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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人:寻析柳宗元的命运轨迹

 

 

 

 

 

  2013年,山西省作家协会和北岳文艺出版社开启了“山西百位名人传记”系统工程。我原本不想承当此项目中的写作任务。现实中那么多激发我创作冲动的人物,那么多令人梦萦魂绕的事件,难道我也要“时光倒流数千年”,把自己的写作缩头回故纸堆中?

经不住组委会、编委会三番五次地“动员”,你作为一个传记文学作家,怎么能不参与故土省的如此重要项目?是啊,作为一个山西作家,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我开始准备工作,落笔写《柳宗元传》。出乎始料,我惊喜发现,研究柳宗元的命运轨迹,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

柳宗元认为“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守道”比“守官”更为重要。“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所谓的当官,就是要做老百姓的仆人。

柳宗元一生升任的最高官阶为礼部员外郎,这一职务在隋和唐初,又称为“仪曹郎”,所以,后人也有称柳宗元为“柳仪曹”。

唐朝的官制序秩基本是沿袭隋朝。把尚书省(类似于当今的国务院或政务院)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部下设司,司的正职称郎中,副职称员外郎。柳宗元获得的最高职务,类似于现在的“副司局级干部”。柳宗元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一文中,写有这样的字句:“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柳宗元泣血无泪地勾勒出自己艰难的求仕之途。

柳宗元屡试不中落第后的复杂心理,在《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一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立志坚定的人,“穷踬不能变其操”,困顿挫折不能改变他的节操;饱学多才之人,“屈抑不能贬其名”,压抑屈辱不能贬低他的名声。“夫有湛卢、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之,不患其不利也。”你拥有湛卢、豪曹之宝剑,何愁找不到犀牛兕象之类来试刃?

柳宗元在“仕进之路”上屡试不中而越挫越勇,给人一种“官迷”的误觉。好像他削尖脑袋也要钻进官场。其实,柳宗元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一文中,早就阐明了自己对“举仕入官”的看法。他认为,想当官的人无外乎这样几种想法:一种人并不知道当官要做什么,只因为“举天下而好之,吾何为独不然?”人弃我弃,人取我取,大家都争着当官,当了官光宗耀祖。一种人,“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当了官自然带来一连串的好处,权力很容易转化为利益。还有人“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占着茅坑不拉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柳宗元“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举是科也”。学得屠龙术,总得有一个施展屠龙的舞台,而不是扮演一个“叶公好龙”之人。

柳宗元在《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中,表白自己参加科举,其目的不在于登朝廷、列将相,而是“书而志之者,其事大备”,是准备干一番大事业。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说:“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所谓的当官,就是要做老百姓的仆人。后来,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又重申和强调了“吏为人役”的观点。柳宗元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见解:“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他们的职责应该是,为百姓办事的奴仆,而不是去奴役他们的百姓。“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老百姓为国家纳税,从他们的收获中抽出十分之一来养活官吏,希望官吏公平地为自己办事,是这样一种雇佣关系。而现在的一些官吏拿了百姓的钱却没有尽忠职守。进一步说岂止是不尽忠职守,还监守自盗进而窃取他不该得到的分外之利。假如你家中雇佣了一名仆人,他接受了你的佣金,却怠慢你的工作,还偷盗你的物品,那么你肯定会非常气愤,撤掉他的差役,对他进行处罚。“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如果官吏明白这层道理,怎么会不诚惶诚恐而有所顾忌呢?

柳宗元在多篇文章中,都涉及到一个“官”与“民”的关系问题。并毫无疑义地表达了“官为民役”的观点,提出对“怠事”“盗器”之吏应由民众“黜罚”的主张。当官不为民谋福,不如回家卖红薯。

柳宗元初入官场,还写过一篇《守道论》。柳宗元认为“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守道”比“守官”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当官只是为实现你理念的途径,而不能说你走上了这条路却忘记了最终目标。柳宗元基于“官所以行道”的原则,主张“守道”与“守官”的统一。柳宗元虽然迷恋于金榜题名,但是如果当官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则“言从则人留,言不从则人去”,完全可以挂冠而去,弃官职如敝屣。

在柳宗元看来,登科第、做高官并不是自己的目的,“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

柳宗元原本是一个富有“弥赛亚”情结之人,立志要把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报国利民热心于改革现实,并无意于当一个“空头文学家”。柳宗元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直言不讳地表白:“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认定“天降大任于斯人”,理应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愿:“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实事,以辅时及物为道。”柳宗元认为,为文只是雕虫小技,沽名钓誉,为有志者所不屑。大丈夫在世,自当“鲲鹏展翅九万里”。柳宗元在第一次科举落第时,不仅不为之沮丧,反而给大理卿崔做写信,表示自己不是“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他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因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在柳宗元看来,人各有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登科第、做高官并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也不愿做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腐烂之儒”,而希望“行乎其政”以“理天下”。他所谓的“政”,即孔孟儒家提倡的“仁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

在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皓首穷经,苦学力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熬得人憔悴。以致肤革不丰,齿发早衰,也要以求仕进。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人生的四大快事也被描写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读书成为求仕的“敲门砖”,读书人梦寐以求中科入仕,获取官职,为了给自己的才能寻求一个得以施展的舞台。

古希腊哲人亚历士多德有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有志男儿谁人没有浓郁强烈的政治情结?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文中,说了这样一番话中有话弦外有音之言:“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韩愈以极含蓄的贬抑笔法勾勒出柳宗元短暂的官场之梦的破灭。

韩愈所说柳宗元“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之言,是指柳宗元参与王叔文的“永贞革新”一事。

唐顺宗李诵即位后,启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永贞革新”:“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王叔文“尤奇待宗元”,尤其看重柳宗元,“以宰相器待之”。“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言无不从”。柳宗元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原本还想更“大用之”,柳宗元的仕途前程似锦。

然而,“永贞革新”犹如夏夜里迅疾短暂的一道闪电,撕裂了如磐如漆的封建苍穹,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很快酱缸抽刀,一切又复归混沌鸿蒙。柳宗元等“永贞革新”的操盘手,政治新星“二王八司马”们,为了流星般的一刻辉煌,付出的是整整一生的悲情生命。

命运之神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老玩童,他把手中的命运之魔棒轻轻一拨,柳宗元的人生就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发生了南辕北辙的转向。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柳宗元的贬谪永州,封建王朝少缺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官吏,却多得了一个名垂青史的“唐宋八大家”。柳宗元的人生,是悲剧抑或是喜剧?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熟诵柳宗元那首千古绝唱《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当年,以一个中学生的理解,只是感叹于诗人遣词造句锤炼语言的功力。他为读者描绘出怎样一幅幽静寒颤的画面:在广袤的江面上,大雪覆盖了一切。苍茫的天穹下,没有鸟影,没有人迹;整个天地之间,惟有一叶孤舟,一个孤零零的渔翁,在雪漫漫中独自垂钓。天垂云暗勾勒出一个孤寂的身影,万籁无声而“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只是一个中学生的“唐诗欣赏”。

有些凝炼的诗句是需要人生阅历才能读懂。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柳宗元生平经历的了解,我终于读出了柳宗元凄凉画面中力透纸背的内容,越来越惊悚于柳宗元诗中所展示或者说所创造的意境:这是一个落魄士大夫的心电图!柳宗元以寥寥二十个字,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凄凉凄惨悲怆悲苦的画面:群山千韧连飞鸟也绝迹无影,这是何等蛮荒的自然环境。路有万条却难觅到人的足迹,又是何等恶劣的生存境遇,了无生气灭寂绝望。舟是“孤舟”,又是在那里“独钓”,柳宗元作为一个“大孤独者”的形象,衬着那凄怆的背景,镌刻到了世人视觉记忆的荧光屏上。

孤独是一种内心丰富曲高和寡知音难觅的情形;孤独又是一种见微知著洞若观火与现世格格不入的反映;孤独还是一种一骑绝尘会当临绝顶背负青天往下看高处不胜寒的写照。

柳宗元的《江雪》使我见识了一个孤寂封闭的灵魂,在剪不断理还乱遮天蔽地的困境中所发出的罕有哀鸣。这种灵感灵动的喷涌而出,一定是在长久的孤寂中被偶然激发。一种基于灵魂深处的孤芳自赏伴随着寂寞油然而生。

蓦然间,我走进了一个千年先贤的魂灵。我似乎读懂了柳宗元。

那个写出《藏书》《焚书》等离经叛道名著的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复焦漪园》一文中说过这样一番话:“文非感时发已,或出自自家经画康济,千古难易者,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借他人题目,发自己心事,故不求工自工耳。”短短数语,道尽千古文章成败之底蕴。柳宗元之所以能够成为文章大家,自唐以降,盛名不衰,鲜有与其比肩者,盖出于“言发于心声”。

当柳宗元经天纬地的从政理想破灭之后,他不甘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此退出人生舞台。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一文言道:“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他在《贞符序》中进一步表白心迹:“……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死无所撼。”他在《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中还说:“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辅万分之一,虽死不憾。”

《后汉书·冯异传》中有句古语:“始虽垂翅回奚,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儒家向来把“兼济”和“独善”视为二道。一旦政治上失意,也要回归文章。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可说是“天恐文人不尽才”,是天意促成了一个文学大家的诞生。作为“闲员”,柳宗元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在长安期间,因为忙于政务和应酬官场,整日置身于喧嚣及骚动之中,深入地思索问题和潜心写作都受到影响。现在有了充裕的时间和平静的心态,柳宗元广博地阅读,潜心地思考,深入地访求,认真地研究。除了有闲暇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积累了更多的人生经验和感情体验,对生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柳宗元的许多名篇佳作,大多是在永州流放的十年中写出。《柳河东集》收录他的诗文五百四十七首(篇),其中就有三百一十七首(篇)是写于永州。尤其最能显示柳宗元思想和文学才华的议辩、对、答、说、传、骚、吊赞箴戒、铭杂题等一百零七篇,就有八十二篇写于永州。如《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三戒》《永州八记》等。

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是他文学创作的井喷时期。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因祸得福,家国不幸诗人幸。柳宗元的贬谪永州,封建王朝少缺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官吏,却多得了一个名垂青史的“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世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彼四人者,犹不能于两得,况其下者乎?”归隐书斋著书立言,出将入相叱咤风云,难得二者兼顾。走时运之人,高居庙堂,把文章之事视若闲为;至于失志,退守书房,满腔激愤无以宣泄,只能诉诸笔端。所以穷困失落者易工文辞。即如柳宗元之大才,尚且不可鱼与熊掌兼得。

韩愈也为此发出感概:“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宗元如果仍然一直身居官场,处于高位,他还会致力于文章?如果贬谪后很快有人抬举,他复得志于官场,不是一直困顿蛮荒,他还能写出那样的锦绣文章?如果遂了柳宗元之愿,出将入相,把位置予以交换,我们是需要一个政治改革家的柳宗元,还是更钟情于一个文学领军人的柳宗元?孰得孰失,幸矣不幸?也许我们当今人的智慧不足,只有留待智力更为发达的后人来予以评价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质量是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质量的高低决定于能量的大小。”什么是生命的质量?如何赢得人生的最大价值?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究竟是以剑征服了整个欧洲的拿破仑可称之为伟人,还是用笔征服了全世界读者的巴尔扎克该称之为伟人?

柳宗元的人生,是悲剧抑或是喜剧?千秋功过得失,谁人来与评说!

 
 

 柳宗元像

 

 

柳宗元故里

 

柳宗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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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本文作者:陈为人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6-0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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