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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秩春秋一片丹心——写给《黄河》创刊三十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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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是一条河，三十年的奔流穿越，激起了无数浪花；如果她是一方土，三十年的耕耘滋养，结出了累累硕果；如果她是一片天，三十年的云飘月移，绘就了多彩景致…… 《黄河》，三十年了。 潮涨潮落，不改文学初心 《黄河》诞生于1985年初，适逢其时。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古老的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充满活力；文学，有对过往岁月的反思，也有对新时期的见证、记录，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引领，于是，文学的世界蓬勃繁荣，绚丽多彩。山西的老中青三代作家，携其长篇、中篇及短篇作品，活跃于国内文坛，表现出独特风貌，被誉为“晋军崛起”；而省内文学杂志仅《山西文学》一家，且以刊发短篇小说为主。1984年，山西省作家协会从省文联脱离出来，另立门户。著名作家胡正出任省作协党组书记，主持工作。不久，顺应呼声，省作协决定创办大型文学刊物《黄河》，成立了筹办领导小组，胡正亲自出任组长，并明确了由成一任主编，韩石山和郑义为副主编。三位主编，再加上编辑张发、秦溱，以及负责通联等事务的周艳远，六人组成了《黄河》的班底。条件简陋，资金匮乏，经验不足，生活上有诸多不便，更没有任何福利补贴，《黄河》在孕育期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大家对文学事业一腔热情，快乐相处，奔波不怨。最让大家难以忘怀的，就是胡正等老辈作家的大力支持了。胡正对他们说：“不必拘束，你们大胆干，有什么困难、问题，我帮你们解决。”即使有的因条件所限解决不了，也能愉快而归。胡正还鼓励他们：“刊物的大政已经定了，你们大胆组稿定稿就是了，领导组不审稿。”他对筹办情形了如指掌，却很少直接干预。 经过半年多的筹办，1985年初，《黄河》面世。此后，她随着时代的潮涨潮落，或澎湃，或曲折，或高扬，或低回，从春流到冬，从过去流到现在，流淌了三十年，长流不息。当文学处于繁盛期时，《黄河》意气风发，张开双臂拥抱时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当社会转型、商潮涌动、文学日渐被边缘化、市场经济无情夺走大批读者时，《黄河》面对严峻挑战，坚守文学阵地，以一种近似悲壮的姿态挺举着纯文学的旗帜。 三十年来，从首任主编成一的“以黄河文化为底色，发挥山西文学界在农村题材上的传统优势，侧重刊发既有北方乡土气息，又具有现代意识的厚重之作，同时对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探索取开放姿态”；到继任者周山湖的“第一要解放思想，支持在文艺思想和艺术思想手法上有锋芒、有创造的作品；第二要大气，着眼点不限于本省的作者和作品，而是要瞄准全国，办出一个全国有代表性的高水准刊物；第三是发表作品的语言风格不限，但是侧重于那些表现中国北方民俗民风，有扎实深厚生活底蕴、有较深文化开掘的作品，形成本刊物像黄河、黄土地一般庄重、厚实的刊物风格”；到张发简短而有力的“扶新不扶旧，扶强不扶弱，扶内不扶外”；到现任主编黄风的“在不断的探索、创新与奋进中，以稳健扎实的风貌和内容，将《黄河》办成一份有差异性、包容力、敏锐度和深接地气的文学期刊，一如既往地同文学荣辱与共，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文学价值追求，为山西文学与中国文学作出新贡献”，各自表述不一，但《黄河》立足山西、面向全国、坚守文学品格的初心始终未改。 细针密缕，编织斑斓嫁衣 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短如弹指一挥间，而对活生生的个体而言，则意味着一段生命的长度——那些曾经精力充沛的中年人，白发苍苍；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霜染双鬓；那些稚气未脱的少年，日渐成熟。应着岁月的节拍，《黄河》的编辑也在三十年间去的去，来的来，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不变的是对文学事业的那颗滚烫的心、那股澎湃的热情。人如水般流动，文学精神长存。 “为他人作嫁衣裳”，人们常用这句话来形容编辑工作。三十年如一日，《黄河》的编辑们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文稿中，他们披沙沥金，淘拣出熠熠闪光的珍珠；他们精雕细琢，将璞玉打磨为连城之璧；他们细针密缕，编织出一件件赏心悦目的彩衣。 青年作家杨遥在《黄河》发表了诸多作品，责编几乎都是黄风。有次聊天，黄风对杨遥说，自己对小说的熟悉程度要甚于他。杨遥不信，黄风便讲他的一篇小说开始是怎么写的，自己是怎样修改的，娓娓道来。杨遥听罢，不禁汗颜，叹服编辑的认真。 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相互依存。作者的心血之作，经编辑之手公诸于众；编辑除了审读大量来稿，发掘那些有潜力的作者之外，还各尽所能，各显神通，约请优秀作者为《黄河》撰稿助阵，以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影响力。 周山湖担任《黄河》主编时，萌生了一个想法：组织出版一期带有草原特色的内蒙古作家专刊，将《黄河》的影响扩大到省外。他和责编张锐锋赴呼和浩特约稿，豪爽的内蒙古人大碗喝酒，歌声不断。盛情难却，二人“舍命陪君子”，虽说晕晕乎乎，约稿一事却也顺利完成，当地文联当即就推荐了作家和作品。 为了约稿，有时甚至“玩起命来”。一次，在天津塘沽渤海湾边，时任《黄河》副主编的刘淳向崔济哲约稿。崔济哲开了个玩笑，指着一个约有1000多米宽的避风港说，你从这边游到那边，就妥妥的了。没想到，刘淳二话不说，脱了衣服，一个猛子就跃入水中，当时就把崔济哲吓坏了，他顺着防波堤撒腿就跑，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刘淳爬上岸时，精疲力竭，仍忘不了说一句：君子不食言！ 植根三晋，奉出累累硕果 三十年来，《黄河》植根于三晋大地，与山西本土作家“相依为命”。 从《黄河》创刊一直到现在，“晋军”将士们呵护它，关爱它，支持它，纷纷在这里登台亮相，以一部又一部的优秀作品为其撑起了一片天空：马烽的《玉龙岛纪事》、胡正的《明天清明》、柯云路的《孤岛》、王东满的《大梦醒来迟》、焦祖尧的《故垒西边》、李锐的《传说之死》、钟道新的《历史的十分钟》、燕治国的《小城》、蒋韵的《少男少女》、成一的《回家的路》、周宗奇的《假雨村言》、张石山的《神主牌楼》、王祥夫的《莜麦地旧事》、张平的《妮儿》、李国涛的《古城旧事》、王保忠的《柳叶飞刀》、葛水平的《甩鞭》、李骏虎的《母系氏家》、张锐锋的《堕落的版图》、许建斌的《乡村豪门》、孙频的《追债》…… 仅以长篇小说为例，这些年《黄河》共刊发了32部长篇小说，其中有21部出自山西籍作家之手。 多年来，《黄河》一直以扶持文学新人、培养本土作家为使命。对许多青年作家而言，《黄河》是一块园地，他们在这里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他们已成为今天“晋军新崛起”的中坚力量，有的在全国已经叫得很响，成为文坛引人注目的作家。 赵瑜，现在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说，当年正是《黄河》让他“净身踏上文学路”。1986年初夏，赵瑜从晋东南来省城参加省作协召开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会。在此之前，他已发表作品若干，但想法很多，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在会上，老作家鼓励大家畅谈计划，大胆创作，继续推动“晋军崛起”。赵瑜说出“李顺达在‘文革’中”这一选题，得到马烽、胡正的支持。随后，省作协为他请了长期创作假，安排他住在省城的宾馆专心写作。他用十几天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大革命”中》，共12万字；10月，《黄河》第四期全文刊发；12月，《黄河》组织召开了作品研讨会。“《黄河》给了我信心，笔端平添许多底气。此后，从这个平台出发，在北京推出《强国梦》，在上海发表《兵败汉城》，在广东刊载《太行山断裂》，我凭着三晋文坛添助的胆量，直奔北上广。”赵瑜如是说。 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曾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但其原著《绝代廉吏》，若不是时任《黄河》副主编的张发慧眼独具，尚不知被埋没到几时。1997年，名不见经传的吕梁作者王永泰创作出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绝代廉吏》，送到一家出版社，被退了回来。王永泰又投至《黄河》。张发拿到手稿时，正值腊月。他用了十几天的时间读完，拍案叫好，亲自做了必要的文字梳理后，特事特办，在《黄河》全文发表。原山西省作协主席焦祖尧回忆：“有一次，《黄河》副主编张发跑到我办公室，兴奋地喊：‘发现一部好稿子，吕梁新作者王永泰写的，你看不看？’我说看。一看，果然是好东西，也跟着张发一起高兴一起喊叫。” 看到好作品，张发常会这样大呼小叫，对李骏虎，对葛水平，对王保忠、韩思中、杨遥…… 多年来，《黄河》经常举行作家联谊活动，举办作品研讨会，有时在省城，有时在各地市，既为编辑、作家、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平台，又推动了作家创作、带动了基层创作，一名名“晋军”后起之秀从这里出发，走向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 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杨占平说，山西是传统的文学大省，优秀作家、优秀作品层出不穷，《黄河》与《山西文学》作为山西最重要的两块文学阵地和平台，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不断地将山西文学的成就展现给大家，为文学界“晋军”的崛起和持续，立下了汗马功劳。通过《黄河》，可以感受到山西文学三十年的发展脉络。 面向全国，写下精彩篇章 《黄河》重视山西地域文学，但是绝不保守封闭，绝不画地为牢，志存高远，将视野扩展到大河上下，并以其特有的风貌和品质立身于国内文学期刊之林，吸引了众多省外作家、评论家、诗人的目光；同时，山西文学也以浓郁的地方特色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内流光溢彩。 三十年来，《黄河》发表的作品有蒋子龙、马原、邓刚、赵本夫、彭见明、阎连科等人的中长篇小说，有谢冕、吴亮、王愚、张颐武等人的文学评论，有江河、北岛、西川、欧阳江河等人的诗歌作品，以及权延赤的报告文学等。 而且，有些作家、作品正是因《黄河》的慧眼识才、扶持鼓励而蜚声国内文坛。 1987年，编辑部收到青海作家杨志军的一部中篇小说后，当即将他请到太原来修改，虽然，这篇小说因故未能发表，但为了支持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黄河》次年在重要位置刊发了他的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并配发了评论文章，后来又推荐参加了“文汇”全国文学新人奖，成为唯一获奖的长篇小说。杨志军说：“我有过艰难，有过落拓，但始终没有缺少过《黄河》的温暖。”在北京召开杨志军作品研讨会时，有专家指出，正是因为有了杨志军的《环湖崩溃》和《海昨天退去》，我们才敢于谈论西部文学这个概念，举起西部文学这面大旗。 老鬼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被各个出版社和杂志社退稿，《黄河》做了大篇幅的节选后发表，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其文体风格也被认为开拓了一个新流派“新闻写实主义”。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而当年，当路遥和他的弟弟背着厚厚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手稿来到太原时，是《黄河》的编辑们热情相待，予以发表。 王小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寻找无双》，也是发表在《黄河》…… 三十年中，《黄河》留给文坛的记忆，不仅有一连串的作家、作品，还有精心组织的文学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为山西作家与国内其他作家搭建了交流平台，激活了大家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创作水平的共同提高。 1986年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首届黄河笔会，对增进山西作家与外界的交流、提高创作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1987年的第二届黄河笔会，则是《黄河》编辑部筹办和组织，以继续振奋、引领黄河流域文学创作。国内著名作家蒋子龙、刘心武、史铁生，著名文学理论家曾镇南、吴亮、李吉力等，以及国内大型文学刊物的几位主编应邀而来，加上我省著名作家成一、韩石山、郑义、蒋韵等，聚集了当时中国文坛的30位精英。 《黄河》与兄弟刊物《长城》（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莽原》（河南省文联主办）进行交流活动时，山西作家兴之所至，放声高歌，声震梁宇，时任河北省作协主席、现任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为之动容，生发感慨：“难怪山西的创作活跃，可以看出来，思想豪放，个性张扬，团队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 曾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小说月报•原创版》主编的王俊石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些年来，我去山西参加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特别是《黄河》杂志组织的次数最多；我认识的山西作家朋友比认识其他省市的都多；特别是在我责编的图书品种中，山西作家的作品也是最多的。”他还说，《黄河》的朋友推荐了多少篇山西作家的小说，实在是记不清了。 将《黄河》置于中国文坛来考量，虽然着墨不多，却留下了精彩的篇章，体现了《黄河》的独特品格。 勇于担当，传承民族文脉 《黄河》三十年，为山西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也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不仅如此，在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看来，《黄河》的意义和价值还体现在传承民族文脉的责任和使命。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黄河》作为一本大型文学刊物，以母亲河命名，也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从文学的角度展示了民族文脉在新的发展时期的表现，展现了民族的思考探索、情感状态、行为历程。与其他杂志相比，《黄河》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文脉传承的责任感、使命感更突出。 《黄河》刊登的作品，有知名作家的，也有大量普通作者、基层作者的。正因为有《黄河》这样一个平台，使更多的热爱民族文化、热爱文学的人，在工作之余，投入精力来关心文化，关心文学，阅读作品，进行创作。这就和一个地方一样，有挺拔的参天大树，也要有漫山遍野的小草、野花，才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自然生态。文化和文学也是如此，有突出的优秀作者，也要有众多的普通作者、基层作者。《黄河》多年来坚持二者并重，坚持扶持新人、推出新作，营造出了良好的文学生态。 《黄河》作为一本文学刊物，也为其他形式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母本。王东满的长篇小说《大梦醒来迟》在《黄河》刊出后，先后有西安电影制片厂、山东电视台、河北电视台找上门来，要拍成电影和电视剧；王永泰的长篇小说《绝代廉吏》也是在《黄河》发表后，改编成电视剧，产生了广泛影响。 传承民族文脉，并不意味着只是回首过去，还要有面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和面向未来的远大目光。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中国正在进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在国际竞争当中，特别是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民族优秀文化怎么传承和弘扬，怎么发展壮大，怎么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是需要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来承担的，同样也需要有影响力的阵地来表达、传播，从而使优秀民族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基础。《黄河》虽然是一本地方刊物，却有韧性、有胸怀、有担当，有深度、有厚度。 扎根于脚下这片黄土，着眼于中华大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着“人类向何处去”，或许，《黄河》在未来不仅仅是坚守和传承，更意味着广远的探索和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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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日报；本文作者：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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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5-12-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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