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纪实：山西晋阳古城遗址的核心价值与考古工作

山西晋阳古城遗址的核心价值与考古工作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区晋源镇附近，西城墙紧挨大运高速公路，南城墙南接龙山大街，北城墙濒临蒙山大街，东城墙靠近汾河西岸，古城面积大致约20平方公里。晋阳古城遗址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9月，联合国开发署将晋阳古城遗址的保护、开发和研究列为“21世纪城市规划、管理与发展”援助项目；2006年12月，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将晋阳古城遗址列入“十一五”期间全国百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项目；2010 年10月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晋阳古城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晋阳古城遗址是山西省历史记载最为明细、规模与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古城，是山西省首屈一指的大遗址。　　“晋阳”之名始见于《春秋》晋定公十三年（前497年）“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简子家臣董安于筑建晋阳城。肈建伊始，它作为军事重镇就显示出重要作用。公元前453年，赵襄子固守晋阳城，灭智氏，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公元前246年，秦攻赵，拔晋阳城，始置太原郡。西汉初，刘邦“徒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后封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汉武帝设并州刺史部于晋阳。东汉为并州刺史治所，历曹魏不改。西晋改郡称国，都晋阳。北魏复太原郡。东魏时期，高欢先建大丞相府，后置晋阳宫，以晋阳城为政治、军事大本营，遥控朝政，时称“霸府”。北齐时期，以晋阳城为别都。河清四年（566年），又在汾河东岸新建太原县城。北周置并州总管府，将晋阳城内宫殿拆毁殆尽。隋开皇十六年筑仓城，大业三年重建晋阳宫城，在晋阳城西北形成一个以晋阳宫城为主，大明城、仓城为辅的品字形宫城区域。唐贞观初，长史李勣展筑东城，将太原县置于东城，以晋阳县治西城。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置北都，并州长史崔神庆建中城，跨水联堞，将东、西两座城池连为一体，在太原盆地北部形成一个西、中、东三座城相连的大型都市。天宝元年（742年）改称北京。后唐、后晋、后汉先后以晋阳为依托，南下定鼎中原。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5月，宋太宗赵光义率兵攻占晋阳城，北汉投降后13天，即下令焚毁晋阳城。次年又决汾、晋二水，浸灌残城，显赫于历史上近1500年的晋阳城彻底毁灭。

晋阳古城卫星影像图　　　晋阳古城考古工作专家会议

	晋阳古城的重要价值　　从中国地理分布看，山西西、南均距黄河，东跨太行，北控朔漠。司马光所谓“东阻太行、常山，西限龙门、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北有雁门、五台诸关之险。” 而晋阳城“东带名关、北逼强胡、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 （《后汉书·冯衍传》）。我国历史上如周、秦、汉、隋、唐、北宋乃至元、明、清等王朝的京畿重地均处山西左右，山西首郡晋阳则始终居于中央的肘腋地位，与京畿相表里，一直处于“京师安危之所系”的战略地位。在几次大的历史事件中晋阳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水灌晋阳”之战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被视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北齐统治者苦心经营晋阳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人力资源等在这里积淀、汇聚，为日后大唐开基打下了坚实基础。李渊父子因此起兵，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盛唐帝国；后唐、后晋、后汉均凭借晋阳建立王朝。宋初，赵光义焚毁晋阳城，随后形成了强邻压境、战乱频发的局面。晋阳城砥柱中原的战略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晋阳城从春秋晚期建成到秦设立郡治，逐渐成为山西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而且这种中心地位一经确立，便连绵不改。北宋时期，城址虽北迁20公里，但环境未大变，人文脉络依然。其作为山西首辅的地位依旧，至今仍是山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更不失为我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重要城市。　　晋阳既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要地，也是各民族交流融合之中心。中国古代史上，从战国以迄五代，形成一条西南——东北农牧分界线，分界线南北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古代中国北方旷日持久的民族冲突与融合。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中原王朝的兴替治乱。晋阳城处于这条分界线中段，位扼南北交通要冲，既是中原王朝北进靖边的军事重镇，又是游牧民族南下逐鹿的桥头堡垒。　　汉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晋阳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它的粮草不但作为朝廷边防的重要后援，而且还沿汾河漕运长安，供应京师。太原又是牧养国家军马的重要基地，晋阳东、西二山的丘陵地带，曾是水草丰沛的理想牧场。赵国在晋阳有“食谷之马数千。”西汉在晋阳设家马官，有家马厩，为反击匈奴提供了大量战马。唐王朝在晋阳西北设监牧马，为全国最大的牧马监群。　　除经济上外，文化上晋阳之民也深受北方游牧民族骠悍善战、骑射尚武精神的影响。晋阳一带“人性劲悍，习于戎马”，“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从春秋战国到隋唐五代，先后有群狄、诸戎、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回纥、沙陀、吐谷浑等民族在此与汉民族插花杂处、交流往还、斗争融合，最终成为中华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员，晋阳城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晋阳城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创建于春秋中、晚期的晋阳古城，是同时代重要城址之一，城池坚固，储备雄厚，以至于“公宫之垣，皆以获、蒿、苦、楚墙之；公宫之室，皆炼铜为柱质”。公元前454年，智伯联合韩、魏包围赵氏于晋阳，引、晋二水灌城，“城不没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正是由于晋阳城的坚固，为赵氏赢得了时间，赵襄子最终说服韩、魏，联合灭掉智氏，从而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可以说，晋阳城是当时应用先进筑城技术的典范。　　西晋末年，刘琨为并州剌史，修筑晋阳坚城。据《元和郡县图志》：“府城，故老相传并州剌史刘琨所筑，今按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东魏权臣高欢于晋阳建大丞相府，置晋阳宫。北齐后主高纬“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北齐书·幼主帝记》）。这一时期晋阳城有较大规模的营建。见诸史籍的大型建筑有晋阳宫、大明宫、十二院等。由于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作为我国北朝时期的中心之一，晋阳城的城市布局对隋唐长安城的建设也有着较大影响。而李渊、李世民从太原起兵西向建立大唐，其长期生活在晋阳城，这里的城市建设很可能对其以后在长安的一些建设活动有所影响。如李世民贞观九年（635年）在长安建设宫城，取了和晋阳城高纬天统元年（565年）所建宫城相同的名字——大明宫，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晋阳城的建筑布局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特别是唐代晋阳城。唐代晋阳城是中国三大都城之一，李白所谓“天王三京，北都居一，……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当时的晋阳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城市由西城、中城、东城组成，中城更是跨水联堞，建成水上都市。城中设有固定的市场，城内各个区域之间条块分割、界限分明，高墙将城与坊、坊与市之间彼此隔开。汾水自北向南流过，它不但调节城市气候，美化城市环境，而且承担城市排污和漕运交通。晋水是晋阳城的主要水源，河水在城中穿梭，并架河槽注入东城。古城中河渠纵横，绿树成荫，建筑鳞次栉比，富丽堂皇，正如唐代诗人欧阳詹所描写的那样：“并州汾上阁，登临似吴阊，贯郭河通路，绕村水逼乡。城槐临枉渚，巷市接飞梁。莫论江湖思，南人正断肠。”可以说晋阳城兼具中国北方恢弘大气与江南秀丽山水之美与一体。不愧“天府之国”的美誉。　　晋阳古城遗址中埋藏的大量文物也极具艺术价值。北宋灭北汉后即命火焚水灌晋阳城，因此，各种建筑基址当整体尘封于地下。可以想见，亦有大量的器物用具因来不及迁出城外即被就地湮埋。如东汉蔡邕《郭泰碑》、唐张说《起义唐颂碑》、柳公权书《德政碑》和佛教造像、铁铸佛像、铁铸金鸡等。多年来，在晋阳古城保护区域经常发现建筑构件，出土佛教造像、石狮等文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次发现佛教造像，出土造像达30余件。多为北朝和唐代造像上乘之作，时代风格鲜明，具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北宋平灭北汉后，晋阳古城遭火焚、水淹后废弃。其后宋王朝更颁布法令，严防居民在晋阳城遗址上居住，而且这一政策历北宋一百六十年不改。此后八百多年间，古城遗址上基本没有大的建设项目，仅明代在古城西南部建立一座方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县城。应该说宋毁晋阳城后的主要遗迹仍然完整的被埋入地下。像晋阳古城遗址这样特殊的埋藏现象，在全国大型城市遗址中十分少见。晋阳城是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晋阳古城遗址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建设的原貌。搞清晋阳城的布局结构和建制特点，对于研究中国城市建设的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太原市西南部。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太原城市建设规模已越来越向古城遗址保护范围逼近。古城遗址已经不再处于城市的郊区，而成为城市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区域。如何把保护、发展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与合理利用文化遗产资源相结合，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加快文化产业开发，打造国内外知名的文物旅游品牌，使文化遗产成为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既可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活环境。国家文物局的这一重要举措为我们转变观念，探索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协调发展提出了新思路，新办法。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在山西转型跨越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土地资源利用，改善生态、人居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共赢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晋阳古城西城墙　　　　　晋阳古城西城墙俯瞰

	晋阳古城的考古工作　　20世纪60年代，宿白、谢元璐、张颔等先生先后在晋阳古城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工作。宿白先生调查目的是寻找唐北都太原城。他根据地表残存的西城墙遗迹和东城角、罗城、金胜村（金城村）等地名信息，参考《新唐书》关于北都“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的记载，大体复原了晋阳城的轮廓。并推测城西北隅东部地势低洼、遍布乱砖碎石的地带就是隋唐晋阳宫所在地。　　谢元璐、张颔先生调查目的是探寻山西东周古城。他们最先在南城角二郎庙下发现了一段古城遗迹，在此基础上分别向东及向北进行了调查、勘探，探明南城墙残长626米，西城墙全长2700米。两位根据夯土的质地、色泽和夯法，认为所发现的是一座东周古城。此外，他们还在古城以北发现了“罗城”，根据建筑方式及采集器物推测其年代为汉晋之间。在古城内中部发现一段东西向城墙，推测其为唐代所建。并对古城营村西民间传说的“大明城”进行调查，从其夯土结构判断其年代晚于汉晋。　　1980年代，随着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管会等单位在新晋祠路、晋源新区、太原南过境高速公路建设、大运高速公路建设当中，对基建所涉及的局部区域进行过调查、勘探和发掘。确认了西城城垣的西北角，为搞清西城城垣的四至确立了基准坐标。　　“十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关于对晋阳古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的批复》要求，初步了确定晋阳古城的城垣范围、建筑方法和文献记载的三座小城（晋阳宫城、大明城、仓城）的位置及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草案》。根据国家局要求，省、市考古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晋阳古城遗址开展了一系列勘探、发掘工作。　　城垣勘探以此前确认的西北角（大运高速罗城收费站东侧）为起始点，向东探明北城墙560米。2002年发掘城墙西北角，从墙内包含物分析，此段城墙始建于两晋，唐代有修补。以南城角村西南角向东探明南城墙3000余米，中间有断开。西城墙位于南城角村和罗城高速收费站之间，总长3750米，地表残存城墙遗迹600余米。在城内各处还发现五道夯土墙，其中南北向一条，总长3200米，东西向四条，推测这些夯土墙可能与文献记载的三座小城有关。2004年，在古城营村北八堰地、七三公路南100米处，对南北向夯土墙进行发掘，从遗迹和出土遗物判断，其年代最早为金代。　　2003年对古城营村传说中的“大明城”进行勘探，确认了三个城角，其中西城墙长475米，北城墙长430米，城墙宽约18米，方向6°，城周发现宽约38米的护城河。城内地表现存南北两个夯土台基，面积相若，均为东西长75米，南北宽35米，目前均被民房占压。2004年、2006年分别对其北墙和东墙进行探沟发掘。发掘出土遗物表明，城址建筑时代最早为元代。在城墙之下地层内发现夯土遗迹，出土大量北朝时期的建筑构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磨光青掍筒瓦、板瓦、绳纹条砖，还出土带有戳印的板瓦、吻兽等。由此可知，晚期城址可能叠压在了早期城址之上，其与早期城址有一定历史延续性。“十五”期间的主要成果是探明了古城的北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搞清了城内所谓大明城的城垣布局与建筑年代。　　“十一五”期间晋阳古城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100处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立项名单。国家文物局《关于晋阳古城遗址“十一五”期间田野考古工作计划的批复》中要求：考古工作应围绕编制保护规划进行调查、勘探、测绘，明确遗址的布局。城垣勘探仍然是本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南、北瓦窑村之间的城墙地发现东南城角。至此，南城墙全部探明。南城墙东西长4750余米、宽18-20米，此城墙的埋藏深度由西向东逐渐深入，到东南城角最深达15米。从东南城角向北勘探发现东西向夯土墙3000余米。在东城角村东北部发现城墙转角，并沿其走向向西勘探发现城墙1000余米。在此道城墙以北，南过境高速公路与沙河交汇处，发现长50余米，厚约0.5米的夯土墙。通过对西城墙的发掘，发现了两次大的营建过程和历代修补痕迹。第一次营建位于城墙东侧，墙体残宽7.9米，夯层厚0.12—0.20米，时代当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第二次营建是在第一次营建城墙的西侧，这也是现存城墙遗迹的主体部分。城墙宽15米，夯层厚0.10米，夯筑时代最早为两晋时期。此外，在主体城墙的西侧还发现了两次比较明显的修补遗迹，时代约为唐、五代。总之，“十二五”期间，探明了西城城垣四至。西城古城平面基本呈矩形，东西长4750米，南北宽3750米，面积20平方公里；发现了晋阳城肇建之初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墙遗迹，并发现城墙两次大的营建及历代改建、扩建、修补过程；首次发现了宋初火烧晋阳城的遗迹现象，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记载的“丙申，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门楼，遣使分部徒居民于新并州，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相吻合；发现了城门3座、建筑基址5处、手工业作坊遗址1处；进行了地名调查，获取了390个有价值的地名，其中与晋阳城遗迹有关的80余个，为考古调查提供了线索和依据；完成了《太原市晋阳古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并于2007年1月1日公布实施；编制完成了《晋阳古城遗址保护规划纲要》，2011年3月28日，国家文物局已审批通过。在遗址西部晋源苗圃进行探沟发掘，发现了砖剪边石子道路、密集分布的炼炉、红烧土层，以及石臼、石磨盘、砖瓦陶瓷等遗迹遗物。初步判断应为晋阳城火烧后所保留的庭院道路、小手工业作坊及居址遗迹。　　2011年，考虑到晋阳古城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保护的迫切性，山西省文物局认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应该担负起晋阳古城考古的重任，及时积极为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完成考古使命，促使古城及早保护。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山西省文物局成立了晋阳古城考古工作队，队长都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前后有宋建忠、张庆捷和谢尧亭先生担负重任，他们为此付出巨大艰辛。山西省文物局同时一再要求考古与遗址规划同步进行，积极主动为保护和规划创造前提条件。这三年，晋阳古城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这与山西省文物局的支持和关心密不可分。　　2011年—2014年的晋阳古城遗址发掘主要有以下几个地点：　　大殿台遗址考古发掘　　大殿台遗址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西。2013年3月至6月，对大殿台遗址进行了小范围的试掘。大殿台处于古城营村中心地势最高处，当地群众称之为“殿台”、“南殿台”、“北殿台”。为了与村西的另一处名为“小殿台”的地块相区分，故名之“大殿台”。大殿台目前地表上仍能看到部分夯土，夯层较厚，约18-20厘米。为了了解大殿台夯土的分布范围、夯土的时代及夯筑方法、夯层的厚度等具体信息，并进一步了解夯土的性质是墙体还是建筑基础，进一步了解墙体的走向、建筑、使用和废弃年代，夯土建筑的布局、结构、功能等问题。2013年3月至6月，大殿台区域试掘共发掘探沟4条，总面积约92平方米，探沟宽均为1.5米，平均深度约3.5米。G1、G2、G3为东西向，G4为南北向。探沟（G1、G2）均发现夯土，其中G2夯土根据层位关系和包含物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夯土时代不早，晚期夯土为明代。探沟（G3）发现宋代冶炼遗迹。G4未发现重要遗迹，但是通过发掘证明大殿台夯土的南界未延伸至此。探沟发掘过程中均出土较多砖块、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及其残件。同时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片、瓷片，可以修复和复原的器物近100件。通过探沟发掘基本搞清楚了大殿台区域的地层堆积情况和埋藏规律，试掘证明大殿台区域的文化遗存丰富程度相对较差。　　小殿台遗址考古发掘　　小殿台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西北的农田内，西距晋阳古城西城墙遗迹约200米。发掘工作自2013年6月4日至9月24日，按照原计划，开设了南北、东西四条探沟，发掘面积580平方米。发现砖剪边石头铺设的建筑基址，由于面积所限，最初分析可能为路。为进一步了解建筑基址的性质，9月25日至今开始扩方发掘，扩方面积2200平方米。于石子铺设路面周边发现柱础石，柱础石间距相等，为8米，总长80余米。并发现由大量废弃碎砖、瓦等建筑构件及动物骨骼铺设的建筑基础。种种迹象表明，此处为大型建筑基址的一部分，但关于此建筑的性质及用途，由于发掘面积所限，目前还不明了。　　此区域还有一重要发现，发掘出土两座战国早期竖穴土坑墓。墓葬南北向，葬具有棺、椁两重，屈肢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鼎、豆、壶组合，还出土一件铜带钩，锈蚀严重。　　2014年，考古队在去年的基础上选取T0905、T0906两个探方，继续向下发掘：于④层下，又发现一组排列整齐的柱础三个。柱础间距宽、深均为3.9米；于④层下，发现两条沟，均堆满了北朝到唐代的筒瓦、板瓦、绳纹砖等建筑构件；于⑥层下，发现8座未成年人墓葬，其中4座为瓮棺葬，4座为竖穴土坑墓，无棺椁。以M8为例，方向南北向，长1.45、宽0.5、深0.7米。出土遗物仅见铜环一枚，锈蚀严重。关于墓葬的时代和性质还有待于下一步深入研究确认。此外，还开设东西向探沟一条，东西30米，南北2米。发掘清理战国墓葬1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墓葬为南北向，葬具均有棺、椁两重。随葬壶1件、豆1件、鼎1件；④层下，发现井1座，开口距地表1.1、口宽2.2、底宽1.8、深6.4米。从出土遗物分析，此井不早于汉晋时期。　　小殿台建筑遗迹的发现为寻找大型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战国早期墓葬的发现将小殿台所与东周时期晋阳古城城市布局联系在一起，对晋阳古城战国时期城市规模及范围的判定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此区域地层年代的确定起到了标尺作用。　　罗城“故唐城”考古发掘　　为了了解晋阳古城“北城墙”和“故唐城”的存在与否以及遗存性质，晋阳古城考古队委托山西省文物勘测中心分别在北城墙的西（罗城物流以东）、东(古寨村西)两端、“故唐城”拟探区（城北村西北及村西高台地、棘针村南）进行了勘探。2013年4月-5月，考古队分别在晋源区城北村西、罗城收费站以东区域和棘针村西南进行勘探，在棘针村西南发现夯土遗迹，距地表深2.5—5.0米，厚1.5—2.5米之间，长约1175、宽40米。其走向与“北城墙”平行。2013年9月5日—10月20日，考古队又在罗城东部区域开展东西、南北“十”字勘探。在棘针村西南，地表4.5—5.1米以下，发现一处夯土遗迹，长50、宽40米、厚0.2—0.6米。为了解罗城村东新发现夯土遗迹的时代和性质、分布范围、夯筑技术等具体信息，2013年9月在此区域开展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布设探方18个，探方10×10米，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于地表3米下见夯土。在城墙北边界地层内出土大量的铜箭头及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结合考古勘探资料，此段夯土时代不早于东周，不晚于唐，其性质应与晋阳古城遗址有关。2014年在去年工作基础上，继续布设探沟进行发掘。证实了夯土墙的时代不早于汉晋。　　西城墙解剖　　2013年5月至9月，晋阳古城遗址考古队在晋源镇康培集团苗圃内进行发掘时新发现了一段城墙，该城墙位于康培集团苗圃内西北角，西距大运高速公路约20米。此段城墙与地面现存的西城墙方向一致。本次发掘共布方30个，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探方发掘平均深度约2米。其中12个探方发现夯土，根据钻探资料及发掘情况推断其为城墙，并且与大运高速东侧、七三公路南地表仍然可见的夯土墙为一体，走向一致。夯土墙体已经完整揭露，墙体宽约13-18米，高约2.8米。为了了解墙体的建筑、使用年代以及墙体使用过程中是否经过加宽、加固、修补，在T0101、T0201南部开2米宽的探沟一条，对墙体进行了解剖。解剖发现，城墙并不是一次夯筑而成，根据夯土的颜色、夯层的厚度、夯土内的包含物的不同，可以将城墙分为7部分，其中夯1时代不晚于汉晋，夯2和夯5不晚于北朝，夯3和夯6、夯4和夯7均不晚于唐代。　　据此以及T0104北中部晚期灰坑发掘时发现的修补痕迹，结合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解剖西城墙时的发现，发现城墙分为四期。原筑于汉晋，北朝时进行过一次修补，唐代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增筑。城墙的解剖不仅了解了不同时期夯土的夯筑质量和技术，而且初步解决了其建筑、使用和废弃年代，同时为晋阳古城遗址的分期提供了准确的层位关系，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　　东城考古勘探　　依据十二五考古工作计划中关于考古勘探的计划，2011年冬季山西省文物勘测中心在新晋祠路以东至汾河西岸进行了初步勘探。鉴于晋阳古城东部区域遗迹现象埋藏较深、地下水位偏高等问题，传统洛阳铲钻探无法达到考古勘探要求，只好引进地质勘探中的“三重管”取样器进行勘探。由于是实验性质，选择50米一个孔进行钻探，共布孔147个，实际勘探107孔，取土样155盒。通过钻探，对新晋祠路一直到汾河西岸的滨河东路，这一区域的文化层埋藏有了初步的认识。一、地下埋藏西高东低，地下水位较高，土壤含沙量大，沙层较厚。淤积层在晋阳堡村北排水沟以西较浅，深度多在3米左右。以东则较深，其中以东城墙两侧最深，最深处达14.5米；沙土层除东城墙处较少外，多数厚度都在5米以上，距地表3~16米不等，且自西向东逐渐增厚，中间个别地段较周围尤厚，如养殖场两侧，推断可能为低洼地带或水塘。二、新晋祠路稍东的第一个钻孔，发现特殊的地层叠压关系，判断是古河道。也根据文献证明应是汾河改道前的河床，据现在地表7米左右，史书记载的“跨水联堞”的唐中城可能在此；三，现在的梁家寨村北有一孔，发现夯土，与以前考古勘探的大致相同，此孔的东西两孔相聚100米，地层显著不同，东孔灰烬层远远深于西孔，且文化层厚度差异大，判断为城内城外的堆积不同导致；从该孔向东，灰烬层越来越深，最后不见，分析认为现发现的东城墙以东曾经长时期属于静水沉积，在宋代以后长时期而属于湖泊或沼泽。四、文化层（细砂层下至生土层判断为文化层）埋藏深度自西向东从8米到13米越来越深，厚度则渐薄，东城墙以西还有2~7米厚，东城墙以东多数只有1~2米厚，而第4段淤沙层较厚，文化层埋藏曲线高低起伏，可能是河水冲刷造成。而生土层距地表深度也是自西向东逐渐变深，新晋祠路东侧生土层在13米左右，到东城墙附近已到16米，至最东段深达20米。此外，本次勘探还确认了东城墙和护城河的位置，探区的最西段还勘查出一处墓葬，该墓葬开口距地表8.5米以上。这次勘探，揭示了东区的考古难度十分大，文化层埋藏相对薄，人类活动明显差于西区。　　一号建筑基址　　2013年5月-11月，在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康培集团苗圃内西北角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晋阳古城西城墙的一段以及唐末至五代的建筑基址。编号为一号建筑基址。一号建筑基址位于整个发掘区的东南部，西距晋阳古城西城墙约12米。建筑基址整体平面布局呈南北向的长方形，中轴线的方向与晋阳古城西城墙的方向大体一致。经过大面积的发掘，现已揭露出整组建筑的西围墙主体、正殿、东、西厢房，其中正殿保存状况较好。在明确整个一号建筑的平面布局后，选择中轴线所在位置对建筑的活动面和基础进行了解剖。通过解剖，发现一号建筑的正殿经过两次扩建或重建,整组建筑群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建筑群保存较差。只保留下西厢房的一部分。第二期建筑保存较好。现存正殿、东西厢房、天井。第三期建筑保存较好。现存正殿、东西厢房、天井、中殿。　　目前保留的为第三期基础。现存的正殿基础略高于东西厢房，并且有活动面与东、西配殿和东、西厢房相连。由此判断，现存的整组建筑的基址为第三期建筑废弃后形成的。其中正殿面阔五间，进深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与正殿、中殿形成一天井。中殿位于东西厢房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　　一号建筑基址出土遗物以建筑废弃后残留的建筑垃圾为主，包括碎砖块、石块、石柱础、筒瓦、板瓦以及数量较多的瓦当。除建筑构件外，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瓷片、陶片。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器物，初步判断一号建筑的废弃时代为北宋早期。　　关于一号建筑基址的性质，从目前已经揭露的部分初步判断，一号建筑紧邻晋阳古城的西城墙，整体规模较小，建筑布局紧凑。出土的器物中包含经幢构件等与佛教相关的遗物。从墙体的装饰方法上看，主要建筑的墙皮均涂红彩。综合以上信息推测，一号建筑为一座规模较小的寺庙。一号建筑基址是晋阳古城遗址内首次发现的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建筑遗迹。发掘过程中发现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以及大量的日用瓷器和陶器残片，为遗址的分期提供了基础资料，丰富了晋阳古城遗址的文化内涵。　　2012年，考古队依据过去的一些线索，在晋源苗圃花窖门口进行了小面积的试掘。这次试掘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墓葬、冶铁作坊，唐至五代时期的小型建筑，北朝时期的仓储设施。出土了精美的建筑构件，并有准确的纪年铭文。本次发掘为进一步了解晋阳城的布局，尤其是北朝时期的“大明宫”或“大丞相府”等重要的建筑提供了线索。2013年至2014年，为了找到城市内的主要道路和城门，在考古勘探无法进行的条件下，我们在整个西城做一个“井”字形的探沟试掘，探沟以10×2米为一个单位，探沟数量为200条，其中东西向120条，南北向80条。目前为止，已经全部发掘完成，对晋源苗圃区域内的地层堆积有了明确的认识。本次试掘主要收获有：夯土四处，时代为北朝至五代，方向均为南北向，118度。四条夯土之间的间隔分别是390米、420米、350米，依据已知的北朝至唐里坊尺寸以及宫城等重要建筑的墙间距看，夯土墙之间的距离假使是坊墙的话，都不足500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辨识。发掘区西部发现有大型建筑夯土基址两组，分处于TG1020—TG1022和TG1030—TG1031的④层下。夯层一般厚10~15厘米。因发掘面积有限，其平面布局及走向不清，也未发现夯土基槽或与建筑有关的信息，整体情况较难说明，只能根据出土遗物推断时代应属唐末五代时期。道路发现了多条，有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由于受土地所限，东西向的道路宽度和准确方向还需扩方才能确定。建筑遗址发现较多，唐代建筑遗迹与北朝时期的建筑遗迹一般互相叠压，宋元及以后时期的建筑遗迹较为简单，没有规制，也分布零散。只有在晋源苗圃花窖内发现大型的建筑基址，这个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南北长95米，东西宽36米，面积达3400余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晋阳古城发现的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时代为五代末至宋初。出土遗物数量较多，包括砖、瓦等建筑构件以及日用陶器、瓷器、骨器、铜器、铁器等。时间跨度从汉晋到明清，较为重要的是汉晋、北朝和唐至五代这三个时期。其中唐、五代遗物最多，包括板瓦、筒瓦、瓦当、砖等建筑构件，大量日用陶器、瓷器以及一些铜钱、少量的铁制用具和骨簪、骨梳等。其次为北朝遗物，包括莲花纹瓦当、磨光的筒瓦和板瓦、绳纹砖等建筑构件以及装饰有弦纹、方格纹的陶盆、陶罐等。汉晋时期的遗物也有少量出土，主要是绳纹板瓦、筒瓦、带戳印纹的板瓦以及一些画像砖残块等。　　总计，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逐渐使晋阳古城明晰起来，尽管离目标还很远，还没有完全确定城垣四至的具体年代，还没有搞清布局及主要遗迹的埋藏区，更没有确定道路和城门的具体位置，但是毕竟是有所作为，有所发现，有所认识。我们深知认识事物，从“一穷二白”达到“小康”总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晋阳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起步很晚，也就十来年。这里工作基础差，人才匮乏，遗址埋藏深，地表植被昂贵等因素也一直制约着我们的考古工作。若取得重大突破还需要稳步推进，最需要的是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晋阳古城2001年国保碑　　　　　晋阳古城考古现场　　　晋阳古城部分出土物
本文来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韩炳华、常一民、裴静蓉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5-0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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