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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之果——大同窑剔刻工艺及美学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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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塞上明珠，位于内外长城之间，是古代汉民族北出大漠和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交融的接合带。作为北魏帝都、辽金西京、元朝重镇，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为这座文化名城及周边地区留下了丰富的人文遗产和艺术瑰宝。其中，大同地区辽、金、元时期制作的瓷器就极具艺术欣赏和美学研究价值。 冯先铭先生在1977年发表的《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首次披露发现了大同浑源窑，并确认了浑源窑的创烧年代为唐代，同时根据窑址上的标本初步认定黑釉剔花精品为雁北地区烧造。新时期，陶瓷鉴定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在其新修订的《中国陶瓷史》中，再次将大同浑源窑列为唐代名窑，又按纪年和朝代分类，科学地将大同地区的青磁窑和怀仁窑列为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瓷窑。同时，从造型、装饰和烧制工艺上对大同地区各窑进行了分类和初探，并初步提出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瓷器的艺术价值。这样，就从系统上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的瓷器进行了梳理，从而为进一步归类同类型瓷器的烧造窑口和制作年代找到了坐标系。 大同地区瓷器创烧于唐代，辽、金时期，随着大同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制瓷业逐渐进入繁荣期。辽代建国初期，由于其游牧民族习性，财物主要靠掠夺获取，《辽史·肖阿古只传》载，“天赞初年（922年），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其中磁窑镇即为今大同浑源县青磁镇。攻取青磁镇，一为掠夺财物，二为带走能工巧匠。公元927年，具有远大抱负的耶律德光继位，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开明政策。这一时期，契丹人进入大同后结束了“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猎生活，改为定居生活，据《辽史·仪卫志》载，“辽国自太宗入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而同时，由于中原战火连天，大批汉人工匠为逃避战乱进入辽国境内，因此辽代早期就应该有从大同地区进入辽境内的工匠开始尝试利用当地条件生产瓷器。938年，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大同划为辽地，契丹人从占领变为正式统治。之后，北宋建立，大同也成为战争前沿，由此导致制瓷业转入凋敝期。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结束了长期的战争挞伐，大同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期。1044年，大同升为西京，1062年又建祖庙，大同成为“非亲王不得入主”的陪都。原本契丹人就对积淀深厚的唐文化极其崇拜，唐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从衣、食、住、行以及文学艺术、手工艺品等诸多方面都渗透到契丹人的生活中，大同地区从契丹贵族的迅速汉化进入到民族相融阶段。从辽地回归到大同的工匠子孙开始重操旧业，发扬光大了被战争摧毁的制瓷业。 影响是相互的，契丹人被汉人影响的同时，汉人也被契丹人所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融合。这时期，大同窑瓷器上出现了契丹人喜欢的纹饰和题材，而同时又保留了汉人的工艺和造型。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同地区瓷窑进行了革命性创新，创烧了仿金银器錾刻的黑、白釉瓷器剔刻这一极具民族融合特征的伟大工艺。 瓷器剔刻工艺起源有许多种说法，而我倾向于仿金银器錾刻，而剔刻瓷器是金银器的替代品。契丹人属于马背民族，辽代早期，出于携带方便和羡慕唐代生活方式大量使用金银器，而金银器的器形、纹饰和制作工艺均是仿唐的工艺风格和艺术特征，不排除有使用传世的唐代器物。进入辽代中期（992年－1044年），圣宗、光宗先后都下达过禁止金银器入殓随葬的政令，由于限制使用金银器，契丹人适应了汉人的生活方式，瓷器的使用和制作得以普及，仿金银器纹饰和工艺也就在这一时期出现。 从辽宁法叶库茂台七号墓出土的剔刻牡丹花长颈瓶（同时也出土了一些金银器，证实为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的器物）可以看出，其应为大同地区浑源窑工匠制造的剔刻工艺器物，它与在大同浑源窑窑址上所发现瓷器标本的剔刻纹饰非常一致。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大同浑源窑及怀仁窑（窑址也有剔刻遗存物）是瓷器剔刻工艺的发源地（这一点还有大量的论据）。大同地区创烧的剔刻工艺主要有：1.白釉地剔刻装饰工艺。2.黑釉地剔刻装饰工艺。3.黑地白剔刻装饰工艺。 大同地区瓷器的剔刻工艺，深深地烙着唐文化印记，它是石雕、金银器錾刻和锤碟艺术的演进，是北魏与盛唐雕刻艺术在瓷器上的运用，是赋予了传统雕刻艺术后继生命力的新载体。 辽代的剔刻工艺古拙而流畅，粗犷而肯定，简洁的手法，显现出刻工的老到，同时又透露着初创时代的青涩，这正是艺术创新的特征。它以刀作笔，在立体的瓷面上挥运，刻刀起舞，心到意到，意到刀到，一气呵成，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韵律感；其纹饰看似草率，实则率真流畅，近看，是线条，是枝叶，远观，却是流动的草原与飞花，既写实又抽象；它的工艺不造作，不追求纹饰标准与大小一致，自然天成，不仅充盈着崇尚自然的古远哲学精神，也体现出草原民族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豪迈。 进入金、元时期，北方稳定统一，晋、冀、豫、鲁连为一体，剔刻工艺开始进入成熟期。此时，大同地区的汉族文人不愿入仕，为求生存便加入到制瓷工匠的队伍当中。这可以从当时瓷器上留下的诗文得到验证。因此，金、元的剔刻风格不仅继承了辽的自然与率性，技艺也更加精进，剔刀游刃有余，剔刻更加自然，线条更加优美，韵律感也更强，剔过的地方不留斧痕，工艺难度极大。同时，将书画技艺运用到瓷器上，加入了文人色彩：一段文字，间架结构完整、刀笔凌厉，刻过的线条犹如留下的文字，仿佛魏碑重现；一个动物，采用大写意，刀为笔，笔为刀，一笔完成，体现了工匠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和精湛的剔刻技艺手法。剔刻工艺在观赏器物上的运用，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完美结合，它将千年前的书法留在了瓷器上，给了我们无尽的艺术享受。业内有朋友就讲，这要比纸上的书法更弥足珍贵。 辽、金、元时期的大同是一个多民族聚集、交融的地区，这里的文化和艺术也必然有着多民族融合的特征，而这样的特征就增加了它所创造出的艺术品的历史高度，比如云冈石窟、辽代彩塑，以及瓷器剔刻工艺，特别是瓷器上的剔刻艺术，还未被世人所熟悉。 但这一具有北魏遗风、盛唐挽歌的艺术品终将会被人们认知，而且应当成为大同地区高古艺术的终结。 我们有理由赋予大同诸窑口一个正式的名称——大同窑。 大同窑的典型器物黑釉剔花，黑釉如漆、如墨玉，胎为白，黑白对比而不对立，犹如阴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依托、相互转化，合而为道，过犹不及。这正是对千万年来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达，反映古人天人合一、天地轮回、周而复始的哲学精神思想。而作为收藏者，就要善待这千年遗存，继承祖先的文化并发扬光大，让这散发着人性自由的光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怀抱。（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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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三晋都市报20140925；本文作者：高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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