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下午，左权几名年轻的歌手在北京饭店为在京同乡演唱了一组民歌，小花戏也有几个，实在很让人伤心。晚上拿着活动赠送的光盘回家一看，真的想啐一口，这那里还是“左权民歌”？
几年前地方政府曾经出版过一个民歌的盒带，还请了北京、省城的专业演员加盟。我当时在专业的音乐报纸，想写稿子批评，但因为盒带影响太小，就没有做。
现在看来，今天的状况比几年前更糟，归根结底，是年轻歌手的四个要命的放弃。
第一、对方言母语的放弃
21日的演出是对左权方言的集体失忆。在京的左权人不会说左权话了，从左权来的人也不会说左权话。京腔京韵，好不主流。年轻的民歌手深受电视传媒的影响，完全是上镜头的做派，田野之味丧失殆尽，淳朴之气一丝未存。
语言是地域风貌最重要的信息密码，其不易解读性，是其区别于他人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数。如果我们放弃了在本土使用了数千年的母语，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来自民间？你的唱词、曲调别人很快就可以学去，而惟独你的母语是别人不理解，没有当地生活经验就无法学到的东西。你自己放弃了母语，是你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资本，你让别人轻易学到你的东西，然后看不上你。这是左权歌手最大的悲哀。
第二、对传统唱词的放弃
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省歌舞剧院采用大量左权民歌创作了《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等轰动全国的歌舞作品，于是左权人错误地认为：走省歌的路就是左权民歌走向全国的必然之路，这就是长达二十年的对左权民歌与小花戏的改造。
对民歌的改造，就是直接取省歌舞剧院的创作成果回到地方普及。因为这些歌词是按照普通话的语言规律创作的，所以必须用普通话唱，再者，这些唱词不符合当地语言习惯，因此，这批创作作品只活在舞台上，而进入不了生活，没有为当地老百姓所接受。
比如最著名的《杨柳青》，原来的左权民歌叫《土地还家》，是40年代老一代文化工作者在当地黄色小调的基础上创作的，歌词是：“一卜滩滩杨柳树，一片一片青，一群一群受苦人，哎呀呀呆，统统翻了身”。歌词通俗上口，在太行山上流传甚广。
省歌舞剧院的词作家赵越，将这首民歌改为：“一卜滩滩杨柳树，一片一片青，一丛一丛山桃花，哎呀呀呆，好像那胭脂云；一湾一湾清泉水，甜呀甜津津，一山一山好风景，哎呀呀呆，看呀看不尽”。民歌里这样连续写景的不多见，比兴手法，第一句虚，第二句肯定要实。这样的为写景而写景，是文人民歌，不是生活中的民歌。一个山里人，不会说自己这里的好风景看不尽。他们在民歌里表达的是欢爱与苦痛，甚至是性。赵越的歌词在民间看来，肯定是无病呻吟。
第三、对即兴创作的放弃
民歌在民间的时候，唱词是即兴创作的。现在有了伴奏带，有了字幕，即兴创作已经受到制约。老一代民歌手，每一次演出都根据场地与观众的实际情况即兴发挥。年轻民歌手这种能力的丧失是电子文化的罪过。当然，年轻民歌手生活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在当地网络已经流行，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欲望可以到聊天室去，更快捷与方便，完全不用借助歌曲这种形式。因此，民歌已经从民间走向了舞台，并且再回不到民间了。
太行山年轻一代在聊天室是即兴的，唱民歌的时候，只能按照词作家的定格，再次无病呻吟。于是今天的民歌演出仅仅成了演出，没有了一个精神的支撑，无源之水，甚至是一些文人的口水，我们还怎么听？
第四、对古老配器方式的放弃
民歌在民间的时候，不需要伴奏。正月闹红火，因陋就简，起烘托气氛的作用，并不很讲究。往往是元宵节演出，正月初六大家才到一起磨合。为了照顾歌手，对节奏的把握是随意的，而现在将电子琴引入，乡野的纯粹荡然无存。
4月22日晚，左权民歌、小花戏在北京紫禁城音乐堂有一场演出，是《高原如歌——中国边远少数民族音乐寻根之旅系列音乐会》的第四场。当天上午我给策划者、音乐堂的陈虹箐打了电话，说出我的担忧。我觉得，今天左权人的努力背离了“掠过古梦边缘的旋音”这个活动宗旨，陈虹箐说，他正在要求走台的演员必须用方言演唱，并且去掉乐队里的电子琴。
晚上的演出已经比前一天好多了，但因为唱词和即兴的缺失，近年地方着力培养的年轻演员几乎没有得到喝彩，倒是直接从民间挖来的60岁的老歌手唱得满堂红。这正说明了，民歌的根在民间，游离于民间，你就去唱艺术歌曲。假民歌是没有市场的。
如果说由省歌舞剧院创作的“假民歌”在这次演出中证明已经失败的话，那么由专家指导在全国获奖的“假左权小花戏”的演出，是彻底的丢人现眼。其根源是：三个要命的分离。
第一、创作与演出的分离
民间歌舞在民间的时候是即兴的，演员用肢体语言与现场观众同乐。而现在是主题先行，比如“修路”、“节约用水”。为了这个主题将所有动作编排好。这是民间舞蹈，还是晚会舞蹈？来自民间的演员不会创作，不会抒情，他们成了一堆符号，像晚会舞蹈演员一样，丧失了自我，在舞台上盲目地奔走，完成导演的要求。这是民间舞者的悲哀，也是民间舞者的坟墓。
第二、音乐与表演的分离
舞蹈全部采用伴奏带，音乐离他们已经远去，剩下的就是节奏。民间小花戏的灵性光彩，因为伴奏带而面目全非。
第三、演与唱的分离
小花戏演员成了哑巴，这是天大的笑话。在民间是载歌载舞、活灵活现、与观者沟通，现在是符号化、格式化、晚会化、僵化，只有动作，唱是伴奏带的事。要知道，伴奏带是死的，而演员是活的。活人走死路，是工业化的操作，而非民间艺术的出路。如果就是扇子舞，我们为什么要请左权小花戏进京？北京能跳这种舞蹈的总有几千人。你今天把光盘给他，明天他跳得比你还好一百倍。
东北二人转是小戏，左权小花戏也是小戏。二人转用伴奏带也一定完蛋。我们满足于获奖了，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根本，自我的丧失，小花戏已经走上了绝路。《开花调》、《筑路哥哥》，这两个由专家执导、按专业演出要求匠心雕琢的全国金奖节目，对演员、服装、舞美、音响、灯光借鉴与依赖的过程，也是彻底从民间剥离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错误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快乐的经历结出了今天失败的苦果。左权小花戏走到了尽头。
说到底，左权民歌放弃了土地，左权小花戏与土地分离。这是省歌的影响，是电视传媒的影响，但绝对不是他杀，是自杀。忘记了土地，就没有民歌，就没有小花戏，就没有了自己。
我当然渴望左权走出宋祖英、朱哲琴、彝人组合这样具有全国影响的创作型歌手，但是如果水平还没有达到，你就在民间好好接受土地的哺乳，不要轻易放弃。你要学宋祖英，观众就用宋祖英的标准要求你，你达不到，于是观众就不认你，又回到宋祖英那里去。如果你忘记宋祖英，大家就用平常心看你，你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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