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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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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出版的韩毓海教授的专著《五百年来谁著史》，再一次触动了山西各界人士的思考，新近第4次印刷的韩著以“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为醒目的封腰广告语更夺人眼球。但在我看来，这里的“核心地位”仍值得商榷，说山西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拥有“重要地位”倒不为过。题目就这样借着改过来了。 “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历史的命题还是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方法来回答。 一、古代山西的重要战略地位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山西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中原王朝注目。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已足以证明，山西自远古时代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不仅遍布山西南北各地，而且在绝对数量上来看，全国各地无出其右。传说时代的三位圣王唐尧、虞舜、夏禹，其首都均在今天山西的南部地区。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至今历史的遗迹和美丽的传说仍然很多。 夏商周三代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活动区域。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其弟唐叔虞在山西，晋国日渐成为黄河流域一个最强大的国家。至晋文公重耳时期，厉行改革，奖励垦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终成一代晋国霸业。公元前633年发生的晋楚城濮（今河南濮阳县东）大战，强盛的晋国以少胜多地打败了同样强盛的楚国，从此晋代楚而成为“侯伯”，以王命而讨伐诸侯，大大小小各路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左传》昭公三年），俨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齐、楚、燕、韩、赵、魏、秦，是为战国七雄，山西占其三。公元前458年，晋国的智伯与韩、赵、魏四卿瓜分中行、范氏全部领地，进而智伯又索地韩、赵、魏。韩、魏惧怕，唯赵襄子不肯割地给智伯，于是，智伯又联合韩、魏攻赵。赵襄子走保晋阳，三家围晋阳，岁余而不下。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围灌晋阳城，赵襄子派人潜出与韩、魏媾和，陈说“唇亡齿寒”之利害，由是韩、魏倒戈与赵结盟，智伯被杀晋阳解围，三家三分智氏领地，是为“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春秋以来长时间诸侯争霸局面的终结，七雄兼并的战国时代从此拉开了新的一幕。 秦汉时代，首都建在长安（今西安），晋西南属于河东郡，而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南、河内为“天下之中”，经济文化相当发达。《史记》讲到，此地“土地小狭，民人众”，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牛耕、耧种、铁农具、代田法均引领农业技术之先；水利、冶铜、制铁、盐业等相当活跃；临汾、洪洞的商人已经“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山西对匈奴的商业贸易在北中国也占有重要的分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动荡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一茬接一茬地持刀挥戈进入中原，三国（魏、蜀、吴）、两晋（西、东）、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等32个政权群雄逐鹿轮番更替，好一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混乱场面。山西在这一分裂、聚合、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核心地带的角色。先是，304年匈奴酋长刘渊起兵离石建汉国，不久迁都平阳（今临汾），继则儿子刘聪打下长安灭西晋，由此开始了一百多年的所谓“五胡乱华”。398年，拓跋鲜卑迁都平城（今大同），取并州，灭后燕。接着南北讨伐，四处征战，东到辽宁，西至河西走廊，南到华北平原的北燕、南燕、西秦、后秦、西凉、北凉、南凉、后凉等政权先后被征服直至灭亡，一百多年来五胡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由此结束，黄河流域重归统一。再后来，北魏宫廷政变，高欢建东魏16年，其子高洋建北齐27年，晋阳（今太原）都是北中国实际的政治中心。那时，高欢以丞相身份住居晋阳，并在晋阳兴建大丞相府，留下亲信在首都洛阳治理朝政。北齐在晋阳设有行宫和六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分设机构，27年六个皇帝中，就有五位或即位或崩亡于晋阳城。实际上，晋阳就是“别都”，军事上的重要性远在“上都”洛阳之上。 魏晋南北朝大动荡之后是隋唐的大统一。隋命短促，前后仅38年。在隋末各地起事和防御突厥的过程中，后来奠定大唐基业的太原留守李渊趁机起兵太原，南下龙门渡河，灭隋建唐。隋唐两代，太原以北地区一直是突厥南进和隋唐防御的交战地。除此以外，汾河漕运、农田水利、制铜冶铁、木构建筑均为山西值得称道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并州治所晋阳在隋唐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隋代晋阳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政治中心，隋文帝置河北道于晋阳，最高长官尚书令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晋阳又是唐朝的发祥地，武则天时期曾定晋阳为北都，这一时期晋阳城由都城、东城与汾河之上的中城三部分组成，商业贸易繁盛可见。 “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又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混乱时代，又是一个少数民族沙陀族进入山西。895年，沙陀首领李克用占领山西大部地区后，以太原为中心进爵晋王，建立了春秋战国时代后的又一个晋国。907年，朱温篡唐建梁，开启五代混乱历史。五代时期五个朝代中，就有三个由沙陀人建立的小朝廷（后唐、后晋、后汉）以太原为根据地，进而夺取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951年，刘崇又在太原建立北汉，这个北汉正是北宋统一全国过程中最后被征服的割据势力。鉴于唐末五代以来，割据势力往往以晋阳为根据地，渐次坐大而争夺天下的事实，980年，宋太宗亲率大军进攻北汉，火烧水灌晋阳城，千年古城毁于一旦。从这个时候开始，太原府又改为并州，治所也由河西移置到河东，新的晋阳城就在现太原迎泽区、杏花岭区一带。 北宋统一全国后，山西不再是割据中心。虽然在抵御契丹、抗辽抗金、反元起义中山西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比较战火弥漫烽火连天的中原地区而言，山西还是一个受战争创伤较轻的地区，也是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山西在国史中的地位》中曾列举山西人口密度、印刷、科举、商税、戏剧诸方面的事实和成就，认为“金元时代，山西高原的经济文化反而要比邻近的河北、关中平原地区发达”。 从古代山西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每逢中国历史的分裂割据时代，山西的战略地位就会凸现为人注目，而统一稳定之时，也是山西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之时。探究其原因，我以为，在分裂割据时代，不仅是民族冲突生灵涂炭的时代，同时又是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山西地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带，这样的战略地位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金元以降是明清，山西历史开始了新的进程。 二、明清晋商的兴衰与西方势力的侵入 按照通行的中国历史分期标准，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点，但从区域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明初却是山西历史发展的重要界标。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需要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和特性来划分必要的历史阶段，依样画葫芦地将中国“大历史”的分期套用到具体的区域历史研究中来，往往难免隔靴搔痒。 之所以将明初作为山西历史的重要界标，我以为有两个历史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明初山西地区人口数量膨胀进而导致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正是由于金元以来尤其是元末明初山西地区所受战争创伤较小，此时山西已成为华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明初，山西人口总数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在这样“人稠地狭”的情况下，才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世代相传延绵神州的民谣。可以说，明初大槐树移民是山西人口膨胀的明显信号。之后，山西人口除明末清初短暂的起伏外一路直升，光绪初年大灾前全省人口总数达到1640万余的历史最高点，这个数字比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所得1431万余还要多出200万。 明初山西人口膨胀还引发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晋商的崛起。学界一般认为，山西商人的崛起得益于开中法，而开中法正是在明初正式实施的。所谓开中法就是商人运输粮食供给边塞军士食用，朝廷付商人以盐引，商人再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和地区贩盐。盐在明代属于专利品，大同、太原又是“九边”重镇，山西商人得天时地利，便捷足先登而发达。事实上，除了盐类以外，北方的“茶马互市”、金银铜铁、绸缎布匹、皮货药材等都是那时晋商大规模经营的行当，而这种勃勃然兴起的经商风气之根源，就是“人稠地狭”的社会现实，所谓“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稠，田不足耕也”（光绪《五台新志》卷二）。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大批晋商驰骋南北设号建业，不仅在全中国范围内留下了他们的深痕足迹，而且在外蒙、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国际贸易”，其诚信立业开拓进取的精神足令朝野上下钦羡叹服。然而，世业常是不敌世运。明清以降，随着跨海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自东向西的步步渗入，东南沿海地区首先成为中西交冲的前哨，同时也就成为军事、外交、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之前朝野注目的北部边患狼烟转化成为沿海的“坚船利炮”，晋商在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艰难应对，山西在这一变局中已经退位。 尽管晋商是明清山西社会最可称道的历史现象，但那个时代，山西毕竟还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在土狭人稠田不足耕的生产力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空间十分有限，民人终岁耕耘劳作，能够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所需已属不易，更何况天灾人祸。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突遭“二百年未遇”之大旱，卖妻鬻子，人相蚕食，尸骨遍野，真正的惨不忍睹。灾后全省人口亡失至少三分之一，大面积土地荒芜，商业停滞，经济凋敝，时任巡抚曾国荃惊呼“二十年以后元气可以稍复乎”？ 就是在曾国荃赈灾的同时，从太行山之东走来了一拨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人。以李提摩太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不仅带来了数万两赈银，同时带来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精神。传教士们有组织地深入灾区发放救济金，在晋南地区一些县份甚至超过了官府发放的银钱数量，三晋大地上第一次有规模地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李提摩太是当时在朝廷中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人士，赈灾前后，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山西当局提出了修造铁路、开发矿产、发展教育、开办工厂和制造厂等建议，地处内陆风气闭塞的山西开始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浸润。李提摩太的建议在后任巡抚张之洞、胡聘之的手上渐次推行开来。19世纪的最后十年，山西开始出现了机器局、火柴局、工艺局、纺织厂等近代工业，由筹借外资开发晋东南矿产而引发的全省各界收回矿权运动直把山西历史带入20世纪的最初十年。1902年中西合璧的山西大学堂在太原成立，1907年山西境内第一条铁路———正太铁路通车，这是两个近代山西社会经过中西交冲不断磨难结成的正果。 近代资本主义势力进入山西后，一方面以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它又以侵略者的面目带来了邪恶与血腥。《天津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开始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内地，他们修建教堂和住宅，兴办医院学校和孤儿院，他们禁拜神灵，侵占民田，袒护教民，欺压乡里，中西文化的冲突最终演化成为世纪之交最为惨烈的血腥冲突。1900年义和团轰然兴起于山东，转而京津地区成为主要活动区域，而地处内陆的山西却以烧杀洋人之惨重闻名于世人，以致中外人士皆惊呼“晋案为最大”。1901年清政府“庚子赔款”外“山西另议”赔款近480万两，超出了全省全年的财政收入。巡抚毓贤及众多义和团民被杀，地方官绅民众被迫为死去的传教士修墓立碑，种种件件，撕肝裂肺。这是一个双重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至于说到此时的晋商，它在中西交锋的格局中也渐渐褪去了昔日的光彩。晋商衰败的原因应该从外部的历史条件和内部的发展机制中去寻求答案，也就是要把晋商的活动放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下进行把握。从外部条件来讲，晋商的衰败实与清朝的衰败同步而行。康雍乾三朝是清代历史的全盛时期，也是晋商最为辉煌耀眼的时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步步侵入，国内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气运衰微的历史阶段。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将清朝从繁盛推向灭亡，晋商在历次内外战争中同样四体鳞伤而江河日下。战争不仅阻断了国内长江南北商业贸易的线路，而且废弃了晋商起家的恰克图、外蒙、俄罗斯“中路贸易”通道。韩毓海先生认为，这种“国际间长途贸易的衰落”是晋商和山西票号衰落的重要原因（《五百年来谁著史》上篇，第八节）。与之相应的是，随着物美价廉的外国商品如洋布、洋沙、百货、五金、食品的大量倾销，山西商人经营的传统铁业、皮毛、茶叶、土产等纷纷失去市场而一蹶不振。 就晋商内部的机制而言，这个群体已经失去了创业初期那种寸积铢累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如果说，像“学徒制”、“股份制”这样的内部机制曾经对晋商的崛起和发展起到过很大促进作用的话，那么，到后期这样的制度已渐次蜕化甚而演变为勾心斗角。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日升昌经理雷履泰和副经理毛鸿因权利之争产生的相互倾轧。而此时的晋商发财致富后，大多携带资金返回故里，他们建宅置地，窖藏货币，成为不折不扣的土财主，而没有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当地的近代工商业。所以，晋商虽有钱，但山西没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走进昔日富可敌国的祁、太、平地区，能够感受到的只是高墙窄弄夸富斗强极尽考究的票商旧宅。如此也不过是一场繁华旧梦。还有可痛的是，在新式银行蜂拥兴建的竞争局面下，老迈的晋商先生们已经不能因时变通锐意改良，后来的弟子辈也是“饱暖思淫欲”地浑然不知天地人间。 辛亥革命是晋商走向彻底衰败的一个关节点，也是山西近代历史的一个关节点。在群体的晋商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从文山沱水走出来一位日后叱咤风云的阎锡山。 三、阎锡山统治山西的38年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民国时代又是一个军阀割据战火延绵的时代。军阀割据与民国相始终，阎锡山与民国山西相始终。在南北各地无数大小军阀争斗火拼旋生旋灭的大浪淘沙过程中，唯独阎锡山一以贯之地统治山西三十八年而成“不倒翁”，山西也曾成为全国关注的“模范省”，这个模范就模范在它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建立了一种秩序，革命党人在全国没有做到的事情，阎锡山在山西做到了。 青年时代的阎锡山走过了一条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样的革命道路。18岁以前，阎锡山在家乡读私塾、当伙计，也曾有过无业流浪的生涯。1900年到太原，次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选派赴日公费留学。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随后加入革命党的军事中坚组织“铁血丈夫团”。1909年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结束留学生活回到山西，通过为留学生准备的选拔考试晋升第86标标统（团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告捷，12月29日太原起义爆发，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次年9月，孙中山来晋视察称“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这就是青年阎锡山由“土娃”到都督的成长线路，也是一代先进青年立志救国从事革命的道路。 在一个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时代里，与直系、奉系等军阀投靠外国势力以图扩张的做法不同的是，阎锡山充分利用山西山河环绕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以“保境安民”相号召专心苦心地经营山西。与那个时代多数先进的中国人一样，阎锡山也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不同的是他把民族主义的情节内化为自己的存在主义和地方主义，传统的地方主义在中央政府分崩离析尾大不掉的难局中获得了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从河边、五台走进太原和山西，在他的眼里，首先是山西而后才有国家，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同样融入在他的血液里。“保境安民”，也就是不参加内战，为山西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揆度历史，在一个军阀割据土匪猖獗的混乱时代，“保境安民”既为无奈亦为苦心。 直到19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后，阎锡山在日本、蒋介石、共产党三种势力面前折中斡旋，用薄一波的话说“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进而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同样也能风靡全省流行全国。所谓“守土抗战”，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能守住就能存在，我们就当在守上努力”，事实上，他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扶植“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山西战场共同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1943年，刘少奇在一份报告中讲到：“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刘少奇选集》上卷）。 阎锡山又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实践者，他所提出并力行的“用民政治”既是基于山西患贫积弱的现实，又是出于“生长斯邦，见闻较切，惕心怵目”的切身感受。“六政三事”：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及种棉、造林、畜牧，适应了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变动的潮流，在兴利除弊发展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都不可以一概抹煞。从“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为出发点，阎锡山也十分重视山西的教育，普通小学、高等小学、专门学校、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白话课本、注音字母等等在山西均着力推进有声有色。1919年10月，鉴于山西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举行，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在同阎的谈话中称：“贵省教育发达，久已声闻海外，今日得亲至贵省观光，实为荣幸之至”。19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村本政治”，包括整理村范，村民会议、村禁约、村息讼会等措施，在那个强盗横行土匪猖獗的世道都是为人瞩目的事情。民国土匪多，唯独山西少，也是时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山西曾被北京政府列为“模范省”。辛亥之后一代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中积极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阎锡山在山西的实践也应该看作为这一社会潮流中的一种大胆尝试。 武装和地盘是军阀最基本的条件，在大多军阀拥兵自重抢占地盘的厮杀火拼中，阎锡山是一个注重建设者。1930年中原大战前，阎锡山陆续成立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太原兵工厂、山西火药厂等军事机构，山西军事工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数量均在全国占有一席。中原大战后，重点又转向民用工业，1933年正式成立的西北实业公司，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多种行业的经济实体，奠定了山西工业的基础。清代末年就开始筹建而搁置的同蒲铁路在阎锡山的手上得以全面贯通。历史真是有趣，阎锡山在山西的经营起始于军事工业，落脚于民用工业，目的也无外乎“强兵富国”，此与洋务运动何其相似乃尔，而此时历史已走过了半个世纪。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由联共抗日向防共妥协转向，直到太原城被攻破结束其在山西的统治。1940年代初，在阎锡山困守晋西一隅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却把山西当作抗日的前哨。八路军120师、129师、115师先后挺进敌后，在太行吕梁的崇山峻岭里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山西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陕甘宁边区东部的牢固屏障，而且成为连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桥梁和纽带。中共中央华北抗战的指挥中枢始终转战于三晋大地，山西成为华北抗战的脊梁和持久抗战最坚强的堡垒。抗日的烽火与全国解放的号角相连，山西人民英勇献身支持革命的牺牲精神感天动地。在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殊死搏斗中，山西人民积聚了最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支援战争，直到迎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四、历史的延续及其启示 世事别来一番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六十年一甲子，旧貌换新颜，历史仍在延续。 新中国成立伊始，建设成为工作重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先鞭而行。1950年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早在根据地时代就已闻名的平顺县西沟村劳动模范李顺达激动地受到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接见。毛主席对李顺达讲道：“中国山区地方很多，你们山西就有太行山、吕梁山。你住在山区，要好好建设山区，绿化山区，把穷山沟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山西山多田少，这是大自然的禀赋，也是“地利”之限，恰是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自然环境状态下，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就了山西农业的发展，敢为人先的劲头造就了一代劳动模范。从根据地时代李顺达的互助组，到解放初期山西率先在全国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到全国农业学大寨，从西沟、大寨到杨谈、大泉山，山西可谓模范辈出，一路领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太行精神一脉相承，它在技术进步物质相对丰富的当今社会尤显其珍贵之处，是我们建设新农村的宝贵历史财富。 建国六十年来，山西在国民经济的总体框架中一直被定位为重工业基地。重工业基地、能源基地、能源重化工基地、新型能源产业基地，定位随着时代而变化，不变的还是山西的煤炭资源。随着石油资源走向全球性枯竭，煤炭的经济政治社会价值在山西愈来愈高。建国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煤炭不仅成为山西的支柱产业，而且在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统计显示，1949年到2008年间，山西累计生产煤炭占全国总量的23%，累计出省外运煤炭占同期国内省际煤炭交易量的70%以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的消耗呈正比例，未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煤炭注定还是重要的能源。三晋大地上丰富的煤炭储量，是大自然赋予三晋人民的巨大财富，也是三晋人民的命脉所在，如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合理地兴利除弊，可持续地而不是短视地开发利用煤炭资源，是摆在三晋人民面前的一道历史难题，也是一道未来必须回答的难题。 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借用经济学上的“木桶原理”来说，煤之于山西就是那个木桶的长板，而水却是那个短板。其实，历史时期山西并不太缺水，许多地区甚至是雨量充沛水草丰茂。境内最大的河流汾河水量甚大，汉武帝坐楼船泛舟而行，唐王朝利用汾河水运输送山西粮食以实关中，宋太宗引汾水灌晋阳城，都是历史上三晋大地上发生过的事情。明清以降，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垦荒增田不断扩大，森林植被不断摧残，汾河的水量也在不断减少。但对新中国建立后仍有“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景象可见。19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汾河沿岸生产生活用水急剧加大，特别是大批化工、水泥、焦化、造纸、冶金等企业的上马，不仅使汾河流量迅速减少甚至常年断流，而且增加了河水污染的问题，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在山西这样严重缺水的内陆省份，水资源短缺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仍是一个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煤与水是山西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不能只顾挖煤，忽略治水。只有煤和水两大巨轮取长补短，才能加速发展，协调发展”（《山西日报》2008年5月20日）。我想，这也是山西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毛泽东曾经讲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同样，资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是最可宝贵的。历史不仅是人与社会的历史，还有人与自然的历史。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政权、制度、军事、战争、外交、交通等等都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快速嬗递演进，相对不变或者缓慢变迁的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资源。现代社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样对山西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曾几何时，山西以其表里河山，物体天宝，成就了晋国霸业，演绎了民族融合，经历了分裂割据，见证了历史进步。然而，在一日千里飞速前进的现代社会，地理环境的优势也可转瞬化为劣势，古代与现代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正如袁纯清书记不久前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的那样，如今世界毕竟变平了，变小了，“内陆不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封闭被开放取代，守旧为革新让路，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时代的潮流。（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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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本文作者：行龙（作者系山西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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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5-08-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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