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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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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记述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历史。原碑早佚，碑文幸存于清人缪荃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中。20世纪中叶，由宿白先生发现并研究，遂使云冈石窟的历史脉络豁然清晰，相关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这篇碑文在屡次传抄中，文字颇有脱讹，语句顺序往往错乱。笔者在研读宿先生《〈金碑〉校注》的时候，试着对碑文中的错乱语句进行了梳理，形成些许新的认识。 《金碑》现存文字2100余言。其前半部分，主要考述北魏武州山石窟寺的开凿始末，个别文字虽有脱误，但总体行文通顺，语意明确。后半部分，主要记载了唐、辽、金三朝的修建情况，多处语句抄写窜行，使得文意混乱，难以明了。其错简之文，阅读起来，明显感觉有以下几处：一是“自神瑞癸丑，迄今皇统丁卯，凡七百三十四年。此即历年之大略也。”既然说“历年之大略也”，则北魏以后六百多年的历史应有具体说明。这样的突然结束语，令人恍惚若失。二是相隔200多字的后文中，突然出现了记述唐朝、辽代历次维修的文字，而且又言 “此则历年之大略也。”显然，这两个“历年之大略也”，属于重复抄写；前面缺少了的历朝维修的具体记载，是被抄窜了行。三是“峰峦后拥，龛室前开，广者容三千人，高者至三十丈。三十二瑞相，巍乎当阳；千百亿化身，森然在目……况若神游[于]鹫岭，宛如身诣于耆阇。此则制。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珍禽时聚，毒虫屏迹。此则灵感之大略也。”按“此则制”三字，属于前面描述云冈石窟建筑样式的总结性语言，与后文毫不相干，两者之间必定有文字阙漏。四是“本朝天会二年，度之大略也。《尔雅》云：……”，这里的“本朝天会二年”与“度之大略也”，连接的过于生硬，意思无法理解。而“度之大略也”，正好与前面的“此则制”连贯，作“此则制度之大略也”，用于对云冈建筑样式描述的总结语，可谓天衣无缝。五是“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以至扣地则神钟。大军平西京……”，“扣地则神钟”之后有阙文，恰好与前面突兀出现的“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珍禽时聚，毒虫屏迹。此则灵感之大略也”句，意思贯通，合若符契。 依据上述判断，略作语句调整，《金碑》中错乱之文，便可奇迹般一字不差地流畅起来： ……然则此寺之建，肇于神瑞，终乎正光，凡七帝，历百一十一年。虽辍于太武之世，计犹不减七、八十年。何（则）[者]？崇福一寺五年而成，以此较之，不为多矣。《录》云魏成于一帝，何其谬欤！此即始终之大略也。 自神瑞（癸丑）[甲寅]，迄今皇统丁卯，凡七百三十四年。（此即历年之大略也。）｛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天庆十年，赐大字额；咸（熙）[雍]五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委转运使提点；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李唐以前，虽无遗迹，以近推远，从可知也。此则历年之大略也。 本朝天会二年｝， ｛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 “通慧大德”号。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朝外护之大略也。｝ 叠嶂峥嵘而西去，长沙浩渺以东来，岚影相连，波声不断，势壮京邑，润分林薮，岂特国家之宝，抑亦仙圣之宅。此则形势之大略也。 峰峦后拥，龛室前开，广者容三千人，高者至三十丈。三十二瑞相，巍乎当阳；千百亿化身，森然在目。烟霞供宝座之色，日月助玉毫之辉；神龙夭矫以飞动，灵兽雍容而助武。色楯连延，则天皇弥勒之宫；层檐竦峙，则地通多宝之塔。以至八部之眷属，诸经之因地，妙笔不能同其变，辩口不能谈其目，巧力不能计其数。 （况）[怳]若神游 [于]鹫岭，宛如身诣于耆阇。此则制 ｛度之大略也。 《尔雅》云：石山戴土，谓之崔嵬。此山是山，外积黄壤，中含翠石，高卑莫测，厚薄难知。然而良工预为其制，群匠争奋其力，迄□隳坏，绩用有成。虽大禹之凿龙门，六丁之开蜀道，不过摧其顽险，务于通达而已；方之于此，未足为难。倘非诚心一发，圣力潜扶，安能致是哉？又，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以至扣地则神钟｝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珍禽时聚，毒虫屏迹。此则灵感之大略也。 将大括号中抄窜行的三段文字归位后，再观是文，作者将云冈石窟的开凿、修建、外护、形势、制度、灵感，并列为六个 “大略也”，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好个精彩的大手笔！ 对上述碑文，需做如下说明和探讨。第一，关于金代外护的段落。 “本朝天会二年”句，与 “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朝外护之大略也”句，原本不相连接，但前者紧跟上文 “此则历年之大略也”，后者亦属天会年间之事，内容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并且都属于北魏神瑞甲寅（414）到金朝皇统丁卯 （1147）之间的历史。这样的段落顺序安排，应无疑问。所谓“元帅、晋国王”，即宗翰 （粘罕），金初委以西部方面的军政全权。他于金天辅六年（1122）攻破西京大同府，天会二年 （1124）拒绝宋朝索取山后之地的要求，稳定了山西形势，正式开始经营西京。当年，宗翰到大石窟寺游览，并下令予以保护，是云冈历史上的大事。 第二，关于 “十寺”的问题。 《金碑》讲： “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 （示） [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 （教）[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就是说，大石窟寺是总称，十寺是其分院。对于这十所寺院的创立时间，现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或云北魏，或云隋唐，或云辽金。造成分歧的实质关键在于，始终没有人能够将云冈石窟的开凿，与营建窟前阁楼、盖造僧房、围筑院墙、命名寺院，这两个不同步骤区分开来。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无疑，但 《魏书》、《水经注》中只有 “武州山石窟寺”、 “灵岩寺”二名，唐初道宣 《续高僧传》始有 “恒安石窟通乐寺”之称。北魏的灵岩寺、唐代的通乐寺，与 《金碑》所载二寺是否完全相同，实难定论。北魏武州山石窟，后来被分割建寺的事实清楚，但其过程缺少史料依据。即便是 《金碑》的作者曹衍，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讲： “明元始兴通乐，文成继起灵岩，护国、天宫则创自孝文，崇福则成于钳耳，其余诸寺次第可知。”实际上，指的是开窟时间，而不一定是单独形成寺院的时间。况且，除护国、崇福二寺有碑为证外，其它各窟由哪些皇帝开凿，恐怕也属曹衍的主观臆测。所以，在无法确认十寺分立时间的情况下，姑且一律视作辽代寺院，比较稳妥。 从历史角度看，契丹佞佛，特别是辽兴宗、道宗朝，五京塔寺相望，佛事炽盛，修旧建新，棋布星罗，可谓空前绝后。从大同现存的北魏寺院遗址看，无不透漏出辽代重修的信息。因此，宿白先生推测 “十名之说，约自辽代开始。”是有见地的。 第三，关于护国寺的问题。辽代十寺，与云冈现有编号洞窟相对应，可以确定其位置的，只有两所：一是灵岩，二是护国。《金碑》载 “重修灵岩大阁九楹”，今第3窟外的台岩上，南北各有十个柱穴遗迹，已被20世纪末进行的窟前考古发掘证实。灵岩大阁，北魏时不知作何名称，但今石壁上十二个梁柱大孔宛然，应是十一开间，更加宏大。辽代的形制，同于北魏，抑或金代，则有待研究。护国寺，目前学术界认定为第7、8双窟，但其中雕刻风格古异，与孝文帝时代开凿的其它洞窟有着显着的差别，也无法解释 《金碑》所引僧法轸 《寺记》：“护国东壁，有拓国王骑从。”这里，我们按照 《金碑》： “护国二龛不加力而自开，以至扣地则神钟发响，闻者摄心；琢石则醴泉流出，饮之愈疾。”很清楚，指的是明清以来云冈东部的 “石鼓洞”和 “寒泉洞”，也就是今天的第1、2双窟。这两个洞窟，至今扣地咚咚，流水潺潺。所以谓 “不加力而自开”，可能与二窟的片状砂岩结构有关。 在第1窟东壁的下层北侧，残存着睒子本生故事雕刻图二幅，一为迦夷国王乘马与随从出城狩猎，二为国王等三骑发现鹿群，张弓误射河边汲水的睒子。这样的画面，不知是否就是法轸所谓 “拓国王骑从”？再有，碑云： “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 “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住持。师既驻锡……以灵岩古刹既为灰烬，护国大碑又复摧毁，胜概不传，居常叹息。”护国大碑，据曹衍“孝文为建寺之主者，盖指护国而言也”来看，乃北魏遗刻。按道宣 《大唐内典录》卷4《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载： “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余十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龛。故其规度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所谓“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的石窟范围，正是今天东起云冈、西至焦山的距离，其间现存云冈、鲁班窑、吴官屯、焦山等四处北魏石窟。 “谷东石碑”，应当就是曹衍所见 “大而不全”、惠公和尚悲叹“胜概不传”的护国大碑。 云冈第1、2窟，均为中心塔柱式洞窟。这样的北魏塔窟，从佛教意义上，历来被认作是 《金光明经》教义的体现。 《金光明经》的最早翻译者，为北凉的昙无谶，也正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等凉州僧众早年尊奉的大师。 《金光明经·序品》云： “是金光明，诸经之王，若有闻者，则能思惟，无上微妙，甚深之义。如是经典，常为四方，四佛世尊，之所护持，东方阿閦，南方宝相，西无量寿，北微妙声。”第1窟是双层方塔，2窟是三层方塔，塔的四面雕龛造佛；东、西壁中层，均为四龛坐佛，龛间刻塔；双窟外部两侧，各有一级浮图，三面开龛，因北连山体，竟在外侧补开一龛。其整体形制上，表现出的 “四方四佛”之意，十分鲜明。此外，在窟门外左右，各立护法天王二尊 （大部分已坍塌、风化），表现的是 《金光明经·四天王品》的内容： “世尊，是故我等名护世王，若此国土有诸衰耗、怨贼、侵境、饥馑、疾疫种种艰难，若有比丘受持是经，我等四王当共劝请，令是比丘以我力故，疾往彼所国邑郡县，广宣流布是金光明微妙经典，令如是等种种百千衰耗之事悉皆灭尽。世尊，如诸国王所有土境，是持经者若至其国，是王应当往是人所，听受如是微妙经典，闻已欢喜，复当护念恭敬是人。世尊，我等四王复当勤心拥护是王及国人民，为除衰患，令得安隐。世尊，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受持是经，若诸人王有能供给，施其所安，我等四王亦当令是王及国人民一切安隐，具足无患。”文中，四天王的护世、护国思想，表达的十分明确。云冈石窟共有塔窟七所，分别为第1、2、4、6、11、39窟和龙王沟上一窟。其中，第4窟窄小，且未完工；第6窟与第5窟“大佛洞”，规建为双窟；第11窟与第12、13窟，合作一组建筑；第39窟与龙王沟塔窟，形制单小。因而，堪称“护国寺”者，以第1、2双窟最为合适。 如果以上推论无误，那么护国大碑就应是北魏武州山石窟寺的皇家工程竣工的纪念碑，第1、2窟就该是云冈诸大窟中最晚完成的洞窟。（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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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41022；本文作者：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 张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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