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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槐

  

  在中国两千多个县份中,知名度最高的恐要数山西洪洞了。洪洞所以芳名远播,首先是因了一位天姿掩蔼的青楼女子那段凄婉哀凉的吟唱:“苏三离了洪洞县……”京剧是国粹,喜好者兴发时自会哼几句《玉堂春》,不好者偶尔打开电视机、收音机,眼睛或耳朵里说不定也会蹦进个苏三来,于是“洪洞”便深嵌在国人记忆的屏幕上。

  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好奇的洋人竟也学唱京剧,《玉堂春》遂成了他们的首选剧目。前些年,我飞越太平洋参加中美作家对话会时,曾在几个大都市里聆听过洋小姐清唱的苏三唱段。金发碧眼的女郎们启动的虽不是樱桃小口,唱起来也不会字正腔圆,对戴枷苏三的心境更不可能有真正的体味,但通过她们那湿润丰腴的红唇,却使“洪洞”这个县名,在异邦传扬流播。这是文化特有的魔力。

  华夏的禅山佛寺何其多,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竟使姑苏城外寒山寺的盛名历千载而不衰。九州的楼阁亭榭何其众,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却使一座平平凡凡的楼阁,成了自北宋以降游人不绝于途的胜迹,即使当今高楼广厦拔地而起,岳阳楼也没有失重,它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楼”。

  我乃山东五莲人氏,儿时,却不知有五莲而先知洪洞。在村里,李姓只有近支三家,属外来户。在我呀呀学语时,祖母就曾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哼唱这样一首歌谣:

  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黑黑的老鸹又名乌鸦,在乡人眼中,向为不祥之鸟。先祖怎会住在名叫老鸹窝的地方呢?我幼小的心灵迷瞪不解。年长后,我曾多次问父亲老家究竟在哪里,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是洪武年间迁来的。投锄从军后,烹文煮字的生涯使我有了遍游鲁豫燕赵的机会。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还是在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府,谈及先祖何处,不管耄耋老叟、垂髫少年,还是田夫村姑、文人雅士,大都说他们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牒文、墓铭,大多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后来我又发现,那首“大槐树下老鸹窝”的歌谣,竟流行于大半个中国。那么多的百姓,以洪洞一县为发祥地,以老槐一树为遗爱品,实为千古之奇。这使我憬悟到:洪洞名重神州,苏三之唱仅有些许作用,而主要是因了明初的农民大迁徙。怀恋是人类通有的情愫。姓氏与故里,对中国人来说,永远是座斑驳陆离的大迷宫。对故里的沿波讨源,对姓氏的探赜索隐,是国人天性使然。

  1998年暮秋,友人邀我小住临汾,观看壶口瀑布。知洪洞乃临汾所辖,乘车只需半小时。对祖槐,我心仪已久,在洪洞县城新建的“大槐树公园”里,方夙愿得偿。我托友人寻来洪洞县志和文史资料,细读后惊异地发现,不论是县志中,还是明清文人咏述古槐的诗文里,“老鸹窝”统为“老鹳窝”。县志及明清墨客的咏述肯定无虞,而那传流甚广的民谣,怎都将“鹳”变异为“鸹”呢?老鸹老鹳,灿如黑白;一字之易,天差地远。一个难以拉直的、僵硬的问号,在我脑中定格。因来去匆匆,我为没能解开“是鸹是鹳”的疑团而大憾。1999年3月下旬,我二进临汾,再做历史与现实的探访。



  

  临汾,地处晋南,古称平阳。在进入临汾市区东西南北的大道上,各矗立着一座崇宏轩昂的牌坊。牌坊的门楣上,皆嵌有赫然醒目的五个镏金大字:“天下第一都”。这绝非临汾人的自我夸示。究览那万签插架的史乘典籍,人们会感到,临汾冠以“天下第一都”名下无虚。上苍造就了晋南这片风土吉壤,这里曾是华夏先民的洞天福地。

  1954年,考古学家在临汾地区的丁村,发掘出“丁村人”遗址。这发现,在古人类考古学上占有极重要位置。在此之前,从5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周口店猿人到1万多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之间,我国尚缺少一道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链环。于是有洋人便妄下雌黄:中国人的祖先是由欧美迁徙而来的,中国人是外域人的变种。丁村遗址里发掘的10万年前的3颗古人类牙齿化石,齿为铲形,而铲形门齿恰是黄种人的重要特征,完全有别于门齿为勺形的白色人种。3颗牙齿出土,石破天惊,丁村的文化分量仅此就显得有些超重。在遗址里,人们还挖掘出旧石器时代之中、晚期的大批石器和上百件刮削器、琢背刀、雕刻器、锥钻等细石具。丁村文化遗存还告诉人们,2万6 千多年前,丁村人就已会驯养动物,并学会了种植,初步结束了长期的迁徙狩猎,开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在丁村遗址陈列室里,还摆放着披毛犀、大角鹿、转角羚羊等28种哺乳动物、5种鱼类及一批软体动物的化石。其中,那2?6米长的古象门牙,使今人不难想象,当时的大象躺下是一堵坝,立起是一座峰;那1米长的青鱼、鲤鱼的脊骨,如果将其还原,简直像一艘艘耕涛犁浪的飞舟;那脸盆般大的蚌壳,也可让今人猜度出它的肉体是何其丰厚……近年来,考古学者又在丁村附近的陶寺,发掘出中国最古老的鼓,鼓身乃树桩镂空,鼓面为鳄鱼皮所制……是丁村人最早将文明的种子播入沃土,让民族的智慧不断勃发;是丁村人的后裔最早把喜怒哀乐糅进鼓点,奏响了华夏民族的第一乐章!

  尽管《史记》称“尧都平阳”,尽管《山西通志》上说平阳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旧都”,尽管晋代临汾就有了规模壮观的尧庙,尽管山一样的尧陵就矗立在临汾的浮山之旁,但据我所知,河北唐县、山东定陶、山西沁水和翼城也都炫示为尧都。人们在剖析、判断、推理、考究历史风物真伪时,往往会忽略一些看来与事物缺少关联却具有特别意义的细节。“丁村人”的三颗牙齿、陶寺的鳄鱼皮鼓,都在佐证着尧在临汾建都的可能性、可行性、可信性。

  最能显证太史公“尧都平阳”断语的,莫过于古称“神圣之邦”的洪洞了。在洪洞这片土地上,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山岩,每一座村落,每一个姓氏,都会向人们诉说历史的神秘和苍老。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纂的《中国历代名人词典》中,远古人物列有26位,能在洪洞找到他们的活动传说及文化遗存的竟达半数以上。

  量子论的创始人波尔,对远古东方哲学纫佩叹服,在他接受勋章时,选择了伏羲的太极图为图案。《洪洞县志》记载,伏羲演八卦就在该县的卦底村。卦底村现存伏羲庙,庙后有伏羲冢,村中设画卦台。卦底村周围有八村环绕,且距卦底均为八里,呈太极图状。八个以各自姓氏为名的村庄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卦底村旧时还有两座梳妆楼,象征日月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全国存有伏羲庙、墓的地方尚有数处,但像洪洞这样配套成龙者,仅此而已。有伏羲必有女娲。正如“勺形齿”人的始祖双亲是亚当和夏娃,我们“铲形齿”人的尊翁太君是伏羲与女娲。在洪洞侯村,有中国最早的女娲庙、女娲陵。陵庙左近,有一高大土堆,土堆里埋有形态各异的彩石,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净虚界。女娲庙的旧址上,曾有古柏一百零八株,现有三株仍龙干虬枝,相传是周柏。其一猴头柏,树身达八围……

  国人向称炎黄子孙。炎黄之一的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洪洞县志》载,黄帝生于该县公孙堡村,村名就是以黄帝姓氏命名的。继黄帝之位的是黄帝的孙子颛顼,关于颛顼,《洪洞县志》虽无记载,但对颛顼的七子皋陶却多有胪列。皋陶生于洪洞皋陶村,至今村中祭祀皋陶的香火仍缕缕袅袅。既然皋陶生于洪洞,其父王焉能不留行迹。承颛顼帝业的为帝喾,帝喾是黄帝的曾孙。继帝喾大位的是帝喾之子唐尧,尧生于临汾伊土,后迁居洪洞羊獬。唐尧禅位于虞舜,虞舜生在洪洞诸冯……至此,“三皇”之首的伏羲,以及史称的“五帝”,全都在洪洞留下了各自的行踪刻痕。

  至于故里为洪洞的两位古代大隐士巢父、许由的传说,也在洪洞百姓中代代流播,耳熟能详。洪洞羊獬村是尧的小女儿女英的出生地。游览村旁那占地近百亩的姑姑庙,人们会看到一副值得玩味的对联:“姐皇后妹皇后姐妹皇后,父帝王夫帝王父夫帝王。”这对联平白如话,却概括了亘古称誉的“尧天舜日”的史前清世。唐尧晚年,急于禅让,为考察他选定的继位人虞舜,将大女娥皇、二女女英嫁给了舜。舜其时躬耕洪洞历山,乃一介农人。舜继大位后,娥皇、女英姐妹俩皆为皇后,父亲丈夫皆当过帝王……在全国,关于舜耕历山的传说地,有21处之多,这与舜年轻时遭后母及名叫象的异母弟的虐待,迫使舜四处漂泊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是,舜继位后,德泽黎庶,恩被百姓,声誉日隆,人们出于钦敬,都希冀舜曾在自己居住的一方水土上劳作过……然而,舜到底躬耕于哪座历山不牵强附会,洪洞一桩赓续了四千多年的习俗,会让人们觉得舜耕于洪洞历山,更合乎情理。自娥皇、女英嫁到70里外的洪洞历山后,羊獬人与历山人便结成了姻亲。羊獬人称娥皇、女英为姑姑,历山人叫娥皇、女英是娘娘。每年三月三,羊獬人要到历山接姑姑回娘家祭祖,待到四月二十八尧的生日这天,历山人便来羊獬把娘娘迎回。这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历四千余年承传今日而不衰。每年农历的三月三,羊獬村的男女老少都彩服盛装,以接皇后的礼仪,组成千余人的銮驾去接姑姑。人们或擎执事,或护凤辇,或扬万民伞,或秉金瓜、斧钺、朝天蹬,或举金锤、银锤、方天戟,或抬着猪羊,或担着美酒,浩浩荡荡,迤逦向70里外的历山走去……最令人荡魄摇魂的是那由数百人组成的威风锣鼓队伍了。这些陶寺鳄鱼皮鼓发明者的后裔们,统着杏黄色的短服,齐刷刷,劲抖抖,唐唐哉,威威哉。但闻锣钹击节,金鼓奏响,起落有序。鼓手们时而跳打,时而搓打,时而举打,时而骑打,鼓声如惊雷滚地,似银瓶乍裂,若壶口瀑布泻来,敲醉了山,敲酥了水……相传,鼓手们敲打的曲牌中,有五种为尧舜亲作。接姑姑的队伍到达历山下的七个自然村后,七村父老倒屐相迎,暖炕新被,陈醪佳肴,奉若贵宾……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的娥皇、女英就要回历山参加夏收了,历山七村的乡亲又以同样的规模,同样的礼仪,来羊獬村迎娘娘。在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中,所经村落无不虚门掩户,跪拜接驾,街中村头,水果食品满盘盈桌,供迎送队伍吃得齿颊留香。这种接送活动,在“文革”中也未中断。百姓不能大张旗鼓地搞,便自发地组织起来,三五成群,怀揣馍馍,掬一把艾茎为香,汲几瓶泉水当酒,去虔诚地完成心的祭奠。一种习俗,在两个相距70多里的村落里,竟延续了四千多年,这在我国历史上恐是绝无仅有。它说明尧舜的盛德,在洪洞民间的刻痕是何等沦肌浃髓!……

  在尧都临汾,在“神圣之邦”洪洞,华夏民族的始祖、先祖们,曾展示过壮士的抱负,曾尝试过英雄的果敢,曾进行过文明的征服。虽然传说的氤氲为始祖先祖们披上了层层神秘的袈裟,虽然后人想象中的宫阙殿宇早已坍塌,但他们神圣的灵光不会消散,因为一切曾憧憬过、寻找过的灵魂,总会涌动在后来人的血脉中……洪洞,华夏的大半部古文明史在你这里浓缩;临汾,你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地方。



  

  我并没有忘记二进临汾和洪洞的主要目的:摭拾老槐树下所发生的故事,解开那“是老鹳还是老鸹”的谜团。行前,我查阅了《辞海》,关于鹳的条目是这样写的:鹳,鸟纲,鹳科各种类的通称。大型涉禽。形似鹤亦似鹭;嘴长而直。翼长大而尾圆短,飞翔轻快。常活动于水边,夜宿高树。主食鱼、虾、蛙和甲壳类。羽毛灰色、白色或黑色。黑鹳体长约一米,白鹳较黑鹳为大。我国北方常见白鹳……

  邀我来的友人年过半百,是药品管理界的全国劳模。谈及药事,他如数家珍。我问临汾、洪洞一带是否曾有鹳鸟,他诧为异事,摇头说没有,并一再安排我参观名胜古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迎合所谓文化人的雅趣。每到一地,陪同我的大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问及鹳事,他们纳罕惊怪,对我这京都来客,以《辞海》中定义按图索“鹳”,大惑不解。仿佛那白色的大鸟,与他们历来无缘。数日访寻,难觅鹳踪,我不禁怅怅悻悻,忧忧悒悒,煎煎急急。

  友人终于窥晓我的心思,速为我搬来两位“文化书记”。一是年过古稀的王德贵,二为岁过花甲的刘郁瑞。80年代初,王、刘分任洪洞县委正、副书记。“大槐树公园”就是靠他俩运筹兴建的。王、刘曾在临汾多地为官,所到之处,大法小廉,不饮盗泉,且忙里偷闲,不废咏吟,忧世感时,偶得清词丽句。赋闲后,两人皆情系大槐树,醉心尧文化。堪可一提的是,刘郁瑞是纪实文学《天网》的主人公。《天网》搬上影屏后,主人公仍是真名真姓,国人曾争相一睹,刘氏遂作为清官形象兀立民间。临汾、洪洞的古迹名胜大都备有宣传册页,一经文字蒸馏,挥发了岁月蕴含的原汁,消褪了历史的底色,读来乏味。王、刘都是啜饮汾河水长大的,讲起洪洞旧事情夺神飞,勾沉稽往,尘影梦痕历历如绘……

  先民辄是逐水草而居,文明常常与大河联姻。三晋文明来自汾河。纵贯三晋长达七百余公里的汾河,无疑是山西的命脉和象征。汾水从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流出,披珠戴玉,逶迤南下,经古交山峡,出兰村峡口,斜贯太原盆地,再穿灵霍山峡,且歌且舞,直奔临汾……汾河两岸,名泉层见迭出,既像一枚枚偌大的玉?装饰着汾水,也以汩汩不息的洁流为汾河增添着豪迈。

  洪洞县最北端有个村子名叫石止,意为汾水湍行到此已步入没有坡度的平川,水中再没有石子滚动。汾河在洪洞顿显其壮阔汗漫,它像一匹铺地蓝缎,温柔多情。山有水而媚,土得水而沃,汾河使洪洞民阜财丰。明《洪洞县志》称:“洪洞背霍山面涧水,箕山东峙,汾水西绕,山川形胜,草木夭乔,甲诸三晋,固一方之雄也。”《平阳府志》艺文卷中,载有元人郭嗣兴的一首五言百韵诗,把时处元朝的晋南描绘为安常处顺的乐境:“……形胜开千载,舆图壮一方。城池殊屏蔽,廨宇式轩昂。制锦掀高榭,鸣琴敞后堂……贩蔬盈市井,樗槐荫路旁……苜蓿青供茹,葡萄紫厌浆。鼠肥偏喜食,鱼美鲜求尝。罗雁来秋渚,呼鹩向晓冈……”元朝上演过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而郭氏笔下的晋南竟连肥鼠都挑拣食物吃。但通观全诗,郭氏意在状摹故土风情,未见一句向蒙元统治者谄媚之词。倘若说斗方名士郭氏在咏吟故土时难免有夸耀成分,且元朝距我们毕竟悠远,今人很难走进郭氏用音韵营造的风俗画中。而王、刘两位“文化书记”,则用他们的亲览亲睇、亲聆亲闻、亲历亲察,为我们写真出一幅50年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图。

  洪洞,人称“水包座子莲花城”。汾河两岸,曾是花的原野。当剪剪春风吹皱了汾水,沥沥春雨洗涤了冬的岑寂,柳枝儿便谢黄抽绿。蒲公英、车前子、苜蓿、牵牛次第绽蕾,杏、桃、梨、榴树、海棠、秋菊应时开放,从桃花红到芦花白,从孟春到暮秋,五彩纷呈,花事不败。洪洞人尤爱荷。洪洞大地上的塘堰水湾、沟洫毛渠里,遍植莲花。最能迷乱人们双瞳的要数洪洞护城河中的芙蕖了。宽漫的护城河曾绕古城一周,“水包城座”组成了莲花的长廊。盛夏时节,芙蓉出水,肥叶硕花,攒攒挤挤,比肩争头。白荷如雪如玉,纤尘不染,红莲似火似焰,舞姿蹁跹,鸭戏清波,鹅鸣花丛,人至河畔,衣薄风香,新凉涤暑……

  在洪洞,汤汤汾河及由其派生出的溪湾沟汊,曾是鱼虾贝藻自在蕃孳的领水属地。昔日汾河中的鱼虾密度之大,会令当今端坐鱼塘的钓者舌挢不下。由于鱼多虾丰,长于洪洞,齿为铲形的“丁村人”的后裔们,在食鱼方面显得特别挑剔。汾河曾盛产鲶鱼,大者十余斤,小者三五两。当今鲶鱼烩豆腐已成为星级宾馆的一道腾贵佳肴,但昔日洪洞人不管鲶鱼大小,都不屑一食。原因是鲶鱼喜啖腐烂之物,洪洞人嫌其不洁。汾水多甲鱼,夏日里小伙们嬉水河中,只要用脚踩踩,即可从泥沙里抠出几只老鳖来。当今甲鱼已成为养生者的大补上品,而昔年的洪洞人竟拒不铺啜。理由是甲鱼长于紫泥而不净,且眼小如秤星,五官局促,其丑陋之状令洪洞人厌恶。直到80年代初,肥肥的甲鱼五角钱一斤也无人问津。

  《天网》的主人公刘郁瑞,50年代中期曾执教于汾河岸边一中学。这天是星期日,他因备课未归家,时及中午,正愁无菜佐饭,有学生自告奋勇去汾河捉鱼,说罢拎起抄网撒腿河边,半小时许,便携六尾金鲤而归。又半小时,半锅红烧鲤鱼端上书桌,师生两人遂尽兴饕餮。从刘郁瑞温馨而甜蜜的回忆中,我似乎悟到一种传递信号:昔年人们去汾河捉鱼,如同农人至菜畦割韭,村妇到瓜棚摘豆,可俯拾仰取,任割任摘。

  年近七旬的“文化书记”王德贵,孩提时曾是捕鱼捞虾高手,其子亦不乏猎鱼基因。1970年盛夏,一场豪雨过后,汾河陡涨,水中氧稀,金鲤、白鲢、青鱼,纷纷探出水面,密密匝匝,脊脊济济。德贵之子,荡一小舟,轻驶河汊,手举10万年前“丁村人”就会使用的木棒,照鱼群劈头盖脸击去,仅一小时,便猎鱼百余斤……看来,元人郭氏“鱼美鲜求尝”句绝非夸大其词。远在秦汉隋唐,晋南就是皇家的布帛库米粮仓。建国后,晋南一带种起水稻,水如碧罗带,稻若绿绒毯,使晋南一度成为真正的北国江南。我问及解放前此地农家的生活境况,曾主编过《临汾农村合作化史》的王德贵告知我,解放前晋南一带农民若不遇上灾荒战乱,从不吃粗粮。王德贵系一介寒子,1946年他读高小时,按校方规定,月供白面45斤,豆油1斤半,菜金2.5元,他的下中农成分的家庭竟能应付裕如。斯时农家学子的生活标准,即使在当今的希望小学里,也显得有些奢侈。王德贵最依恋合作化初期,那时节,晋南百姓穰穰满家,笑鼓柴扉。王德贵最难忘1956,那年大有,年谷顺成。夏麦登场,千村百屯,麦垛连云,农家囤溢缸满,金黄色的尤物堆积场边,竟分不下去;秋棉绽桃,金铃吊挂,白絮如雪,收购站里,棉满为患。有个叫甘亭的高级社,动用三台拖拉机往收购站运棉,车轮飞转,不舍昼夜,运了整整一个冬天……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开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花……”50 年代,生于汾河岸边的郭兰英,曾以一曲《汾水长流》,唱沸了神州。此刻,我才真正体味到歌唱家那黄莺出谷、声动梁尘的神韵。大河与沃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侣,花香鸟语是水土交媾的结晶。没有花香的土地是无望的土地,没有鸟鸣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汾河两岸也曾是百鸟来仪的乐园。柳枝上曾有黄鹂啼啭,莲池里曾有鸳鸯交颈,新梁上曾有春燕垒窝,树桠上曾有喜鹊筑巢,稼穑里曾有群鸟呷呷,屋脊上曾有信鸽勾勾,苇丛里曾有翠鸟翻飞,长空中曾有苍鹰行进,秋渚上曾见群雁栖息,冬堤上也曾留雪泥鸿爪……吉鸟亲吻过汾河两岸花的芳唇,良禽拥抱过洪洞的青枝绿叶,使得曩时洪洞的山水草木,分外清润迷人。

  我终于从王、刘那醉人的回忆里,觅到了鹳的踪迹。两位“文化书记”都是鹳的目击者。50年代初,洪洞县境内的汾河滩头,水草丛中,举目可见成群的白鹳。至60年代末,还偶有三三两两的鹳鸟沿河鼓翼而飞……现为山西省作协会员的刘郁瑞,儿时为写一篇“观鹳”的作文,在盛夏曾数度匿身芦苇荡中,细观过鹳的形貌举止。鹳是百鸟中的荦荦大者,更是娇娇美者。鹳颈纤而修,身高而挺,足癯而节高,那洁白的翎毛,素之一丝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那流线型的身体结构,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厘则嫌短;鹳擎头举喙漫步浅滩时,更显风姿绰约,仙韵飘逸。郁瑞观鹳如瞧美姝丽媛,那白色的精灵美得令人心颤。一次,郁瑞见一老鹳携两只幼鹳在浅滩戏耍,老鹳一改平时那高亢悠长的鸣叫,喁喁同幼鹳低语。幼鹳振翮扑水,老鹳用喙尖为幼鹳轻轻梳理羽毛。时见老鹳的长喙在水中捣动,不时有青蛙、小鱼跃出水草,老鹳迅捷用喙接住后,再送进幼鹳口中。鹳鸟这般母子之爱,宛如人间舐犊之情……黑老鸹以啄谷吞虫维系生存,这与端庄高雅的鹳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我蓦地想起唐人王之涣那二十字的千古绝唱――《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鹳雀楼”就在运城的汾河旁,那里是汾河汇入黄河的交界处。运城曾为临汾所辖。倘若无鹳可观,那就大大有悖于古人建楼的初衷。假若是座“老鸹楼”,“乌鸦楼”,王之涣定会兴味索然,失却了吟咏的雅兴。谜团终于解开,祖槐上的鸟巢,定是鹳窝无疑。



  

  我又来到位于洪洞县城北端的大槐树公园。这里距汾河仅百米之遥,汾河大堤就在眼前。据文献记载,明代这里有座广济寺,系唐贞观二年所建;寺旁有株汉朝古槐,“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汉槐唐寺,于明初农民大迁徙后,皆毁于汾河大水。

  从完好仅存的霞石砌筑的经塔上,人们不难想象出昔年广济寺的形貌:院落轩敞宽展,殿宇魁岸崔嵬,亭阁纷华丽靡,寺内僧众举袂成幕,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时,汉槐旁就建有驿站,我也不难猜度当时的那种炽盛和喧阗:古槐下的阳关驿道上,必是官差心急,马蹄声碎;汾水的河槽里,定是舟楫穿梭,桨声乃乃。

  走进十几年前建成的大槐树公园,我直奔古槐遗址,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碑亭飞檐斗拱。碑上镌有的“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将多少代人的辛酸、委屈、悱恻、凄切与思念都凝固在这里。距古槐遗址几米远的石砌的高崖上,是汉槐之根蘖生的“二代古槐”,她于1974年被飓风击倒,人们将她扶直后,那钢铁一样的躯体仍挺立着不朽的灵魂。这失去母体的生命,早已执著地将基因传递给“三代槐树”,复苏着她逝去的绿色。傍母而立,“三代槐树”已粗壮过围,蓊蓊郁郁。她继续弹拨着生命的琴弦,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老槐新槐在大槐树公园里,同吟着一曲倔强的生命进行曲。

  跨越时间的长河与空间大海,我心中的那点灵犀早已与祖槐相通。承蒙历史之神的诏谕,驱将我探求寻觅先祖们大迁徙的确证,爬罗剔抉先祖们求生存的真实。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关于胡大海的传说,版本多种。“雁带箭而飞”,一听便知是天方夜谭。胡大海确有其人。《明史·胡大海传》中载,胡勇武过人,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虽为赳赳武夫,却以“不乱杀人,不抢掠妇女,不烧房屋”当作框范行为的准则。

  在旧中国,每当巨祸大难普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时,听天由命囿于一隅的平民,不晓事物的来因去迹,处于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便你加一枝我添一叶地演绎出一些传说,来慰藉呻吟的灵魂。这些民间传说,虽诡谲乖张,却往往蕴含着历史本质的真实。战乱频仍,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

  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兵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 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路,总是泥泞而沉重,每行进一步,总要伴随着苦涩的泪、惨重的血。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对破碎的山河,发出这样的感慨:“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奏说迁民事。督府左断事高巍奏称:“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

  实际上,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此时心中很明白,就连他的故里安徽凤阳,虽已置县,但却是“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置县不过是大臣们为阿附他而已。户部郎中刘九皋献策:“……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从放牛娃、贫僧到南面百城称孤道寡的朱元璋,雄心随岁月而膨胀,抱负伴龙墩而扩张,为圆龙腾云涌万世一系的美梦,也必然会做出顺乎历史潮流的抉择。在移民的举措中,除遣返、军屯、商屯之外,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则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

  《明实录》记载,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今临汾,而洪洞当时人口最稠,作为一个县份来说,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晋民后代修葺的谱牒里,几乎都记载先祖来自洪洞,这颇令人费解。但稍一留意有关史乘方志,便疑团顿释。因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长期浸泡于农业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后裔,虽有劳作之苦,但不乏桑麻之乐。此时的流动与迁移,早就不是逐水曲,狩猎歌,游牧吟,而成了农民悲剧的代名词。鸟恋旧林,鱼思故渊,狗记八百里,猫认三千途,老马识归道,狐死必首丘……中国古老文化以动物习性创造的这些依恋故园的词汇,实际上是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

  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蒙骗群众向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解手”一词的来历,听来也能自圆其说。至于“脚小趾甲复形”一说,则于情于理于科学都解释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扩大农耕,移民长途跋涉全靠双脚,为防逃跑可在人体其他的部位黥记,大可不必在脚上动刀。国内我天南海北的朋友,凡问及者,脚小趾甲都是复形,而友人们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晋。后天绝不可能改变遗传。……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簸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大迁徙无情摧残着放逐者的心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我们不难想象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过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乡土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坟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莲一蓬,一鲫一鲤,一草一卉,一鸟一虫,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纹附着在躯体之上。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声泪俱下!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的标识……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觅鹳鸟,抑或乌鸦常见,抑或“鹳”、“鸹”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风尘逆旅,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煎熬过的人,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17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366万顷骤增至850万顷,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的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统治者为国家大局而实施的强权措施,往往能推动历史大步前进。文明要付出代价,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残忍的枷锁,要洒很多很多的泪,流很多很多的血……

摘自1999年《收获》,作者:李存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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