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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衣博带”与云冈石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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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考古学界，对云冈石窟中出现的宽大、飘逸的新款佛装，往往用“褒衣博带”一词形容，断定其为北魏太和十年（486）后孝文帝服制改革的反映。同时认为，太和服式效法于南朝盛行的褒衣博带。进而，将褒衣博带式佛装，视为特定的阶段性标志，用作佛教考古分期的一把尺度。对于上述问题，我想从历史角度，谈几点不同看法。 一、北魏服制改革的核心，是恢复汉魏中原旧制 中国的礼仪制度，形成于周朝，完备于汉代，魏晋因仍。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西、北的少数民族移民浪潮，不仅颠覆了西晋王朝，而且猛烈冲击、破坏、摧残了汉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当野蛮部族胜利的大旗在文明的废墟上空飘扬时，萦绕在统治者脑海里的，却是对那种失却了的文明秩序的追忆。汉化，随之而行。 北魏拓跋鲜卑，兴起于塞北。其服制改革，见于 《魏书》卷108《礼志四》和 《隋书》卷11《礼仪志六》。前者云： “太祖天兴元年冬，诏仪曹郎董谧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六年，又 （昭） [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后者曰： “自晋左迁，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对比两书记载，虽然语言有所差异，但内容实质相同。一是改革的时间清晰：首先是道武帝拓跋珪，其次是孝文帝元宏，最后是孝明帝元诩，经由三代君主的努力方告完成。二是改革的方向明确：道武帝试图引用中原古礼、旧制，孝文帝极力奉行旧典、故实，至孝明帝基本恢复了汉家故事。 上述三期改革，一脉相承，追求、效仿的都是中原汉族原有的衣冠礼仪。道武帝改制，杂糅胡汉，行之未久，人亡政息；孝文帝改制，考稽旧典，分步实施，遂成形势；孝明帝最后定制的北魏服式，对后世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周书》卷7《宣帝纪》：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大象元年，即公元579年，逾北魏丧乱半个世纪之久；通天冠，秦制，东汉定为皇帝朝服，魏明帝曹叡配以绛纱袍，北魏太和十五年 （491） “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 （《魏书》卷108《礼志一》）；北周群臣所穿的“汉魏衣冠”，显然也是北魏定制。对于周宣帝宇文赟导演的这场复古闹剧，《隋书》卷12《礼仪志七》录有裴政的一段评语： “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衣冠礼器，尚且兼行。”对北周全盘采用北魏舆服制度的做法，尽管裴氏以汉儒的眼光，批评其不伦不类，甚多迂怪，却不能不承认隋朝依然受此影响的事实。 北魏的服制改革，以孝文帝时代最为关键。其制，酝酿于太和五年（481）。 《魏书》卷91《蒋少游传》记： “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太和十年，皇帝始着衮冕法服，朝臣颁给五等公服。十五年，颁赐刺史已下衣冠。十八年 （494），革衣服之制。历时十四年，基本完成。现代学者，因太和改制有刘昶等个别南方人参与，遂强调为模仿南朝，恐失客观。 《魏书》卷59《刘昶传》云：“入国历纪，犹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文中介绍，刘昶北上平城 （今山西大同）十多年，仍然习惯穿南朝的白衣黑帽，正与北方的丧服相同；他条列上奏的“旧式”，指的应是南方服饰中遗存的汉晋之制。 二、南朝盛行的“褒衣博带”系受北魏晚期官服的影响 北齐颜之推 （531～590年后）在《颜氏家训》卷4《涉务》中说：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按：颜氏，东晋以来世宦江南，家传儒业；之推，早年曾任梁元帝萧绎的散骑侍郎，熟悉典故。他讲南方士庶喜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特指定为 “梁世”。显然表明，此前江左不尽如此。关于褒衣博带盛行江南的起因，见东魏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所载： 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 （寺） [市]，北有车骑将军张景仁宅。景仁，会稽山阴人也。 （正光） [景明]年初，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眴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 “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 “江左假息，僻居一隅。……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梁。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庆之等见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发，杜口流汗，合声不言。于后数日，庆之遇病，心上急痛，访人解治。元慎自云 “能解”。庆之遂凭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噀庆之，曰：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急急速去，还尔丹阳……”庆之伏枕曰： “杨君见辱深矣。”自此后，吴儿更不敢解语。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 [而]问之，曰：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 （始） [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 北海，即北海王元颢，北魏永安元年 （528） “河阴之变”后，投奔梁朝，梁武帝萧衍命陈庆之率兵护送北还。明年，梁军一路克捷，元颢称帝；五月，遂入洛阳。两个月后，尔朱荣挥师南下，庆之兵败，元颢被杀。上文所述，张景仁宴请庆之，以及杨元慎为庆之解梦驱邪的故事，就发生在梁军入洛期间。 建康，是南朝首都，与秣陵、丹阳二县，同属扬州丹阳郡，三者实际指的都是梁朝都城，即今江苏南京。元慎所谓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虽系侮辱性咒语，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南人的衣装特征。正与刘昶 “布衣皂冠”穿着，相仿佛。后来，庆之回到建康，一时成为吴中英雄，受到梁武帝的褒奖。中大通二年 （530），任司州刺史，成为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由于他钦重北人，仪仗、服式效仿北魏洛阳朝臣，于是江左官绅争相模仿，褒衣博带，风行江南。 三、褒衣博带式佛装，是袈裟披法的中国化，出现时间早于太和改制 褒衣博带，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盛装的形容语，起源可能很早。 《淮南子》卷11《齐俗训》： “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寥寥数言，楚王弘雅、从容，气宇轩昂之态，宛若眼前。《汉书》卷71《隽不疑传》曰： “隽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 《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至勃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容貌尊严，衣冠甚伟。”唐颜师古注： “褒，大裾也。言着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勃海郡，在今河北沧州一带。 《后汉书》卷68《郭太传》云：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上述记载显示，这种衣下宽、衣袖阔、衣带广的袍装，自汉代以来就已成为中原儒士喜尚的服装。十六国南北朝时，中原士大夫竟因此而号称 “衣冠华族”。 中国僧人的服装有两类：常服 （俗服）与法服 （袈裟）。法服又称僧衣，来源于佛装，是僧尼行法之服；袈裟，梵语，意译 “坏色”、 “不正色”。按照佛教规定，袈裟由若干碎布补缀成条，并列缝制为衣。共有三衣：僧伽梨 （大衣），用布9～25条；郁多罗僧 （上衣、七条衣），7条；安陀会 （内衣、五条衣），5条。故而又称百衲衣、田相衣。袈裟的形状为长方形，①早期制作简陋，后世渐趋奢华。②袈裟的披着，大致有“披袒”两式：披谓披于双肩；袒谓只披左肩，偏袒右肩。 云冈石窟的佛像装束，以条纹法服居多，属于三衣袈裟的艺术化表现。然以披法不同，佛像样式遂有差异，基本分为三类：一是袒右肩式斜披，二是通肩式裹披；三是褒衣博带式正披。前两款披式，比较原始，是古印度、中亚地区的遗风；后一款披式，日本学者称为冕服式，实际上是双肩披法的略微变更，属于一种宽松的披着方法。大约这是像教东传，在汉地形成的符合中国人审美标准的新方法。僧伽梨大衣，采用这种披法，与内衣束带相配，近似于中国的褒衣博带儒装。 云冈的褒衣博带式佛像，主要集中在第5、6双窟，第11、13窟的七佛也采用了相同装束，这无疑是太和服制改革的反映。但是，此款佛像的出现，在孝文改制之前。一是四川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二石像，时值北魏太和七年（483）。二是云冈第16窟立式大佛与第19窟西胁洞倚坐佛，俱属 “昙曜五窟”，系云冈早期之作。关于云冈的这两尊佛像，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者颇多推测，往往就造型角度，认为是孝文帝太和前期或后期的重雕或补刻。但是，从历史角度看，虽然昙曜五窟内的壁面雕刻多为后来补造，而大像的开凿，魏收 《释老志》有明确记载，当不晚于文成帝和平年间 （460～465）。特别是第16窟大像，是佛，同时又是一位先皇的形象。从昙曜开窟到太和改制，中隔近三十年，难以想象孝文帝能够或者敢于再次臆造一位皇祖。 事实上，开窟造像必有粉本，而粉本的创作基础，则是业已存在的类似造型。例如，我们看到了河北蔚县保存的太平真君五年 （444）朱业微造砂岩佛像，便可以理解云冈第20窟大佛的雕造，并非无源。相同道理，即便是云冈石窟最早的褒衣博带式佛像，我们也不能说现实中没有其原型。每一种艺术流派及其造型，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突然盛行。因此，褒衣博带式佛像的诞生，很有可能比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时间还要早。至于这种佛像是北方学南方，抑或南方学北方的问题，恐怕更加复杂，不好遽下结论。 注释： ①宋法云 《翻译名义集》曰：“袈裟…… 《十诵》以为敷具，谓同毡席之形； 《四分》以为卧具，谓同衾被之类。” ② 《法苑珠林》卷35《法服篇》： “释迦佛初成道时乃至涅槃，唯服粗布僧伽梨及白氎三衣，未曾着蚕衣缯帛。 《广弘明集》卷28录梁简文 《谢敕赉袈裟启》： “郁泥真纳九条袈裟一缘，精同织缕，巧均结毳。”（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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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40820；本文作者：张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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