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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遗山的历史文化贡献

 

 

 

 

 

  半个世纪以来,研究评价元遗山有一大偏向,就是着重其诗词创作成就,连带论及其史学贡献,对其多方面的文化活动不甚措意。实质上,元遗山在金元之际并不只是文史大家,而是一代全方位的文化宗师。元遗山固然一生以诗词为“专门之学”,修史亦为其晚年生命之担当,但处在风云突变、山川流血、政权更迭的大战乱时代,最当紧的是维护和挽救将要沉沦的中原先进文化,救民于水火而安天下。以天下斯文为己任的遗山清醒地明辨亡国与亡天下的分际,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为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生命的代价,大力维护、传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的先进文化,促进蒙古国上层建筑改变野蛮的民族压迫与屠杀政策,向适应中原农业文明的方向转化,推动中华文明衰而复振,持续发展。文史撰述只是遗山从事的这一伟大文化工程的重要部分而已。所以,遗山不仅是金元之际的文坛盟主、一代文宗,而且是其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传播者和杰出代表。遗山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有着承先启后的历史性贡献。

    对遗山的文史撰述成果及可贵价值,学界已有过多评价和论述,本文拟就其学者较少涉及的其他方面略作补充,以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金亡后的广泛交游,联络同道,卓有成效地抢救、保存和传播进步的中原文化

    儒家文化的修齐治平以身体力行为旨归,不徒见诸空言。元遗山继此传统,尤重力行。从事文化活动是其一生、尤其是金亡之后艰难生涯的主要行迹。在1233年围城时期,意识到金朝将亡,政权必易手,遗山先是毅然上言金廷打算以身殉国的守汴二相:“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表明了以“安社稷、救生灵”为第一要务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崇高社会责任感。由于二相未能有所作为,遗山意识到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金朝必亡,百姓必将遭受屠戮,金元一代文化将遭受浩劫,他为之忧心如焚。于是,在汴京城破后二日,他毅然上书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才,要求保全54位金廷才士,以备擢用。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此事“系天下斯文甚重”“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可助楚才实现“致太平之功”。而耶律楚才正是一位在蒙古国上层反对屠城、倡导仁政的权要人物,与遗山是同道之人。后来事实证明,耶律楚才亦十分重视遗山的建议。上书所荐54位才俊基本上受到他的保护任用而免于奴役或屠戮。遗山这次上书之举是冒着“境外之交”的通敌嫌疑而为的,但国亡文化不可亡这一信念,使他敢于不避失节于亡金之骂名,做出了历代奴儒不敢做的勇敢选择。所谓君子从道不从君,遗山于此表现了一位进步文化捍卫者的过人胆识和高尚风范。

    保存文化重于政治更迭,文化不亡,金廷虽亡而天下则不亡。遗山上书耶律楚才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而是他对一生秉持的仁政理念的践行。他自言:“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从仕十年,出死以为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这种气节观以天下生民为本位,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伟大的精神,是拘泥于效死于家天下的皇权奴儒不可同日而语的。

    易代之际,要保存文化,首要的是保存文化人,因为文化人是文化的承载者。文化之传承非一人可承担,非得有大批文化人士来共同努力。元遗山在金亡后以他文坛盟主的声望,自觉肩负起动员、联络、团结一代文化群体的时代使命,周流于齐鲁燕赵,汲汲奔走,开展了终其一生的频繁社会交游。这项活动的重大意义就是联络同道,以夏变夷,竭力改变蒙古国野蛮的民族压迫和屠戮政策,使之向适应中原农业文明的方向转化,以利社会安定,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施惠于民生。历史证明,遗山金亡后的文化社交是卓有成效的。从耶律楚才制止屠城至忽必烈实施以汉法治汉地政策,巩固了元初政权可以证明。特别是1252年,遗山与张德辉北上桓州,觐见忽必烈于藩府,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并免除儒户兵赋,获得准允。这为挽救天下儒生于危难、复兴仁政创造了基本条件和关键性契机,使中华文化不至亡于战祸,功莫大焉。鲁迅出于批孔需要,指责遗山此举是尊崇蒙古贵族,甘为奴臣,是脱离历史条件的苛求之论,不足为训。他完全没有考虑挽救文化乃是维护民族生命的长远利益,根本无视遗山处于一介布衣之弱势地位的无奈和当时民众求生存、盼安居的共同要求。试问,舍此之外,遗山凭一在野书生之力面对血腥暴政难道能有更好的选择么?

    金亡后,遗山被羁管于聊城,一年后获释,开始从事金史撰述的准备,并不断四方奔走搜集史料,同时开始了广泛社交。据笔者统计,从金亡至他去世,遗山后半生交往者多达252人,这些人物上至忽必烈、汉人世侯,下至金廷遗臣、在野贤达、文化才俊、三教九流,遗山之往还,除维持生计外,皆围绕一个中心,即抢救、保存和弘扬中原文化。其中人物大体可以分七类;一是忽必烈及金亡后仍在的旧交与出仕蒙古者84人,二是中原地方将帅、汉人世侯及部属38人,三是金元之际进士10人,四是亡金遗臣文士34人,五是诗文家、才女未涉政事者6人,六是未详仕履的名流81人,七是艺术家及有不同才艺者9人。其中遗山上书耶律楚才推荐的54人中至少有25人为蒙古国任用,遗山视为师长者有10人。这批人物在金元之际均颇有作为,见于两《元史》纪传者49人,其中重要人物建树突出者有张德辉、高鸣、商挺、郭守敬、王鹗、王思廉、王恽、张澄、耶律楚才、耶律铸、信亨祚、王玉汝、魏璠、魏初、徐世隆、宋子贞、李治、姚枢、杨果、郝继先、郝经、敬铉、赵复、赵著、刘秉忠、刘肃、阎复、严实、严忠嗣、张孔孙、张晋亨、阎珍、张特立、张德谦、赵天锡、张柔、张宏略、乔惟忠、贾辅、史天泽、聂珪、郝和尚拔都、毕淑贤等,他们或为元朝开国名臣,或为一方政要将领,或为一代文彦名士,均系元初开国前后左右军政大局的中坚人物,是忽必烈建元时夺取帝位、实行附会汉法、迅速安定天下的策划者和推动者,为元朝统一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流芳青史。据粗略统计,遗山金亡归乡后经太原外出交游往来多达27次,风尘仆仆,冒寒暑,踏霜雪,间关道路,直至68岁逝世于获鹿。其长期奔走不息,所为何来?一言以蔽之,是为保存文化不懈奋争。金亡时,遗山即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但没有来得及实行。这成为他一大遗憾,故金亡后他打算赴满城帅张柔处去寻看历朝实录,在得了足病之后,他仍念念不忘:“惟有《实录》一件,只消亲去顺天府一遭,破三数月功,披节每朝终始及大政事、大善恶,京废兴存亡者为一书……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与枢判白兄书》)但此事又不果。为了撰史只好亲自奔走,四处访求文献。其间他多次应友人之请为其时有社会影响的先贤、名人作碑铭文字,其实就是为后人留下了一批金元人物的传记素材。

 

文来源:;本文作者:降大任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5-0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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