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也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由于其特有的自然条件与历史原因，有幸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青铜器是古代劳动者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发明，它不仅标志着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凝聚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工具、兵器、饮食器和礼乐器等，是研究我国古代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料，其造型与纹饰具有重大的美学价值。
据史籍记载，山西早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万荣县庙前村后土祠附近发现了铜鼎，元狩七年，汉武帝认为是祥瑞，遂改年号为“元鼎”。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在庙前村后土祠又发现铜鼎，唐玄宗将原来的河中府汾阴县改名为宝鼎县。明、清以来，地下出土铜器渐增，有闻喜县南王村出土商代“父癸敦”、“〓卣”太原市出土的“铜鹦鹉”，偏关县出土的商代“〓卣”，永济县出土的商代“参父已”，万荣县庙前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铺”和“〓钟”，代县蒙王村出土的春秋晚期吴王夫差鉴，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战国间青铜器群，吉县出土东周铜器等。但上下千余年出土青铜器总数不多，并且大都被掠夺、盗运到国外，收藏在美、英、法、日、德等国博物馆中。1949年以后，文物考古事业受到重视，地下出土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四十余年来，山西青铜器出土已超过三千余件，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都远远地超过过去千余年的发现，成为全国研究商周青铜器的重要出土地区之一。
一、据考古发掘证明，我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原始红铜器物的实物资料。
80年代初，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古墓中出土的一件用红铜制造的铃铛，经碳14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2085年，略早于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年代，是山西省发现的最早铜制品，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新发现，是近年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该遗址出土的铜铃长6.3、高2.7、壁厚0.3厘米，是一件含铜量高达95%的红铜铸件，它是仿照遗址早期文化层内的陶器制造的，是中原地区目前见到的最早的红铜制品之一，已充分证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龙山文化时期(含甘肃齐家文化)中国已经进入铸造铜器的初级阶段。
同时，在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典型遗址中，也有早期红铜和青铜小工具等发现。东下冯遗址面积有25万平方米。碳14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900-1500年之间，是研究我国夏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
在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已有铜凿和兵器镞发现。经定量测定、光谱定性分析和金相鉴定，除凿为红铜制品外，其他均为青铜制件。同时在三期地层中还出土了一件铸造青铜斧的石范，片麻岩制成。这里青铜小工具的母型都是仿造石器而来，斧，形短小，无銎，不能安装木柄；凿，扁平长条形，横剖面呈梯形，顶端略宽；刀，弧形刃，尖上翘，长方形的柄；镞，双翼，两面有脊，铤横剖面有扁圆形菱形两种，长5-8厘米，酷似石箭头。铜爵，俯视呈桃形，前有流，后有短尾，流后有柱，柱呈三角形，腹微外鼓，爵身有一道弦纹，圜底，下附三个棱形尖足，素面，流至尾长14厘米。这些铜制品的造形特征说明东下冯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仍保留着原始性质，同河南二里头文化类型相同，这时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但生产工具仍以石质的铲、镰、斧为主。陶寺和东下冯二遗址正处在传说中的夏墟范围之内，陶寺的年代略早，相当唐尧至夏人时期，东下冯相当于夏末商初。
汤灭夏后，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主要在黄河之南，现河南北部。山西与河南省仅仅是一河之隔的近邻。考古调查表明，相当于二里岗时期的商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晋南黄河畔的平陆、永济、垣曲、夏县、曲沃；东南部的黎城、潞城、长子；晋中有太谷；以及大宁、隰县等地。这些地方都出土过不少商代文化遗存。目前，在夏县和垣曲古城南关发现的两座商城遗址，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夏县东下冯发现的商代城址呈矩形，城墙宽6-8米。圆形建筑群基址东西成行，南北成列。此外，还有窑址、窖穴等。出土铜器有爵、镞等。垣曲古城镇南关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平面呈平行四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内东南部为居民区，中部有一组夯土建筑群，可能是宫殿区。有两座二里岗时期铜器墓压在城墙上，出土铜器有直领尖锥足、鼎、爵等。
一九九○年初，在平陆县坡底乡前庄村发现的商代早期祭祀遗址出土了一批二里岗期铜器。主要有大方鼎1件，大圆鼎2件，一件；同时出土的还有爵、觚、有銎的铜斧等。此外还发现有赞、凿、灼痕的无字卜骨。这些都是商代王室所用之物，是王权统治的象征。建邦立国的重器，都是与古代祭祀黄河、祈福禳灾相联系的。这一批铜器对研究早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非常重的意义。
还有沁水县南沟村发现早商时期尖锥足爵，在颈、腹部已有简单饕餮纹、数道弦纹，流短、柱呈方铁钉状。与前者风格、时代相同。
另外在长子县北高庙，隰县城关庞村和大宁大德都发现了商代中期或早期铜器，特别是北高庙出土的铜器，非常难得。这个时期铜器工具有撅、有銎能直接按柄的斧、锛、环首小刀和锥、赞。兵器有双翼的镞、直内戈，援和内之间加有凸棱，说明人们在使用时已经学会加柄，成为长兵器。青铜容器有鼎、鬲、、爵、、觚、尊、和盘等。从数量上看酒器的比重较大。鼎，从器形看，都是小耳、深腹、短锥足，底部园形或分裆形，锥足多空。爵为长流、短尾、平底、直足式。为短柱、平底、空足式。觚有矮粗和细长两种，但腰部均随势凹下，少鼓腹者。喙在顶部，口在脑后，三袋足组成颈腹，〓扁平，无兽头。从制法上看，鼎、鬲、、等都是三足器，用包底铸法而成。觚、盘为圈足器，周围都有十字孔。从花纹上看，所有器物都是单层印纹，无地纹。花纹题材以兽面纹为主。从使用情况看，有些器物外有烟薰痕迹，内有水锈，都是实用器。墓中的随葬铜器，都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没有冥器。
商代晚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繁盛时期。山西省出土这一时期青铜器比较丰富。主要地点有平陆盘南、常乐；曲沃曲村；晋中灵石旌介、太谷白燕、太原阳曲；忻州连寺沟的羊圈坡和牛子坪；保德林遮峪；右玉大川；吕梁的石楼县二郎坡、后兰家沟、桃花庄、贺家坪(下庄峁)、义牒、圪垛坪、会坪；柳林县高红；永和县的下辛角；隰县城关庞村；晋东南长子县北高庙；潞城县潞河；黎城县城关等。器物成群的有北高庙、旌介、后兰家沟、桃花庄、二郎坡、羊圈坪、牛子坪、高红和林遮峪。其它地区或是少量的几件容器，或仅数件兵器。
按纹饰特征和器形分析，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在晋东南和晋南黄河沿岸主要是同河南殷墟商王朝的王畿地区相仿佛。而在晋中、吕梁、忻州、雁北等地均属商王朝周围的方国文化区。
出土的这一时期商代青铜器，数量远远超过二里岗时期，器物类形也增多了。常见的礼器、酒器有鼎、、、鬲、爵、觯、尊、觚、〓、、簋、盘、壶、卣、瓿、觥、角等；兵器有直内戈、带銎戈、矛、戚、带銎刀、镞；工具有斧、斤、凿、锛、锥等。纹饰有了较大发展，一般都在颈、腹部，耳或足部饰有饕餮纹、兽纹、夔龙、夔凤等。出现了通体饰有花纹的礼器。饕餮一般都面目狰狞，有恐怖感。新器形和纹饰都有了巨大的演变，说明商代后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铸铜手工业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这么众多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段，现分别叙述如下：
1.早段：
以长子北高庙、忻州连寺沟和石楼后兰家沟三处为代表。铜器群的基本组合都是鼎、、觚、爵、、鬲、〓、等。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两次发掘的北高庙铜器群的特点是：①多仿陶器。鼎体呈罐形；平底或凸形底；单柱形爵；觚体矮粗，十字镂孔；鬲、鼎、〓足成尖锥体。②纹饰为单层花纹，主体是带状单层饕餮纹，尾向上卷，在饕餮纹的上下也有用连珠纹、弦纹相配称。饕餮纹面目远不十分凶猛可狰。③出现了新器形〓，〓的上部呈现三角形；、觚与郑州白家庄出土的相同。饕餮纹鼎和爵同殷墟一期相似。忻州连寺沟出土的青铜器已经可以看到云纹鼎，锥尖足向柱足过渡；爵体逐步加长，流长尾短，柱在口流之间，体向卵形发展，饰有满体花纹的瓿体最大径在肩部；觚柄中部起凸棱，作饕餮的鼻梁。总之，这一时期青铜器较多地保持了二里岗时期的特点。
2.中段：
主要以桃花庄、保德林遮峪、柳林高红三地铜器为代表。特别是桃花庄的龙形觥，带有双角，体成兽形，通体饰有精细的夔龙、鼍纹等，是商代铜器中的精品，极为罕见。还有立耳、圆底、矮柱足的饕餮纹鼎；无耳、高圈足盆形簋；浅腹、高足盘；短颈、矮身、乳钉纹瓿；圈足内挂有铜铃的喇叭形觚以及双头兽条形提梁卣等。保德林遮峪出土铜器30余件，其中，铃豆、车铃、马铃等各种车饰，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柳林县高红出土的则是各种小巧玲珑的冥器和实用品，有靴、胄、铃首剑、矛、戈等。这一阶段铜器的特点是：容器的数量、种类增加了，出现了新器形壶、豆、盘。鼎耳微侈，外撇，柱足；簋为敞口高圈足；豆与陶豆相同；瓿体腹扁圆，上有扉棱；卣下腹大。特别是柳林高红出土的胄、铃首剑、铃、矛、钺、斧、靴形器、塔形饰、双环首刀等，更为特殊。纹饰广泛采用多层满体花纹，在瓿、觥上最为明显。
3.晚段：
以灵石旌介，石楼义牒、二郎坡三地为代表，灵石旌介出土青铜器百余件，主要有形体瘦高的直耳、柱足象纹方鼎、饕餮纹分裆鼎、蕉叶纹觚和体如伏虎的饕餮纹觥等。石楼二郎坡出土有立耳柱足分裆鼎、弦纹鼎、连体〓、伞形方柱的饕餮纹、卣等15件。这一时期铜器的特点是①鼎、鬲、方鼎等普遍运用柱形足，立耳，深腹。②爵体呈卵形；觚体呈喇叭状，腰部开始有宽厚的箍。③普遍使用扉棱，如旌介的方鼎、二郎坡的等。④出现了新器形方鼎、卣、簋、尾戈、觯等。⑤戈的援部加宽。⑥带状饕餮纹减少或不见了。普遍使用多层或满身饕餮纹、夔龙纹、三角纹。以旌介的觥、簋、卣最典型。开始使用的新纹饰有蝉纹、珠纹、蕉叶纹和凸棱、附兽等。⑦族徽和单体字铭文的使用，在灵石旌介，大量用“〓”族徽，也有的用“天”、“辛”、“羌”等。
晋中、吕梁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又称北方草原青铜器。除具有商代铜器中一般的普遍特征外，还有它自身的特点：①既受商王畿地区青铜制品形式的影响，又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对殷墟类型青铜器加以改造，创造了既保存有殷墟类型青铜器的特点，又寓以自身气质的风格。如忻州羊圈坡的云纹鼎，采用立耳、柱足的形式，而鼎体变得矮胖，腹部饰有云纹。石楼桃花庄的直线纹簋，簋体拉长，用高圈足，饰有特殊的直线纹。敞口盘，用三个扁平足。夔龙纹觥，长角状。②小件器物匙、〓、匕、刀等一端装饰蛙、蛇、虎、马头、羊头、或两蛇与蛙相斗等动物图案。同时，在蛇嘴、马头、车马器、觚、豆柄内安有或挂有弹丸，或动物嘴作成镂孔状，舌头可转动，似铃铛。③这个地区独有铜器是：表面上卦有许多铃铛的舞铙器(曹家垣)、铃首剑(高红、林遮峪)、管銎戚(高红)、蛇首匕(褚家峪)、马头刀(旌介)、铃首刀(林遮峪)、长管銎钺(曹家垣)、倏形三銎刀(义牒)、蛙首〓(牛子坪)、胄、靴形器(高红)、弓形器(後兰家沟、旌介)、条形勺(义牒)、銎内戈(义牒)、梳(义牒)、蛇首带环匕(曹家垣)、双球铃、单球铃等车马饰(林遮峪)、铃豆(林遮峪)等。
这批铜器小工具90%以上都是素面，少量带有简单的斜方格纹和斜条纹。多数遗址或墓葬出土铜器以小件工具和武器相组合或单独出土，不同大件铜器相伴生。
二、武王翦商，进入周代。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晋南的“唐”地，至其子燮父改国号为晋。
山西周代古文化遗址和墓葬主要分布在洪洞的北秦、坊堆和永凝堡，翼城凤家坡、苇沟、北寿城，翼城天马—曲沃曲村，闻喜上郭，芮城柴村，晋东南长子西旺村、晋义村，黎城石梁等地。
历年来在这些地方先后发现过大批青铜器。
西周早期，相当于成王时代的遗址有：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含凤家坡村）。遗址位于翼城县西北—公里，包括东寿城、后苇沟、老君沟、营里村之间。文化内涵丰富，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晋文化及汉代文化遗存。其中以晋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根据出土文物可分为四期，主要铜器有鼎、〓、簋，卣和车马饰件。第一期为西周早期。第二期西周中晚期四周中晚期、第三期春秋中期、第四期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曲沃曲村—翼城天马遗址，位于翼城之西，曲沃县之东，两县交界处，包括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村之间面积3000×2800米。文化堆积较厚，可分为两大层，下层为仰韶、龙山和东下冯类型遗址，上层为晋文化遗址，遗迹遗物十分丰富。近年来，北京大学和我省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共发掘了五百余座西周的古墓，据地层和出土器物，大体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墓中出土陶器、铜器和玉石器等，这类墓一般都有青铜礼器10件左右。有的大型墓随葬有车一至二辆，或附设车马坑，最多的一个车马坑有三辆车十二匹马。而遗址分布最广、内涵最丰富的堆积还是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的遗存。北赵晋侯墓区出土的晋侯稣鼎和钟、晋侯〓簋和壶、晋侯邦父鼎等铭文青铜器，不仅可以补史籍之不足，而且还为进一步探寻晋国早期国都，提供了重要线索。洪洞北秦、坊堆、永凝堡西周遗址，位于洪洞城东北6公里，面积较大，北秦为遗址区，曾在窑场出土有赞、凿、灼痕的无刻字卜骨。永凝堡和坊堆分别为墓葬品。50年代曾在坊堆西周墓中出土一块刻字的卜骨和一批青铜器。
一九八○年又在永凝堡发掘了一批西周墓，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相当早周时期，出土有铜鼎、簋、戈；中期有4座墓，出土铜器有鬲、簋；晚期，出土一件恭王时期的甬钟，常见器物还有锅形腹蹄足鼎、盖簋等。
据邹衡先生考证：洪洞、翼城的坊堆—永凝堡、苇沟—北寿城，故城村和天马—曲村四处大规模的晋国早期遣址，位于文献记载的霍山以南，绛山以北，汾水以东和浍水以西方圆百数十里的范围内，很可能就是《晋世家》所谓“方百里”的晋始封地。西周早期铜器的特征是：继承了商代的形制变化不大，器形制作凝重厚实。常见种类有饮食器的鼎、〓、簋，而鬲、豆少见。酒器有觚、、爵、角、、卣、觥、觯、、斗(勺)、卣等，水器有盘、壶。器形上一般鼎仍立耳於器沿上，深腹柱足式。稍后出现宽体、小垂腹、矮足或蹄足式，如永凝堡出土的弦纹鼎就具代表性。壶呈瘦长体，圈足低小。大都是圆底、柱足、直流。鬲分两种，即侈口短颈分裆式和侈口束颈低体式，足尖均为实心。〓仍是甑、鬲连铸式，唯甑腹比晚商较窄瘦，腹内有箅与腹壁用环连接。簋在这时较为流行，大都为侈口垂腹宽体式，无盖。新器形有方座四耳簋。戈作长援短胡，一穿到三穿，还有无胡无穿的戈。新出现了青铜匕首。最常见的花纹仍然是饕餮纹，其次是夔纹，通常用云雷纹作地视。不分尾的鸟纹也很流行，不少器物还保持商代晚期使用广泛的扉棱和大角的兽首等附加装饰，花纹造型庄严典重，保持商代晚期风格。铭文铜器在山西极为少见，一般有也是少数几行，最多不超过廿余字。铭文字体粗胖、波磔不十分明显。中期铜器有一些变化，饮食器中新出现了〓和〓，豆仍少见，酒器中的觚、爵、逐渐减少。新出现了杯。水器中新出现了盘和〓。乐器的甬钟在穆王时期初见，在陕西等地一般都是1—3件为一组，而永凝堡仅见恭王时甬钟一件。铜器的器型则是柱足逐渐不见了，蹄足普遍流行。几乎成了清一色。从花纹看饕餮纹明显减少，鸟纹仍然流行。这一时期的铭文篇幅较长，而山西发现的长篇铭文却不多。
目前，所见最长的算是长子晋义出土的〓鼎，铭文六行共四十三字，内容主要记述婚嫁赏赐之事，铭文书体清劲秀丽，笔道织细规整，与波磔体稍有不同。
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中，酒器明显减少，但其他器类有所增加。如〓、豆，前期铜铸的很少。这一时期的簋，大都是圈足加三支足，上有盖。体变扁、流变曲。鼎为浅腹、圆底。〓的流槽宽短。大部分器形已失去浑厚、凝重的风格，而向轻簿简陋发展。器物的组合，逐渐改变了前期的一器一式，而向成组成对发展。纹饰以长带形波浪纹、连贯的重环纹，以及鱼鳞纹等最为流行。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墓，山西有一大批出土。其中除曲村—天马外，比较重要的还有闻喜上郭村、芮城柴村、坛道等墓地。闻喜上郭属晋国古曲沃地域。晋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见《史记》)，这里曾出土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比较珍贵的有“刖人守囿”车、荀侯〓、贮子〓、陈公孙〓父瓶、董五氏系矩〓等。“刖人守囿”车1989年出土，车体作方箱式，箱盖上有四个任意转动的尖喙小鸟，鸟身有羽毛纹，肚内灌铅，使重心降底，座落在四个顶针上，盖开闭时，小鸟始终保持正方位，可随意转动，可能是中国古代“相凤鸟”的祖型。箱盖捉手为蹲坐的猴，似乎在管理小鸟。车箱四角有四只回首左顾右盼的熊罴，两侧中部卧伏一对小虎，车箱帮上还装饰有两对振翅欲飞的小鸟。共有六个车轮，前有两只卧伏的虎，抱着四个小车轮，后为一对大轮子。制作最精美是车箱后的门扉，上嵌着一个赤裸身体的守门“刖人”，左手柱拐，右手挟门闩，车箱前帮有一铺首衔环，可拉车。六轮刖人守囿挽车，形状虽小，但铸造花纹精美，工艺精湛，可活动的部位达十五处之多，各种动物形象十四种，以象征“域养禽兽”的囿苑。门扉上刖人则是《周礼》所记“刖者使守囿”的具体形象，是我国不可多得的珍宝之一。
荀侯〓，椭圆形身，四蹄足，口沿、〓身均饰重环纹，器底有铭文三行十四字：“荀侯稽作宝〓，其万寿子孙永宝用”。闻喜上郭位于新绛南，与古荀国相邻，这件荀侯〓应是荀国的文物。《左传·桓公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后为晋国所灭。荀侯〓也顺理成章地归入晋国了，所以荀侯〓能在晋国的大夫墓中出土。
贮子〓，器形同荀侯〓，颈部饰有窃曲纹，底部有铭文四行十八字，释文为：“唯王二月，贮子已父作宝〓，其子子孙孙永用”。
陈〓父旅瓶，陈国器，壶颈的表面有刻文五行共二十字，释文为：“陈公孙〓父作旅瓶，用祈眉寿万年无疆，永寿用之”。
董矩〓，已分为甑，鬲两体，甑立耳在口沿上，四周有窃曲纹，鬲为四蹄足，素面。甑内壁有刻文四行共廿二字，释文为：“〓五氏孙矩作其旅〓，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四奴隶腿方鼎，鼎体成箱形，四角有四个裸体奴隶，半蹲式竭尽全力地抬着柜箱。箱盖上有一对卧虎，为捉手，四壁中部有四只回首的虎。底纹为夔龙纹。铸造同“刖人守囿”车一样精美。
潞城县潞河村出土的虞侯政壶，方口，预部两侧有兽头状的双耳衔环，颈部饰有鸟纹，两鸟间有鼻梁，保留着饕餮纹风格，腹部饰十字带，上缀弦纹，方圈足，上面有窃曲纹和波带纹。铜壶颈内部有铭文四行共二十四字。释文为“唯王二月初吉壬戊，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是虞国的重器。虞国古城在平陆县张店镇附近。虞国器非常罕见，这为研究虞国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虞侯名政，是虞国历史上唯一知道的国君名。
其它如芮城坛道出土的铜器，大都器形大，铸造精糙，有盖无底。芮城村亦出土数批青铜器，有鼎、簋、车马器等，也在记有铭文的叔伐父鼎，叔向父簋等，器形小且精糙。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已进入中衰期。
三、公元前711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西周历史告终。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为东周开始。东周历时549年(前770—前221年)，分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到春秋时期，我国奴隶社会日趋瓦解，奴隶起义风起云涌，不断冲击着奴隶制度。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晋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大国，政治、经济、军事都比较发达，它所铸造的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调查，到后来对侯马晋国遗址的勘探和发掘，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侯马即“新田”，是晋国晚期的都城。该遗址由古城址、手工业作坊、宗庙建筑和祭祀群遗址，以及墓地等部分组成。作坊区内的铸铜遣址和上马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对研究我国青铜器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的遗存，山西省发现很多。
三十多年来，我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考古工作者共同发掘了包括侯马在内的上千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铜器。根据器形纹饰，这些青铜器可分为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四段。
1.春秋中期：以侯马上马13号墓、5号墓、11号墓以及长治分水岭269、270号墓为代表。上马13号墓出土青铜器34件，计鼎7、鬲2、甑1、簋4、〓2、壶2、鉴2、盘1、〓1、〓2、小尊1、编钟9，另外还有编磬10件。从该墓的规模及其随葬器物看，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富有的武将。著名的“庚儿鼎”和“蟠龙纹方壶”就是在这座墓内发现的。墓内出土的小方尊颇为特殊，郭宝钧先生认为是“双耳吊锅”，是用绳索将双耳吊起，下加火力用以炊饪的器物，可能源于蒙古。长治分水岭269、270两座墓葬，共出土铜器185件。器物的基本组合是鼎、敦、〓、方壶、、、鉴、盘、编钟、编磬和车马器等。这些器物以食器为主，并有礼器配合，所以也可以说是“钟呜鼎食”的组合。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特点是，出现了附耳、有盖、深腹、蹄足、圆底范痕，耳、足都可预制嵌铸的新式鼎。鬲，口沿较平、高足根和鼎足相似。〓，甑和鬲分铸，由方形变为圆形，连体〓基本消失。〓，采用上部直壁加深式。壶，方形，通体装饰花纹。簋，无圈足，两耳变为环钮。〓，瘦长、流口饰虎头。盘，有附耳，三足式。新增加了盛水的鉴，并且常与壶同时出现。
这一时期的花纹除有少量的重环纹(大都饰在器物颈部)外，还与起一种千篇一律的蟠螭纹和蟠虺纹。这些纹饰都是用印模法铸造的。
2.春秋晚期：以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和潞城县潞河村东周为代表。一九八八年，在太原金胜村发掘的251号春秋晚期大墓，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的又一次重大收获。墓内出土各类随葬品三千余件，大多数是青铜器。其中礼器就达140件，主要有鼎、豆、壶、鬲、鉴、、〓〓、盘、〓、〓、窀、瓿、、钫、〓等21种。最大的一件青铜鼎高100厘米，口径104厘米，是目前国内已知春秋晚期最大的镬鼎。出土的匏壶和鸟尊造形优美、铸造奇特，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匏壶，盖作鸟形，鸟脑后有冠，双目圆睁，钩形尖喙张开、引颈伏身、腹中空、短尾、全身饰羽状纹，利爪下抓一蛇。盖下有子母口，肩腹部一侧附一虎形捉手。虎昂首张口，前肢微伏，后肢直立。虎口衔一环，环上有绞链与盖的鸟尾相连。鸟尊，器身为一昂首挺立的鸟，鸟脑后有冠，双目怒睁，尖喙，喙下部固定，上部可自由开合，倾斜时嘴可张开，复位后口即闭上，细长颈，腹腔中空，与头颈、头、喙相通。鸟背附一虎形捉手，虎身下鸟背部开一椭圆形口，口上有盖。虎后肢下引出一绞链，与盖上的纽环相连，鸟通身饰羽纹。
在这个大墓中出土的其它器物，也都另具一格，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金胜村位于晋阳古城西郊，是晋卿和上大夫的主要墓地，251号墓的发现为研究晋文化及三家分晋前后的历史，提供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此外，在原平县峙峪村和万荣县庙前村还出土过一些吴国的青铜器，如“王子于戈”和“吴王光剑”。前者是吴王僚为王子时的兵器。吴国和晋国关系非常密切，吴国和楚国打仗，时常向晋国求援，晋国都给吴国军事技术，所以吴晋两国器物交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八十年代初，在潞城系潞河古城附近，发掘了两座东周墓。其中一座出土青铜器170余件。礼器中有两组升鼎，一组盖豆，以及镬鼎、盖鼎等；乐器中有甬钟两套，铺一套，纽钟一套；兵器中有戈、矛、剑、镞等，使用了少牢五鼎规格，表明墓主人身份相当于下大夫。然而，墓内所用编钟四套28件，超出了五鼎墓的规格，说明了春秋末战国初，在埋葬制度上，〓礼和“僭越”的现象日趋严重，反映了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
长治和潞城一带，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属韩，这些器物均是研究该国早期文化发展的珍贵资料。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基本上沿用了中期的形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礼器组合是以鼎、豆、壶、盘、〓、〓、〓、鉴为基本内容，并以豆代替了簋。从器形上看，附耳有盖鼎更加流行，蹄足略变细长。壶，为长方形，颈腹四角各附四兽，作扉棱状，足为镂空方形足，而潞城潞河和太原金胜村出土的方座豆则是一种新兴器物。〓的四足逐渐退化成圈足或平底。鉴，平沿、束颈、兽耳衔环。乐器中编钟或甬钟成组出现，一直延续到战国仍方兴末艾。这时的纹饰种类繁多，除普遍连用蟠螭纹外，新出现了〓索纹、翎翼纹、勾连雷纹、云纹和贝纹等。春秋中期出现的错金新工艺在这一阶段开始流行，铜器中错金银和镶嵌绿松石的图案明显增多。
3.战国早期：经过春秋时期的大变革，由韩、赵、魏三家分晋，揭开了战国序幕。到此，中国社会正式进入了封建社会，青铜器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清理和发掘了近千座战国墓葬。属于早期的，以长治分水岭25号墓最为典型。长治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战国时为上党，市北郊有一台地，高出地面十米，名曰分水岭。岭两边古墓丛集，遗存丰富。25号墓出土青铜礼器、乐器40件。其中，鉴形状较大，宽沿、深腹、矮圈足。另有四个小铺首衔环，分布在两耳中间，用以提连。这一时期的墓葬，在晋南地区也有发现。经过发掘的有闻喜邱家庄、万荣庙前村等地。六十年代初期，在万荣庙前村清理了160余座墓葬，出土的重要铜器有列鼎、壶、盘、〓、〓、钟等230余件。其中，鸟兽合搏戈和错银凤凰壶造型奇特，花纹精细，是战国时期少见的佳品。夏县禹王城是魏国初期的都城安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陶范，与侯马晋国遗址所出铸铜陶范极为相似，可见魏国的青铜文化也是从晋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北一带在战国时属赵。这一时期的铜器发现较少，我们发现的铜器多是春秋晚期，其中有原平峙峪赵家垴、浑源李峪村和原平刘庄等地。峙峪墓出土的铜器组合为鼎4、甑1、〓1、豆1、壶1。主要纹饰为细密的蟠螭纹、勾连云纹、〓索纹和贝纹等。刘庄墓出的铜器组合为豆、壶、〓等。主要纹饰与前两地纹饰相同，上述三个地点出土铜器风格与韩、魏铜器基本相同，都属于晋文化的范筹。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在某些方面受燕国文化的影响，保留了北方青铜文化的特色。
战国早期青铜器是春秋晚期青铜器的延续，但由于器物本身的自然演变，所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鼎，以长治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五列鼎为例，5号、10号鼎为侈耳立口沿，深腹圆底长兽蹄足，为春秋晚期器，而1号鼎却是覆盖，附耳，圆底，高兽蹄足，与前式鼎显然两样，已有战国早期鼎的雏形，壶由春秋晚期的方形、长方形、环形耳，到战国初年变成圆形，耳改变成铺首衔环。〓由春秋中期以后的浅腹，虎头流，三扁平足或环形足，到战国时期大部分都改变成方圆形，有矮低的圆足。
春秋时期戟多为戈矛分体装在柄上，到战国时期普遍连用戈、矛同体的戟。这时期的器物组合，由春秋中晚期流行的鼎、簋、〓、盘、〓，逐渐改变为鼎、豆、、壶、盘、〓或鼎、豆、壶、盘、〓等。战国早期的花纹，除春秋晚期的纹饰外，花朵纹、贝纹，〓索纹成为主流，重环纹不见了，鳞纹变成附助纹饰。青铜的胎体已向轻薄、脆弱、粗糙发展，素面铜器已逐渐增多。同时，大量出现主纹下垂三角形云纹。贵重物品往往采用错金、错银、嵌错红铜等先进的工艺技术，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错金豆和错金〓等便是这个时期青铜工艺的代表作。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由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发展到极盛，到战国中期以后，又逐渐衰退下来，这与当时频繁的战争有关。即使是诸侯墓出土的大器群，也系于东周的兴盛期。
山西出土的这一时期青铜器很多，其中尤以长治分水岭53、20、35、36号等墓最为典型。53号墓出土青铜器有列鼎5、豆4、壶2、鉴1共12器。列鼎，附耳、有盖、三蹄足，颈部比腹部宽。豆，为深盘两耳有盖式，矮足，圆圈捉手盖，素面。壶为半环钮，有四道弦纹。35号墓出土鬲1、鉴1共2器。鬲为鼎式，有盖，三环钮，下有矮袋足，两耳套环。鉴为四耳式，圈足〓索纹。36号墓出鼎1、鉴1、壶1、1共四器。鼎，附耳、三钮平盖、足、素面、弦纹。壶，小口、鼓腹、圈足、兽耳衔环。鬲，器形似鼎，有盖、鸟钮、环耳，足为袋形、实心，通体饰窄条纹，梅花纹填空。，小口，短颈，扁圆腹，三蹄足，曲流喙为鸟首形，两肩有提梁。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器形上和早期风格相似，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变化：铜器胎壁变得薄、脆，也比较粗糙。有的鬲加盖，兽蹄粗大，有一种蜕化的趋势。敦，上下腹盖相同，子母口也没有区别。有的豆演变为深盘高柄。壶变化较多，有侈口、短颈、环耳、鼓腹壶和小口、短颈、扁圆壶。还有一种小口、鼓腹壶与西汉初期的钟差不多，惟体较重，颈较短，无弦纹，在战国晚期很流行。
盘仍在大量使用，但逐渐转向无耳、无足形状，有向汉洗转化的倾向。长治分水岭35号墓出土的Ⅲ式戈，援上昂，长胡三穿，内有一穿，这是该时期使用的典型兵器。这时还新出现了量器，如传世的“土匀啤”和单环耳〓量等，战国中晚期铜器的纹饰比早期衰退多了。除少数蟠螭纹、变形夔纹、梅花纹、蟠虺纹是延用早期外，其余多素面，或以弦纹，〓索纹作简单装饰。这时，镶嵌式图案仍然继续使用，只是花纹不是范铸后镶嵌，而是用极锐利的尖刀刻凿而成。中期铜器铭文，改铸纹为刻纹，铭文多在显著部位，习用瘦长体，笔道织细。到战国晚期，又变得清秀隽美易于辨认，接近于小篆。内容以“物勒工名”为主，极少书史记事。中阳弓家湾出土的“韩耳鼎”、“咎奴壶”和朔州出土的“春平侯剑”等铭文都是这时期典型的形式。而文水上贤出土的铜壶铭文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纯属错银技术。
总之，东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我们的祖先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的灿烂青铜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晋国青铜文化，一般是指从叔虞封唐开始，到秦灭六国结束，山西，以及河南、河北的一部分地区所发现的以青铜器为主要标志的区域地方性文化。晋国青铜器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①种类繁多，风格独特。
蒸煮器有鼎、鬲、〓等；盛食器有簋、豆、敦等；酒器有卣、、、壶、〓、尊等；水器有盆、鉴、盘、〓等。
此外还有工具、兵器、车马器以及日常生活用具、衣服装饰品和货币等。其中在侯马晋国遗址中发现的青铜货币〖CD2〗从肩尖足空首布，是目前我国所见的最早的金属币。这种货币仿照我国商周青铜〓具铺(带銎的锄铲)而来。货币布从铺音而得名，币面上大部分只有三条垂直线纹，山西其他地方出土的此类货币，少量的布面铸有文字。主要有“邯郸”、“玄金”等。三家分晋以后，韩、赵、魏三国都有铸币。到战国中期，布币逐步摆脱空首布的形式，而变成平首布。到战国晚期，则大量流通平肩方足布，这种布币面上都铸有韩、赵、魏城邑名称，出土地点遍及全省各地。铭文中地名能与今日山西地名相符者有30余种。雁北阳高一次出土布币一万六千多枚，数量之多，品类之全实为罕见。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大量增加，礼器相对减少。铜镜和带钩就是比种类型的代表。特别是带钩种类繁多，形饰雅致，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到战国时期广为流行。
②造型优美，纹饰讲究。
东周以来，在我省发现的大量晋国青铜器，在形体或装饰上，除注意实用外，还特别注意观赏价值。这种对美的追求，体现在青铜器制造的全过程。如在春秋期出现的虎头或鸟首提梁，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鸟尊、匏壶和高柄小方壶，深源李峪的〓牛温酒尊等，造型都很优美奇特。该时期在器物的纹饰上，也非常讲究。大量的兽面纹和动物、植物的图案，取代了商周时期的神化怪物。饕餮纹已从青铜器的显赫位置下降到足根、附耳和铺首等次要地位。连续图案盛行，每个兽面在图案中，同夔龙、夔凤等动物相纠缠，身、首互相撕咬在一起，构成条状的兽带纹。这样的纹饰常放在铜鼎的颈部，钟和钻的鼓部和鉴的腹部。晋文化中另一种典型纹饰是带有翅膀的虎，虎口衔螭。特点是尖唇上卷，锋牙露，紧紧咬住扭曲挣扎的小螭。
春秋中期以后，最有诗意的纹饰是蟠螭纹、蟠虺纹和蟠蛇纹。这几种图案是由西周末年窃曲纹和夔纹相结合，逐步演化而来的。初期，夔龙、蛇和饕餮的动物纹饰比较清晰明了，有规律性，如上马13号墓出土的器物上，一条条螭和蛇成“S”或“C”形，排列都比较整齐。到春秋末期，因铸铜工艺技术发展，广泛采用印模法，所以成组、成行的纹饰就形成虎、凤、螭、蛇互相撕咬的图案。
到战国时，蟠螭、蟠虺又变为成组或单体动物图案。春秋中晚期还有一种较突出的夔凤图案，这也是晋国文化中特有的一种纹饰。这种图案身形细长，有鹰勾式的嘴，高大的麟角，突出的眼珠和各式的冠，造型生动。此外，动物纹也很发达。常见的有虎、牛、羊、鹿、鹰、雁、〓、鱼、蛇、猪、狗、免、熊等。大部分是高浮雕或全器作成某一动物造型。其中虎、鹰、牛、鱼四种动物应用最广泛，常常放在器物最突出的部位。
③铸造先进，工艺精细。
六十年代，在侯马西郊发掘的东周铸铜遗址，为研究晋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由礼器、工具、货币三个作坊区组成。出土陶范，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从铸铜遗址的发掘，可以看出当时手工业作坊分工越来越细，工艺流程严密、科学，从制模、翻范到浇铸，环环相扣和井然有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制模是用淘洗过的泥土，掺上沙子，塑造成铸件的完整模型（母型），再用沙泥翻成外范、范芯。烧铸时，把外范内范合在一起，内部加上范芯，然后在外范外面再糊上草泥土加固，既可防止暴裂，又增加了透气性能。浇铸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除继续使用浑铸法外，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将铜器的耳、足、环等附件先铸好后，嵌在主体范中，再浇铸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然是合范铸造，一范多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铸造文字则是用另一块范把文字刻上，镶嵌在外范上一次铸成。铸造鼎耳、腿以及方座等粗大器形时，则把范芯包在器内，既增加重量、稳定性，又节省了原料。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冶铁业的兴起和发达，锋利的雕刻工具也应运而生，青铜器的铸造也更加先进，出现了许多新的工艺技术。如错金银、错嵌红铜、包金银、流金、细线缕刻等。特别在薄胎铜器盘、〓、鉴等上面用细线缕刻有宴乐、射礼、宗庙、狩猎、罗纲、捕鸟、采桑以及水陆攻战等图象，雕刻精细，一丝不苟。长治分水岭出土的一个铜鉴，上面刻有三十七个人物、三十八对禽兽和六十六件器物，生动地表现了古代人们在宗庙附近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场面，其工艺之精，纹饰之美都是绝无仅有的，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铸铜工艺技术的卓越成就。
四
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到西汉时期，由于进行了多种社会变革和推广了很多新的生产技术，使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铁器使用更加普遍。铜礼器、工具、兵器逐步淘汰，相继被铁器、陶器、漆器所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青铜器铸造工艺停止了发展，而在一些达官贵人的幕葬中仍然可以见到精美的少量青铜器，在工艺上呈现出了美丽的余辉。众所周知，在右玉县大川村汉幕中发现的西汉成帝河平三年造的流金铜温酒和流金银酒尊，造型浑厚，浮雕的飞禽走兽栩栩如生，是迄今国内所出土西汉铜器中的佼佼者。在太原东太堡汉墓中出土的“清河太后中府钟”，不仅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标准器，而且，还为研究太原在汉代的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
还有近年来，在朔州照什八庄和襄汾吴兴庄出土的雁鱼灯，具有一定的科学原理和高度的工艺水平。灯由雁首、雁体、灯盘和灯罩组成。整体做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颈、腹腔及鱼身均中空相通，雁背托一灯盘，盘的一侧附灯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灯罩为两片弧形屏板，其上插入鱼腹下的开口，下部插入灯盘的圈沿内，可左右转动开合，以调节灯光的亮度。灯火点燃时，烟气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室内的污染。雁鱼灯的结构原理，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一样，达到了功能兴形式的统一。
西汉时期，青铜镜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用品，由于它的花纹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一致，所以成为考古学上文物断定年代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汉前期，铜镜上云雷纹、蟠螭纹继续流行，同时逐渐出现了三叶纹，四叶纹图案，将蟠螭纹分成三等分或四等分。有的铜镜周围有镜铭，刻有“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末央”等吉祥语。西汉中期铜镜为半环形纽，边缘变得宽平，多素缘或向内连弧纹缘。螭纹镜的地纹更加简单，主题花纹是早叶纹和由螭纹演变来的云纹。昭、宣二帝时开始以铭文为主要纹饰。有日光镜，镜铭：“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以后又有昭明镜，铭文大都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原忠，然雍塞而不泄。”四乳四螭镜也开始出现了。西汉晚期，日光昭明镜的文字变为方正，四神镜、鸟兽纹镜大为流行。总之，西汉铜镜的形制和花纹是在战国青铜镜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它和其他青铜镜一样，是研究山西省青铜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这对研究山西省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