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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与山西抗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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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精心部署，英明指挥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一、毛泽东精心部署，打开山西抗战局面。 全国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很快成为抗日的最前线和主战场，而山西又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华北前线的捷径、陕北根据地的门户和卫护中原、西南的屏障。山西境内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地形错综复杂，是进行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特别是它居高临下，俯瞰华北平原，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此，红军改编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发动山西抗战放在了首要的地位，改编后的八路军相继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为打开山西抗战局面，毛泽东于1937年9月中下旬接连5次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指示八路军在山西分片占山居险，创建游击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求“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并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布置全省的游击战。” 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指示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山西的八路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开了山西抗战局面。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毛泽东分析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同时强调：“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3个主力师分兵挺进敌后，迅速实行以山西为中心的战略展开，建立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 二、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移驻山西，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抗日根据地。 为发动山西人民以至全华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战争，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移驻山西。刘少奇一方面加强与发展同阎锡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阎锡山抗战；另一方面，立足山西，面向华北，领导各级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太原是华北唯一还没失守的大城市，而到太原危急的时候，群情慌乱，不知所措。刘少奇临危不乱，镇定自若。他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不能离开华北地区，坚持华北地区抗战；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他说：抗日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必须全民武装起来，一起向敌人开火，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在要不要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上，刘少奇明确提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地发动、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为了保证游击战争的开展，他提出了“党内军事化”的口号，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军事，为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他还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要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不要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用极大的力量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说：“如果在华北能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能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与正确的政策，那么敌人愈深入中国内地，他的后方联络就愈困难，绵延数千里的铁路、公路交通到处都有游击队去破坏和截断，这就逼使敌人用极大的兵力来保护交通联络线，我们就可能围困深入内地的敌人，便于主力部队去消灭这部分敌人，收复被敌人占驻的一些地区。”“所以，在华北数十万正规军不能战胜的敌人，但数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的，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有着光明前途的。” 为了开创山西抗战局面，迫切需要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山西抗战的领导。9月下旬，刘少奇在太原召集山西、山东、绥远等省党组织负责人开会，部署了配合八路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山西党组织大力加强建党工作，到1937年底，全省建立县委或县工委的县有60余个，占全省县份总数的60%，这不但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打开山西抗战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日后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奠定了基础。 11月4日，太原即将沦陷，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撤出太原，转移到临汾，继续领导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直到1938年2月离开山西回到延安。刘少奇在山西抗日前线的5个多月时间里，成功地领导了华北地区党组织实现了工作方针的转变，打开了华北地区抗战的局面。刘少奇在总结这段工作时指出：“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三、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亲赴山西抗日前线，推动国共合作抗战。 1937年8月下旬，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准备开赴山西前线之际，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赴山西，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有关事宜。9月5日，周恩来到达太原，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并推动了以山西为中心的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当时，山西境内人心惶惶，到处都是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和伤病员，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周恩来对抗战前途却充满信心。他在太原各界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八路军开向前方，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配合友军共同抗日，希望各阶层人民加强团结，以全民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他指示山西地方党组织以及八路军要发动群众，只有充分地发动群众，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太原期间，周恩来多次作报告，发表演讲，参加座谈会，为推动山西抗战，大力进行鼓动宣传。他在山西大学为刚刚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作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的形势，系统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从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武装了动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太原，周恩来不仅出席了牺盟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并作了重要报告，而且还为牺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众干部训练团的近5000名学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坚持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取得胜利。 周恩来抵达太原时，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已前往代县太和岭口指挥晋北保卫事宜，周恩来专程赶到太和岭口，会见阎锡山，同他进行会谈。之后，又广泛会见晋绥军政要员，促使他们积极抗战，共赴国难。当时，由于张家口等地相继失守，天镇晋军不战而溃，傅作义部也正准备从大同撤出，阎锡山在连遭挫败后对抗战能否胜利几乎失去信心。周恩来同他分析抗战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敌强我弱，但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周恩来的话使阎锡山增强了信心。 9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指出：山西素为华北屋脊，东可瞰制平汉，远达伪满洲国境，既可阻断关东军与华北派遣军之联系，又可威胁平津；太行向东越平汉，跨津浦，迄渤海之滨；南出豫北，跨陇海，驰骋黄淮江汉；北出平绥，挺进蒙古草原，可打通国际援助路线；西向连接陕甘。若突破三晋范围，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晋进而冀、察、绥、鲁、豫，再与山东、华东、华南连接，而成抗日战争的重心。周恩来在电文中提议，一二九师应迅速开赴正太线南北地区夺取先机，以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并扩大自己。中共中央军委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命令一二九师先开往正太铁路一带，以后向太行山区转移。 11月初，太原已成一座危城，阎锡山等山西军政要员纷纷撤离太原市，但周恩来仍从容不迫地坚守在太原，布置太原失守后党的工作。在太原失守前三天，周恩来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人员最后一批撤出太原市。但他刚出城门，就看到汾河桥上被国民党的军用汽车堵塞，逃难人群拥挤不堪，一片凄惨混乱景象，不少人落水而死。周恩来立即又返回城内，找到太原市城防司令部参谋长，向他提出掩护逃难群众撤退的措施，然后才离开太原市。在向临汾转移的途中，他目睹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盔弃甲的状况，指示八路军各部队迅速收集溃兵散枪和一切资财以发展游击战争。 太原失守后，临汾成为山西抗战的指挥中心，周恩来转移到临汾，在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讲演，号召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因为敌人是不可能占领全华北的，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可能全占据，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以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我们要在游击战争中，武装人民，壮大自己，收复城镇，破坏敌人的交通，消灭敌人，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周恩来的讲演鼓舞了山西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的信心。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已越来越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聂荣臻，指出：关于政权民主化的实施步骤，我意第一步应从县区做起，先成立县、区、乡政委员会，以抗日民义，从各团体中推举代表，然后民选议会；第二步由各县的民主政权成立省区的民主政权，但在目前可依情况成立临时的行政委员会。根据周恩来等的指示，1938年1月，经阎锡山呈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随后，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工作也进一步展开。 从9月5日周恩来抵达太原到11月25日离开山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并广泛会晤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其他高级将领卫立煌、傅作义等，进一步密切了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也为八路军打通了在山西进行抗战的路线，使八路军能够顺利地开赴山西前线，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 四、朱德、彭德怀战斗在太行山上，指挥八路军筑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铁壁铜墙。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长驱直入，华北地区面临着沦陷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冒着敌人的炮火，挺进山西抗日前线，这支威武军队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就是朱德、彭德怀。在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中，朱德、彭德怀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决心：“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奋斗到底！” 从1937年9月到11月，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以劣势装备抗击强敌，在挺进山西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与日军进行了大、小100余次战斗，歼灭日军1.1万余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挫灭了它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的狂妄计划，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太原失守后，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由晋东北五台山地区向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挺进。此后，直到1940年春，朱德、彭德怀生活战斗在太行抗日前线，以太行山为中心，领导华北敌后抗战。 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二战区反攻太原，阎锡山拟定分三路向太原反攻，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任东路军总指挥。当时，一些国民党将领对坚持敌后抗战没有信心，朱德在东路军将领会议上饱含深情地指出：作为一名中国人，就要为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我们的选择是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上的速决战。在朱德的开导和激励下，东路军中的许多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有像阎锡山指挥的西路军那样仓皇逃遁，而且始终能与八路军配合作战。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朱德这首《寄语蜀中父老》的豪迈诗篇，真切地反映了八路军在太行山上顶风冒雪、不畏严寒、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由于日伪顽的联合进攻和经济封锁，太行山上的军需民用相当匮乏，年逾半百的朱德和战士们一样，过着节衣缩食的艰苦生活。他的衣裤从膝盖到袖口，打满了补丁。身边的警卫员看到三九寒冬，他和战士们一样穿着单薄的衣裤，几次提出要给他换套新的，但都被他拒绝了。大雪封山，总部机关没有柴烧，管理人员到附近煤窑上买了些煤，为照顾朱德，给他多发了一些，朱德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管理员。为了战胜重重困难，朱德召集总部直属机关人员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附近开荒种地。在武乡县砖壁村朱德住房的窗后，有一盘石碾，他一有空闲，就出去帮老百姓推磨碾面，借以了解群众的疾苦，宣传革命道理，许多群众就是从这“连心碾”旁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朱德不仅带领八路军坚守在抗战前线，而且十分注意团结国民党军队一道抗战。1938年1月，朱德和卫立煌一同参加了蒋介石在洛阳主持召开的第一、二战区军事会议，朱德平易近人、谦虚忠厚、艰苦朴素的作风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卫立煌问及八路军在装备简陋、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士气高昂、连打胜仗的原因时，朱德向卫立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主张。他说：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在战斗中都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战，他们都有一个救国保民的坚强信念。我们的官兵是一致的，相互平等，废除了封建打骂制度，官兵同甘共苦。特别是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犹如鱼水关系，军队有铁的纪律，对人民秋毫无犯，又为人民谋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洛阳军事会议后，在研究第二战区对敌作战问题时，卫立煌仍然心中无数。朱德向卫立煌着重讲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杀我人民，掠我财富，他们是失道者，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而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英勇抗战，是得道者，不仅全国人民会拥护支持，而且，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也都会同情和支持。在军事上，我们改变战略战术，采取灵活的方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政治上，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和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坚守华北，守住了华北，对全国抗战就有很重要的意义。朱德的话使卫立煌增强了坚持华北抗战的信心。 从1937年9月到1940年4月，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线近三年。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虽是八路军总指挥，但他“朴素浑如田家翁”，和战士一样穿布衣破衫，吃糙米野菜，住窝棚窑洞。对战争的艰险，他从容镇定；对生活的困苦，他甘之如饴。毛泽东曾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从1937年9月来到山西抗日前线，直到1943年9月离开太行回延安，始终战斗生活在抗战前线，指挥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他的威名令日寇闻之胆寒。 1940年8月，驻华北的八路军集中105个团的兵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严重破坏了华北日军的主要交通线，正太铁路停运达1个多月之久，同蒲铁路北段两次被切断，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拔除了日军的大量据点，使日军遭到重大损失。作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的名字与百团大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场大规模的对敌进攻性战役，打出了八路军的赫赫军威，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成为抗战期间八路军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为辉煌的战役。百团大战的胜利，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0年4月，朱德回到延安。同年11月，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也回到延安。此时，留在华北抗日前线的北方局常委只剩下彭德怀一人。此后，彭德怀实际上全面担负起华北敌后党政军民抗战的领导责任。这一时期，正是华北敌后抗战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日军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敌人的频繁“扫荡”“蚕食”，使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军需民用都极度困难。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和“蚕食”，彭德怀从容镇定，指挥八路军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彭德怀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1941年3月28日，他在北方局党校发表了《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重要演说，根据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提出了建立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并对三者各自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及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彭德怀的这一方案，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赞同。中共中央军委于同年11月7日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肯定和普遍实行了这一武装体制。 1941年11月，在日军大举“扫荡”太行山区时，北方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了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阐述了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新政策，指示根据地武装建设的中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立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的指示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各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得到迅猛发展，大批青壮年脱产参加了县、区基干队，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更是普遍发展。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彭德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战士和群众的疾苦，与抗日军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带头吃糠野菜，把节约下来的粮食支援受灾的村民。他的衣服破了，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却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给了一位抗日自卫队员。他亲自带领八路军指战员从太行山上向驻地上麻田村修渠引水，使石多土薄、十年九旱的上麻田村有了几百亩能浇上河水的水浇地。 彭德怀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正是华北抗日根据地进入建党、建军、建政的全面建设时期。他先后在北方局党校和北方局会议上作了《民主政治和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关于根据地政权及农村统一战线问题》《财政经济政策》等报告，对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和加强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政策措施。对于根据地经济建设，彭德怀主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和浪费。从而达到自给自足，支持长期战争。 1942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日军于2月和5月间疯狂“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抢粮毁苗，再加上连续两年的大旱，使根据地的困难达到了顶点。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彭德怀号召军民抗击日寇的抢粮行为；他还与八路军总部技术人员研究，制成湖南式水车，帮助群众车水抗旱，并带领总部及北方局人员为群众修渠挖塘，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度过了严重的灾荒。 1943年7月3日，彭德怀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一文，总结了抗战爆发六年来华北军民抗战的经验，指出：“自1939年起，黄河即被封锁，我军与大后方隔绝，孤悬敌后，粮弹两缺，靠着自己生产和民众协助，解决了粮食、被服，依靠指战员的英勇攻袭敌之据点堡垒以及反扫荡之胜利，夺取了敌人无数弹药武器，补充了自己。正因为如此，才能屹立敌后，坚持六年。这绝非偶然侥幸所获得，而是从六年来军民合作，共同努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英勇奋斗中获得的。许多先烈尽忠职守，奋不顾身，创造了我中华民族光荣的史迹。” 1943年秋，华北抗日根据地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根据地走向恢复和发展。同年9月，彭德怀离开生活战斗了六年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奔赴延安。 在八年抗战期间，老一辈革命家任弼时、邓小平、叶剑英、彭真、杨尚昆、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左权等都曾在三晋大地运筹帷幄，挥师决战，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山西革命史册。（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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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50630；本文作者：郭秀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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