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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北大戏：吃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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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的人像我们雁北人那样，对黄米糕充满了由衷的热爱和深刻的眷恋！ 黍子去了皮就是黄米。《说文》里这样讲：“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黍是中国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之一，在距今8200年前的中国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址，就曾发现了已碳化的黍的残骸。《黄帝内经》中说，五谷即“粳米、小豆、麦、大豆、黄黍”。黍养育了中华民族的童年，伴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农耕岁月。在《诗•魏风•硕鼠》中，我们的先祖就向不稼不穑的寄生虫发出了“无食我黍”的怒吼。《论语•微子》中则一本正经地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子路跟丢了老师，向一个老者打听。老者把孔老夫子挖苦了半天，说你那个老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跟着他怕连黍子糕也吃不上。然后，“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把这个可怜的子路请到家里，杀了老母鸡，做了黄米饭款待他。那时候，估计还不会把黄米磨成面蒸糕吃，我真是可惜那只老母鸡死得不值。要是孔老夫子领着他那3000名门徒到我们雁北宣讲周礼，吃了鸡肉泡糕，一准把克己复礼的悠悠大事忘个精光，只能发出一声叹息：“食色性也！”到了唐代，士大夫也还是对炖鸡肉和黄米饭情有独钟。你看，峨冠博带的孟浩然摇着扇子出了城，吃了一顿好饭，回了家却死活不愿意告诉老婆在乡下享用了何等美味，晚上写日记却暴露了天机：“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并发誓来年还要以调查研究的名义再搞一回农家乐：“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到了宋代，黍的种植范围仍然相当广泛。王安石在《后元丰行》里这样写道：“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在中国古代，黍不仅是主要的粮食作物，还是重要的祭祀用品。《礼记•月令》中有这样的记述：“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意思是说，天子进献雏鸡和旧黍，再加上成熟的樱桃来祭祀宗庙。唐代鲍溶的《悼豆卢策先辈》中也有“行将鸡黍祭，已是乌鸢食”的诗句。《朱柏庐治家格言》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看来，孝顺的子孙们认为先祖活着的时候爱吃鸡肉黄米饭，开追思会也不能不在他们的灵前摆上这两样供品。 明代后期，长相酷似马牙的玉米从南美引进到我国，距今大约已有460年的历史了。大约从清•康熙时开始，玉米进入山西，因其产量极高，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主人，黍的种植面积不断被挤占。清道光6年的《太原县志》里即有种植玉米的记载；清光绪18年的《长治县志》里也有“御麦，今潞属广植，每灶必需，以饼与粥糜同煮，谓之疙瘩”的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编的《怀仁县新志•物产》中也列有“玉蜀秫”，但位居谷、黍、稷、麦、豆之后。虽然李时珍先生在他著名的《本草纲目》中赞美玉米“甘平无毒，主治调中开胃”，雁北人却始终没有建立起与玉米的感情。在世世代代雁北人肠胃的记忆里，我们最难割舍的食物绝对是黍子做的黄糕。 上好的糕，要黄，要软，还要有劲道。家乡人这样形容一块好糕：女主人刚把一笼糕做成一只长长的枕头，举到胸前翻了个个儿，啪地一声扔到红瓦盆里，伸出大拇指按了个坑，倒了一股胡麻油，张开手掌抹匀了，黄糕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现着金黄的光泽。一只饿急了的大黄狗冲进来，跳上炕叼了一口就跑，滚烫的黄糕在狗嘴里扯成了一条线，女主人操起擀面杖就打。黄狗已经跑到了堂屋门口，一松口，黄糕唰的一下又收回来，好似弹性十足的胶皮。在我们雁北包括河北蔚县、陕北榆林一带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意思是说，黄糕不仅适口，而且耐饥。下窑的后生、赶脚的汉子，大晌午饱饱吃一顿鸡肉泡糕，仿佛加了98号汽油的越野车，到第二天早晨身上还有使不完的力气。 黄糕伴随着雁北人从小到老、从生到死、从喜到悲、从古到今，不仅是我们日常主食里的最爱，也是情感的符号和纽带。生了孩子、来了亲戚要炸油糕，娶媳妇、盖房子要炸油糕，过年过节要炸油糕，死了人也要炸油糕。在平常的日子里，哪家人炸了油糕，谁也不会关上街门独享，必定会打发一个半大小子，端着一只大海碗给交好的乡邻挨门逐户送去。两家人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了过节，几个月见了面不说话，用笼布包着七八个黄澄澄的油炸糕，再加上一大碗香喷喷的粉条土豆丝拌豆芽或者热腾腾的羊杂轰轰烈烈地送上门，女主人必定会喝住狂吼的看家狗，把友谊的使者迎进来，一迭声夸奖油糕面软馅好胡油香，血海深仇立马烟消云散，油糕外交取得巨大胜利，邻里关系便进入到了战略合作伙伴这样一个崭新的层次。 一个少小离家的雁北人，即使走遍天涯海角、吃尽山珍海味，灵魂深处也永远割舍不下对黄糕的惦记，因为那是母亲的味道、那是故土的呼唤。在离家乡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雁北人只要在饭桌上看到了一盘黄糕，满桌佳肴立马六宫粉黛无颜色，眼睛一下子就直了，口水不争气地涌出来，随即风驰电掣般伸出筷子，将一大块糕夹到碗里，施展庖丁解牛的手段，眨眼间分割成象棋子大小，随便蘸点菜汤，风卷残云般吃将起来。“棋子”冲进嘴巴，囫囵嚼两下，喉结动一动，沿着食道前仆后继掉进胃里，好似一块块石头砸入枯井，发出咕咚咕咚的回响，直把一桌子食客惊得目瞪口呆，从此尊为神人，一丝一毫怠慢不得。 与晋中和晋南相比，雁北在教育和文化上毕竟要落后一些，人才便也出得少。在太原要碰到个雁北人，比在四川的竹海里碰到只熊猫几率还低。老乡们犯了乡愁，便也会有热心人想着张罗一顿饭叙叙乡情，内中但凡有个在江湖上有些身份的，难免会矜持些，煮了螃蟹，不来；炖了甲鱼，不来。在手机上发个短信：“吃糕。”欢欢喜喜地来了。进了门，也不握手寒暄，也不互通款曲，酒杯还没端、家门还没报，一人搂着一块糕埋头便吃起来；吃饱了，再喝一碗烂腌菜泡白开水，齐活儿，一串饱嗝儿打得惊天动地，拍拍屁股各自回家。有车的开车，没车的走路，抬起手腕看看表，前后不到半小时；下次再见面，还是谁也认不得谁。假设在革命战争年代，地下工作者和一个下线接头却又判断不了真伪，如果这人说他是雁北人，最好的测谎办法就是和他吃顿饭——如果这厮在馒头、米饭和黄糕中间不选择后者；选择了，吃相又不地道，不用审，拉出去一枪毙了，绝对不会冤枉他。 除夕这天是我的生日，按家乡的习俗，娘每年都要把一只包好馅没下锅的糕放在门头上，取“高升”的谐音，为我祈福。娘去世的那年，我37岁。娘在36个除夕，在老屋的门头上为我放了36只糕。没有娘的除夕，我再没回过老家，也再没有人在除夕为我炸油糕了。然而，炸油糕的香味，我永远忘不了，它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梦里，在我的生命里。 茫茫人海，如果能遇到你——我的雁北老乡，请把你的电话留给我，回头，我请你吃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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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51202；本文作者：薛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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