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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新潮为山西文化“把脉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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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这个在经济泥潭中艰难跋涉的中国煤炭大省，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困难时期，正铆足了劲儿，欲打破坚冰、突出重围。那么，在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七大非煤产业之中，山西又该如何寻求突围呢？ 1月9日，山西博物院会议中心内，数百民众聆听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的主题讲座《从考古文物看山西的文化资源优势》。其间，他从文化演进、文明起源、丝绸之路、绘画艺术四个方面作了简要梳理，为山西发展“把脉”并开了“药方”。 A 解决世界考古课题山西贡献可谓重大 “世界考古界有三大课题，至今未有准确定论，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山西在解决这三个课题上都贡献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这里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最为丰富、最具系列的文化演变见证。”宋新潮从旧石器时代讲起，他认为，山西拥有丰富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生物资源，使其成为远古人类非常理想的生活场所，在目前中国发现的200余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山西就占157个之多，包括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遗址及匼河遗址。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0万年前后，在南部汾河流域发现丁村遗址，在北部桑干河流域发现许家窑人化石。这对探索世界级课题——人类的起源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支撑。”他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的发现更加普遍和丰富，“距今4万年前后到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人类遗址的发现，如吉县柿子滩遗址、沁水县下川遗址、陵川县塔水河遗址和朔县峙峪遗址等，出现了热加工和磨制技术，以及火塘的系统使用，开始有了远距离的交换。” 此外，他认为，山西旧石器晚期的重要意义还有很多，包括吉县柿子滩遗址发现的人类早期装饰品，甚至有钻孔、整形、染色和串系等系统的工艺，“这里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也体现了农业的起源，通过对其进行残留物和使用微痕分析，显示出它兼具有食物加工、颜料研磨和装饰品磨制等多种功能。” B 中华文明起源之地陶寺为最早“中国” 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成果表明，4000多年前的晋南地区已出现王权和国家的概念，进入了初期的文明社会，并证实陶寺遗址就是最早的“中国”。 “1978年以来，陶寺遗址共发掘11000余平方米，发现房址、道路、陶窑以及不同等级墓葬的大型墓地、城址、观象台的夯土基址。在此发掘出土的1300多座墓葬中，近90%是小墓，墓中空无一物。10%左右的墓葬随葬几件到一二十件器物，不足1%的大墓丰富的随葬品可多达100多件。”宋新潮指出，由此可见，当时的贫富差异非常明显，从其他的考古发现中也可看出，陶寺遗址有着明显的都城概念。 他告诉大家，陶寺出土了铜刀、带齿铜环、铜残片等，1983年在晚期墓葬一男子腰间还发掘出一铜铃，“经测试，此铜铃系近98%的纯铸铜，其意义十分重大，而铜器正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他说，1984年在该遗址一个灰坑里还发现一件残陶壶，上面有两处朱红毛笔的笔画痕迹，其中一个像“文”，另外一个的争议比较大，有人提出是“尧”。宋新潮客观地分析道，这一说法只能算是一种猜测，不过它至少属于某种符号，若能成为系统的话方可认定是否属于文字，他希望今后会有更多新的发现来证明。 这时，他讲道：“在《史记•五帝本纪》里，晋南不仅有夏的传说，还有大禹之前的尧、舜的大量传说。而陶寺文化的中心区与晋国始封地基本重合，文献记载这一地域既是‘夏墟’又是‘唐墟’。如果从考古学文化和年代差异看，陶寺文化与夏文化差异明显，因此其族属应为唐尧氏比较合理。” 谈到山西解州盐池与资源争夺，他则提及史学大师钱穆说过的一句话：“解县附近有著名的解县盐池，成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的领袖之资格。” 宋新潮指出，学术界有一共识，即“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历史学家严耕望就曾断言“汾涑流域与渭水盆地、伊洛平原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之核心区域”，“山西占该区域的三分之一”。 C 山西曾是世界中心太原葡萄酒享盛名 山西是农牧文化、中原文明与北方草原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和扩散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先后成为匈奴、鲜卑、氐、羯、羌等游牧民族聚居区，特别是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使山西成为世界的中心。宋新潮说，平城交通四通八达，不论是《魏书•西域传》还是《北史》中记载西域各国，都是以其为中心的，“在整个中古时期，大同、太原的位置非常特殊”。 他介绍说，439年，北魏迁凉州民十万户于平城，其中有不少在凉州的粟特“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掠”，平城时期曾多次派使臣出使西域，“北魏时在洛阳‘万有余家’的‘商胡贩客’，大多也是经太原、大同移居洛阳的。洛阳出土的隋唐墓志中，太原籍的粟特人有翟突娑、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等。” 说到当时的贸易情况，他举例道，进口的西域商品主要是金银、玛瑙、水晶、玻璃等奢侈品，比如在大同、太原等北朝墓葬出土了刻花银碗、高足鎏金银杯、狩猎文图银盘等萨珊王朝金银器、玻璃器及鎏金铜器。 同时，受丝路文化影响，大同是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和策源地，“文成帝460年，昙矅建议开凿‘云冈石窟’，云冈对龙门及敦煌的石窟皆有极强的影响。此外，在平城宫廷还设有音乐机构，云冈石窟中有音乐图像的洞窟就有22座，乐器雕刻664件，种类多达30余种。” 宋新潮还以刘禹锡的《葡萄歌》《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讲到太原出产的马乳、龙鳞葡萄已是当时的名品，“葡萄酒曾作为珍贵的太原特产进贡给皇帝，《新唐书》中有此记载，‘太原府土贡：铜镜、铁镜、马鞍、梨、葡萄酒’。” 他认为，实际上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远不止他所讲的这些，可以说从180万年前的文化发源到5000年的文明发展，山西全面而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在今天国家强调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背景下，山西的发展也愈发需要文化的滋养和支撑，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保护好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并不断从中汲取滋养和力量，以激发社会的文化创新与活力。 对于山西来说，其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才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据了解，在山西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旅游业正逆市上扬。有数据表明，山西在2015年上半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55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7%；2015年国庆七天长假期间，山西旅游总收入达213亿元，同比增长1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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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三晋都市报20160112；本文作者：李尚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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