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能前往大寨参观曾经使十一二岁的我无比伤心和气馁。记得那年的某个周日我的两个小伙伴偷偷挤上生产队雇来的大卡车和社员们一同风光了一番后神气活现地回到小学课堂里时，受到的青睐和欢呼仿佛他们是从外星来的天使，载着灵气和圣光，照亮了我们少年时代的一些满怀憧憬的日子。
“社员”这个词现在写在纸上已经有几分陌生和疏远，但在我最初非常封闭的教育里，它几乎是天地的创造者，是养育我们的土地、空气、水和母亲的总和。而大寨人，无疑是天地间最伟大的社员，是社员中无可挑剔的经典。
《大寨儿歌选》是我们的教材，人手一册，它肯定比现在发在小学生手中的那些题集更有些趣味。它用非常通俗的形式描述一个改天换地的神话，它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思想和智慧是不重要的，举起那柄沉甸甸的橛头向荒山野岭开辟，就会开辟出一个幸福美满的共产主义明天！在一个不需要怀疑只需要信仰的时代，大寨人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向了极致。大街小巷全写满了红彤彤的标语，连春节这样轻松的日子都充满了朝圣的味道，家家户户的门联信誓旦旦地表白着一个心愿：“学大寨；赶昔阳。”
昔阳成了七亿中国人一个聊以自慰而不敢醒来的梦，的确不全是昔阳人的责任。那时候中美关系尚未缓和，苏联老大哥又弃义而去，相对无援的中国人怎么能连自我拯救的精神都没有了呢？而大寨人“战天斗地”豪迈的浪漫主义激情，“四战狼窝掌”，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硬是苦斗出层层梯田的壮举，特大洪灾后“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物资，向国家卖粮不减少、社员的口粮不减少、种籽饲料不减少”所体现出的自强风范，在自然灾害面前引亢高歌：“灾害大，没有我们抗灾的志气大；灾害重，没有我们抗灾的骨头硬；灾害多，没有我们抗灾的办法多。”所表现出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的确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最高决策层的对于榜样的需求，于是大寨不再是山西的大寨，昔阳成了中国的昔阳。大寨精神风行成撑持中国苦渡难关的支柱性力量，朝圣者络绎不绝拥向虎头山，连同我十一二岁的好伙伴都趋之若骛，那么我当年的伤心就不难理解。
昔阳红极一时名满中国固然有其客观因素和政治背景，但是，昔阳人主观上的一些能动作用也不容低估。
一位朋友说：昔阳人具有忍受苦难谋求大事等民族素质中比较优秀的品质。昔阳人眼界比较开阔，目光远大，政治意识比较强，某种程度上具备政治家的气质和品位，加之他们能说会道又比较大气，所以在当时条件下他们就能一跃而成为全中国的榜样。吃苦精神和政治意识，两者缺其一，都不可能造就一个红红火火的大寨，红红火火的昔阳。
明万历年编就的《太原府志》对乐平（1914年更名为昔阳）人这样描述：“人性躁劲，气习果决。”去年水灾后流传着这样的俗语：“昔阳人硬、和顺人滑、左权人实、榆社人愣。”这一熟语能流传开去，说明其的确有一定程度的概括力。
在和顺民间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朝正德年间，乐平出了个乔尚书，和顺出了个王尚书（名王虎谷，可能确有其人，和顺县志有载），二人同朝居官，秉性却大不一样。乔尚书好夸富，王尚书光哭穷。一天，面主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乔尚书高兴的合不拢嘴，笑嘻嘻地说：“看，这雨，俺家乡一定又是一个好收成。俺家乡人勤地肥，刨一窝窝吃一窝窝。”没等乔尚书说完，王尚书泪流满面。皇上奇怪地问：“王爱卿为何哭泣？”王尚书说：“俺家乡山高风猛，石厚土薄，像这样大的风雨，不知房上的瓦可留几片。百姓刨一窝窝才能吃一疙瘩。”皇上一听，说：“那好办，房上瓦钉贯，纳粮减一半。”王尚书赶紧跪下说：“谢主龙恩。”皇上又说：“乔爱卿家乡富裕，气候温暖，产量又高，纳粮加一倍。”乔尚书一听傻了眼，皇上是金口玉言，哪敢违抗！也只好叩拜曰：“谢主龙恩。”从此以后，和顺盖房都用钉贯瓦，交贡粮也只交以往的一半，高兴得老百姓没法说。乐平的贡粮加了一倍，老百姓都埋怨乔尚书。乔尚书难受，可嘴上还在吹：“乐平气候温暖产量高，是皇上封的，从今后咱们的光景会一年比一年好。”故事最后说：乐平比和顺打粮多，可是大都交了贡粮，余下的吃不到秋天，只好担上明皮砂锅到和顺换粮。（录自《晋中民间故事集成》1989年版79页）
王虎谷在历史上不知有何丰功伟绩，但从他在和顺人口头文学里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人不敢恭维，说假话、耍滑头、善钻营，是个极端的地方保护主义者，没有一丁点儿全局眼光与国家观念。如果王虎谷纯属个人行为倒也罢了，关键是他成了和顺人集体无意识里的一种做官形象，王虎谷的阴魂一直弥散开来，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难以达到关注人类命运的高度。他们的发迹只对个人有意义，而无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进程。
与和顺人“滑”的一面相比，昔阳人的“硬”倒多一些可贵和可爱，也会多出一些成就。在东山五县，昔阳是唯一有文化传统的地方，金代就出过著名的科学家，现代有杰出的语言学家。前一阵以写帝王系列而走红的作家“二月河”，居然也是位昔阳硬汉。当我在北京为一位榆次的老师买到《雍正大帝》时，心里涌起一股淡淡的乡情。
与平遥人的“硬”相比，昔阳人的“硬”又有何不同呢？我想，平遥人固执与倔强，硬在思想，硬在心上；而昔阳人坚韧与顽强，硬在意志，硬在嘴上。与平遥人斗心计不行，与昔阳人斗嘴皮不行。也许我们敌不过平遥人的精明就对他们怀了些不满，而昔阳人能说会道使我们心里释然，我们对他们是不是多一些好感？
昔阳人“硬”也有“硬”得走火入魔的时候，他们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的优秀，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表演程式和套路，竭尽能言善语的各种技巧，以获取别人更多更大的回报。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尽情展示，其“狂热”的程度往往令人难以接受。
左权有个“麻田时期”，昔阳有个“大寨时期”，这两个因素对当地人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呢？
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左权人和昔阳人能把自己的直接利益和党联系在一起，对党的感情深厚，对党和政府的依赖性强，领导与被领导的概念非常明确，执行上级政策也更其坚决。不同的是，昔阳人表现为思想上的认同；而左权人更多体现为物质上的依赖。
“大寨时期”毛主席党中央把所能给昔阳人的都给了，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的和名誉的，因而昔阳人似乎很自觉不自觉地留恋往日的一切，因此对社会变革接受得慢一些，尤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甩不掉荣耀的包袱，就无法前进。
“麻田时期”更多的是外地人在那里唱主角，而不是辽州（左权）人。左权人把麻田挂在嘴上，是画饼充饥的穷汉心理（左权、和顺有类似民间故事）。不用说麻田主角不是当地人，即使是，“祖宗曾经阔过”不顶用，要想在人前显摆，最终要靠你自己的发展，不要企求用别人的血汗来养活你。没有未来，要历史干什么？
当我的思绪回到昔阳，我再度想起了余秋雨的那篇著名散文：《抱愧山西》。其实余先生抱愧的只是祁太平商人，昔阳人作为衬景只令他生发出一丝恻隐之心。但余先生无暇光顾昔阳，于是他们不能说知道了山西的全部，正如同大寨不是山西的全部一样，几座大院也不是。麻田总部大院也曾是太行乡绅的家产，但把它搬到祁县，做下等人的窝居都怕有伤主家的慈悲。在晋中，穷与富曾有天地之别。太行人世代封存在大山深处，不折腾脚下的泥土，折腾什么呢？小时候没有去成大寨使我伤心了很久。直到1987年春节以后，我独自骑了辆自行车漫游到昔阳，才了了一桩少年时的心愿。
那一次去大寨拜访了贾进财宋立英夫妇，宋立英老人还陪我到陈永贵故居，看到陈的骨灰和大幅遗像陈列在他生活了多年的家里。
我们不知道哪一步会与伟人留下的脚印相重合，因此，许多年后到大寨，我的每一次下足都慎之又慎。昔阳人，猛醒后的确留下些没法说清楚的泪痕，叫我心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