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的发问，振聋发馈：山西有什么？
2001年春，山西各大宾馆住满了参加“两会”的代表。一年之计在于春，全省工作千头万绪，大政方针，“两会”确定。在这举足轻重的关键会议上，人大代表袁玉珠提了一个似乎与会议无关的问题：四川有长虹，内蒙古有伊利，山东有海尔，山西有什么？
此问一出，满座哗然。
“山西有什么？”一时竟成为会议的主题，大会不得不拿出时间，专题讨论。
代表认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品牌问题，而是关系到山西政府部门政绩大小的现实问题，关系到山西能否在市场经济生存下去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山西人今后生活质量的长远问题。
山西曾有辉煌的过去，改革开放之初也并不示弱
山西有什么？山西有晋商，有辉煌的过去。余秋雨在山西跑了一圈，赶紧写“抱愧山西”。“我爷爷比你阔多了！”这可不是自夸，别人都这么说。
晋商再不要说，那已成为历史，封存在山西的教课书中，现在唯一的作用是变成“晋商大院”旅游点，挣点门票钱。
山西还有过名震全国的品牌。
唐时，并州刀剪。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歌》中有：“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
宁时，平阳（今临汾地区）木版画十分盛行，至今保存完好的标有“平阳姬家刻”标志的平阳木版年画已成稀世瑰宝；
明时，今曲沃郑世宽开设的“永兴和”烟坊所产“郑世宽”牌水烟丝；
嘉庆13年，太谷广升号药铺，演变到后来的广升聚、广升远、广誉远，从单一药铺发展成为前店后厂的商号。
1923年，北洋政府时期，注册的商标有7件：太原“风”牌火柴、清源县的“盾”牌葡萄酒、晋裕公司的“杏花村”汾酒、晋城的“飞洋地球”牌针等等、南京政府时期又注册的有9件。
民国23年《国货物产社》记载的有10大类82种300多件注册商标；
民国时期的汾酒是山西
一大特产，有浑源恒记酒店的老白汾酒，汾阳泉盛合的汾酒，太原晋裕公司的杏花村汾酒。
到1947年，太岳区注册的商标就有218件。
解放后至198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颁布时，注册商标总数1217件。当时在全国名列前茅。1993年有6300多件，至今有11000多件，但这时已不足广东省的1/10，不到全国130多万件的1%。
综上所述，过去山西的确有为数众多的品牌。现在，山西的品牌经营远远落后于其它省区。
山西品牌的现状：
1、有品牌无牌，全山西约有近40万家企业，注册商标仅有11000多件，相当于40个企业才拥有1个商标，且这种商标仅局限于产品商标，商业性、服务性、贸易性商标极少。
2、名牌无名，一些名牌均由政府主管部门认定，含金量太低，缺乏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对带动经济发展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3、品牌经营理念缺乏，缺乏行业自律，弛名中外山的山西老陈醋，现在仍未能获得原产地名称保护的特殊地位。
从“三大件”演替过程中也可看出，山西到80年代初，并不示弱。在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老三大件时代，山西曾有太行牌缝纫机、环球牌自行车。在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时代，山西有至今还具有市场优势的海棠洗衣机，一度曾辉煌过的春笋电视机。
但是在计算机、通讯设备和数字化消费品的现代三大件时代，山西别说没有品牌，连一件山西造的产品都没有。到2001年7月2日，当电脑已发展到微利时代，山西人才拿出第一台属于自己制造的电脑，山西人欢呼：山西电脑产业实现零突破，这零突破来得也太迟了，所以，起了个名称叫“亚日电脑”，既有晚了几步的自谦，也有来日方长、笑到最后的自励。
山西还有数不清的地方特产，“刀削面”、“猫耳朵”、“莜面窝窝”……，可惜这些好吃的，只有到了当地，到了老百姓的坑头上，才能美美地吃上一顿，现在山西人招待外阜官员，大多上土特产，吃得官员们留连忘返，级别越大，吃得越土。有诗为证：县级吃好，处级吃草，厅级吃鸟（niǎo）,省级吃鸟（diǎo）。
但是，市场上到处可见“兰州牛肉面”、“云南过桥米线”、“西安羊肉泡馍”，独独不见山西的面食，以至于山西人不愿出门，因为外边没有过油肉、刀削面，也没有老陈醋。
固守一方水土，维护传统习惯，山西人终于在市场中落伍了。
这是山西的无奈，还是市场的无情？是市场排斥山西，还是山西拒绝市场？
保名牌，创名牌，名牌战略紧急行动
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山西几乎丢光了手中的老品牌，新品牌却一个也没有，于是，我们两手空空进入了新世纪，走进了一个名牌的时代。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品牌是产品通向市场的通行证，品牌意味着品味，高附加值和人们生活中的高品质。
正因为我们没有通行证，所以，在市场中，山西人活得非常辛苦，连续给全国人民垫底的日子，叫山西人脸上无光。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品牌战略”在山西打响了。
在市场经济中，把“保名牌，创名牌”当做一项全省的战斗来打，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场悲壮无奈而又必须进行的战斗。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名牌战略”不是简简单单创几个名牌，它意味着政府观念和政府行为必须向市场转变，意味着市场进一步放开，政府的权利将越来越小，意味着政府官员的“明星”角色将逐步让给“企业家”。
3月，山西省政府成立“省名牌战略领导组”。
4月，山西省著名商标认定工作开始。
5月，全省438户企业的600余种产品申报山西省名牌产品。
7月，204个产品列入“2001年山西省提名产品名单”，与此同时，35万份调查问卷撒向全省110多个县区。
按说，名牌的标准只有一个：市场份额，名牌的认证也只能是消费者。
但是对于已经落伍的山西，一切都不能按照常规进行。
打破常规，跳跃式发展，是山西唯一的选择。
在近二十年的经济“赛跑”中，山西人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市场上可能成为品牌的产品，山西占一半以上是最先搞的，而且开头都不错，自行车、电视机、热水器、洗衣机等等，但最终没能形成品牌。
总结经验教训时，人们总在互相抱怨，政府怪企业不争气，不找市场找市长；企业怨政府不给一个好环境，官本位思想严重；顾客嫌山西产品质量不好，商家说山西人崇洋媚外，不支持本地产品……
观念保守，思想落后，不思进取，稍富即安，不敢冒险，缺少竞争意识……几乎成为人们评价山西时的口头语。
问题是，这所有的缺点和不足，不仅仅山西人有，周边省份的人也有，甚至是全国人都有，何以别人能发展，山西却裹足不前。
痛定思痛，我们在奋起直追的同时，必须下定决心，找出自己落后的真正原因。
山西缺少大政治家和大企业家
好的政策，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在没有这个环境之前怎么办。尽管市场经济在西方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现成的成功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从天而降。
这就需要有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去创造企业发展的空间。
内蒙古鄂尔多斯集团，刚刚创业时，内蒙古政府下了一道令，三年之内，鄂尔多斯利税费包干，只对政府一个部门，任何部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收费。一条圣旨，创造了一个品牌。
山西不是没有这样的企业，企业刚有点好的苗头，政府各个部门便蜂拥而上，争而食之，这个费呀、那个税呀，连街道老太太也带个红袖章索取卫生费，不给企业一点喘息的机会，企业又怎么发展。
海尔当年的发展也是跟海棠一样，地处偏远的小县，海尔逐步发展壮大时，山东省的领导马上在青岛划出一块土地让其发展。如今的海尔已经发展到在美国建分部，而今天的海棠仍处在当年的小县，一介县府，就能拖死海棠。地理位置不利，高级人才难以留住，广告效益不佳，已成为海棠的死穴。按说，政府出面应是很好解决的问题，但海棠从洗衣机的老大，直到今天的小弟弟，这些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是一家校办企业，1987年创办时只有三个人，到1991年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百余人的小厂。
此时的娃哈哈面临着许多企业在发展期都会遇到的问题：产品不错，市场看好，就是缺厂房、缺资金，很多小企业一遇到这个坎，就跨不过去了，娃哈哈也不例，毕竟是一个校办企业，能力有限。
这时政府的作用就充分显示出来。
杭州市政府拿出了一个“救活杭罐厂，壮大娃哈哈”的方案。杭州罐头食品厂是一个二千人的大厂，有厂房有设备，就是没有拳头产品，工人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让百人小厂兼并二千人的大厂，娃哈哈想也不敢想。但政府拍板了，那是91年，姓资姓社还是个大问题，杭州政府敢于冒险。兼并后，大厂的厂房、人员，小厂的产品和灵活的机制两者一结合，奇迹出现了，兼并当年，娃哈哈集团完成产值2.25亿，是兼并前的2.5倍，也就是从1991年始，娃哈哈步入了中国大企业行列，并逐步上升到今天的地位。
大的政治家，不是简简单单救活一两个企业，搞一两个首长工程，而是要创造出新的机制，他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新机制产生的过程就是以他为代表的官员逐步放权的过程，这是一场真正的自我革命，需要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还需有相当的个人魅力。
袁庚当年在蛇口搞改革，提倡报刊参政议政，《蛇口通讯》发表的第一篇言论是《袁庚该退休了》，正是有了袁庚这样的胸怀，蛇口才能在当时走在改革的最前沿，创造了无数个全国第一。
有了大政治家，还需要有大企业家，毋庸讳言，作为自然资源大省的山西，企业家是最为稀缺的一种资源。
大企业家会为自身的发展争取空间。
这就需要有一批以企业发展为神圣使命的职业企业家。
由于缺少大企业家，山西的企业家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多有目光浅近，临机失措，大动干戈的冒然躁动，少有洞察深远，运筹帷幄，平滑过渡的步步为营。
山西企业家可以跟政府官员结成很好的私交，变成哥们、知己，但很难从政府手中争取有利企业发展的政策。
山西企业家面临企业发展时，想得多的是如何钻政府的空子，如何打通个人的关系，走什么路子，很少想与政府协商，最终形成公开的、透明的制度。
山西缺少高科技人才和高科技成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有效应用。最突出的表现是，谁拥有最先进、最富有创新性的知识，谁就能用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在全球大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谁就能控制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从而增强综合国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管理专家彼得·圣吉在他所著的《第五项修炼》一书中写道：“九十年代最成功的组织将是'学习型'组织，因为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
今天，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是市场中的赢家，拥有更多知识的国家拥有更高的产出。
但山西的现状不容乐观。
据统计，我省现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3643人，而据省农科院的领导讲，全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有100余万人，我省不足全国的0.36%，与1亿人口中拥有50余万科研人员的日本相比，差距就更大。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后继乏人。省属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没有一个两院院士，全省没有一个博士生流动站，高校没有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全省最大的科研机构省农科院，先后在基因工程、生物技术、旱作农业、动物遗传和农药等方面建立了5个开放性重点实验室，但至今仅有3名博士生。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尽管如此短缺，但仍在不断流失。据省人事厅提供的数字，1991年至今我省调出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干部67人，调入相同职称的干部46人，调出人数是调入人数的1.5倍。省教委等有关部门反映，1978年以来，我省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公费留学生1100余人，目前回国的仅达半数，且有相当的数量留学归国人员在我省工作一段时间后调离，太原理工大学300余名出国留学人员仅回来30余人，省农科院45名出国留学人员仅回来15人，山西大学化学系30多名出国留学人员仅回来3人，山西医科大学派出的114名留学生83人逾期不归，该校自己培养的23名博士生除3名在职教师外，一个也没有留住。国有大中型企业人才流失情况同样令人吃惊。太化集团公司曾拥有硕士研究生12人，现仅剩2名，流失率超过82%。太重集团公司近三年申请退休的高级工程师100余人，调走硕士研究生5人，还有本科生100余人。我省流失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除留学不归外，主要流向了京津泸和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如此严重的流失加剧隐省高层次人才的短缺。
没有高科技人才，就难以创造高科技产品，没有高科技产品，山西市场就只能成为别人的加工厂，过着“你吃饺子，我喝汤”的清贫日子。
最缺官员脑中市场这根弦
对于山西这样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官本位思想较强的内陆省份来说，创名牌的真正难度在于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结合度上。
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进入规模经济的今天，作为一个落后省份，要想赶超，没有政府的引导，或者说是指导是很难进行的。但是要想完全依靠政府就能发展了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政府有本事指导经济的话，就没有必要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正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了政府对市场的无能，所以才有了中国二十年的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的改革。
山西正处在这样一个既不能靠政府又离不开政府的尴尬地步。
从本质上说，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
政府服务的对象是选民，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一级政府官员的任命权在更高一级官员的手里，所以，政府服务的对象是比自己更高一级的政府官员，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领导。
人只对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负责，这一点无可厚非。当然，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托词，领导等于群众，所以对领导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
企业只对市场负责，对消费者负责。
名牌的本质是信用，它是通过企业允诺提供的产品质量和服务，由许许多多的独立的消费者在亲自进行购买比较和实际享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这种信用是众多消费者把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求，“托付”给厂商的一种信念，是人们通过一人一票“选举”的结果。
这种“选举”是完全的自发的市场行为，不受政府领导，不受政府干预。
所以，从本质上说，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是相悖的。
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需要有一批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政府官员。
有了这样一批具有市场竞争意识的政府官员，才能把握好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结合点，找到了这个结合点，才能使政府在市场中发挥正面作用，尽可能减少负面作用。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用计划经济思想指导市场经济改革的奇怪现象，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官员的每一个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我能在市场中占多大份额，我有多大权利，我有多少回扣，我这个部门相当于什么级别……那样的话，无论如何也创不出名牌。
让我们从零学起
打造山西品牌，意味着与国内、乃至国际最先进水平的竞争，意味着尽快缩短与先进水平的差距。
这种赶超应当从尽可能高的起点出发，尽可能多地学习、吸收现有名牌的优点；同时，又要在学习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道路，从而最终在市场上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以，关键是个学习的问题，不仅仅是学习态度的问题，还有个学习方法问题，山西如何向发达省份学习，怎样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山西的大企业怎样与名牌企业进行联合，通过什么方式学他人之长……
中国科技百强企业的排头兵联想集团在计算机行业内的成长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联想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与跨国公司既合作又竞争的方式，与计算机行业的跨国公司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合资、合作伙伴关系，但又同时保持了自身在战略上的独立。在赶超学习策略上，联想走的是扎扎实实、先易后难的“贸-工-技”的道路。在个人电脑行业，联想把第一步的学习重点放在经销代理上，通过为跨国公司代理销售国际名牌的方法，学习计算机的流通、销售和经营管理；这既发挥了联想集团作为民族企业了解市场和顾客的长处，又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在“卖方市场”经营而在营销管理上形成的“先天不足”。然而，在发展了强大的营销网络之后，再进入计算机的生产领域，进行设计计算机主板，最终成为中国电脑行业的第一号企业，占领了中国家庭电脑市场份额的60%，并成为世界计算机主板的主要生产厂商。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都要走过一个从引进技术、借鉴学习、改进管理开始，然后在市场的边缘地带、开拓适应发展中国家需要、对跨国公司却相对次要，逐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最后再进入市场的核心部分与跨国公司一争雌雄的逐步成长逐步发展的长期过程。联想的成功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山西缺少一些像联想这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目标远大的企业，他们就是不急不躁，通过十年、二十年，乃至更多年的努力，最终形成自己的品牌。
打造品牌，绝不是通过一场战役就能解决的事情，是企业家一生的追求，是几代人共同的努力。
7月份，《中国名牌产品评价管理办法》开始试行。
今后，凡申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必须具备10个条件：
产品生产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产品实物质量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出口创汇率、品牌知名度居国内同类产品前列；年销售额、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总资产贡献率居本行业前列；企业具有先进可靠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技术装备，技术创新、产品开发能力居行业前列；产品按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组织生产，企业具有完善的计量检测体系和计量保证能力，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并有效运行；企业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顾客满意程度高；产品质量长期稳定，产品在全国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最近组织的监督检查中连续三次以上均为合格；近三年出口商品检验合格，未出现重大质量责任事故；产品在国内生产或者进口原材料组装，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
上述十个条件任何一条都不是靠一届政府、一个战役所能达到的。
纵观十大国际知名品牌大都是历史悠久的企业，如可口可乐、福特汽车、迪斯尼、万宝路，最短的也有25年的历史，如微软、英特尔。
让我们去掉浮躁，减少官气，老老实实，从头做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