓说，“冬天羊，没草吃”，命里是个苦孩子，我儿时的记忆便多和这“吃”有关。
父亲告诉我，我从小跟着母亲在蛤蟆滩小学。刚学会走路时，在村里修路的建筑工人们正好在学校里支着伙房，每当临近晌午时分，工人们已经开饭了，母亲还未下课。我便摇摇晃晃地端个小搪瓷碗，走到墙根儿一溜蹲着的工人叔叔面前，因为还不会说话，使只把小碗往他们脸前一举，咧开小嘴只管乐。工人们很喜欢逗我这个小胖子，便给我往碗里夹一筷子大锅菜中最好吃的那部分，我吃完后就又跑到另一个跟前，如法炮制。等母亲下课做好了饭，我早就沿着墙根儿走了一遍，小肚子已吃得饱饱的了。
到了后窑峪我就四虚岁了。农村早春灿烂的阳光里，母亲总少不了托村民们折些榆钱儿圪枝回来。榆树叶子还没长全，那嫩白粉绿的成串榆钱却早已爬满了枝头，母亲或随手给我们一根嫩树枝，让我们捋吃上面那内鼓外扁的圆形小钱儿，或和上棒子面蒸出一锅香喷喷的榆钱儿不烂。而到了槐花满树的盛夏时节，那小小的淡黄色槐花骨朵儿，又成为我这一季里最好的零食。秋天里玉茭熟了，收割后砍得一地玉米秆子，姐姐便领着我拽上几根，坐到河滩边的高堰上，兴致勃勃地开始嚼食这甜甜秆，在我的印象中，那可比长大后吃到的甘蔗清甜多了。我有一次还因往外吐出口里的渣子，用力过猛从堰上摔下，幸好下面是遍铺沙子的干河滩，但我的额头上还是留下了一个因“吃”而得的小疤记号。这种种“甜”的吃食儿，都是那么清清淡淡的，透着四野里新鲜的泥土气息，我的童年很少有糖果，偶尔吃块糖，却觉得那“甜”太浓烈，我觉得有一种甜腻甜腻的滋味。
全家回城那年我七岁，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七月十五便是城里盛大的“赶会”。那时一街两行儿的货品琳琅满目，要热闹上六七天。东街上县城第一饭馆的门口，也支起了大锅，那个又是抻拉面、又是炸麻糖的大师傅是我的舅姥爷。放学后，我常常站在那油案旁直盯盯地看着那些美食，嘴里使劲儿地往下咽着馋虫，可舅姥爷从来也没有给我吃过一口什么东西。母亲嘱我不要去烦人，因为那是“公家”的买卖。后来，母亲便向左中食堂的厨师讨教如何做麻糖，因为没经验，明矾、咸面儿等拿不准量儿，我们家每次炸煮出来的麻糖，几乎都是一点也不膨松的干瘪样儿，但我们三个孩子仍是觉得无比的香酥可口。
除了盼着过年，八月十五也是令童年的我心仪的节日，因为这又是我们孩子们小饱口福的大好机会。常记得这节前，姥姥会捎来一个大个儿的月饼，足有锅盖那么大吧，上面清晰地鼓着美妙的图案，广寒宫里寂寞的嫦娥，持杵捣药的月兔，还有伐桂不止的吴刚。多年以后我问询三舅那难得的月饼模儿，但却早已不知了它的踪影。中秋节这天，父母就在院里摆个小桌，“供月儿”，我们盼着月上高空，圆圆亮亮地映照大地，便可吃那自家烤制的核桃仁红糖馅的月饼和各色瓜果梨桃，要是再有串葡萄那就更美了。母亲坐小凳上一边只拣吃些绿苹果，一边给我们讲着那重复了无数遍的老故事“嫦娥奔月”……
我的童年，匮乏的何止是物质。衙门口儿文化馆、西街的商业局和电影队，还有再往西去的新华书店是我嬉戏的最佳去处，因为那些地方有缤纷的颜料和鲜艳的宣传画，对自幼喜欢画画儿的我，那是聊解我另一种饥饿的快乐源泉。在商业局当干事的三舅是个吹拉弹唱无所不通、能写会画样样拿手的能人，尽管儿时的我有些害怕他严厉的样子，但还是常常上窜下跳地跟在他身边。当我学着去纸上胡涂乱描时，别人常会夸我，说“真是外甥像舅舅哩！”
父亲曾给我买过一支铅笔，笔衣上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因为仅有那一支，我便稍稍削出一个小铅笔头儿来，不忍伤了一点点画面，然后转动着笔杆，把那图案临摹在纸上，再拿彩色蜡笔，按原样涂成彩色。
而今说起那时的种种渴望，妻问我那童年生活是不是很苦？我淡然一笑，摇了摇头。因为那份期盼总会换来些微满足，而那微乎其微的获得，却是我儿时最大的欢乐，于我而言，其中没有了任何苦涩，深蕴的，只有绵绵的“甜”意。
日子的尽头是过年
回眸如风而逝的过去，母亲在世时一家五口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心灵的旷野就变成了一处偌大的晒谷场，我把往事的桩桩件件连缀成一出露天电影，在思忆里放映给自己一个人看，那一幕一幕恍若昨日，历历在目。
父母做了一辈子辛苦的“教书匠”，我年幼时他们好不容易才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两地生活，靠俩人加起来也不足百元的工资拉扯着我们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七十年代末以后，虽然开始有了上调工资的好事儿，但那时一级工资也就增加七块来钱，可尽管父母手头局促，日子在母亲精打细算的料理下过得还是非常快乐。
儿时的印象中，父亲在这个家里是个慢性子、好脾气的“甩手掌柜”，一年四季全家人的吃喝穿戴，都由母亲一个人大包大揽，她大事小事有序地张罗忙乎，从来也不曾落下过什么。母亲风风火火、泼辣利落的性情像极了她最爱吃的辣椒。每逢暮夏，父亲就会买回六七十斤熟得鲜红的小辣椒，母亲一一摘洗干净，兴高采烈地坐在院落里的小板凳上，纫针穿线，然后把它们串成辫辫辣椒，高高挂起，把我们家住的那两间平房屋檐下灰旧的砖墙装点得生动无比。因为一周只能吃上一两次白面大米，母亲便变着法儿地粗粮细做，她最拿手的佐料儿便是这香辣无比的辣椒，或拌或炒，或干或稀。我至今仍极爱吃母亲常做的山药蛋丸，就是把土豆擦成丝儿，混上玉米面和少许白面，揉成饭团儿上屉蒸熟，再蘸上热气腾腾的辣汤儿，直吃得我们全家人满头大汗，然后再喝上一碗母亲顿顿必备的清香的小米稀粥，就着些凉拌的菜蔬。院子里的空地上，父亲辟出一小片儿菜地，一夏天家里也就少不了新鲜的西红柿和黄瓜。
母亲顶烦我们玩闹后弄得满身是土，活像个小泥猴，轻微的呵责后，便又赶紧忙着给我们洗洗涮涮。她一年到头儿闲不住，暑假里拆洗全家的被褥，一到寒假，又忙着给我们置办过年的新衣。平日里，每逢星期天，日上三竿，我睡醒懒觉，总能看到炕头枕边早已放好了换洗的衣物，虽然几乎都旧得褪去了原本的色彩，但件件干干净净，破洞也补缀得规规矩矩，抬头从窗户望去，院里晾衣的铁丝上早已挂满了一排母亲刚刚洗完的衣服……母亲从不会心肝儿呀宝贝的把我们抱在怀里亲昵，她只会用永不歇息的劳作疼爱着自己的儿女，把清贫生活中的所有愁苦都乐观豁达地一肩承受下来。
当了三十多年的小学班主任和语文教师，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母亲未尝松懈过一刻，更重要的是别人家的孩子进了课堂，成了她的学生，同时也就成了她自己的孩子，教师的那份责任在她心中似乎要比别人更重。她从不曾因私请过一节课的假，每天早早到校，准备一天的工作，放学时又常常是等值日生扫完地锁好门，才匆匆离开那早已不再喧闹的空空校园。星期天得空儿她还要出去做家访，因为不会骑自行车，就不辞疲累地走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里，出一家门，又赶着进另一家门。每天晚饭后，母亲便坐在桌前批改作业，那时候县城里也常常停电，母亲便点上一盏煤油灯，静静地重复做着她几十年如一日的事情。遇着晚上老师们开会，母亲嘱我们早些睡觉，便一把铁将军把门出去了。姐弟三人由着性子玩闹，时哭时笑，有时蒙着被子在炕上乱跑竟滚到了地下，玩累了，便横七竖八地随处睡着了。等母亲回来，把我们一个个轻轻抱起，安顿到被窝里，再掖好被角。有时我翻个身，揉揉自己惺忪的睡眼，朦朦胧胧中总能看见母亲在昏黄的灯下伏案批改作业的身影。
平凡的小学教师虽然是每个人人生路上的开蒙者，但他们大多都被学子们遗忘了。母亲无数次心血凝成的红色的对号和批语，也许不曾被她的学生们深铭肺腑，但她仍默默地奉献着，谨执一生，无怨无悔。母亲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后，她的同事赵志华老师曾写了一篇文章怀念她，县里也褒扬她一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我心里非常感念他们对母亲的赞誉，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也更多地读懂了母亲在家外的那一面。但我不甚同意母亲“不顾小家为大家”的说法，她不是个像《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一样的“殉道者”，在我们这们小家，她一样投入了无限的关爱，把这个家打点得妥贴周到、温暖和睦，她唯一疏忽的是她自己，她一向大大咧咧，我知道，她只是个不懂得顾惜自己的人。
苦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更迭着，天气一转冷，飘飞的雪花中，我们做孩子的便扳着指头期待着过大年，谁又曾体恤过母亲早就得盘算过年的种种开销呢？旧俗有首童谣：“二十一洗洗脚，二十二挑杂刺，二十三打发灶王爷上了天，二十四胡打扫，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去赶集，二十八胡贴扎，二十九去打酒，三十日捏扁食儿，初一初二吃好的儿，吃不上好的儿打老的儿。”依着老套路，到了日子，父亲头上顶个报纸折成的帽子，母亲就随手拿块头巾往脑袋上一系，把我们轰出屋去，开始细细地清扫角角落落那一年积下的尘灰蛛网。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忙着准备一正月的吃食儿，或炸煮油豆腐、油山药蛋块、烧肉，或涮洗腥味十足的海带、剁包饺子用的羊肉馅。记得馋嘴的我等着吃新煮的油炸山药蛋块，急得无聊便把暖帽抛高了玩儿，一不留神，竟扔进了沸腾的油锅里，不知道那时因我的调皮是否烫伤了正在忙碌的父母？到了腊月二十八，母亲便拿出事先备好的年画，父亲站在炕上用图钉儿固定四角，母亲领着我们在地下指挥位置正斜，干净利落的四壁白墙上顿时添了许多鲜艳的色彩，而后，一家人津津有味地品评崭新的画面是讲些什么内容。这几张年画，将陪伴我们全家度过一轮春夏秋冬的四季，直到变旧发黄，新旧更替。而贴春联和贴窗户纸，就要打糨糊儿，先把白面兑水调匀，然后到火上熬，一会儿就变得又稠又粘，一家人欢欢喜喜地把红通通的对联贴在破旧老屋的门口。我们家以前没有年三十包饺子的习惯，没有电视那些年，守岁就是围在一起打扑克牌玩升级游戏，常常是母亲和我算一拨儿，爸爸和姐姐是对家，弟弟因年幼不让上场便上窜下跳地捣乱，所以终究也玩不了多大一会儿，一家人便上炕睡觉了。春节一大早，四处便响起接连不断的爆竹声，母亲头天晚上已把我们要穿的新衣套好在棉袄棉裤外。我急不可奈地穿上新衣服，兜里揣上从炮鞭上拆散下来的一把小炮，要一只点燃的香跑出门去。院子里，父亲早就升上了火，晓火旺旺地，我扔个小炮进去，双手堵住耳朵远远地跑开，“砰”的一声，炸得火星四溅，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沁人的硝烟味儿。父母很少给我们压岁钱，而在四姑和三舅那儿得着的几毛钱几块钱还没等捂热，便交给了母亲，虽然也隐约懂得那时的压岁钱不过只是大人们换钱玩的游戏，但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再三央求，兜里于是便剩下了一两毛钱或换得几枚钢蹦儿，但那份欢喜雀跃哪里是今天的独生子女们怀揣数百上千的压岁钱所能拥有的心情。春节这天，母亲终于可以将息一阵子，她是否也放下了一年的酸甜苦辣，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刻的喜悦和轻松呢？等父亲上坟回来，他们就又乐呵呵地忙着捏扁食儿、炒菜盘儿了！
过大年，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日子，是我关于母亲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多年以来，过年，始终是温暖的家在我心中的象征。每次我过年回家，一迈入家门，母亲便张罗着给我又是倒洗脸水又是拿吃的。而每当我要离家返京，她又叨唠着你就不能多住几天吗，凌晨，我去赶早班长途汽车，我不让母亲去送，只和她轻轻道别，妈，我走了……生活一天天变好，大城市里即便是家乡小城里的孩子们，如今都已感受不到我们儿时对“年”的期盼和春节在我们记忆中那沉甸甸的份量，那远逝的日子的尽头是过年，而今，过年，就是母亲冬日里用她最温暖最无私的爱，把我们紧紧地,紧紧地揽在怀中。
“戏头儿”母亲
母亲因为酷爱看戏，被邻里们戏称做“戏头儿”。
记得母亲不太喜欢京剧，唯一的理由是觉着京剧里小生的唱腔咿咿呀呀，始终不若晋剧畅快淋漓。因为逢着过春节或赶集市便有晋剧看，所以谈起戏来也多是晋剧名伶程玉英、丁果仙、王爱爱等等，盛赞他们是如何的精彩。
晋剧是专指山西境内流传的四大传统戏曲种类里的中路梆子，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真声演唱，或高亢唱念，或委婉行腔，浓重的乡音在清晰的口齿中泼辣辣而出。晋剧的角色行当仅以生（须生、小生）、旦（正旦、小旦）、花脸（大花脸、小花脸）粗分为大小三门，演员天生的嗓音特点也似乎不大受到行当的限制，一任人戏合一地在舞台上激情宣泄，我想这“以情御戏”应该是晋剧最为打动乡人的地方吧。
我印象中母亲对所有的传统剧种也都比较喜欢，只是听晋剧的机会比较多而已。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大地解禁了被“文革”狂澜封锁了十多年的无数部戏曲电影，我跟着妈妈，在现已废弃的县人民大礼堂里，从越剧的王文娟、徐玉兰那儿知道了《红楼梦》、《梁山泊与祝英台》及神话《追鱼》；从黄梅戏的严凤英知道了《牛郎织女》、《天仙配》，还有蒲剧《窦娥冤》、昆曲《十五贯》、豫剧《花木兰》、《七品芝麻官》、京剧《徐九经升官记》等等，母亲喜欢的剧目，都是我少年时代快乐的源泉。
历史故事和着南腔北调，母亲捧着这一汩汩甘泉，浇灌着那个时代的我们干渴的心灵，我似懂非懂，在母爱刻意的关爱里吸吮着这另一种乳汁长大着，在时间的流逝中思忆着，想象着。传统文化尽管男尊女卑，但戏曲中主角儿、打动人的却偏偏是些旦角，尤其是悲剧角色：状告陈世美的秦香莲、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水漫金山寺的白蛇，痛撕桃花扇的李香君等等，当然征战西番的杨门女将、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也着实巾帼不让须眉地豪情万丈着，易动情的母亲随着角色的悲喜，或潸然或欢喜，只是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沧桑的懵懂孩童。
留在我记忆中最真切的是看晋中晋剧团到我们县城来唱《狸猫换太子》这出戏。大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暑假里，有戏看的那几日，每天下午便搬着小马扎儿或者大砖头到尽可能离戏台近的地方“占盘儿”。等到夜幕初上，戏台下便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没有提前占盘儿的人们在场外略显谄媚地招呼着里边的熟人，热闹非凡，鼓点儿一响，大家便静下来听戏，戏台两侧垂着竖条的幕布，随着演员的唱白打映着台词戏文。接连三天，情节曲折传奇，一波三折，终究善恶各报，皆大欢喜。看到寇珠冤死，母亲泪下，看到包拯阴间审郭槐，吓得我直往妈妈怀里藏。那时的乐趣今天都消失了，偶尔在京城的长安大戏院、老舍茶馆看京剧以及看别人“表演”如何看京剧，却全然没有旧日的欢悦雀跃了……那是一方贫瘠的土地和一个匮乏的年代，却给我留下了关于母亲富足的回忆。
那昔日看《狸猫换太子》的旧戏台和戏台前偌大的空场子也早已“物”也不是“物”了。这昔日县城里唯一的露天戏台前的空场子上竖立起幢幢不甚高的楼房，戏台的柱子之间也砌上了红砖，听说成了县里盲人宣传队的排练场兼宿舍。从楼里的窗户上看下去，原本十分高阔的戏台显得那么破矮，偶一走神儿，竟还能隐约听到丝丝恍若昨日的乐音，别人哂笑我，说那是盲人宣传队排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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