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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太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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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诞生的历史环境 由于晋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殊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所以它只能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晋商”这一概念的形成和这一称谓的产生，只是源于和基于对明清时期所产生并活跃于山西大地上的庞大商贸与金融集群及其诚信有方和经营有道的商业金融活动而言的。所谓“晋商”，只是指明清时期出现在山西的商人及其所形成的商帮群体、商营财富和商业理念与文化。 在明朝的后期和清朝的前期，刚好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高潮时期，晋商在这个历史时空中出现，乃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这也就同时赋予了晋商以鲜明的新潮意识与变革意义。从现象上看，晋商只是一种商业活动和商人集群，但在本质上它却是对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精神感应与政治策反，强烈地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和社会变革的大趋势。长篇小说创作是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化形式，而在明清时期所产生的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就有不少都是写商业活动或以商业作为生活背景的。这说明，晋商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根源。晋商形成和发展的本身，就是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鲜明表征，它不仅代表了先进的经营方式和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也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先进的社会趋向，其在本质上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动力，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意识和旧的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应合与对社会变革的促动。 这才是晋商所特禀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也是山西人对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历史性重大贡献，只不过其在实现过程中是以商业的形式和商人的形象出现罢了。 对于晋商，我们必须从这个历史的高度去认识，也只有从这个历史高度认识和评价晋商，才能真正发掘和发现晋商本身所赋有的重大意义及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否则，如果只是从“生意人”和“做买卖”的层次上看待和评析晋商，那就必定会在客观上形成对晋商的庸化和矮化，同时也就永远不会真正弄清楚晋商形成与崛起的历史原因，不会真正发掘出和认识到晋商所代表的历史趋势与时代向度，当然也就更不会真正勘察出和体悟到晋商所具有的革新本质与时代精神了。 只有在从更高的层次上全面认识了晋商的价值和意义之后，我们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厘出晋商与太原的多层次交互与多元化渗濡的亲密关系。 中国的行省制度，是从元代开始实行的。自实行行省制度以来，太原就是山西的省会所在地。在明清两代，山西最高机构及其署址，就均设于太原。这样一来，太原就不仅仅只是太原府了，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位居山西政制中枢，主导山西政务中馈，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物流的中心，同时也是山西人才和资本的荟萃与集聚之地，对全省负有辖治和管理的职能，起着辐射和濡化的作用，同时也调节和掌控着山西全省的民生指数与经济命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太原当然应为晋商的中心了，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太原与晋商的关系。因为在明清的五百多年间，晋商的发迹和经营是遍布在山西全省的，并不只局限在山西的某一个方位和地区。现在之所以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一说晋商就是在山西晋中，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怎么会造成这个认识误区呢？主要是因为晋中的几个晋商大院和相关的影视剧作品对大众起了广泛的宣舆作用。其实，在山西境内，不论是商贾，抑或是大院，各地都有不少，只是尚未被开发、利用和宣传，以致至今仍旧是“躲在深闺人未识”。正如《晋录》上所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清雍正年间的山西学政刘於义也说：“平（阳）汾（州）为山右殷富之乡。”何以然呢？皆因“多以贸易为生”。其实，若以商籍而论，蒲州（今永济）的大盐商张氏和王氏，就曾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北五省的盐业生意；代州的冯忠、冯天录父子，就曾一度控制了江、浙两省的盐业经营；太原阳曲的王绳中于清道光年间，竟从北到南在全国开设了108处商铺；秀容（今忻州）的王廷相，光是用于向蒙、俄贩运茶叶的骆驼就有两万多峰；原平的辛步云不仅占据了广阔的蒙古市场，而且竟拥有员工3000余人，年贸易额多达1000多万两白银；曲沃的烟草业及其产品不仅行销京城、蒙古和俄罗斯，而且光在京城开设的河东烟店就有500余家；襄陵（今襄汾）的制纸业十分发达，一度竟成为清廷印钞用纸的特许供应商；晋东南一带的丝绸、煤炭、皮货、药材等生产和销售也都一度十分火爆，径自成为驰名全国的优质产品。若以大院而论，像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那样规模和构制的大院，在山西的其它地方同样也有不少，并各呈气势、各具特点、各显风采，只是尚末被修葺和开发而已，一如老太原县（今晋源区）的秦家大院、阳曲县的青龙古镇、临县碛口镇西湾村的晋商院落、原平县上院村的辛家大院、万荣县闫景村的李家大院、阳城县的砥洎城故址建筑、清徐县大常镇的明清街区、迎泽区郝庄镇新沟村的刘家大院等，就都是。 此种现象说明，晋商并不只局限在如今的晋中一带，而是遍及山西全省的，只不过各地的晋商在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时间上存有一定的差异罢了。相对而言，晋中一带的晋商在明清这个历史空间中大都发迹较晚，且延续的时间又相对较长，其中有的一直到民国初年，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开始败落。这就为其财势、名声的延伸和建筑物得以较为完好地保存创造了有利条件。 只有在这个事实基础上，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和更客观地认识和评议晋商与太原的关系，即首先是管辖与被管辖、领导与被领导、掌控与被掌控、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并由此而使太原自然而然地势必要成为晋商的枢纽与中心。 除了“省”的关系之外，其次才是“府”的关系。在明清的行省制度之下，太原是一个府，其所管辖的州县虽说在五百多年间屡有一些小的变化，但其基本轮廓还是相对比较清晰和定型的。大体情况是：明代时太原府直辖13县，领5州又7县。直辖的13县分别是：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所领的5州分别是：平定、忻州、代州、岢岚、保德；此5州所领的7县分别是：乐平县、定襄县、五台县、繁峙县、崞县、岚县、兴县等。清代的顺治、康熙时期，虽说太原府转归于冀宁道，但却仍旧沿用明制，领5州20县。后来虽也有一些调整，但在明清的545年中，即有520年太原府是管辖着5州20县的。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太原府志》所记载的时势变革与社会及经济内容，都总能涵盖几乎半个山西的原因。显然，从“府治”的意义上说，以上区划范围内的晋商，都自然归属太原所有。这也就是说，人们习惯性认知上的晋中晋商，实际上则正是太原府晋商的一部分。 至此，无论在“抚署”的意义上，抑或在“府治”的意义上。判定晋商与太原的关系都应当和必须坚持一个准则和尊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太原自然、必然和必定是晋商的基地、源头与中心，并由此而形成和奠立了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社会职能与历史地位。 太原，晋商的萃聚之地 作为战国时期货币的 “晋阳布”的出土，便见证了太原商贸历史的久远。早在唐叔虞的时代，太原这方热土就已经成为人烟稠密、商贸汇聚的富庶繁茂之地。及至汉魏之交，太原商人王烈不仅擅贸娴商，远旅辽东，而且成为当地的豪商富贾。三国时期，太原属于曹魏的领地，鉴于太原的方域之要、交通之便和物产之殷，经鲜卑王请求曹操，遂允诺鲜卑人可以常来并州采买物品，与太原商人进行互市交易。鲜卑人不仅把太原作为他们卖马的基地，而且藉太原水草气候之宜而将之辟为他们为中原买主驯马的场所。隋朝开皇十六年 （公元596年），国家在晋阳设五炉铸钱，把太原作为国家铸币的基地，每年铸币多达3200余贯。同时，官家多有在太原城内建房筑屋者，以供各地往来于此的商人租住。五代时期，太原的商业街区已纵横交错，异常繁盛，“邑屋市肆交易”（《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极为灼炽。北宋时期，虽然太原城经历了一个从隳毁到重建的过程，但未久即复，商贸的繁盛一如既往，乃致大官僚夏竦“在并州使其仆贸易，积家财累钜万”（《宋史·夏竦传》）。及至元代，太原更是镇店林立，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市贸繁盛，物品琳琅，百业俱兴，乃致行至于此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深为惊奇和感慨，他说：“我们来到太原府城，沿途经过许多的城镇，皆极繁盛，有许多好看的大葡萄园，酒则贩运到契丹各处不产酒的地方。那里又有许多桑树，本地人民以此制出许多丝来。……城市中人烟极为稠密，路上常有成群的客商，所以人民皆互相亲爱。路上人多，是因为有许多货物在各城市间运转不息，城市里有定期集会的缘故。”（《马可·波罗游记》）。 太原作为实力派晋商的萃聚之地，其本身的标识性和代表性作用也毋庸置疑地赋予了其以“都”的地位和影响力。按照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州县归属，山西最具实力、最有影响和兴盛时间延续最长的晋商，基本上十之八九都在当时的太原府。像晋源区西寨村的阎蹯楚以及另一个太原商人王全，就是明朝实行“开中制”之后第一批从中受惠的山西商人。他们以盐而商，积贮尤丰，遂成太原之望族；像晋源区的秦家，在全盛时期光是运送购销商品的车马队排起来就有五六里长；像清徐大常镇的秦肇庆，不仅把生意从太原做到了包头，而且在他的激励和扶助之下，方使祁县乔家的创业始祖乔贵发重振精神，与之共创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商业神话；像阳曲县青龙镇的王绳中，在道光年间不仅从南到北开设了上百处食品店、糖果店、杂货店、药材店等，而且一直把生意做到了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其用于运输的商业驼队竟拥有骆驼近千峰；像明清时期隶属于太原府的今之忻州的王廷相，自从通过向口外发运大蒜盈利之后，继而又学会蒙文和俄文，专与蒙、俄两国的客商做茶叶生意，其家资远远超过了祁县的乔家；像明清时期隶属太原府的今之原平市上院村的辛绪贵，在道光年间就已拥有上千峰骆驼和3000余名员工，据说把他家50两一枚的金元宝挨个排起来，一直可以从库伦（今乌兰巴托）铺到北京城；像清徐县大常镇的刘裕业，凭借其出色的经营方略而在乾隆年间当上皇商后，直把盐业生意做到天津、河北、山东等省的许多地方，同时在山西他也几乎形成了盐商霸主的地位；像阳曲县黄寨的刘琨、刘映景父子，不仅在太原开设了百货店、粮店、钱庄、糕点店、布匹店和茶叶店等，而且还在榆次等地开设了多处商号和钱庄，以至于盈利日达斗金；像小店区刘家堡的王惠、王宪兄弟，既经商，又重义，所以他家的诸多商铺名号全部用“义”字打头，诸如“义和成”、“义合泉”、“义恒当”、“义和贞”、“聚义升”、“天义成”之类。王家既经营粮油加工酿造，又经营票号、钱庄和典当，极有商业头脑，也极富有经营策略；像清徐县徐沟西南坊的王启恩，举家在北京经营珠宝古玩、碑帖书画，先后竟达五六百年之久。鼎盛时，不仅商号遍及晋、冀、鲁、豫及东北诸省，而且还在老家徐沟开设了经营银号、典当、绸布、粮油、日杂和租赁等行业的商号十余个，盈利巨丰，财资无数；像清徐县清源镇吴村的白树升，仅靠一头毛驴闯关东，居然闯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商业天地，除了经营染坊、酒坊之外，还经营木材加工、日用百货、农副产品交易等，仅他一个人的商铺和店面，竟足足占了吉林省延吉市的一条大街，在当地的工商业界独占鳌头；像清徐县徐沟东南坊的张联辉，在河南的周口和项城经商多年，广涉钱庄、当铺、皮革、茶叶、粮油等行业，成为当地巨商，还被选为周口商会会长。除此之外，他还在老家徐沟东大街、东后街、东门外等处，开设了包括钱庄、典当行、杂货铺、木器店、骆驼店和酿造作坊在内的30多爿店铺，成为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像另一个清徐商人时成德，他是东罗村人，十六岁时便开始在奉天“功成裕”杂货铺当学徒，为人机敏、谦恭、勤快，深得掌柜赏识。学成后自己开业，在从咸丰初年至光绪末年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太原、太谷、清源等地开设了多处商铺和银号，使其财源骤增，成为晋商之翘楚，并以其宽仁厚德而深孚众望；像清徐县大常镇的常天枢，其在河南禹州以瓷兴业，深得巨惠。他所开设的瓷场，不仅规模大、分场多，而且产量大、品种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通过技术创新竟然烧制出了一种极具稀世珍宝——均瓷——意象的新瓷器，其看似表面布满裂纹，而实则质地极为坚密而细腻，一举成为瓷中极品，被世人誉为“新钧瓷”，赢得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常家也因此而成为世富；像迎泽区郝庄镇新沟村的刘瑛、刘玳兄弟，既入仕，又经商，双双折桂。他们不仅在河南周口拥有半条街的商铺，建立了山西会馆，而且还在静乐县开有两处货栈，在太原开了名为“永生号”、“资诚号”的两爿商铺，声望和信誉皆闻名遐迩，堪为芸芸晋商中的仕宦之家。其他像武而谦、王全、安茂林等诸多明清时期的太原巨商，也都是经商有道、创业有成，以其宏大的绩业和丰裕的财富而为作为“晋商之都”的太原提供了典范的例证，成为太原晋商的实力派代表人物。 显然，以上例举，还并未涉及明清时期隶属于太原府区划中的今之寿阳、祁县、文水、太谷、榆次、交城等大户晋商所相对比较集中的县（市），如果这些县（市）名噪天下的大牌晋商渠家、曹家、乔家、常家和榆次聂店的王家等都齐集于太原府的麾下，那么，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商贾阵营和财富实力，天下还有谁处可比？仅此一端，即为太原作为“晋商之都”而形成了强势力量，构建了壮阔阵容，奠立了天下无处敢与之争雄的坚实基础。 “晋商之都”的永恒定格 在“都”的意义上，太原乃是早就具有这样的资质和根脉的。我们之所以要以明清两朝所经历的545年作为审定太原为“晋商之都”的时空范围，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形成的“晋商”概念，乃是惟为具指活跃在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及其经商的过程、方式、业绩和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所进行的创新、所凝结的文化和所形成的精神。而对于太原来说，其作为商“都”的缘起，则可以说是早而又早的。作为唐尧故地、战国名城、北魏陪都、大唐北都的太原，既然2500余年前董安于就在太原建起了晋阳城，那也就意味着从那个时期起太原就已出现了商人和商业活动，因为城市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消费者提供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周边地区形成物流的中心。更何况太原的北边有马，南边有盐，中间又盛产粮、棉、煤、铁，在太原形成物流中心本是自然而然的事。 另外，太原作为“晋商之都”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城制严整、城建恢宏，商业资源丰富，商业从业人员众多，店铺、市廛、街区之广、之繁、之大，均在全省名列前茅，其交易额和营业额咸可称冠。清代的太原城虽然规制承接前朝，但规模却比前朝更加宏大，总体为南北走向的长方形构制，城周24里，城墙3丈5尺，护城河深达3丈，共开有8座城门，按东南西北顺序依次为：宜春门、迎晖门、迎泽门、承恩门、阜城门、振武门、镇远门、拱极门等。与此八门相对应的城内主要街道也有8条，它们依次是：大东门街、小东门街、大南门街、新南门街、水西门街、旱西门街、大北门街、小北门街。在整个明清时期，太原的商贸和金融业都始终对全省起着引领和督导作用。一方面太原商人“走出去”，在两淮、江浙、福建、四川、安徽、云南、贵州、西北和东北诸省，经营盐、茶、粮、帛诸项生意；另一方面他们又“走回来”，把外面的产品带到太原出售，使太原成为全省最大的物流中心和货赀集散地，从而形成店铺林立、市场繁荣、物品齐全、购销两旺的市贸景象与商业环境。早在明朝初年，粮食、棉花、铁器、烟草、瓷器、生丝、绸缎、棉布等230多种商品，就已在太原的市场上进入了流通领域。这些进入市场的商品，大体上可以分为13个大类，即：罗缎布绢丝棉、铜铁矿冶、日杂百货、文具纸张、巾帽衣饰、副业产品、干鲜水果、陶器制品、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医药器械、制糖业产品等。及至明末崇祯年间，太原商人居然把生意做到了海外，主营日本国的人参贩卖，同时大幅占领北京、蒙古和俄罗斯市场，频将家具、绸缎、布匹、器皿、药材、颜料、米面、烟丝、白酒、茶叶、木材、瓜果、盐和醋等商品运往北方市场，同时又将省外乃至海外的货物运抵太原出售，及至清朝光绪年间，太原商人首开美洲贸易，成为美孚公司在太原的惟一石油包销商。他们同时还从日本的大阪、名古屋等地采购回许多“洋货”，使太原市场充满时尚气息。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太原逐渐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和老字号。像钟楼街、按司街、帽儿巷、柴市巷、柳巷、桥头街、大剪子巷、南市街、精营中横街、唱经楼街、开化市、五龙口、大南门、海子边、姑姑庵等，就都是当时的商业闹市。在这些商业街上，坐落着许许多多闻名遐迩的商业字号，像创办于清嘉庆年间的宁化府“益源庆”醋坊，创办于清道光年间的“大兴号”酱坊，创办于清光绪年间的“丰盛泉”油坊等，其它如：泰和号、广盛德、复聚兴、大隆祥等绸缎呢绒店铺，明华利、广裕兴、蔚泰昌、义和亨等津货业店铺，天福裕、长春楼、恒泰成、福盛长、天聚增等珠宝金饰店铺，大有丰、世和玉、公盛裕、天义长等粮油店铺，永和厚、桂香村、晋兴号、萃香村、双合成等糕点副食品店铺，恒隆源、三盛永、稻香村、宝林酱园等鲜货业店铺。与此同时，太原的饮食业、旅栈业、照相业、洗染业、典当业、票号、银行、保险业、理发和澡塘等服务业，也都随之而发达起来，并出现了正大饭店、晋隆饭店、林香斋、清和元、晋山饭店、晋瀛食堂、并州饭店、栖凤楼、宴华春、礼和饭庄、桃园春等特色浓、品牌亮、风味鲜、质量优的餐饮业名店，以及诸如老豆腐、丸子汤、醪糟、灌肠、脂油饼、烧麦、元宵、糖醋鲤鱼、头脑等太原名吃。这不仅增强了太原的商业力量，扩大了太原的商业域值，而且也炽化了太原市的亲和力，增强了太原市的吸引力，使太原的都市氛围更加浓郁而淳厚。当时的太原，有许多街巷都是因其所经营的商品而得名的，如：馒头巷、帽儿巷、酱园巷、靴巷、豆芽巷、柴市巷、麻市巷、西米市街、东米市街、估衣街、活牛市街、西羊市街、东羊市街、棉花巷、鸡鹅巷、麻绳巷、纸巷子、炒米巷、前铁匠巷、后铁匠巷、南北牛肉巷等。由此，足见当时太原的商贸之繁与市景之盛。 如此之都市景象、气宇、风格和品位，在山西乃是惟太原才有，非太原莫属啊！ 这就是作为“晋商之都”的历史状貌与先天条件。太原，正是在这个坚实基础和优渥条件之下充满自信地跨越历史的时空，大踏步地进入了它的以商贸与金融为主业的辉煌时代——— 明清商贸黄金期，并以它的优异资质和卓越成就而被历史赋予了“晋商之都”的美誉、功能、绩效和地位。在当时，太原的商贸和金融业已经十分发达。除了众多的账局、票号、钱庄与典当业之外，其货殖范围已经广泛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计有茶业、盐业、油业、铜业、书业、鞋业、服饰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棉花业、颜料业、皮货业、木材业、铁货业、煤炭业、药材业、饮食业、旅栈业、洋货业、杂货业、纸张业、干鲜果品业、玉器古玩业、矿冶业、手工业、土产业等。与此同时，太原商人还通过长途贩运而设点经营西藏麝香、宁夏枸杞、高丽人参、日本生铜、武夷山岩茶、俄国稀有贵金属制品，以至产自英、法、意、西、葡等欧洲国家的时尚产品。 如此繁荣富庶的商埠，不但尽显太原晋商之财力、智慧和不懈的开拓进取精神，而且也为晋商之都平添了浓郁的商业气氛和炫目的时代光彩。太原，正是在这种气氛和光彩的托举与照耀之下而实现了“晋商之都”的永恒定格。 晋商之都，舍它其谁？ 晋商的崛起：资源打下的坚实基础 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都是需要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所以说经济是基础。晋商的崛起也是这样，它首先得恃于其故园本土的丰富物产。山西的方域面积虽然不算大，但却地质地貌相对比较奇特而多样，南北气候类型跨度较大，这就为山西成为一个物产丰富、资源优裕的省份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使山西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煤、铁、盐和丝、棉、粮而称著全国，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社会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及至明清时期，山西的资源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凸显和重要，以至于成为朝廷靖边抚民、发展生产的重要物源依赖。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明朝中期，山西的潞盐产量已高达2．8亿斤以上，并已成为晋、冀、豫诸省军民用盐的重要来源，素有 “佐圣朝军国之需，赡三省万民之食”（《河东盐法志》卷一）的称许。早在明朝开国之初，山西全省的生铁产量已达573458．6公斤，这在全国产铁省份中排名第五位。当时，山西产铁的县份多达25个。其中，太原府的平定、盂县、榆次、交城、阳曲、太原（晋源）、五台、清徐、静乐，均有铁矿分布。山西的冶铁技艺也已相当成熟，特别是在阳城一带，全县就有生铁冶炼炉上千座，不仅产铁、产铅、产锡、产硫磺，而且尚已形成了巨大的矿冶生产规模和高超的冶炼技术 （阳城的冶铁技术现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产品被广泛用于军械制造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至于煤的开采，那在山西就更为普遍了。除了盐、铁、煤之外，山西还盛产丝、棉、粮和棉花。 至于在粮食和林、牧业生产方面，由于山西物候和地貌多样，乃致粮食、林木和畜牧业生产也相对比较发达，特别是所产粮食的品种尤多、品质尤优，在市场上甚得青睐，尽占先机。 有了丰富的资源，就有了将之转化为商品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商品生产，就需要广泛进入流通领域；为了促进商品的流通，就需要商人进行转运和销售。正是在这一刚性链条逻辑的推演中，一环扣一环地促进了山西商业的发达和晋商的崛起。 资源孕育了晋商，但当晋商一旦崛起，又必然会激励和反哺资源的大开发与深加工，并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日见发达的产业链和商贾群。山西就是这样。潞盐的开发不仅促进了大量盐加工企业的诞生，而且还形成了巨大的从业队伍和运销商人。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河东盐商即已多达500余家，及至到了清朝雍正年间，不仅河东盐业工人多达2万余人，而且其所拥有的带有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性质的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水平，也已超过欧洲的同类工场。为什么会在晋商的豪门大户中多有以贩盐发迹的例证呢？原因就在这里。不论其经营范围在省内，还是在省外，盐，都是绝大多数晋商的主营商品之一。更有许多晋商，都是在以盐发迹之后，才逐渐扩大经营，兼做或改做其他生意的。一些晋商从运销潞盐起家，渐渐把生意做强、做大，以致带有了拖拉斯的性质。像太原府的阎家、李家，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以及临汾的亢家和河津的刘家等，都是从贩运潞盐开始而逐步发展到对四川、安徽等地盐业的觊觎和掌控，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一度成为淮盐集散地扬州的商业霸主，其势力之大，足以在局部范围内垄断市场。 晋商在煤、铁、丝、棉、粮等方面的开发和经营情况，也大体上与运销潞盐的状况相类似。不少晋商都是在把铁和铁的衍生产品卖给军队和老百姓的同时，也卖到了全国各地，卖到了国外。对此，就连德国人李希霍芬也不无感慨地说：“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以前，是有几亿的人从凤台县取得铁的供应的。”他还说：“大阳的针供应着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远销中亚一带。”李希霍芬在这里所说的“凤台”和“大阳”，即是指当时的晋城县和晋城县的大阳镇。 就像丝棉生产带动了编织业、颜料业、印染业和服饰业的发展一样，煤和粮的大量产出，同样也带动了一系列下游产业的发展。晋商在把煤炭及煤炭的次生产品卖到京、津、江、浙诸省的同时，也把粮食和粮油加工品卖到了河北和东北一带，并在当地招工购田、募民垦殖，以“商屯”的方式兼做盐商和粮商，不断将活动的范围和所经营商品的类别予以扩大和深化。 显然，正是山西所拥有的丰富物质资源，为晋商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晋商崛起：政策带来的良好机遇 山西人经商，古已有之。但为什么会在明清时期倐然出现晋商崛起呢？这与当时国家政策所带来的良好机遇关系极大。从政策层面说，首先是“开中法”的制订、颁布和实施，其次是满清入关未久便实行北部边境开放政策，在加强边区农牧业开发力度的同时，并鼓励和支持蒙汉互市；第三是《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为晋商打开了跨国贸易的通道；第四是“仓钞”、“会票”的陆续出现和一系列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为“票号”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与适宜的环境。 明王朝建立后，并未能全部沿袭元朝时的中国版图，这就使长城以南的明朝辖区常常要受到来自北方民族的侵扰。为了靖边安民，朱元璋提出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主张，意欲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保卫北方边境的安宁。从这一战略构想出发，明廷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便是大体上沿长城一线设立了九个军镇，派重兵把守。九镇中有两镇设在山西。实行这一措施，耗资尤甚，给明廷带来极大的压力和负担。故此，为时未久，上下便都感到疲于应付。在这种情况下，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由首任山西行省参政提出建议，认为与其从山东陵县长芦一带几经辗转把军粮运抵大同镇，不如令山西商人就近为仓储输粮，其每为大同仓交粮一石或为太原仓交粮一石三斗，即可换得淮盐一引（100公斤）。晋商依凭就近输粮多少所获得之相应数量的“仓钞”换购淮盐，然后择市而售，从中获利。这一建议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可使商人从中挣钱，所以很快便得到朝廷的认可，并作为一项国家政策而予以推广实施，此之谓“开中制度”或“开中法”。 “开中法”的实施，充分发挥了山西商人由于离边镇近而输粮方便快捷、时少费轻的优势，不少晋商都是利用这一政策所开辟的商道和财路而把生意做强做大的。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北方边境上，大多不是战场，就是禁地，恬静和平的耕牧生活是很少的，这就使商贸交往常常陷于停滞和寂寥。但实际上开展互市却是人们的共同愿景，因为漠北民族需要以其所特产的马匹、人参、貂皮等，与汉人交换盐、油、布、茶、铁器、农具之类生产与生活用品。 这一巨大的市场潜力，终于从明朝开始逐渐释放出来。从明到清，政府所发布的一系列相关开放政策和互市政策，促使边境贸易逐渐活跃，互市日趋兴旺繁荣。山西紧挨长城，晋商自然赋有抢占边贸滩头的先机和优势，他们趁势紧紧跟上，很好地利用了政策所提供的机遇。 由于在这种边贸互市中双方货物的比值极不对等，晋商用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绸缎、布匹、盐、茶、米粟、铁器、果蔬等物换取对方的牛、羊、马、骡、参、皮等物，抵价很低，有时一匹布或一箱茶就能换回几匹骡马来，然后再把换回的东西在国内各处市场转卖，从中获利极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晋商对做边贸生意便趋之若鹜、涌之似潮，市场的交易额不断增大，光是马匹的交易量每年就都在数万匹乃致数十万匹以上。由于明清时期蒙、藏及西番各族大都有着以茶消食、藉茶养生的习俗，乃致对茶的需求量十分巨大。这样一来，茶马市的开设就无异于为地缘和资金都占优势的晋商建立了一个永远兴旺、永不衰竭的常青市场。 清王朝建立后，北方边患消除，这不仅使清朝的版图得到了扩大，而且在蒙古以北也可直接与俄罗斯接壤了。中俄之间形成了一系列体现国家政策导向的条约，而《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和开辟恰克图为商埠，无疑又为晋商的崛起创造了良机。自《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最快、最早、最多到达此地的也正是山西商人。他们以太原——大同——张家口为中转站，源源不断地将各种货物运抵恰克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恰克图的贸易额都占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其中，晋商人数尤多。占据恰克图商界主导地位的大商号，就都是山西太原府所属的榆次常家、史家，太谷曹家等大商贾所开设的，他们中有的还远在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设了庄，一直把生意做到了俄罗斯的内陆腹地。同时，他们的驼帮和车帮还把俄罗斯的产品，诸如皮张、毡片等运销到中国各地，从而在欧亚之间开辟了一条大商道。 晋商崛起的历史过程是整个明清时期，但崛起的高峰则是在清代的中前期，这除了《恰克图条约》的缔结为晋商进行跨国长途贩运创造了有利条件之外，还有一个政策性的原因，就是国家对商贸活动大量蠲免税银。这对于在全国处于商界劲旅地位的晋商来说，无疑又是助其崛起的一大推动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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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本文作者：艾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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