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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皇甫束玉

  十几年前北师大图书馆一本杂志封二上皇甫束玉的大幅照片能引起我的注意,完全是缘于文字说明里介绍他是山西省左权县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皇甫束玉这个名字。接下来,几经周折,我找到了皇甫束玉家的电话。于是在十年前某个夏日的中午,我坐在了沙滩后街一间普通的住家,与先于我五十年出生、先于我五十年走出太行的同乡前辈面对面地说起我们的家乡,说起我们的太行山,说起我们各自不同的人生。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十几年来,我常常回望在我与皇甫束玉之间流淌的这条岁月的河,我想,在我与他之间隔着半个世纪,由于半个世纪的打磨,他比我多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优秀品质,比如宽容,比如自律,比如克己奉公,比如事事替他人着想。当然这半个世纪因为生活在中国,也可以有一副无形的枷锁,让人保守与谨慎。皇甫束玉与他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经过千难万难,经过血雨腥风,经过奔波流离与操持辛劳后的担惊受怕,到有资格享受的时候,他们老了,开始与没完没了的疾病斗争。
  对于我来说,皇甫束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老乡,是一个干过大事情的太行人,他更是一本可以反复阅读的书,他的字里行间写满了善良与执著,品味愈久,愈是神清气爽心情开朗。

  用怎样的一个词最能概括皇甫束玉的人品呢?我选来选去,选出一个“无我”。皇甫束玉对自己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就是庙里的神神,只有一个宗旨:有求必应。”只要你用得着他,只要他能做到,并且不违背他的做人原则,他一定办得叫你一万个放心。从前他工作的情况我了解不多,单是离休以后的二十年,他没有清闲过一天,各种各样的书稿堆积在他的案头,他拖着多病之躯,兢兢业业地为人做嫁;各种各样的写作任务找上门来,他抱着责任与义务,像年轻人一样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由董纯才担任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是一部××××万字的多卷本巨著,也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课题,同时是他们这代人对自己亲历的这段历史的一个全面总结。作为在太行革命根据地用生命体验了这一过程的皇甫束玉来说,他愿意为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激情与理智、缅怀与分析、沉思与畅想,带着这些心情皇甫束玉做起了这部书的副主编之一,依笔,他又一次回到了峥嵘岁月里。
  结束了根据地重游,他作为一个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教育工作者,在毛百年诞辰的时候,应邀写作《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他多次说,这是一次辛苦的历险,多病且高龄的他,在高教出版社尘封的资料室,度过了一个酷热的夏天。
  作为左权县文化史上最有威望的建设者、最有资格发言者,近年由他审阅、作序的带有“左权”字头的书就十几部,政府行为的《中国共产党左权县简史》、《左权县志》,个人著述的李明珍的《左权小花戏》等等等等。我的未能出版的《左权话如何过度为普通话》还不包含在内。
  几年前他担任了邢晓寿主编的《八路军总部在麻田》或是《中国共产党左权县简史》的编审,就全力投入进去做了大量工作,宏观的关涉全局的有之,琐碎的关涉每一个细部的有之。出书的时候邢晓寿力邀他署为主编,理由是皇甫为此做的工作完全是主编的工作,甚至是老邢这个主编想做都做不到的,但皇甫束玉拒绝了。他觉得能帮助大家就行,名份他已不在乎。
  他帮助联络了《左权县志》的出版事宜,便担当起了这部百万字大书的编审,结果放下自己文集的整理工作,在盛夏冒酷暑,从乡人的定稿里发现了数百处错误。我私下抱怨,县里十几个人写了数年都不能克服的错误,而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却字斟句酌地校阅了一遍又一遍。此情此景叫人生出无限感动与感慨。
  皇甫束玉几乎不会说“不”。数年前各种《名人录》很流行的时候,只要有约请信,他都认真地把自己的简介和一份钱寄去。可是已经成了“世界名人”之后,“东方名人”的约稿又来了。皇甫想:我已经是“世界名人”了,还有必要再回头到“东方”做名人吗?于是这样才免受更多的损失。
  一次有位乡人找上门,说来京看病花光了钱,回家不去,他便拿出一笔钱赠与。结果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一个专门找老乡骗钱的混混。最近有位名翟宏斌的年幼同乡得了大病在京准备换肾,我建议皇甫老把自己的字拿几幅回左权去搞个义卖。皇甫说:“我的字不值钱,值钱也不能回左权去卖。老家的人需要钱,我帮助一千块行吗?”
  皇甫束玉自己在出版社当了一辈子领导,最后要把自己的文章收起来做本书,他坚决自费来出。他说,现在出版社是经济硬指标,我的书不会赚钱,所以还是应该不让大家受损失才好。此前,他出自己的诗《凌晨集》,也是自费。侄女送钱他都不要。读中学的外孙小恺送他一百元,他很感动,就要了。皇甫老只一个女儿,小恺打小与他在一起生活过几年,他至今保存着小恺婴孩时啼哭的录音,可见他多么喜欢小恺。1999年秋天小恺要到美国读大学,皇甫老会给小恺些钱吗?我没有问。
  皇甫束玉一生最怕麻烦别人,离休后甚至没有用过单位的复印机。而隔一段时间他总把一些诗作复印了装订成册分赠亲友。他还是我遇到的唯一的一个有信必复的人。他一生不知写过多少信,但经过战乱、浩劫,这次想专门编一辑书信,而收集到的最早的信写于1982年,于是只好作罢。
  我的好友刘廷儒的父亲去世后,我拟了一副挽联,请皇甫老代书,他不仅替我修改了文辞,而且用上好的纸写好接好。我去取的时候要留点钱,我说,按乡俗,用于白事的东西是不能免费的。皇甫老执意不要。
  他说他是庙里的神神,其实他不是。庙里的神神虽然自诩为“有求必应”,但它往往什么事也干不了,并且对求它办事人的礼品悉数收下。皇甫束玉的为人,庙里的神神怎能比得上呢!
  与皇甫老相处愈久,愈是能觉出他的可贵。他不是“忘我”,他根本就没有“我”。由于生不逢时,皇甫束玉没有能够上大学,当以学历论职称的时候,皇甫还在领导岗位,经他手批的高级职称(教授)达九十多个,但他自己不是。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比别人少了愧疚,多了坦然。八十多岁了,像年轻人一样工作不辍,而从来没有想过要节约时间来做属于自己的事。当然,对他来说,做事也从来没有人我之分。

  皇甫束玉生在让人有无限感想的1918年。那一年,在他后来定居并一直住到现在的沙滩后街老北大的旧地,曾酝酿和爆发了对此后中国影响巨大的五四运动。在他家的大院里,他指着一座老房子说:“蔡元培当年住在这里。”
  蔡元培住在这里的时候,皇甫束玉还在太行乡下。在左权县桐峪镇东隘口村,皇甫家是当地有名的地主。皇甫束玉的父亲皇甫泰拥有不少房产和地产,在八路军进入太行以后,曾慷慨支持抗日。但到了1947年3月,皇甫束玉去河北参加土地改革,他的父亲在家乡同一场群众运动中被整死。随着继母改嫁,家园被瓜分,皇甫束玉早年的书籍与习作,连同他关于家的记忆与梦想也随风飘逝。这一年皇甫束玉二十九岁,自此,他三十六年没有回过太行山里的“家”,他把整个的生命交给了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直到1982年,他才有机会有心情又回到了有他童年时光和许多感慨的旧居,物是人非吗?怕连物都不是了。这一次,在老家只呆了六小时。后来还有机会回家,但皇甫束玉似乎没有回去。回去做什么?
  皇甫束玉有一部至今仍在太行山上演的新歌剧《土地还家》,是讴歌土改运动的。任何一个太行人都能脱口唱出:“一块一块好土地,分到咱穷人手;一匹一匹好牲口,拴在咱圈里头……”皇甫束玉能够体味穷人的欢乐,但他心里的隐痛,和战胜自己隐痛的决心,我想要有更大的对于自己融入其中的事业的信心与为此而牺牲的精神。显而易见,皇甫束玉具备这种精神,他是真的爱他所从事的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甚至1995年太行山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东隘口土地被毁,已离休的他还拿出一大笔钱捐助老家饥民。
  然而,皇甫束玉是爱他的父亲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父亲对他的启蒙,令我读来潸然泪下。在他担任编审的有关左权历史的著作中,他不忘为父亲的不幸写上一笔。甚至左权民间搞的一本《乡土人物志》,八十岁的皇甫束玉花钱为父亲登载了一张小照,一段简约的介绍。乡人段存章有一篇《我欠妈妈的泪》,很感人。皇甫束玉做这一切的,让我有无名的怅然。
  皇甫束玉的父亲有儿女十人。在男孩中,皇甫束玉行三,因此他的小名叫“三三”。因为战乱,因为历次运动,也因为太行山的长期贫困,到1988年,十兄妹只剩皇甫束玉一人了。“十指连心,断我九指。”七十岁的皇甫束玉曾这么沉重地说。
  到近年,讣告像雪片一样飞临皇甫束玉的案头。皇甫束玉的同时代人逐渐退出了人生的舞台。他有一段时间会成了唁电的职业写家,然后还会有诗词或追忆文章从他经年而不老的笔下流出。由此,他的生命意识更其强烈,反而能够看淡许多世俗的东西,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

  皇甫束玉的工作有高校学生手中的教材为证,高等教育出版事业应该为他记上浓重的一笔。首届韬奋出版奖全国奖十人,他为其一。尽管经历了战火与动乱,但一遇建设的机会,皇甫束玉总能独当一面。50年代是周总理任命了他的官,70年代是邓小平重新回到建设上来的政策让他回京重抓高教出版事业。我想,能在两次大力发展高教事业的热潮中做点工作就不虚此生了,而皇甫束玉的贡献决不止此。在他的壮年时代,曾长期担任杨秀峰、董纯才的办公室主任,写过大量的教育方针、政策、理论文章,指导着那一时代的全局的工作。更早的时候,他在太行革命根据地改良地方文化,将当地的民歌与小戏用于抗战,流传至今的《左权将军》就出自他和他的伙伴们之手,也成了歌颂这位早逝的军人的经典作品。
  尽管皇甫束玉在领导岗位坚守了多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整过人也被人整过,但他始终没有一个私敌。他是一个难得的优秀的党的干部。可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有可能重新选择一次,他应该更愿意做一个诗人或者作家。他说他在中学时代就写过鸳鸯蝴蝶派式的小说,并且发表过。他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好的记者,他18岁首次发表的《匪劫之夜》,对事件发生地的社会治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此后当地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40年代初发生在皇甫束玉身上的一起“报道失误事件”,我与当事者的他有不同的看法。那时候只有二十出头年龄的皇甫束玉在《胜利报》上发表《……横行霸道》的报道,点名批评一个农会主任的作风问题。尽管皇甫本人采访不细,但这个人的问题是别的干部讲的,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然而皇甫束玉被批评是“阶级立场的错误”。
  此事发生后,皇甫没有放弃写作,80岁的他认为当年自己能“哪里跌倒哪里起”,是件幸事。而我却认为,这件事后,皇甫收敛了他年轻的犀利的正义的批判锋芒,于他的创作倒是巨大的损失。不过,假如皇甫不改变,他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肯定逃不了一次次劫难,甚至早早赔上自己的生命。然而,他这样一改变,于是他的创作便成了一个腔调,主题永远走在事情的前面,对与错,评判的标准在上级那里。
  这样的一个两难,不是皇甫束玉能够解决的,也一样不是他愿意让我说的。然而我想我一定说到了部分的事实。

  皇甫束玉这代人,几乎经历了20世纪的全过程,尤其是30年代以后的所有风雨都袭击到他们头上。如果生逢盛世可以说经历过天堂的话,那么,生在20世纪初,主要成长在20世纪中叶的那代读过书再加出身坏的中国人,就只有炼狱般的生活。
  皇甫束玉说起自己一生的艰辛与磨难,总结为:“不曾斩六将,却也过五关。”第一关是战争关。当一心想学好文化报效国家的他考中山西著名的成诚中学,刚刚交上学费办好手续准备在平静的课桌上谱写梦想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太原进入战争状态。同学们随薄一波的牺盟会转战吕梁,他因为护送生病的哥哥返乡而滞留太行。年轻的生命从此在硝烟中担惊受怕。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几多风雨,几多寒暑,历险临危无数。一生九死过来人,活生生传奇一部。”
  这其实才仅仅是个开始。参加到抗日队伍中的他,到1943年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二关:反特关。
  上个世纪中叶的政治风云我在21世纪的阳光下是无法想象的。同是太行人的荣宝斋老经理侯恺与康生有过来往。康说过:“我们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不‘左’,别人就老以为你‘右’。”为了博得一些人的信赖而跻身高层,康生害了多少人?
  皇甫束玉身上背着莫名其妙的“国民党党员”的嫌疑,能走过1943年,这实在该归功于他极好的人品而赢得的同志们对他的信赖。他的妻子李淑贞当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依旧被指认为“特务”投诸监牢。我与李老也很熟,她严谨、朴素、善良,不太熟的那会儿,她经常是叫我:“红庆同志”。让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仿佛生活在别一个年代的感觉。现在只要一到皇甫家,总会被他们留下吃饭,看着七十多岁慈祥而和蔼的李老曾在青年时代受着“特务”恶名的打击,也觉得不美妙的事情过后总能有一点开心的回忆。
  1947年的时候皇甫束玉受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派到河北农村指导那里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一时期的工作与生活有收在本书中最精彩的那部分日记为证。这一年他29岁,应该是皇甫束玉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我不知道这一时期他在家乡的第一任妻子在经历着怎样的生活,从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出皇甫束玉正与李淑贞感受着青春恋情,他对李淑贞的爱恋与思念、牵挂与担忧都从笔端流出,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把我们感动。
  这一时期皇甫束玉的文笔已经非常流畅与饱满,生动与灵性,这是他的以后的那些严肃认真的文章里所没有或逐渐淡弱了的东西。但也正是这期间,人生的第三道大关逼近了他。
  土改,改别人,也得改自己。好在他人不在太行。他听说家乡叫他回去参加土改的人被边区劝阻而返,父亲惨死,兄长被革职。第三关就在灵魂的阵痛中过去了。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当权派就是走资派”的理论里,他这个高居领导要职的人,自然要受到冲击。我记得自己曾问皇甫:“你整过人吗?”他说:“那时候天天整人。”在安徽干校,皇甫有一些令人苦笑也令人愉快的回忆。他曾读过杨绛的《干校六记》,他说:“许多事和我们干校的一样,我们也在路边挖茅坑,渴望得到过路人的粪便。”有一个年代,中国几乎所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在乡下花这样的心思,也一定可以称得上是历史奇观。
  “文革”关过去之后,皇甫束玉开始步入老人的行列。疾病都不算,癌症才是一大关。胃癌让近80岁的老人切去了三分之一的胃。这一次通过精湛的医术与皇甫自己的“精神疗法”获得了“第五关”的胜利。在病房,他给家中的老伴李淑贞写了小曲:“欲叫君来君太忙,不叫君来君又想。来耶不来耶?请君多酌量。”
  “多酌量”的不仅是李老,皇甫自己的一生不就是在太多的“酌量”中度过的吗?这“五关”中的任何一“关”都有可能将他置于死地,但他挺过来了,用他的善良,用他的真诚,用他的宽容,用他的大度,当然,也用他的“多酌量”。
  当我提议出版皇甫的“日记”,因为五十年代在山西的那部分涉及到许多人和事,80岁的皇甫和70多岁的李老是千酌量万酌量,他们把一页页日记用复写纸抄出来,送给相关的老同志审阅,将大家认为不想回眸的事情删除。即使这样,他俩还是不放心,在“出”与“不出”的问题上反复“酌量”,最后是远在菲律宾的女婿答应承担日记出版后有可能引发的所有事情,皇甫才拿定了“出”的主意。
  能活下来,这本身就是奇迹。皇甫说。现在将日记拿出来给人看,这是时代的进步,也皇甫自己的进步。退几年,这样的事是他想都不敢想的。

  李淑贞在皇甫束玉的生命中占怎样的位置?他们相亲相爱一辈子,相互的依恋只有他俩自己知道。刚从解放区出来,李淑贞看到青年男女成双结对去照相,就拉皇甫也去,怎奈皇甫害羞,李就独自照了一张,送给皇甫。皇甫受了馈赠,自己觉得来而不往非礼也,就也偷偷去照了一张,送给李。他俩恩爱一辈子,却从来不敢说这个“爱”字。默默相思,默默相恋,默默相守。
  说到本书的出版,就更应该给李老记上一功。因为这些日记里饱经风雨的那部分,是李老东藏西藏才得以留到今天的。
  李淑贞说:“束玉的大量的工作笔记、日记都在那心紧肉跳的岁月里让我毁掉了。我们住西单教育部宿舍,觉得没有大问题的,整个冬天用来点火取暖。风声一紧,哪里还敢再烧,让人看见就不得了。扔下水道,堵塞了怎么办?我就将它们泡在水里,一页一页撕,一页一页揉,弄成纸浆倒掉。”
  如果当年不是形势逼迫,让李淑贞制造了大量的纸浆,中国高等教育出版事业的历史就会留下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读到的束玉日记就决不止此。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没法制止李淑贞那一双撕心裂肺、柔肠寸断的手。好在李老冒着生命危险,手下留情,在别人不易察觉的屋角墙缝,为她的束玉,也为我们,留下了两部日记,这就是:《1947年山东土改日记》、《1958年山西大跃进日记》。
  皇甫束玉说:“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留下来的。因为现在看没有问题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很可能就是祸水。”
  再一次认识这些文字,应该说是我。 皇甫也说,出这两本书,由头是我。
  那一年春节独自在京,无处可走,就去皇甫家红火,皇甫拿出他1947年,也就是他的父亲被无端整死的那一年的日记。我发现,年轻的皇甫的文笔是那样活泼生动,于是鼓动他拿出来发表。接着鼓动他整理一个自己的年谱给我看。于是一步步推进,到最后成了出双胞胎书的构想。
  我更看好的是皇甫老早年的日记。当篇幅、资金吃紧的时候,我总是积极怂恿皇甫老先出日记,因为我喜欢皇甫老写给自己的这些灵活真诚的文字,没有框框,没有他同代人行文中自觉不自觉的八股气,读着舒服亲切,又有时间跨度与距离感,让我品位别一个时代的火热与苍凉,说不出有多惬意。

  皇甫束玉是我的太阳,他的人格光芒照着我平凡的人生,使我对个人的得与失多了坦然与透悟。他的每一次来信,都如一缕山泉流过我的心。他的平和恬然质朴老道的文字,是岁月打磨的结果,学不像,也学不了,但它可以打动你,让我们走好明天的路。
  不要张扬,不要急于事功,过好每一个阳光明媚或阴雨霏霏的日子,保持我们来之不易的好的心情。这是我读皇甫的时候想的最多的,也是我的收获。
  在这些皇甫束玉旧文字面世的时候,我衷心祝愿皇甫老健康长寿,把他心中尚未写出的故事写给我们。从他的笔下,我们来品味20世纪的中国。对左权人来说,他是我们的全部的昨天,因为是唯一的,所以我们更当珍视。
  序一位老人的书,尤其是我尊重的我的前辈,是一件快乐的事。但更快乐的,是我们能与这位老人来一起读岁月留下的无穷美丽的文字。
  谢谢皇甫老师对晚学者的信任,让一个比他晚半个世纪的乡下孩子来此聒舌;也谢谢各位看官,能容我唠叨。谢谢了!

作者:刘红庆,Email:lqh88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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