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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价值取向的当代意义

本文作者:降大任

 

 

 

 

 

   傅山(1607——1684)先生是被同时代人毕振姬评为“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的布衣奇士,被其故乡人尊为神仙,倍爱钦仰,其最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他的博学多才,而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傅山的高风亮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一生的价值取向,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仁、智、勇”三达德的丰富内涵,见之于日常履践,十分难能可贵。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傅山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于当今的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教化作用。

    这里仅就傅山的价值取向与当今的道德建设关系作简要论列,以就教于方家。考察傅山传奇性的一生行履,傅山的价值取向,其亮点至少有这样四个方面:

    一、反抗民族压迫、专制暴政的大无畏精神。

    傅山前半生38岁前后,生活在天崩地裂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明清之际。这时清廷铁骑灭亡了明王朝,南下横扫大半个中国。清军实施残暴的民族屠杀和镇压政策,战事不休,山河流血,民众陷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这激起了汉族及各族人民的奋起反抗。傅山自幼就养成了豪迈不羁、刚直不阿的性格,自然不能屈从清廷的血腥暴政,所以毅然投身激烈的抗清斗争。傅山从小就十分鄙视权门的横暴,富有平民阶层的侠义精神和正义感。他的曾祖傅朝宣在明正德年间就被强迫入赘晋藩王府,受尽了权贵之门的屈辱。傅朝宣临终留下遗嘱:“子孙再敢与王府结亲者,以不孝论,族人鸣鼓攻之。”这句遗嘱,傅山说“凛凛在子孙耳目间也”。这种鄙视权贵的家教,深深刻印在少年傅山的心中,养成了他刚直不屈的棱棱风骨。所以,在三立书院任祭酒时,激发他挺身而出反抗阉党贪暴恶行,并相约同窗好友薛宗周、曹良植徒步千里,赴京为被诬陷的恩师袁继咸(东林党人)平反冤狱,傅山由此“直声闻天下”。清廷的暴政尤甚于明末的阉党,何况又是边族入主中原的血腥屠杀。面对他视为异族的清兵暴行,满腔忠义的傅山毅然奋起反抗。为了抵制清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薙发令”,傅山束发入山,在寿阳拜还阳真人郭静中为师加入道教,自称“朱衣道人”。而后奔走于大河南北,从事秘密反清活动,他有诗表白:“贫道初方外,兴亡着意拚”“留侯自黄老,终始未忘韩”。起初傅山对反明的农民军抱有反感,但得知农民军开展反清斗争后,随即改变了态度,以“好男儿”“英雄”赞誉义军,并设法与交山农民军联络。他的好友薛宗周、王如金参加义军在晋城抗清作战牺牲,傅山怀着满腔悲愤,撰写《汾二子传》,控诉清军的罪行,极赞好友的为国献身精神。交山军斗争失败后,傅山继承烈士遗志,坚持反清。在受到宋谦密谋反清而牵连的“朱衣道人”案中,傅山被捕下狱,仍然抗词不屈,坚不吐实,“绝粒九日几死”。在友人救助下,傅山出狱认为未能殉国而抱憾,有诗明志:“三十八年尽可死,棲棲不死复何年!”之后,他南下江汉,探听反清动向,以期共举大业,因未得有力回应,又只身归晋。北返后,傅山联络同道,潜心于学术研究。由于清廷接纳汉族士人,改变了单纯暴力政策,讲求文治,社会大体安定,反清的武装斗争不再可能。但傅山仍对清廷抱不合作态度,便与顾炎武等志士并肩抵制清廷的“博学鸿词科”,投入反对皇权专制的思想斗争,宣扬“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真理,成为一名勇猛的思想斗士,直到晚年。

    傅山早期中期有报效明廷的忠君意识,这是不必讳言的。但他的抗暴精神内核,始终贯彻平民启蒙、要求人权平等的闪光思想。无论明廷的贪腐乱政,还是清廷的暴政和极权专制,他都坚决抗拒,不失为坚贞不屈的启蒙思想家,而且只要有可能,便付诸于实际行动。从武或从文,无非是因时制宜的不同策略手段而已。这种追求人权平等的大无畏精神,在当今构建法治社会过程中仍有借鉴意义。如今在国际上我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西方霸权主义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必须坚决斗争,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国内,我国正大力建设法治社会,但仍有不少作科犯法的现象,对这类负面现象,固然不须采取以暴易暴手段以应对,却应依靠合法途经加以抵制和揭露,以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制的威权。这当是正确继承傅山价值取向和精神,开创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二、关注民生,体恤弱势的人道主义情怀。反抗暴政和关注民生,体恤弱势群体是傅山倡导人权平等意识的一体两面。傅山赞扬大诗人李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的风范,他反抗权贵,胸怀天下为的是维护普通民众的权益。他认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这在皇权专制的明清时代是石破天惊之语。傅山在他生活的时代是大有名望之人,但一生以平头百姓自居。清廷为笼络他,曾封他以“中书舍人”之官职,但他却拒不接受;县令赠他以“凤阁蒲轮”之匾,他坚决不要,掉头而去,只自称是“还山老逸民”。同时,对下层民众,他却充满爱心,以自己的医术极力救助穷民的病苦,而对富人权贵却绝不逢迎。他深知民生疾苦,认为对王侯“不事乃为高尚,其余所谓王侯者非王侯,而不事之,正平等耳,何高尚之有?”他自己“生平不入官人之堂”,晚年虽与清廷高官有交往,也只是以朋友相待,可谓合则留,不合则去。他所谓对前明忠君,是“臣亦择其君,原不仅区区福禄之计”。如“大人”不为民而自为,那就是孟子所斥的“寇仇”。傅山继承墨子的“兼爱”说,提出“爱众”的观点,他说:“我之于人,无彼此,皆爱。”“使尽爱天下之义,苟可以利天下,断腕可也,死可也!”他这种爱不是空谈,而是见诸行动。他晚年为穷民施医施药,“以医术活人”,“贵贱一视之”,正是他以“兴利之事,须实有功”理念的实践。

    傅山真挚地同情穷苦百姓,体会到民间存在淳朴诚实,患难相扶的良风美俗,因此尊重民众的感情,特别对底层“穷板子秀才”予以深切关爱。他充分肯定百姓对物质生活的正当诉求,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人伦物理矣。”这就是肯定物质生活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对妇女问题和人们的爱情生活,傅山表现了对君权、男权大胆的叛逆精神,坚决反对理学家残害妇女的“贞节观”。他称赞西汉时卓文君追求婚姻自主的行为:“归凤求凰,安可诬也。”对妓女雪梅的殉情,他评价甚高:“视古名媛烈女奚异?”对贫女方心的纯洁爱情,他有诗称赞:“黄家有酒妾当垆,还待郎来作相如,妾得自由好奔汝!”为之抱不平:“郎担名,妾饮恨:一恨爷娘拗,不许女随情!”对冲破礼教束缚、私相结合的石生和犁娃以及为爱情受压迫的岫云、翠元、弱娟等女性,傅山说:“吾实怜之,每欲取常所亲见,略为风尘异人杂记”,要为她们作传表彰,扬名后世。傅山引用犁娃之例赞其能爱穷秀才石生:“不爱健儿,不爱衙豪,单爱穷板子秀才,奇哉!”并打算为石生书“穷板轩”三字作匾额。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崇高人道关怀,放在今天仍闪耀着平等自由的人性思想光芒。傅山这种来自底层而不忘本的可贵品格,即使今天也是值得敬重的。

    在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提高的新时期,人们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自豪。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身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仍有大片贫困农村和地区需要资助发展。贫富分化之严重,仍是亟待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所以重温傅山这种关注民众的人道主义精神,扶贫济困,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差距仍是当务之急。只有农村彻底摆脱贫困,弱势群体免于匮乏,大力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过上幸福生活,达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化为现实。傅山的人道情怀理当为我们所尊尚学习,这不仅是救急的权宜之计,而是所有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敢于冲决禁区,突破陈规的开拓创新勇气。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除旧布新的创新精神。在大变革的明清之际,傅山继承发扬了这种精神,在多种学术研究领域有所突破,被后人赞为“大河以北第一人”。傅山自幼深谙孔孟儒学,但对南宋以来的新儒学即理学却持批判态度。按说理学产生之初亦颇有生气,硕果累累。理学家最初以构建“道统”来对抗“政统”(皇统),本有进步意义。然而发展到明清,理学却被专制统治者曲解利用来作为控制压迫民众的御用工具,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少所谓理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却行如狗彘,成了追求功名利禄的统治者的鹰犬。傅山针对这种吃人礼教和无耻理学,进行坚决的抨击,他指出:“礼乐何多士,崇高尽独夫”,认为专制等级制度乃“非本初所有”;斥责“理学家法,一味板拗”,是统治者的帮凶;说这帮理学家不是孟子称赞的大丈夫,而是一群奴儒,腐儒,庸儒,庸奴,奴才,奴君子,瞎儒,蠹儒,腐奴,死狗,鏖糟汉,奴人,蠹鱼,矮人和风痹死尸等,态度可谓激烈严正,毫不苟且。这种激进的反理学主张,基于对先秦经典的全面理解和创造性阐释。他指出,理学说教从根本上就讲不通,“理”字最先见于《易》:“君子黄中通理”,即纹理之意,原本就没有理学家宣扬的那一套说教。傅山说“宋儒好缠理字。理字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家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这种反奴性的精神在当时思想界可谓空谷足音,并世少比,傅山称得上是明末启蒙思想家中最勇敢、最具创新思想的一员猛将和杰出代表。

    傅山学识渊博,在多种学术领域均卓有建树。他首次在学术界把诸子经典与儒家五经放在同等地位,留下了多种对诸子书的批注。检读这批遗著,处处可以发现新锐的见解和对成说的大胆质疑。学术界公认傅山是思想史上“诸子学“的开创者,作出了前无古人的成绩。他有一部《性史》专著,后来遗失,但“间有其说存之故纸者,友人家或有一二条,亦一斑也。然皆反常之论。不存此书者,天也”。从现存傅山遗著,可以推知其一以贯之的理念,即应是反对理学说教的创新思想。傅山于经学之外,精通佛学、书画、医学、武术等,在书法理论上,倡导“四宁四毋”,皆为见道之言,启人良多。就是他创制的奉养老母的“八珍汤”,俗称“头脑”,也是在前人“头脑”(见《金瓶梅》)食品的基础上,结合医理,调整药材,精心煲制的保健饮品,至今仍是太原人喜爱的名吃。据说傅山还有武术著作传世。至于傅山在书画艺术方面的卓越贡献,人所共知,均系出于心血灌注,富有创意的精品。

    傅山的创新精神有多方面的体现,值得今人深入挖掘研究,以资借鉴。在当今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尤其需要发扬创新精神。这是中华复兴事业不可或缺的不竭动力,继承傅山的这种精神和勇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四、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宽容气度。学术界有一共识,即学术自由对社会文明进步十分重要,但宽容较之自由更为重要。宽容就是对不同意见要能宽厚容忍,也就是“我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傅山在对陈腐理学的批判上十分尖锐猛烈,但他并不鄙视排斥异见人士。傅山交游的对象有大批同时代的学术名家,如顾炎武、朱彝尊、屈大均、阎若璩、孔奇逢、阎尔梅等,甚至有清廷官员魏象枢等。在交往中他们各抒己见,纵横辩论,相互请教,彼此尊重。傅山说自己“好学无常家”“古学不可废”“异端辞不得”。比如,他身为道士,却有许多僧人朋友。他认为不可因佛学非孔孟之道就可以小视,佛学中也有精深的义理。他多次手抄佛经,下工夫研究,从中得到了丰富的滋养。对道家学说,他从小就喜欢研读,做道士后的傅山对之更为尊重、精研,他说自己奉行“餐采说”,就是博采众家之说精华,熔铸为一家之言。泰山不辞壤土,江河不择细流。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海纳百家的气度和宽容精神,傅山才能成就为博大精深、卓有建树的学者,成为明清之际的文化巨人。

    上述傅山四方面的人生价值取向,作为可贵的精神遗产,对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可贵借鉴、继承的丰富材料。道德建设不能凭空构筑,必得凭借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这对傅山上述精华的研究和吸取尤为重要。关于道德继承的学理探讨,以往议论甚多,其中以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传播最广,几成定论。冯氏认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学说,可以继承其抽象概念,拿来为今所用,如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这些概念诚然还被今人作为道德术语常用,但仔细分析,这些概念虽未改变,而其内涵却随时代进步而有根本性的改换。如“忠”字,在古代用来表述对帝王之忠,即愚忠,孝也有愚孝。今天愚忠愚孝就不能提倡,改换其内涵应是对人民的忠,对长者人格平等、相互关爱的孝了。这就是对传统道德内涵随时代要求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因为,对道德概念虽可在抽象意义的表述上使用,但抽象的东西是无法在实践上普及的。道德从本质上来说是个体的有差别的行为,具有个体的具体性、特殊性,要落实到个体的具体行动上,这种道德才有现实性和实际意义。傅山是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先贤,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傅山在明亡前讲所谓“忠”。就是指忠于明朝君主帝王。现在照搬,就不合当代民主社会倡导的对人民的“忠”。要正确继承傅山的价值取向,就要从当今时代要求出发,对其本质内涵加以辩证的扬弃,也即创造性的转化。所以,我们主张的继承应该是“实践扬弃论”,通过实践的过滤和选择,取其精华,改造内涵,在生活中见之于践行,而不是概念上的抽象继承。关于傅山的文化遗产,需要继承的是多方面的,非这篇拙文能够涵盖,但要真正把傅山的文化精华拿来为今所用,这里不得不加以辨析,这无碍于傅山先生的伟大,更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完)

 

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40414;本文作者:降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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