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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谁的太原城

  2500年的意义

  2003年,太原市建城2500年,这已经为很多太原人乃至山西人知晓和乐道了。对于历史,人们有计算着时间纪念的习惯。距今较近的,纪念1周年、2周年、3周年……远一点,纪念10年、20年、30年……再远,便纪念100年、200年、300年……以至于1000年、2000年、2500年……这种纪念日确定的方式本身就意味深长。譬如我们把今年所有与我们这座城市有关的纪念日全部列出来,我们会发现,由近及远,自古到今,我们在一年内集会、歌舞、研讨、作文以纪念的,有2000年前的一场战争,200年前的一次瘟疫,20年前的一项法令,两年前的城市改造……在看似无关的各种纪念中,我们会逐渐找到今天我们存在的由来。今天的城市,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我们自身,都是历史的积淀,我们别无选择地生活在对历史对传统的继承中。两年前留下来的大多是物质,两千年前留下来的更多的是精神,这些对于我们都是同样重要。

  2500年,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也许太遥远、太渺茫了;如果从一个古老家族的家谱上去解读,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漫长的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过程,看到造化和先祖赋予每一个生命的艰难和期望。而我们现在是将这2500年和这座古老的城市,这块滋养了一方文明的山川土地联系在一起,以我们生命的短暂去理解她的久远,以一辈辈传承下来的间接的记忆去揣摩她的履历,于是我们发现了这座城市的生命,发现了她的精神和性情。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会发现属于我们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因为,生命之间的包容对小的生命意味着一种宿命。

  所以我们纪念太原建城2500周年,我们回顾、解读这座古老城市的文明历程,并不是为古人担忧,或是向世人炫耀,它的意义在于站在城市文明、民族历史的角度对我们今天城市的再认识,对我们白身的再认识,以及对我们民族、社会思考。

  帝王太原

  据说全国共有三座龙城,广西柳州、河南濮阳和山西太原。与另外两座城市得名于美丽动人的传说不同,太原,这片曾经凝聚着王者之气、成就帝王霸业的龙兴之地则是因为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真龙天子而被当之无愧地誉为龙城。龙城太原,因帝王而建,与帝王一起咤叱青史,也为帝王所累而屡遭兵燹甚至毁于一旦。

  上世纪的最后一个龙年,在太原金胜村出土了一座是迄今为止所见春秋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保存最为完好的墓葬。春秋时代,九鼎象征着周天子的王权,七鼎代表的是诸侯王,但这位拥有两组七鼎的墓主人,却并不是晋侯,三重漆棺里沉睡着的无冕之王,是晋国正卿赵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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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金胜赵简子墓发挖现场

  在晋国六卿专权的激烈角逐中,深谋远虑的赵简子为了使历经苦难的赵氏家族避免重蹈“下宫之役”的复辙,命令家臣董安于在远离其他五卿势力范围的悬瓮山下、晋水之滨建造城池,因其位于晋水北方,而称之为晋阳。这一年,是公元前497年,距今整整2500周年。

  晋阳城刚刚诞生,就接受了战火的洗理,晋国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在晋阳城下走向了覆亡。40多年后,同样是在晋阳城下,秉承先父遗志的赵襄子将另一位晋国正卿智瑶的头颅漆成了酒具,从而确立了三家分晋的政治格局。

  赵简子与赵襄子,以他们共同浇铸战国时代近200年光辉灿烂的赵文化基业的“简襄功烈”而使后人问心无愧地将他们列入帝王的行列之中。

  虽然是问心无愧,但赵简子与赵襄子毕竟是无冕之王,太原成就第一位真龙天子,却是在200多年之后。当年,八岁的刘恒依偎在母亲薄姬的怀中来到晋阳做代王时,绝不会想到17年后他会从这里入主汉宫,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煌煌盛世。

  汉文帝将太原称为“龙潜之地”,而另一位乱世枭雄而视太原为“霸府”,他就是高欢。这个骑着岳父的战马参加镇军的穷小子在南北朝军阀混战的烽烟中脱颖而出,最终凭借晋阳左右北魏朝政,奠定了北齐基业,被他的子孙尊崇为高祖神武皇帝。

  虽然北齐定都于邺城而晋阳只是别都,但历代北齐皇帝每年都有很长时间在晋阳宫处理政事,晋阳成为北齐实际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从史书上我们可以频繁地看到:北齐皇帝一次次从晋阳出发征讨北周和北方的几个游牧民族,又一次次在战争结束之后率军返回晋阳。

  高氏家族也如同后世晋商们不遗余力地建设自家大院一样营建着别都晋阳,高欢建设了晋阳宫;高纬在春秋时代的古晋阳城中建设了大明宫,城中之城的古晋阳城因此被称为大明城;幼主高恒修建了壮丽的“十二院”,其豪华程度超过了邺城的皇宫。晋阳城中的霸府风云早已在那场冲天的大火中无处追寻了,但晋祠的山水、天龙山上的石窟、蒙山的大佛、童子寺的燃灯塔前,我们依然能够凭吊到高家子弟的故园春梦。

  如果说刘恒入主汉宫得益于上天与命运之神的垂青,那么,李渊起兵太原定都长安则完全是其勇敢接受时代的召唤积极进取的结果。当世袭唐公的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而来到晋阳不久,就意味深长的对次子李世民暗示道:“唐公是我的封号,而太原正是过去唐国的属地,现在让我来这里,真是天意呀。”仅仅一年之后,李渊就与他的将门虎子们率领三万精兵誓师起兵,进取长安,为历史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盛唐气象。

  太原起兵30年后,唐太宗在东征高丽的班师途中回到了晋阳城。感慨着“飞鸟过故乡尚且踯躅徘徊”的李世民没有忘记少年时代在晋阳城中游历过的一景一物,晋阳城也不会忘记这位杰出帝王在这里赢得的“太原公子”的雅称,晋祠的贞观宝翰亭内,《晋祠铭》行书碑与“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的对联将永远彰显他的文治武功。

  “王业所基,国之根本”的太原得到了唐朝历代皇帝的垂爱,做为“天王三京”之一的北都,晋阳城被营建成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全国第三大城市,沿汾河两岸形成一个古代罕见的巨大的城市集群,整个城市周长四十二里,仅城门就多达二十四座,东、西二城并列汾河两岸,中城跨汾居中,西城内囊括大明城、新城、仓城三座子城于城中,民间所谓“里三城、外三城”。北都太原,成为唐王朝的政治之都、军事之都、文化之都。

  太原军事之都的战略地位集中表现在唐末五代的纷争乱世。凭借击败黄巢、克复长安中的首功,沙陀将领李克用受封晋王来到太原,隋炀帝、唐高宗即位前都曾被封为晋王统领并州的史实激荡着他的壮志雄心,李克用以此为根据地与以汴州为根据地的朱温展开了长达四十年的晋汴争战。

  “雄名凛凛振沙陀,为国功深奈老何。多少三垂冈上恨,伶人哪进百年歌。”华发早生的李克用壮志未酬便病逝晋阳,弥留之际以三支箭代表三件未能完成的功业托付给了爱子李存勖。李存勖,这个中国古代皇帝中少有的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光彩四射、极具个人魅力的传奇人物,不仅实现的父亲的全部遗愿,并且建立了后唐,追谥父亲为武皇帝。

  李唐从太原起兵创立了三百年基业,朱温篡夺唐室江山之后,李存勖又是凭借晋阳根据地攻灭后梁,因此在史学界留下了太原为唐朝复仇的说法。

  从后唐开始,三任北京留守石敬塘、刘知远、刘崇前赴后继,先后凭借太原建立了后晋、后汉、北汉王朝,从底层士卒走入了真龙天子的行列。一些学者认为,一部纷争五代史,实际可以当作建都于开封或洛阳的中央政权同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来看,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太原割据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的。

  北宋王朝的建立使得结束战乱重归一统成为可能,但弱小的北汉小朝廷在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三下河东”灼灼逼人的攻势下却依托晋阳顽强地抗争了19年。然而,孤城难拒百万雄兵,北汉皇帝最终在四面楚歌之中纳表称臣,当志得意满的宋太宗踏入了这座桀骜不驯的城市时,“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可以拥有晋阳,但却永远无法征服顽强不屈的太原百姓,宋太宗开始认真审视这座千古重镇。

  “表里山河”、“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的地理优势和过去以北方为重心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山西在中国古代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故,“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而“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的太原,自古就是“河东之根本”,因而山西之形势,必有取于太原,山西之安危,常视太原之治乱。是故,春秋晚期、十六国北朝时期和唐末五代三个混乱的分裂时代,军事重镇太原,对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至于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令宋太宗不能容忍的,是太原“龙城”的美誉,要知道,谋反与叛逆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视为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京城里自视为龙的真龙天子们最害怕的就是别的地方出现他们的同类,屡屡抗拒中央政权、成为封建军阀割据中心、“盛则后服,衰则先叛”的太原,越来越不容于统一的新王朝。龙城太原,在劫难逃。

  晋阳失陷不到半个月后,宋太宗下令火烧晋阳。新城、仓城、大明城,西城、东城、连城,里三城外三城的四十里繁华都市燃起了熊熊烈火,火烧之后,宋军又引晋水和汾水冲灌晋阳,最终使这座历经1476年的千古重镇在太原百姓的血泪与后人无奈的感慨之中化为了一片废墟。豪华壮丽的大明宫与晋阳宫,铭刻着唐王功业的起义堂和受瑞坛,血肉铸就的澄空大佛,那么多辉煌的建筑和灿烂的文化,如此轻易地化为灰烬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只剩下一千年后一腔无人共鸣的悲愤。

  不仅如此,宋军还削去了系舟山的山头,称为拔龙角,以破坏太原龙脉,后来重建太原城时,也只修丁字街不修十字街,为的就是要“钉”死太原龙脉。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晋阳古城在经历浩劫之后,依然为我们留下了古城营村、南城角村、城北村、罗城村等一些依稀可以追寻到模糊线索的地名。漫步于古城营村,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几百米的晋阳古城墙遗址,那绵延的夯土残垣和它身上茂盛的灌木丛,一如当年太原百姓不愿屈服的铁骨脊梁。

  将相太原

  公元前497年,战争的烽烟无情地笼罩着晋阳城。这一年,董安于刚刚完成对晋阳城的修建,为了索还用以充实晋阳的500家卫国奴隶,赵简子与邯郸赵稷发生内讧并最终引发晋国六卿之间的第一轮权力兼并。晋国大臣没有人不知道刑鼎上“始祸者死”的律法,董安于也不例外,但为了避免“下宫之役”的悲剧重演,他向赵简子请缨决战。就在范氏、中行氏与赵稷的军队围困晋阳的时侯,共同的政治利益使得其他四卿结成联盟,始祸者范氏、中行氏逃亡朝歌。与此同时,智文子也向赵简子发出了追究董安于责任的要挟。董安于坦然道:如果我的死能够换来晋国的安宁和赵氏的安定,我又何必吝惜自己的生命。董安于修建的晋阳城能够解救赵氏于危难却救不了自己,他自缢之后还被曝尸街市,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董安于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在新一轮的兼并战争中,智、魏、韩三家联军兵临晋阳城下。当时城中的物资储备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张孟谈告诉赵襄子,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时,城内建筑全部以铜为柱,以荻蒿主竿做墙骨,而铜柱可以用来铸造兵器了箭头,荻蒿可以用来制作箭杆,深谋远虑的董安于再一次拯救赵氏于倒悬。坚守一年之后,智瑶决开汾水、晋水冲灌晋阳,洪水淹到距城头三版的地方。就在晋阳危在旦夕之时,张孟谈星夜缒城而下,乘一叶扁舟潜入韩、魏两家军营,陈述唇亡齿寒的道理,一夜之间便完成了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智瑶最终在晋阳城下身死族灭,赵、魏、韩从此奠定了三分晋国的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乱世,西晋王朝昙花一现的短暂统一没有维持多久,匈奴贵族刘渊就横扫山西,昔日的军事重镇晋阳,在匈奴军队与饥荒的双重攻击下,成为一座沦陷异域的空城。

  时势造英雄,板荡识忠臣,一个太原历史永远铭记的英雄——刘琨就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接任并州刺史的刘琨结束了金谷园里呤风弄月的诗人生活,擦去眼角的英雄泪,告别京城,率领一支千余人的孤军一路辗转,进军晋阳,去实现闻鸡起舞时立下的铮铮誓言。

  刘琨完成对晋阳城的扩建之后,击退了匈奴军队的一次次进攻,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始组织反击,这样的努力,直到西晋灭亡、北方八个州全部沦陷之后也始终不曾懈怠。但是,无法选择时代的刘琨注定就是一个悲剧人物,西晋皇族的暗弱无能,东晋皇帝的偏安一隅,晋末北方群雄并起的混乱,都决定了任何人身陷四面胡歌之中很难有更大的作为。从刘琨朝辞广莫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他所有的努力都只不过是使自己的结局更为悲壮。

  虽然晋阳城在坚守十年之后最终沦陷,始终不愿离开的北方的刘琨洒尽了一腔热血,但无论是当初的临危受命,义无反顾的进军,还是后来的孤城喋血,一次次克复中原功败垂成的不懈努力,诗人刘琨,树立起了一座英雄的丰碑。

  同样是困守孤城,同样是无法选择时代的李光弼显然就幸运得多。当太子李亨灵武自立之后,为了打通进军朔方的道路以彻底击毁流亡的唐朝廷,安史叛军三路人马共十万人会攻太原,而此时,河东节度使李光弼麾下精兵都已经赶赴朔方护驾,太原只剩下团练不足万人。

  但安史叛军昔日势如破竹的虎狼之师却不得不停下了他们的脚步,这得益于晋阳的宏伟城池与李光弼的治军严谨和指挥有方。不久,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军心动摇,李光弼率领唐军全线反攻,历时一个多月的太原保卫战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李光弼后来又担任过太原尹、北京留守等职,这位大唐名将与太原还是颇有渊缘的。

  在协助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幕僚中,当时担任太原少尹的并州祁县人王缙后来两度出任宰相,他的兄长就是著名的大诗人王维。

  五代乱世是太原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太原,那一定是“龙腾虎跃”。乱世出英雄,与层出不群的真龙天子交相辉映的,是五代与北宋初年弛骋沙场、叱咤风云的太原虎将。晋阳城高大的城墙下,当初和晋阳城中的百姓一样平凡的他们或富贵,或贫贱,有的甚至只是游荡于古城街巷之间的市井无赖,他们相互之间或许早已熟悉,也许擦肩而过却无缘相识,但这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为他们创造出如此之多的机会,使他们一朝崛起于衢陌之间而功成名就,以至于五代频繁的战争中,攻守双方常常都是各为其主的太原籍将领,正是他们个人的传奇故事为这个乱世增添了光彩,他们戎马倥偬的攻战征伐书写了五代史中的极为耀眼的一部分。

  李嗣源、石重贵、郭威、慕容彦超、慕容延钊、李筠、李重进、吴庭祚……这些都是五代史中咤叱风云的人物,但他们却集中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或涌现于太原或成名于太原,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特殊现象。

  公元 919年,孟昶出生在藏龙卧虎的晋阳城,这一年,12岁的太原人王全斌从岢岚回到晋阳,他们的父亲,都是李存勖的麾下大将。四十多年后,孟昶已经是后蜀皇帝,而王全斌则率领三万精兵挥师入川,与他正面交锋的,很多都是当年随同孟昶父亲孟知祥入川的太原籍将领。王全斌自开封出师到后蜀投降,前后仅用六十六天,进军之神速,为历代所少见,只是不知王全斌与孟昶的他乡相遇是否会回忆起当年晋阳城的依稀往事。

  虽然这些太原虎将的战功煊赫于青史,但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却不及另外两个太原籍将门世家,那就是家喻户晓的杨家将和呼家将。有趣的是,当年宋太宗三下河东时,杨家将与呼家将却分别是攻守双方,杨业是北汉小朝廷最后卸甲的将领,而呼延赞则四次从攻城云梯上摔下,血染征衣。在攻城的宋将中,不乏太原籍将领,这其中还有后来跟随杨业战死在陈家谷的王贵,宋真宗章穆皇后的父亲郭守文等。

  毁灭晋阳三年之后,出于国防的需要,宋太宗命潘美在晋阳故城东北三十里汾河对岸的唐明镇新建城池,这也正是今天太原市所在的位置。宋代这座没有包砖的太原城周长不过十一里,只有四座城门,当年周长四十二里共开二十四道城门的晋阳城此时已成为后人梦中再也难以触摸的海市蜃楼。但赵宋王朝统治者不曾想到的是,他们处心积虑防备的太原却在此后的战争中坚强地护卫着宋室江山。

  当六万金朝西路军一路畅通无阻地直抵太原城下时,驻节太原的宣抚使童贯望风而逃,行伍出身的王禀率领三千弱旅与太原知府张孝纯义无反顾地肩负起阻击金军的重担,但他们艰苦卓绝的抵抗得到的却是赵宋王朝的无情嘲弄,面对金朝东路军兵临城下的威胁,宋钦宗下诏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太原军民拒绝接受这道屈辱的诏书,金军开始了对太原的长期围困,在此期间,宋朝禁军和地方部队多次组织救援太原,但一次次占尽优势的救援都在宋军可笑而不可思议的荒唐指挥下大败而归。人相食,意味着一座孤城的坚守已经支撑到了极限,八个多月后,太原最终陷落,张孝纯被俘,三十余名太原官吏殉国,王禀背负着宋太宗御容突围出城,被刺数十枪后投汾河殉城。

  有句俗语说: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是因为山西包括太原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将帅们提供了比文官们更广阔的表演空间,以至于大唐名相郑从谠与他治理晋阳的“小朝廷”都相形见拙,但这并不妨碍太原出现一位又一位震动朝野的名宦。

  古城太原衢陌纵横的几百条街道中,只有一条是以人名命名的,它就是狄梁公街,当年的狄公祠,就座落在这条长不过二百米的小街上。大唐名相狄仁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清代的《狄公案》和荷兰作家高罗佩的《狄仁杰断案传奇》更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狄仁杰留给今天太原人的印迹还有很多,在太原狄村,有一株相传是狄仁杰母种植的古槐,在距狄村三公里的王家峰村,则出土了狄仁杰四世祖狄湛的坟墓。

  太原的另一位名臣是王琼,明武宗这个浪子皇帝当政的一片混乱中,正是他慧眼识得王阳明,从而迅速平息了宁王叛乱。王琼在年过花甲之时因为政治斗争而遭受排挤,因此产生回故乡颐养天年的想法,王琼之子于是在晋水之源修建了“晋溪园”,其原址,就是今天晋祠的晋溪书院,晋溪书院后,建有王琼祠,祠前两株高大的银杏树,相传为王琼亲手所植。

  说到太原的历史,阎锡山是一个绝对无法回避的人物,他既是国民政府在山西的封疆大吏,同时又是行割据之实的乱世诸侯,从1911年太原起义到到1949年仓皇辞庙,对山西38的统治时间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军阀。阎锡山的割据统治,客观上也为山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为山西赢得“模范省”的称号的同时也给太原留下了“小北京”的美誉,太原的工业基础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奠定的。

  百姓太原

  太原建城的历史有2500周年,太原百姓也就有2500年的故事流传。在中国历史上,太原百姓是一个非常特殊、极具个性的群体,北地近胡的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战争使得他们精于骑射、任侠尚武,并最终铸就了勇武、劲悍、顽强不屈的精神品格,很少有一个城市的居民能象他们这样拥有如此鲜明的群体特征,即使晋阳城被毁灭了,太原百姓在残酷的战争中几次被屠戳一空,但这种精神依旧传承了下来,与这座英雄城市共存天地间。

  关于太原百姓的这种精神品格,为历代朝野所公认,史书上也屡有记载,它甚至出现在朝堂国政的激烈辩论之中。唐武宗会昌三年,一支途经晋阳调防的军队因为封赏不足爆发兵变,在皇帝与高官们的决策讨论中,马元良称:“太原人剽悍尚武,人人可以从军上阵。”他的这番话也得了殿上官员的一致认同。在南北朝与五代乱世,封建军阀的谋臣与部将们多次向主帅提及太原百姓的勇武,“和平时期耕种劳作,战乱一起便加入行伍”的太原百姓成为他们割据称霸的有力保障之一。

  在漫长的封建年代里,太原子弟戍边者极多,他们豪情迸放,驰骋沙场,千里觅封侯,这也正是太原名将辈出的原因。随手翻开诗集,我们就能得到印证。唐代常建《塞上曲》中有云:“翩翩云中使,来问太原卒。百战苦不归,万头怨秋月……”太原诗人王昌龄《塞下曲》中有云:“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梁虞羲《咏霍将军北伐》中有云:“凉秋八九月,铁骑入幽并。”唐代刘济《出塞曲》中有云:“倚是并州儿,少年心胆雄。一朝随百募,百战争王公……”

  在唐代,以太原籍士卒为主力的河东军就是一支勇猛善战的劲旅。会昌三年的那次兵变中,朝廷准备调集客军平叛,驻屯在榆社的太原籍士卒担心客军扰乱家乡,留在晋阳城中的妻儿老小受到牵连,于是自发出兵回师晋阳平叛,并将生擒的叛军55人押送京城,把京城显宦们搞得焦头烂额的心腹之患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解决。

  这些河东军士卒身上,同时又充满着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在唐末频繁的兵乱中,他们频繁地回师晋阳爆发兵变,连续杀死两任河东军节度使。为此,宰相郑从谠出任河东节度使,率领因为聚集名士之多而被时人称之为“小朝廷”的领导集团亲自坐镇晋阳,这才彻底平定太原兵乱。

  而普通的太原百姓的勇武劲悍较之身经百战的太原士卒来也是绝不逊色。豫让石桥刺赵的故事,汉代大侠鲁公孺的青史留名,西晋民歌《并州歌》的史实,都为此做出了生动的注解。唐朝末年,开赴云州征讨李克用的昭义镇兵在晋阳城爆发兵变,大肆劫掠,晋阳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杀死昭义镇兵千余人。普通百姓能够杀死如此之多成建制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这样的史实恐怕也只会发生在太原。

  太原2500年的历史也可以看做是一部战争史,而这部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里的每一个城市保卫战,我们都可以寻觅到太原百姓的奋勇不屈的坚强身影。漫长的历史也证明,越是在战乱年代,越是在战争进行到残酷绝望的阶段,越是太原百姓人性光辉极度迸放的灿烂时刻。

  史书中关于太原两次“人相食”的记载,就都发生在困守孤城的战争中。

  早在春秋时代的水灌晋阳之战中,城外是滔天洪水,城内是一片泽国,百姓的灶膛内蛙虫滋生,他们就悬釜而炊,长达一年多的围困使得粮食断绝,他们就易子而食,太原百姓宁愿噙着眼泪痛失亲生骨肉也绝不弯曲自己的铁骨脊梁。史书中对太原百姓的第一次正面描写,就是如此的可敬可叹!

  靖康之耻中,宋京汴梁被金兵轻易攻陷,而太原城却与六万虎狼之师做了九个月的殊死抗争。同仇敌忾困守孤城的三千弱旅和疲敝百姓拒绝了金军的劝降也抗拒宋钦宗割地求和的屈辱圣旨,矢志不渝地决心以死报国。当存粮用尽之后,士卒烹煮弓弩皮甲以充饥,百姓则用糠秕和干草来果腹,直至人相食也要抗争到底,最终全城殉国。

  太原百姓顽强不屈的精神品格更是集中体现在宋太宗三下河东的战争中。仅有三万士卒的北汉政权,在三万五千二百二十户百姓的支持下,“以一座孤城抗拒百万雄师”,并顽强地支撑了五个多月。北汉的皇帝投降了,北汉的将帅卸甲了,顽强不屈的太原百姓却仍在负隅顽抗,“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太原百姓因此被赵宋王朝斥骂为“顽民”。

  事实上,残暴腐败的北汉政权并不得人心,那么,太原百姓拼死抵抗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宋军水灌晋阳、火烧平遥、动辄裹胁数万百姓远离故土的暴行所致,这未尝不是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太原百姓勇武劲悍顽强不屈的民风使然。正因为如此,在太原两千余年的频繁战争中,很少有军队能够从正面交锋中攻破这座英雄城市,自古以来每一场以夺取太原为目的战争都进行得极为惨烈。“并人守意益坚”、“并人犹欲坚守”、“城中人犹欲固守”……合上史书,不由得感慨叹息,这些可敬可爱的先辈们!

  一家报社曾组织过一个关于太原人文化素质的讨论,一位学者开口便说:太原人是金人的后代……。而持这种观点的并非他一个,还有人认为太原人的血管着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

  虽然太原百姓在靖康之难的屠城后“万中存一”,尽管金朝统治太原长达九十余年,但金代太原居民仍是以从太原附近迁入的汉族人为主,女真人及其它迁入的少数民族微不足道。而且,在金末的三次战乱与饥荒中,太原又是屡遭涂炭,城中人口锐减,况且,这些为数不多的女真人更是蒙古军队入城后屠杀的主要目标。就如同太原后来也曾被蒙古族与满族占领,但我们不能就因此说如今的太原人是蒙古族或满族人的后代一样。后来驻守太原的蒙古族和满族人也不多,全都聚居于鞑靼巷和满洲城,到辛亥革命时期,全太原的满族居民只有五千余人。而且,太原在元末又多次遭受战乱,城中居民非死即迁,据郝树侯先生《太原史话》载:太原居民都是明朝以后从外地迁移来的,明朝以前的太原土著居民,只有小剪子巷的陈氏一家。因此,说太原人是金人的后代是对历史的错误理解。

  而关于太原人的异族血统论,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太原地区,在历史上最初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而此后的两汉、三国、南北朝时间,这里又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内迁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杂居同化,但不能就因此认为今天的太原人是少数民族的后代或者拥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因为民族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与其他民族同化融合的过程,而这种民族的融合早已在千百年前就已经完成,它的结果是太原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而不是汉民族的少数民族化,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今天的大多数太原人,都是我们汉民族的子孙。

  人们说,时间能够改变一切。一切,也就包含了精神品格与民风,历经岁月的流逝与苦难的磨砺,太原人的群体性格已经不再那么鲜明,在这样一个张扬个性的年代里,还有多少人会去怀念先辈们的渐渐消逝的精神品格呢?

  文化太原

  大唐开元二十三年初夏,结束了“摧轮不道羊肠苦”的漫长旅途,一座雄伟瑰丽的城市出现在了李白与元参军的眼前,他们之所以不辞劳苦的千里远游,因为这座令人向往的城市不仅是政治之都、军事之都,更是文化之都。

  乘着一叶扁舟,李白逆晋水而上,在佳人的陪伴下游历了晋祠的良辰美景。十几年后,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倒映着美人倩影的碧玉般的晋祠流水还在眼前荡漾,更唱起舞的罗衣仍旧随风飘动,暮年凄凉的李白感叹着“此时行乐难再遇”,为晋祠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句。

  让李白垂爱的晋阳早已随历史的烽烟化为黄土,但在占尽晋阳之胜的晋祠里,我们依然能追寻到李白当年的足迹。“剪桐封弟”的美丽故事缔造了辉煌灿烂的泱泱晋国,也为我们留下了唐叔虞祠——也就是今天的晋祠。苍苍郁郁的周柏,永锡难老的晋水,今天的你我与昨日的李白面对的是相似的景物,不同的只是笑语嘤嘤的圣母殿和轻盈奇巧的鱼沼飞梁。

  “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水镜台寂静的戏台不再唱古演今,当年无论是闲庭信步的高欢高洋,还是来去匆匆的范仲淹、欧阳修,无论是为民祈雨的于谦,还是考古探幽的梁思成林徽因,以及祷于祠下的李渊和题写《晋祠铭》的李世民,他们留在晋祠的故事使得水镜台上演出过的任何一出戏剧都要为之逊色。

  最早对晋祠进行大规模营建的是高欢高洋父子,不过,更让他们钟情的是晋祠后的天龙山。“挂镜台西挂玉龙,半天飞雪舞东风。寒云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欢避暑宫。”独具慧眼的高欢选择天龙山这块风水宝地,构建了他的避暑行宫。

  高欢的避暑行宫早已随着北齐的皇图霸业湮灭于历史的云烟之中无处追寻了,高氏父子在这里为后人留下的永恒印迹是精美的天龙山石窟。适度的比例,写实的形象,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们无疑代表着我国石窟艺术的最高成就,专家学者也用“天龙山样式”来命名类似的艺术造型和艺术特色。

  天龙山不远处是龙山,当年,邱处机十八侍行弟子之一的宋德芳在这里发现了两窟史无可考的道教造像,于是,宋德芳在龙山开始了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元始天尊、张陵、张衡、张鲁以及全真七子都成为造像主题,宋德芳也没有忘记为自己留下一尊卧像来陪伴祖师与师长,这便是我国现存的唯一道教石窟——龙山石窟。

  蒙山也是太原西山群峰之一,蒙山晓月是为古晋阳八景之一,北齐时代开凿的高达66米的蒙山大佛,今天依旧慵懒地坐在山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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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大佛

  太原西山一线不仅集中了如此之多的文化遗存,它紧靠晋阳古城和风水绝佳的先天条件,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古代贵族墓葬,二十余年来,这里的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挖出震动史学界的惊人发现。

  这其中,文物价值最高的当属金胜赵简子春秋大墓,这座墓葬内出土了壮观的车马坑和两千多件青铜器,仅代表诸侯王身份与地位的七鼎就有两套,其中的一尊镬鼎是迄今所见春秋时期最大的鼎。

  艺术价值最高的是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娄睿的姑母是高欢的夫人娄昭君,因为这层姻亲关系而被封为东安王、并州刺史,驻守晋阳。北齐的壁画艺术成就后世评价极高,遗憾的是却没有作品传世。娄睿墓中精美壮观的大型北齐彩绘壁画填补了我国美术史上的空白,它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同时更成为重要的历史时代的见证。

  1999年,隋代虞弘墓在王郭村的出土再一次震惊了史学界,它也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墓主虞弘是中亚虞国人,曾担任隋朝的外事官员。这座古墓的汉白玉石椁四周,雕刻着内容丰富的浮雕图案,图中人物、服饰,器皿及花鸟等,都带有强烈的中亚民族文化色彩,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具有准确纪年的反映中亚文化的考古资料,它对研究中亚地区民族文化与民族交往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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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弘墓汉白玉石椁浮雕

  史学家和美术大师们还没有从发现娄睿墓的惊叹中回味过来,2002年,又一座精美的北齐壁画墓在太原东山脚下的王家峰出土了。墓主人为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其墓道中的大型壁画场面宏大、色彩艳丽、保存完好,其内容为迎送墓主的仪仗队列图。考古专家认为,这是我国北朝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其艺术价值完全可以与娄睿墓相媲美。

  同样是在王家峰村,两年前刚刚出土过一座北朝古墓,墓主人名叫狄湛,而此地距狄村仅仅三公里,难道只是巧合?通过对墓志铭与史料的研究终于证实了考古人员的推测——墓主人是狄仁杰的四世祖,狄仁杰的祖先是羌人这一史实也得到最终确认。

  东山脚下的王家峰村,紧邻着郝庄村,做为太原标志的双塔,就座落在郝庄村。

  赵宋天子焚毁晋阳城后,如愿以偿的移除了太原王气、破坏了太原风水,昔日文化之都的瑰丽风采烟消云散无复追寻,只留下平淡的历史和平庸的文采。马背民族统治下的金、元乱世,没有人会去在意这些,烽烟散尽,当华夏重归一统之时,文化的衰落为一方士绅平添了淡淡的哀愁,他们渴望重温盛唐风韵,他们力志振兴太原文化。

  按照风水家的解释,太原西北高于东南,“奎星”所处的方位地势较低,文运难以兴盛,必须在太原城东南一带建造高塔,才能弥补地形上不利于文化发展的不足,兴盛士风,也就是所谓的“开山川之形胜,创文运之兴盛。”

  万历二十七年,太原士绅推举深孚众望的傅霖为首事,集资在郝庄的向山脚畔兴建文峰塔,同时还依塔修建了永明寺。几年后,高僧妙峰又在文峰塔西北新建了一座佛塔,并将永明寺更名为永祚寺。

  尽管风水学中含有天人合一、顺乎自然的科学成分,但是,让一座宝塔来背负繁荣文化的愿望也未免过于迂腐了。文峰塔对于太原文化的振兴起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对于傅家来说,他们的仁德与义举却因此得到回报,傅霖去世五年之后,他的孙子,傅山先生诞生了。

  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可媲美于春秋战国的繁荣似锦、群星璀灿的伟大时代。傅山先生,就代表了十七世纪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历史要求和时代要求,成为那一时期最著名的爱国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之一。这位山西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是一个世所罕见的全才,哲学、儒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考据等等无所不通,并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一部《霜红龛集》使我们至今仍能领略他的博学多才。

  在太原市康乐西街濒临汾河的尽头,有一座傅山碑林公园,与其隔滨河东路遥遥相对的,是汾河公园的雁丘。

  当年,金末元初的著名学者元好问在参加科举考试的途中来到太原,就在汾河岸边,一位张网捕雁的农夫告诉他,这天早晨在河滩上网到两只大雁,杀掉其中的一只后,另一只脱网逃走的大雁在空中悲鸣哀叫,始终不愿离去,最后竟然一头撞向地面殉情而死。听完农夫的诉说,元好问唏嘘长叹,向农夫买下了这两只大雁,将它们埋葬在汾河岸边,用石块垒起一座坟丘,称之为“雁丘”。与元好问同行的学子们纷纷赋诗,元好问也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雁丘辞》:“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台依旧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恨,来访雁丘处。”遗山先生毕竟是大家手笔,同样感天动地的题材,同行者的诗作早已被人们淡忘,唯有他的《雁丘辞》传唱至今,到成为千古不朽的爱情绝唱。

  另一部产生于太原的爱情悲剧是十九世纪言情小说的代表作《花月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介绍说,魏仁秀为太原知府教子时,闲暇之时百无聊赖,于是著书消遣,以“韦痴珠”自况,借美人知遇抒写英雄末路之牢愁,以青楼风月玩味人生悲欢离合、荣辱穷达的感慨。“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在这部小说中,魏仁秀将名士美人青楼之遇的情感关系推向了一种理想化的极致。《花月痕》也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名著一时,成为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小说的必读之作。魏仁秀在书中描述了纯阳宫等许多旧太原的风景街市,而作者著书的“四美园”也就是小说中有过细致描写的“愉园”更是因此而闻名。

  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而得名的四美园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而雁丘却重现于汾河公园。从雁丘的重建,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对挖掘文化积淀与恢复文化自信心的重视,昔日的晋阳曾是政治之都、军事之都、文化之都,2500年后的太原,并不需要它完全重现旧时风采,但历史与现实要求我们,一定要将它建设成为一座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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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公园雁丘

本文作者:张珉、董树昌,刊载于2003年第二期《山西青年》,发表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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