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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溪”公共园林审美思想探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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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以现代化的速度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自己的外部形态的时候，其文化内涵却因来不及沉淀而变得仓促而飘忽，然而凝结在城市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却成为城市坚定的内核历久弥新。太原市“柳溪街”所承载的文化审美内涵，时至今日仍值得去挖掘、探索。 “柳溪”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据地方史书记载，宋初，柳溪街这一地带是太原城外西北隅的汾河荒滩。汾河常在这里决口，危害城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宋天圣三年（1025），并州知州陈尧佐为治理汾河水患，在汾河大坝之东，套建环坝新堤五里，引汾水贯注其中，把它作为汾河洪汛期间的分洪缓冲地带。为了加固这段新堤，陈氏亲率城民植柳树万株于堤坝之上，又在围堤之上、垂柳丛中,建造“彤霞阁”“四照亭”，在湖泊之中，建造“木大华堂”“水心亭”，在堤内汾河淤积的沙滩之上种荷植藕，取名“芙蓉洲”，使一个偏僻荒凉、人迹罕至、水患不息的荒滩，变为绿柳婀娜、游人穿梭、亭阁相映的公共园林，而获“柳溪”之美称。 当宋初的晋阳城（982年筹建）由曾经的辉煌壮丽而在火烧水淹的历史伤痛中重新起步时，它以最原始朴素的土城面世，当时，城池周长仅有5.28公里。几十年后，天圣元年(1023)，北宋太原新城之外，恢弘壮丽的晋祠圣母殿建成，晋祠的规模比前代大为扩展。几乎是在同期，天圣三年(1025)，陈尧佐任并州知州，建成“柳溪”。在一座蕴含着惨痛记忆的城楼外围，两座园林巍然屹立，足以鼓舞这座城池前行的勇气，而“柳溪”所具有的开放性的公共园林特征，足以光耀这座城池的历史。如果说作为“知河南府，徙并州”的并州知州陈尧佐，治理水患是其职责所在，但于在任较短的时期内，能够有如此长远与诗意的创设，绝非是历史的偶然与为官的心血来潮，一切行为都与必然相关，这座“公共园林”必然地与陈尧佐其人、其时、其地构成不可分割的联系。 创设诗意，需要超越历史的审美胸襟。公共园林广义上指在城市或城市近郊、村落,经过园林化处理形成的能为居民提供公共交往、游憩的场所。公共性游览地的发展在我国源远流长，并一直伴随着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始终。两千多年前，孔子审定的《诗经》里，就有《郑风》《秦风》《周南》等多篇涉及公共游览主题的文章。对于古代中国帝王而言，制礼作乐、教化万民最直接有效的形式之一，便是兴建园林并“与民同之”,因此中国皇家园林在其萌芽阶段，就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明确的公共性、开放性特征，并且中国私家园林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之相似的价值取向和公共性特征：私家园林的春赏开园在江南吴郡、长安、洛阳等城市园林中几成惯例，确切文献记载，从东晋王子敬游吴郡顾辟疆园，到司马光的独乐园，从文人相互品评到百姓春日赏花，大多数园林都有定期对外开放的习俗。唐代是中国公共园林的第一个高峰。长安城的公共春游、禊赏活动大多发生在城南曲江一带的芙蓉园、杏园、曲江池以及乐游原等景区。唐代寺观园林的公共化程度更高。长安的许多寺观园林不仅是宗教活动中心，更是市民交游的中心。宋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成熟期，也是公共园林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寺观、郡圃等公共园林所具有的公共性与开放性特征，而且开放官署园林，开创性地将汴京御苑金明池、琼林苑等皇家园林对市民开放，并以律令的形式将一年一度的御苑开园确立下来，使之成为汴京市民共同的节日和古代中国城市文化史上非常值得自豪的记忆。那么，进士及第、历任开封府推官、淮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的陈尧佐无疑接受了古典园林公共性思想的影响与启发，但是很显然，“柳溪”就其归属而言，既不属皇家园林也不是私家园林，其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陈尧佐不仅具有为民解忧的治世情怀，而且具有把山水的治理建设和与民同乐的公共性思想相互融合的超越历史的审美胸襟，使其在对柳溪的规划布局上超越了古典园林私家性的传统，而具有现代公园的特征。 创设诗意，需要审美的人文情怀与行为的审美自觉。陈尧佐能够建成“柳溪”优美的公共园林与其文化个性的养成不可分离。陈尧佐出生于官宦诗书之家，父亲陈省华(939至1006)在蜀地时任阆州西水县尉，兄尧叟(961至1017)太宗端拱二年(989)名列殿试榜首，尧佐端拱元年 (988)进士及第， 弟尧咨(970至1034)真宗咸平三年(1000)为科考状元，号称“陈氏三状元”。父亲陈省华家教严厉，在当时乃至后世都颇有影响，阁苍舒《将相堂记》记载“天下皆以陈公教子为法”。在“三陈”入仕前，陈省华选择远离闹市的石岩洞穴，作为诸子读书之所，并亲自讲授儒家经传。《宋史》载，“尧佐少好学，父授诸子经，其兄未卒业，尧佐窃听已成诵”。其后陈省华北上做官，又带三子相随，随任督促诸子学业，如知济源县时，安排三子就读城西龙潭的延庆佛舍中，后来又让三子“从种放于终南山”。从其早期的教育经历中可以推断，陈尧佐从小就接受了儒家济世为民、仁爱为怀的入世精神与道家隐居山林、怡情自然的审美情怀，养成了面向现实人生，既仁爱为怀，又重视生活情趣，推崇平淡天然的审美个性与审美自觉。据史料记载，北宋咸平三年（1000），陈尧佐任潮州通判时，平民张氏的儿子与其母在江边洗涤，遭鳄鱼尾随而被吃掉。尧佐听闻非常悲伤，下令捕获鳄鱼，并作文当众历数其罪状后烹杀，人们都感到惊异。由此可见其仁爱与放达情怀。陈尧佐临终前一日，曾自为墓志，云：“宋有颖川先生尧佐，字希元，道号知余子。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备，归息于先秦国大夫、仲兄丞相栖神之域，吾何恨哉!”寥寥数十字的碑文，体现了其生死之间的豁达。另一方面，从其现存诗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寄情山水、热爱自然的人文情怀。陈尧佐一生所著文集30卷，今尚存诗约50首，他的诗作多写山水花木，明白清丽、恬淡自然，如《游惠州西湖》《题野吏亭》《林处士水亭》《智果寺》《归阙感怀》《湖州碧澜堂》《虎丘》《怀杭州西湖》《寄洪州杨太博》等诗作，都具有一种寄情山水的人文情怀与审美自觉，如《潮阳作》诗：“景淡花初落，寒生海上潮。门前归北路，微雨柳垂条。”就是体现。 创设诗意，是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思想的凝聚。据史载，陈尧佐在知并州之前就有治理钱塘江、滑州水患的成功经验。钱塘江水患，历来的防御方法是编竹笼，在笼中装石块垒成堤来阻挡潮水。可是竹笼几年时间就坏了，石块就散了，堤也就垮了，当时的钱塘堤是“频坏频修”。陈尧佐提出了以薪土易竹石的筑堤方案。陈尧佐认为，石块虽坚硬，但不能紧密结合，竹笼坏则石块散，而用泥土筑堤，土能紧密结合，再植上树、草，能起到护堤作用，采用陈尧佐的建议后，堤很快就修好了。治理滑州水患时陈尧佐创造了木龙护堤法，受到皇帝的嘉奖，所修河堤，被人们称为“陈公堤”，直到清代还在使用。当年逾花甲、有过数次治水经验的陈尧佐面对汾河水患时，在认真勘察堤防、询问土民、征求当地有治水专长的“耆旧”建议之后，想必已经是成竹在胸，并且超越了现实功利，在寄情山水、与民同乐的审美思想激荡之下，柳溪富有诗意的公共园林的规划应该是水到渠成了。直到元初，太原府有名的和尚小仓月曾有诗赞美柳溪胜景：“堤边翠带千株柳，溪上青螺数十峰，海晏河清无个事，画楼朝夕几声钟。” 昔人已去，柳溪优美的园林风景连同万株柳树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元末到明清以来，由于年久失修，战乱不息，湖塘逐渐被汾河的泥沙淤灌壅积，树木花草、亭台楼阁，或被砍伐，或被湮没。明代初期，柳溪已是断壁残垣，残花败柳。及至嘉靖年间，洪水冲毁堤坝，连同那些断壁残垣都被冲之一空。“十年”动乱结束后，太原人在古代柳溪，昔日旱西三巷的故址旧地上，种植国槐，并于1982年更旱西三巷之名为“柳溪街”。现在的“柳溪街”成为槐花飘香、浓荫蔽路的“最美”林荫道，但是“柳溪”仍在，一个诗意的名字，一个创设诗意的历史名臣陈尧佐，一块反复被荒芜与繁盛覆盖的土地，共同书写了属于它的历史记忆。 陈尧佐 陈尧佐（963至1044），字希元，陈省华次子，端拱元年(988)进士及第，历任魏县、中牟县尉，知朝邑、真源诸县。他任潮州通判时，鳄鱼食人，陈尧佐命捕而杀之。继知惠州、秦州，升两浙转运副使，京西转运使，河东、河北转运使，知制诰兼史馆修撰，枢密院直学士。后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开封府，再迁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拜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以太子太师致仕。庆历四年（1044）逝世，年82岁。赠司空兼侍中，又赠郑国公，谥文惠。 陈尧佐是水利专家，治水功劳卓著。他任两浙转运副使时，钱塘堤被海水冲毁，他提出“下薪实土”法，堤岸得以坚固持久。天禧年间，黄河决堤，他调知滑州，创“木龙杀水”法，堵决口成功。又筑第二道防护长堤，人称“陈公堤”。知山西并州时，汾水暴涨，灾患甚剧，他勘察地质地势，沿河筑堤，又种植柳树万株，形成“柳溪”，消除水灾。 陈尧佐为人正直，任枢密副使时，详符知县陈诂治吏严急，奸吏便发动罢官事端。太后欲治诂罪，命枢密院察办，众不敢违，独陈尧佐上奏：“罪诂则奸吏得计，谁还敢整治贪官？”陈诂由是得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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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50127；本文作者：王利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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