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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高僧与云冈石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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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古今同地，又名彭城，居黄淮间南北交通要冲。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军锋南指，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城归附。彭城入魏，北国代都、徐方两大佛教重地，遂遥峙南北。徐州高僧入主云冈的确证，见《广弘明集》卷24《元魏孝文帝为慧纪法师亡施帛设斋诏第七》：“徐州法师慧纪，凝量贞远，道识淳虚，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综涉之功，斯焉罕伦。光法彭方，声懋华裔，研论宋壤，宗德远迩。爰于往辰，唱谛鹿苑，作匠京缁，延赏贤丛。倏矣，死魔忽歼良器，闻之悲哽，伤恸于怀。可敕徐州施帛三百匹，并设五百人斋，以崇追益。”慧纪，《高僧传》作“慧记”，《释老志》作“惠纪”。慧纪“唱谛鹿苑”，明确无误地宣布了徐州高僧在云冈的领导地位，太和十三年以后云冈石窟造像发生变化的根源于斯。 关于昙度之死，事有蹊跷。《刘芳传》云：“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汉楚元王之后也……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十数]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惠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芳因缘关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行，言之于太后，太后微愧于心。会萧赜使刘缵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与缵相接。” 按：刘芳由梁邹（今山东邹平北）入国，在献文帝皇兴二年 （468年）。刘缵出使北魏，《魏书》、《南齐书》记有两次：初使到达平城，在齐武帝萧赜永明元年（北魏太和七年）十一月；二使到达平城，在太和九年（485年）五月。《南齐书·魏虏传》曰：“刘缵再使虏，太后冯氏悦而亲之。”刘芳被擢任主客郎，当在此时。至是，芳客居平城已十八年。期间，“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先则受雇为旧僧誊写经书，后遂结识新僧，自然穿梭于凉州、徐州僧间。依常理推测，昙度“以事被责”，无非是与平城旧僧不和，由学术之异，扩大到政治之争；刘芳 “因缘关知”，由其彭城旧族，与徐州僧匠故土乡亲，同气相近，难免投缘，过从甚密，无意间竟卷入僧团斗争旋涡。昙度被责，英年暴亡；刘芳被鞭，太后微愧，一则反映了当时新旧僧团间斗争的激烈，二则表露出昙度之死，情有所憾，语有难言。所以，到太和“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后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故至此寺焉。”孝文帝讳言昙度，当别有隐情。 然而，到底是一桩怎样的事件，导致昙度被责自戕，使得朝廷讳莫如深？我们从《南齐书》卷18《祥瑞志》中发现了重要线索：“永明二年十一月，虏国民齐祥归入灵丘关，闻殷然有声，仰视之，见山侧有紫气如云，众鸟回翔其间，祥往气所，获玺方寸四分，授钮，文曰‘坤维圣帝永昌’。送与虏太后师道人慧度，欲献虏主。慧度睹其文，窃谓‘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遂附道人慧藏送京师，因羽林监崔士亮献之。”永明二年，即太和八年（484年）；灵丘，古今同县，在大同市东南三百余里，北魏设关于太行山中；齐祥回京入关，可知其为代都之民。文中讲，昙度被冯太后礼敬为师，正即《续高僧传》“魏主邀登昆季，策授荣爵”所指。而他竟心怀彼我，截留御玺，潜送南朝。此事非同小可，罪涉叛逆。大约不久，即由敌对者告发，当时或成丑闻；太后闻知后，必定既怒且羞，难免切责。昙度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以死谢罪。其时，盖太和九年之春也。 昙度是北上的南方僧团中的领军人物，到平城不久，冯太后拜以为师，可谓尊崇之极。徐州沙门的势力，因此而蓬勃发展。御玺事发后，昙度自杀，对徐州僧团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此后徐州僧人的活动，可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直到若干年后，昙度的法弟道登和尚，再度受到了皇帝的信用，徐州僧众才重新在平城站稳脚跟。《释老志》云： “时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赏，恒侍讲论。曾于禁内与帝夜谈，同见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诏施帛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诏： ‘朕师登法师奄至徂背，痛怛摧恸，不能 （已） [己]已。比药治慎丧，未容即赴，便准师义，哭诸门外。’缁素荣之。” 道登与孝文帝见鬼之事，见《灵征志》：“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与沙门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见一鬼衣黄褶袴，当户欲入。帝以为人，叱之而退。问诸左右，咸言不见，唯帝与道登见之。”此时的道登，常侍孝文帝左右，或已拜为国师。《酷吏传》记迁都前后，齐州刺史高遵“以道登荷宠于高祖，多奉以货，深托仗之。”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南伐，《南齐书》卷45《宗室传》曰：“虏主元宏寇寿春……遣道登道人进城内，施众僧绢五百匹”。明年，道登死于平城报德佛寺，孝文帝在洛阳宫门外，为之举哀。当此时，北都平城已经成为徐州僧的大本营。正是由于道登“为高祖眷赏，恒侍讲论”，遂使孝文帝成年后 “善谈黄老，尤精释义”（《高祖纪》），对《成实论》情有独钟，对其译者鸠摩罗什大师推崇备至。太和“二十一年五月，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这无疑是徐州学僧给他的影响。 综上所述，昙曜之死、昙度暴亡，是关乎平城佛教新旧之变的大事。我们讲曜统卒于太和十一至十三年，是就史事的推算；《高僧传》记度公卒于太和十三年（489年），不知何据，与史难符。但无论如何，太和十三年是个关键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平城盛行多年的四月八日行佛之俗被禁断，云冈石窟出现了南方画风的佛龛造像。徐州僧的力量，达到了与凉州僧抗衡的均势。这也正是为什么昙曜死后，沙门统一职迟迟定夺不下的原因。 现在，我们返回头再看 《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僧显住持方山思远寺，应属久居平城的凉州僧徒；孝文帝谓之 “仁雅钦韶……深敏潜明……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语，说明他为人宽容、通达，可以团结众僧，目的是由他稳固失势的旧僧之心。都维那僧义住持皇舅寺，即冯熙所建浮图，而熙久在定州、洛阳外任，亦曾统兵征战淮北，当与南僧有接；孝文帝谓僧义 “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茂道优”，似为赞叹南方义学高僧之词。重新僧，慰旧僧，两厢并用，孝文可谓良苦用心！然而，都维那掌管京邑佛事；僧义之任，云冈石窟便正式转归南僧。 徐州高僧入主云冈的确证，见《广弘明集》卷24《元魏孝文帝为慧纪法师亡施帛设斋诏第七》：“徐州法师慧纪，凝量贞远，道识淳虚，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综涉之功，斯焉罕伦。光法彭方，声懋华裔，研论宋壤，宗德远迩。爰于往辰，唱谛鹿苑，作匠京缁，延赏贤丛。倏矣，死魔忽歼良器，闻之悲哽，伤恸于怀。可敕徐州施帛三百匹，并设五百人斋，以崇追益。”慧纪，《高僧传》作“慧记”，《释老志》作“惠纪”。此诏，发布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以后，慧纪大致在返回彭城后不久圆寂。“光法彭方，声懋华裔，研论宋壤”，讲的是他刘宋时游学徐州或建康之事；“爰于往辰，唱谛鹿苑，作匠京缁”，说的是他随昙度、道登前往平城，作了京城和尚的师傅，在鹿苑中讲经说法。鹿苑，拙文《高允〈鹿苑赋〉与云冈石窟》（载2003年10月31日《中国文物报》）已有考证，指的就是云冈石窟所在的平城西北皇家佛地。慧纪“唱谛鹿苑”，明确无误地宣布了徐州高僧在云冈的领导地位，太和十三年以后云冈石窟造像发生变化的根源于斯。 除昙度、道登、慧纪三人外，见诸史籍，到达平城的徐州高僧还有僧逞、龙达等。太和十九年四月，孝文帝南伐回师，游徐州彭城，又幸兖州鲁县（今山东曲阜），期间诏曰：“门下：徐州道人统僧逞，风识淹通，器尚伦雅，道业明博，理味渊澄。清声茂誉，早彰于徐沛；英怀玄致，夙流于谯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应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终，致兹异世。近忽知闻，悲怛于怀。今路次兖濮，青泗岂遥。怆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匹，以供追福，又可为设斋五千人。”（《广弘明集》卷24《元魏孝文帝赠徐州僧统并设斋诏第五》）。大约迁都洛阳后，僧逞便返回了彭城。又《续高僧传》卷16《齐林虑山洪谷寺释僧达传》：“释僧达，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游学北代，听习为业。及受具后，宗轨《毗尼》，进止沈审，非先祖习。年登二夏，为魏孝文所重，邀延庙寺，阐弘《四分》，而形器异伦，见者惊奉。虎头长耳，双齿过寸，机论适变，时其高美。与徐州龙达各题称谓。寻复振锡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诲……终于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即齐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按僧达卒于556年，出家游学平城，值太和十三年（489年）。后来，精通律藏，与徐州龙达齐名。（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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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本文作者：张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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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5-06-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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