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的发展在全国是一个发展速度和人均收入排位逐步倒退的发展典型，人称“山西现象”。据《经济参考报》年初的调查和预测，“九五”末期，山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列全国倒数第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全国第22位；“八五”期间山西经济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1%，在全国各省、市、区排名17；“九五”降为8.2%，排名28；预计“十五”期间，山西GDP年增长率为7—8%，是全国最低的。
这种情景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山西所确立的经济发展目标相比，真是大相径庭。那时由于山西具有较全国其他省份更雄厚的煤炭电力能源、重化工业基础，是公认的能源重化工业大省。拿煤炭讲，山西煤炭储量丰富、质量好、开采成本低，在当时是全国之最。即使在很低的计划价格下，我国煤炭工业全行业亏损，唯有山西盈利。山西煤炭产量全国第一，省外调出量占全国外调量的80%。全省境内火力发电产量，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山西的钢铁工业也很发达，其中太钢是著名特殊钢生产基地。20世纪60年代末，太钢就从原西德和奥地利引进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冷轧薄板生产线和整套炼钢设备。太钢第二炼钢厂，具有全国唯一的两座50吨纯氧顶吹转炉和一座50吨电炉，全套设备当时就有很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除冶金外山西的其它重化工业也很发达，仅就太原地区讲，以太原重型机器厂为首就有太原矿山机器厂、山西机器厂、太原机车厂等十几家大型企业。而太原化工厂、太原化肥厂、太原橡胶厂等，当时都是全国大型化工企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全国有名的冶金、化工、电力建设企业。像太原这样一个当时只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集中了这样多的国家重点重化工企业，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太原市绝对是个重工业城。所以，改革初期，山西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全国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甚至有人撰文，将山西在全国的未来地位，比之德国(原西德)的鲁尔区。然而，改革开放20年后，山西经济不仅没有实现许多人当初预期的结果，相反变成了全国经济发展最落后的省份之一，真让人有匪夷所思的感叹。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结果，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山西现象?
我认为恰恰是山西省改革前经济存量的这种优势，后来成了妨碍山西经济发展的羁绊。
煤碳和硅铁是山西的两个主要优势资源，这里以煤炭为例。到山西考察过的人会发现，山西几乎遍地是煤。许多地方，只要在山脚挖个洞，用人力就可以挖出个生产原煤的小煤窑。煤炭资源的普遍性和它的易开采性，决定了它很低的进入成本。在改革开放以前，除了—些满足当地生活需要的集体小煤窑外，受制度和思想的约束，村镇和个人很少利用自家门前的资源靠开采煤炭来获得收入。而且强大的国有煤炭生产企业，也抑制了省内对小煤窑产品的需求。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两个因素使我国煤炭需求大增，一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很高，煤炭作为发达国家的替代能源使其有很好的国际市场；二是改革开放掀起的经济建设高潮，大大加剧了国内对能源产品的需求。同时原油价格高，国内石油产品供给不足，也迫使一些使用燃油的生产设备，改用燃煤和煤气。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美国著名的“红色资本家”哈默首期投资2亿美元建设的山西朔州安太堡露天煤矿，是我国改革开放引进的第一笔外资。另一方面，改革首先为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解放了手脚。这样，在山西，开窑挖煤就成了有煤炭资源的地方和乡村的首选项目。开始，国有大中型煤矿的生产主要是满足计划内需要，而乡镇煤矿就成了计划外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早期搞煤窑的乡村和个人，大部分都发了财。随着资本的积累，许多乡镇和个人也向煤炭的深加工炼焦和洗选投资，由于受水资源的限制，主要是发展炼焦。另一个投资方向，就是煤炭运输。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可以说，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个陷阱呢?从经济学原理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如果没有长期的有效需求和垄断优势，单靠某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很难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市场原油价格摆脱了70年代能源危机的阴影，一路下跌，从而煤炭作为替代能源的地位大大下降，需求锐减，以至哈默的接班人不得不放弃在山西的煤炭生产。另一方面，陕西北部和内蒙中西部神府——东胜优质煤田的开发也成了山西强有力的竞争者。油价下降，核电、水电的增加和液化气、天然气的使用，也大大减少了国内市场对煤炭的需求。山西已经开始失去依靠增产原煤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人们或许会问，山西占到全国省外调出煤炭量的80%，难道没有赚到钱吗?虽然煤炭在我国能源产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山西没能靠它像中东产油国那样积聚起财富。
首先是计划价格，在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对计划内生产、生活和发电用煤实行严格的计划价格，这占了山西外调煤的绝大部分。
其次是运输，原煤属于价值低体积大的固体燃料，只能通过车船等水路和陆路运输工具完成。山西属于四围被高山和河流封闭的省份，河流不能通航，全靠几条铁路、公路外运，外运量不仅取决于山西边界出口的通过量，还取决于外省的路网、港口码头等。运输能力极大地制约了山西煤炭的外销，也加剧了省内煤炭市场的竞争，而且流通领域成为吞噬煤炭生产增加值的饕餮。以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高峰期为例，一吨山西出省的原煤价格约在110元左右，在东南沿海地区市场售价可达300元以上，而在山西生产原煤的小煤矿的坑口、甚至车板交货价格也只有四、五十元。外运煤炭一出山西就大大升值。据山西省煤管局的有关研究资料，山西国家统配煤矿从1985～1993年8年期间，外运煤炭的车板交货价格平均在70～80元／吨，而南方目的地燃料公司的计划销售价格平均在140～160元／吨，以每年外调原煤2亿吨算，差价年平均至少140亿元。这当中还不包括地方煤矿和乡镇小煤矿的外销。在山西倒煤的商人，实际上是在倒运力，其中消耗的财力，可想而知。
其三是提高煤炭附加值难。煤炭是一种很难进行深加工的矿产品，到目前为止，国内提高煤炭附加值的办法，主要有发电、洗精、炼焦、利用炼焦副产品生产化工产品四种。在山西发电和生产洗精煤都要受到水资源短缺的严重限制，生产焦化产品也受到技术和成本的制约，而炼焦的价值实现同样要受运输条件的约束，并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
其四是修路。由于运输是制约煤炭外运的瓶颈，所以修路就当然成了把煤炭作为支柱产业的山西的一件命运攸关的大事。自古以来山西的对外封闭主要是交通不便造成的，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山西工业发达，铁路和省内公路条件还是相当好的(全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是石太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迅速增长的煤炭运输需要，国家又先后在山西投资兴建了大同至秦皇岛运煤专线铁路，侯月铁路等，所有这些铁路基本上都是为运输煤炭而兴建的。省内投资主要是打通省内外的高速和高等级公路，这些公路无一不须穿山越岭，投资之大，可以想见。虽然在高速路上花了很多钱，但由于收费和煤炭运输的污染，运输效率很高的高速公路为煤炭外运发挥的功能却很小。
尽管如此，由于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几乎不计价，而煤炭开采、修路和煤炭运输的沉没成本又很高，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使山西走进了挖煤、炼焦、运煤、卖煤——收入流失、投资沉没——更多地挖煤、炼焦、运煤、卖煤的怪圈。这种资源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在其它产业上的发展。挖掘矿产资源，搞煤炭运输、当民工筑路都是技术含量很低的生产活动，这自然又使山西劳动力的素质提高落在了大部分省份的后面。山西人的保守、落后、怕担风险和不思进取是全国闻名的。资源产品获得成本低，倒卖资源产品又能赚到钱，守住资源就能维持温饱，又把山西人养成了极为恋家的习俗。2000年的一则报道，为了给贫穷的山西人找一点活干，劳务输出公司在山西招1000名到国外工作的劳工，竟然因报名者少，而把指标转给了安徽省。这是不是资源大省反被资源累呢?
在改革开放初期，山西在全国就已经是一个包括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工业大省。这是由于山西特殊的资源优势；特殊的工业基础，解放前山西就建立了内陆省份较好的重工业基础；由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略地位，以及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国家对山西的能源、交通、重化工和国防工业的大量投资所造成的。这就使得山西经济具有了一重、二大、三公、四多的特点。一重是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很发达，而生产消费资料的轻工业和商业、服务业落后；二大是大中型企业多，它们在工业乃至全省经济中占的比重非常大；三公是公有制程度高，“全民所有制”经济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国有经济占了绝对优势，而且是中央部委直属企业多；四多是城镇居民在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单位中就业多。所以，有人曾把山西经济形容为一种“典型的刻骨铭心的公有制经济”。
比如说制度创新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创新首先是从国家对企业的政策上开始的，也就是从政策上给予企业经营自主权。由于山西的国有企业大多数是大企业，而且很多是中央部属企业，地方都没有管理权。所以，在我国“抓大放小，先消费资料后生产资料，先地方企业后中央企业，先试点后推广，先开放城市后内地”，这样一套国有企业改革路径下，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山西国有企业的投资、分配、人事、价格、产品销售等权力，一直被管得很死，不仅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就连地方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权也很小。山西的生产，特别是煤炭、电力能源的生产和铁路运输，几乎完全受中央调度。在这种地方特别是企业几乎没有什么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必然是原有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和思维模式很难打破，地方和企业的领导人是按照上级的意图而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和经营企业，从而也就增强了地方对中央、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抑制甚至摧残了地方和企业的改革积极性，延误进而丧失了推进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经济的好时机。到9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和国有企业获得比较充分的自主权时，不仅外部经济环境变了，而且国有大企业已经是积重难返了。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从1996年开始，总体上出现了亏损。
又比如，山西有很好的工业基础，特别像太原这样的地区，但由于这些企业分别隶属于中央和地方的不同部委，条条块块分割，有着各自的计划安排和既得利益。这就使它们不能按照市场规则，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意愿，形成有利于效率改进的经济关系，形成地区的经济优势。
再比如，由公有制导致的政企不分不仅仅表现在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适当地干涉和控制，而且更在于它把企业纳入了行政权力的轨道。什么样的企业具有什么样的行政级别，享有什么等级的特权，不仅是企业享有的国家优惠和政府保护，还在于其领导人享有的职位特权和职位租金。这就大大地诱导和激励了企业领导人迎合上级、贿赂上级，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职位的升迁上。企业领导是这样。地方政府领导也是这样。当领导人做出示范的时候，企业内部就必然是权力寻租的泛滥和普遍的吃大锅饭。应当说，在1992年开始的我国改革以来第二轮经济高速增长期中，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国家给予国有企业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国有大企业的收益是有较大的增长的。然而，国有企业没有因此而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资本积累，不能说与普遍的权力寻租和吃“公家的”大锅饭没有关系。而且，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权力寻租和吃大锅饭，比外部权力对企业的索取，给企业带来的危害更大。
改革开放20多年过去了，许多山西人，包括领导和平民，回忆起山西的改革历程，无不为良好的经济和资源基础不为所用，有利的改革时机白白丧失，而扼腕叹息。
山西是不是应当由此而反思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