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日本侵略我国东北“9·18事变”70周年纪念日。从70年前的那一天起，特别是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队发动了疯狂地侵略我国的战争，使我国遭受了3500万人员伤亡和几千亿美元的巨大损失，我国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日战争，终于1945年8月15日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取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胜利。但是有一些日本党政首脑官员和右翼分子至今仍然参拜供奉有首要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并修改日本学校教课书，歪曲历史，淡化侵略战争。这不禁使我想起了45年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的情景。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以在太原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传组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的新闻报道工作，目睹耳闻了这次审判的全部过程。
一
这次审判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9名日本战犯，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并经过国家主席毛泽东命令执行的。特别军事法庭设在原海子边人民大礼堂，门口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的牌匾，审判大厅中央高悬特制的大型国徽。在庄严肃穆的大厅中，旁听的有几百人，座无虚席。审判长朱耀堂宣布开庭，首先审判犯有侵略战争罪和特务间谍罪的富永顺太郎。当该犯被值庭员押上法庭时，人们看到这个昔日疯狂一时、为所欲为的特务头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似地慢慢走进被告席。国家公诉人控诉了他所犯的罪行，来自各地的6名知情人、证人揭露了该犯自1933年起，就一直依托东北和华北的日伪铁路机构，参与策划、组织、领导对中国人民的警察特务统治和间谍活动的种种罪行，证实他是长期对我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特务骨干分子。日本投降后，他仍继续潜伏中国境内，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为再度侵略中国作内应。经过核对事实，听取被告供述和辩护人辩护。法庭审理后确认：被告人富永顺太郎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犯有参与策划和推行各种警务、特务措施，组织领导特务间谍活动、建立傀儡伪政权，抓捕、刑讯和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在日本投降后，又犯有继续潜伏中国，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阴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法庭经过两天审判，宣布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富永顺太郎在证据面前最后说：“审判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进行的，我只有低头向中国人民认罪，反省我的罪恶。”
二
6月12日至20日，特别军事法庭继续开庭，依照审判程序，对犯有侵华战争罪的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战犯，逐个进行了审理。审理后法庭认定：这些被告分别以日本军政官吏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日本投降后，又犯有在中国领土内组织前日本军人“残留”山西，参加了阎锡山反革命军队，反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并妄图寻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这些战犯多数是曾驻扎在山西各地的前日本陆军指挥官，有的是命令或指挥所属部队残杀和平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有的是命令所属部队或亲自俘虏、杀害我抗日军政人员；有的参与了把我被俘人员当作日军新兵“试胆锻炼”的活人靶杀害；有的命令部队烧毁和平居民的房屋，大量抢劫、掠夺和平居民的粮食财物。闻讯赶来出庭作证的死难者亲属、受害者和见证人，愤怒地控诉了战犯们的残暴罪行。
这次法庭审理的众多复杂案例，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淡忘，但是留藏在记忆里的有些重要情节，至今仍未消失：一是城野宏为他的严重罪行狡辩受到严厉反驳。1944年至1945年，该犯担任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和山西保安队指挥官时，被证实犯有策划、指挥日军三次“扫荡”晋中各县，大肆掠夺粮食财物的罪行。但是，他为开脱罪责，只承认一次是由他策划、指挥的。审判员立即传出曾任日伪山西保安队副司令的赵瑞出庭作证，赵瑞反驳说：“每次‘扫荡’都是先由他和日军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研究决定后才告知我，并一同率领部队去执行，我有自己的责任，不过决策、指挥权都在城野宏之手，决不容许抵赖。二是60多岁的受害人党翠娥痛斥永富博之。她说：“1943年农历9月9日，永富博之带领驻在沁源县的日伪情报处工作队窜到俺自强村‘扫荡’，把12个妇女儿童用手推脚踢，赶进一孔窑洞里，点燃柴草烧了两次，又用大石板盖住洞口，烧死8人，内有我的3个儿女、两个侄女和两个邻居老人，我的丈夫也被气死，我是哥哥把我救出来，死里逃生的。”她揪人心肺的哭诉声，震撼着审判大厅，激起人们对战犯的愤恨。永富博之在众目睽睽之下，立即跪倒在地，叩头谢罪。三是受害者要求严惩菊地修一。张金旺手指着被告控诉：“1944年10月9日，你指挥日军把我和俺村的11个农民，先用刺刀捅，然后扔进一个深井活埋了。我一人被抢救出来，左腿、耳朵都受重伤，你看，把我害成终生残废牎”菊地修一低下头，连声说：“我谢罪，请严惩我吧牎”四是大野泰治供认他亲自审讯并建议杀害抗日英雄赵一曼的罪行。该犯原是“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外事股长。在审判员的提问下，他说：“赵一曼的胳膊、腿负伤后被俘，我拿鞭子抽打她的伤口，逼问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她被关押在哈尔滨警务厅拘留所地下室时，我也用木棒打她的胳膊，捅她的腿。”他还供认给他的直属上司特务科长山浦清人写报告建议：“要尽量利用这个女人，破坏共产党的活动，不行就把她杀了。”
特别军事法庭经过9天的审讯、评议，根据这些被告所犯罪行和悔罪表现，宣布了对这8名日本战犯作出严正而又宽大的判处徒刑年限：城野宏18年；相乐圭二15年；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大野泰治各13年；住罔义一、笠实各11年；神野久吉8年。
三
45年前在太原对9名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对一切妄图再走日本军国主义可耻道路的侵略分子一个严正的警告。它标志着维护了我国政治上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外来侵略者任意宰割我国的屈辱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个深远的意义思考，不禁使我联想起建国前，国民党阎锡山在太原扮演的那幕所谓“审判日本战犯”的丑剧。
那是1946年11月，阎锡山为了欺上瞒下，掩盖世人耳目，成立了太原绥靖公署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庭长、审判员和检察官分别由郭华、毛源和刘之翰担任。名为逮捕了14名日本战犯，实则让这些人住在教场巷工程街，不但住房讲究排场，而且享受优厚的待遇，自由出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庭成立不久，便于11月7日下午，利用太原地方法院地址开庭审判。这次审理的16起案件，只判处了一些被告之后，就搪塞应付，草草收场，而沾满我国人民鲜血的许多战犯，却被阎锡山暗中包庇下来，逃避了应有的惩办，特别是把澄睐四郎（曾任日军山西总司令，还下令向我军民施放毒气）、三浦三郎和山岗道武等四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免予起诉，擅自护送回日本，后来又返回山西重用，担任了阎锡山的高级顾问、教官，逃避了应有的惩罚。阎锡山之所以特殊优待日本战犯，是同他图谋利用“残留的日本军人，夺取抗战胜利成果，维护其末落的反动统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就迫不急待地派赵承绶、赵瑞等与日方联系，想把驻晋日军收编为山西军队为他效命。他的这种阴谋，迎合了日军中的顽固分子不甘心失败，企图保存实力把山西作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基地，达到重新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日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就暴露了阎锡山导演那幕对日本战犯“假审判、真保护”丑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综上所述，新中国诞生前后，在太原进行的两次审判日本战犯，由于审判的目的、采取的步骤方法不同，结果大不一样。从这种截然不同的巨大反差中，不难看出新中国诞生后所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义审判；然而在新中国诞生以前，国民党阎锡山所代表的则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少数人的利益，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采取了对日本战犯名为审判实为保护的反动立场。
四
在我撰写这篇回忆文章时，高兴地看到我省人民检察院编著的《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一书。这部书详细记述了1952年到1956年，对在太原关押的日本战犯罪行的全面侦查、公开审判和对犯罪稍轻、悔罪较好的120名免予起诉的情况，并以翔实的史实，图文并茂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所犯滔天罪行。书中还揭露了日本投降后，部分日军妄图把山西变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基地，继续残留山西，阻碍我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罪行。对我国管教人员向战犯们进行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情况，也作了记录。
这部书既是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也有助于日本人民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的真相，揭穿美化侵略战争罪行的谎言，从而使中日两国人民受到深刻教育，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睦邻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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