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的开国始祖是唐叔虞，字子于，为周武王的幼子，周成王的弟弟，姓姬。根据西周“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他被封到今山西境内。他先是封在唐地，就以唐为氏，所以又被称为唐叔虞，国名大概也叫唐国。后来他的儿子燮父迁都于晋水之旁，就改名为晋。他的后代又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等地，但国名依旧称晋不改。自唐叔虞之后，父子相继，历晋侯燮父、武侯宁族、成侯服人、厉侯福、靖侯宜臼，这几代记载缺失，没有年代和史事可据。公元前842年（靖侯十七年、周厉王三十七年）周都“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奔于彘（今山西霍州市），公元前841年开始了“共和行政”，称共和元年，这是中国有明确纪年的开始，也是晋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关于叔虞封唐，有两个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已。一是唐叔虞出世的神话传说，二是叔虞何以能封唐？“桐叶封弟”的故事可信不可信？以及唐在何处？弄清这两个问题，也就对晋国的开国史有比较清晰正确的了解了。
叔虞出生的神话见于《史记·晋世家》：“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感生神话，在中国的古籍中十分常见，从《尚书》、《诗经》到二十四史多有所载。其目的无非是要把帝王将相说成是天神的儿子，以提高他们的身价，让臣下百姓敬畏他们、相信他们是天生命定的。
关于叔虞封唐的问题，历代文人学者已有不少考辨文字。“桐叶封弟”一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重言》，原文如下：“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为硅，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日：‘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封叔虞于晋。”此说亦可见于《史记·晋世家》和刘向《说苑·君道》。
《史记·晋世家》与《吕氏春秋·重言》所记因叔虞母一梦而得封与桐叶封弟的故事，以解梦之说与儿童之戏解释周初大分封之事，显系小说家之言。后人也对此二事有过考证，说“虞”字古文作“从从”，文在其手掌中，可能纹路与之相似，所以也有可能如司马迁所记。又桐叶封弟也颇多争议，较具说服力的是张颔先生从古文字角度所作的解释，他认为金文中的“桐”字与“唐”字字形相近，剪桐之说可能为翦唐之误。若依此说，周成王在翦除旧唐国之后，将其弟叔虞分封于此，倒是合乎情理的。
武王克殷之后，为确保周朝的统治，首次分封诸侯，所封对象有三类：一是古帝王之后，如黄帝、尧、舜、禹的后裔；二是姬姓宗室及功臣，如齐、鲁、燕等国；三是殷商后裔，其目的是安抚殷商遗民。武王对殷遗民很不放心，就派他的两个兄弟管叔鲜和蔡叔度对殷纣王之子武庚加以监视。后来管、蔡二叔因怀疑周公有不轨之举而与武庚联合，造成“三监之乱”。旧唐国也是三监之乱的参与者。
旧唐国在今山西境内。殷商之时，唐是殷的属国或封地。周王朝建立后，在周朝所辖的周边地区尚有戎狄势力，还有与周交错杂处的其他部族。它们对新建立的宗周政权依然具有威胁。武庚叛乱，迫使周公东征，这是对殷商残余势力的一次大扫荡，尽管遭到殷人的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镇压了武庚的复辟活动，而且荡平了唐国的叛乱，使旧唐国臣周王朝征服了旧唐国之后，就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袖保卫胜利成果，治理这一方土地。唐叔虞正是被成王、周公所看中的比较合适的人选。《国语·晋语八》引叔向的话说：“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以为大甲，以封于晋。”由此也可见叔虞封唐决非剪桐儿戏。从宗法观念讲，叔虞作为武王子，成王弟，理所当封。周初大分封，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姬姓王朝的统治。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把自己的子弟叔伯同姓贵族和甥舅等异姓贵族封为诸侯，作为屏障，保卫西周王室，而其中以同姓贵族为主。《荀子·儒效篇》说：“周初封国七十一，姬姓五十二。”叔虞封于唐与其他姬姓宗室之封并无二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周之所以能纲纪天下是因为它有由立子立嫡之制而产生的宗法制和封建子弟之制。周初的封邦建国正是为了维护宗周政权，纲纪天下的。
那么，叔虞所封的唐在什么地方呢？殷周之际，以唐命名的地方不止一处。史家较一致的意见是在今山西境内，但究竟是在太原一带还是在晋南的翼城、绛县一带却争论了上千年。《左传》昭公元年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注以为大夏在今太原市。服虔则认为大夏在汾浍之间，即今山西翼城、隰县、吉县一带。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说唐叔封于翼。这个翼就是今翼城县。近人杨伯峻先生认为：“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史记·晋世家·正义》两处引《括地志》，其一说为“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另一说为“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如果所引资料无误，这个以唐命名的地方在山西就有两处，一在太原，一在晋南翼城一带。
为什么对叔虞所封的唐国的地理范围有分歧呢？我们只有从史籍中寻找答案。《逸周书·王会篇》记载有“北唐戎”，据说在太原一带居息。《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引《穆天子传》以及《史记·秦本纪·集解》说周穆王时“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骊马，是生绿耳”。这是唐国在今太原说所本。
在今山西翼城一带也有考据发现。光绪《山西通志·金石记》著录一只前代出土的唐子爵，它的铭文只有四个字“唐子且（祖）乙”。清代学者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断言它是“商世唐君之器”，此爵的发现是旧唐国在晋南的证据。
但这些证据似乎仍嫌不足。直到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同山西省有关文物单位对故绛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终于使这一疑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在翼城、曲沃二县交界处的天马一曲村遗址发掘出晋国早期重要墓葬。该墓葬群中的五座晋候墓中有被认定是晋侯燮父、武侯与成侯之墓的。这项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早期晋都之谜，晋都在绛地有了确证。1979年秋在晋祠所挖掘的“叔虞”墓，“判明其为唐宋以后所伪建，这样就进一步否定了晋阳之说”。
据史籍所载，旧唐国是陶唐氏的后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引范宣子的话说：“昔□
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这段话是范宣子对其家世的自述，由此可以看出旧唐国的历史渊源。《史记·晋世家·正义》谓：“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这段话交待了叔虞封唐后旧唐后裔的去向。
武王克商时，旧唐国可能也被周人征服了。武王时的青铜器“大丰簋”，“不□王乍□”，“□”即为唐，“乍”是征伐的意思。《诗经·周颂·武》说武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这里的“刘”，即指上述刘姓的陶唐氏后裔。武王克商没过多久，唐就参与了武庚的叛乱，因此才有封大叔而迁唐于杜的事。
从《左传》范宣子的话中，我们知道陶唐氏是活动在山西一带的一支古老部落。在周王朝确立前，陶唐氏部落并非定居一地，而是像许多其他部落一样进行流动的垦殖活动。当他们开垦、掠夺到新的地盘后，仍然沿用原来的名号，这大概是山西境内有不止一处称唐的原因。
叔虞封唐之后，新唐国对旧唐遗民采取的是怀柔政策，这在周初分封中不乏例证。叔虞封唐依然沿用唐的称号就可能是为得到旧唐遗民的认可与信赖。《左传》昭公元年叙述唐国事说：“其季世曰唐叔虞。”或许成王之弟叔虞的名字是当他分封到唐后，为使唐遗民在心理上适应新的统治而沿用了旧唐国君的名字，即唐叔虞可能是旧唐国中有声望的引领名字。同时，成王命叔虞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夏政，即夏朝的政事。索，即风俗、制度之意。成王要叔虞用夏朝的政策、管理方法和旧唐遗民的旧俗制度处理事情，这，在周初统治不十分稳固的形势下是容易让人理解的。
随着宗周统治的不断稳固，新封之唐国形势好转。到叔虞之子燮父的时候，就不再沿用唐的称号，而改为“晋”，《史记·晋世家》谓：“唐叔子燮，是为晋侯。”
改唐为晋，说法不一。《汉书·地理志下》载：“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班氏所说的晋水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一带。《水经·汾水注》说：“汾水南与平水合，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平水）又东，迳平阳城南，东人汾，俗以为晋水，非也。”此晋水既被郦氏所否定，且该水在汾水以西，与晋都方位不合，更不得因以名国。邹衡先生以为今绕天马一曲村遗址有一细流名滏（fu釜）河，往西注入汾河，疑其古名引水。因晋水而改唐为晋是一种说法，还有一说认为，晋唐叔“得献嘉谷献之成王”，取“进献”之意而改名为晋的，也可备参考。
叔虞自周成王时封于唐，在今晋南翼城、曲沃一带，其准确纪年难以确证。至其子燮父改唐为晋，晋国的历史自此走出第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