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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一个人的山西

 

 

 

 

 

  说一个地方如何,最好是把它比作一个人,比如苏东坡写西湖,不管水光怎样潋滟,山色怎样空蒙,若没有那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我们对它总是亲切不起来。仿此,要说山西,也最好把它比作一个人,西子是不行了,没有那么青翠的山,没有那么一块明镜似的湖,怎么想象,都没有那清纯动人的姿色。一个朴实的山村汉子,头上缠着羊肚子毛巾,赶着一头老黄牛,在暮色中吼着“二人抬”归来。这图画也不错,可惜,那是过去的三晋,不是现在的山西。

  一个村妇,红朴朴的脸蛋,盘腿坐在土炕上,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等着劳作了一天的丈夫归来?

  一个年迈的教师,看着破损的学校,又看看学校旁边新建起的海鲜美食城,一腔的悲愤又一脸的无奈?

  一个时兴的农村青年,骑着一辆组装的摩托车,疾驰而来,又疾驰而去?

  一个中年工人,拿着他最后一次领到的工资,回头看看他工作了多年的工厂,满怀忧郁地离去?

  都不行。都没什么代表性。

  一副茶色的水晶石眼镜遮了半个脸,尚未撕去商标的西装袖口沾着油污,锃亮的皮鞋上蒙着一层尘土,呲牙咧嘴,侃侃而谈……我想到了一个人,不仿说一个职业。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山西?打了个激灵,一时竟愣住了,我怨恨自己,怎么会想到这儿。

  不用费这脑子了。且往下写吧。

  三十年前,我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吕梁山里一个村子教书。大学生教小学,在那个年代不算稀奇事,有碗饭吃就行了。我的老家晋南某县,一马平川,在山西,是个物产丰饶的地方。此前从没去过山区。不,去的过,“大串连”期间去过韶山,去过井冈山。把山西的山想象成南方的山,是不会的,但山总应当是山,高高的峰峦,蜿蜒起伏,再差劲的山也该是这样个子。进了吕梁山方知,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这哪里是山!只能说是一道一道的梁,一条一条的沟,远远看着像山,走近了还是梁,梁下还是沟。正当夏季,骄阳下,稀疏的树木,丛生的荆棘,点缀在黄褐色的山梁间。只有沟底的庄稼,绿格莹莹,生机勃勃,那时还是集体化,不时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农民,懒洋洋地在田间劳作着。

  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地图上,山西连同西边的陕西北部,要涂成黄褐色,且标明黄土高原。那不叫山,山是从地面上突起的,堆成的,而这些山梁,却是雨水将周遭的黄土冲走了,留下一道道的土梁,可以说是挖出来的。高高低底,沟沟岔岔,正是典型的F土高原地貌。山西也有石头山,比如南边的中条山,跟河北交界的太行山,那才是真正的山。平原嘛,也就晋南、晋中几小块儿。

  然而,住久了,也爱上了这块地方。民风淳朴倒在其次,主要的还是安宁。那些大的政治风暴,几乎刮不到这儿。不是刮不到,政治学习,各种运动,都是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小县自然不会例外。总是天高地远,等刮到这儿的时候,早就成了强弩之末,没了杀伤力,应付应付就过去了。用领导干部们的话说,是变了形,走了调。古人说,乱世居山,确是这么个理儿。乱世是这样,盛世呢,也差不了多少。这可就吃大亏了。山西近年来经济总也赶不上去,怕就是这个原因。

  我教书的县,叫汾西县,《山西通志》上《风土记》引述他志的话说,这儿“民恂讼简,有礼让风。”至于其他州县,说的最多的话是“地瘠民贫,俗尚俭啬”。也有例外。我后来教书的村子,在汾西县东南角,离洪洞县很近,过一条小河便是洪洞地面,那儿的民风,向来以强悍闻名。《汉书·地理志》上说蒲州的一句话,移来说洪洞,是很恰当的:“其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我教书那几年,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制裁那样严酷,还不时听到村落之间械斗的事儿。

  从我教书的村子去县城,须走六七十里路,中途有个大坡四五里长,叫返底坡。有次走到半坡上累了,在路旁的一个土窑洞口上坐下休息。临走前踅进窑里闲看,忽见剥落的墙面上有几行淡淡的墨字,细看之下竟是:“此去洪洞,必将死于刀枪乱棍之下,刁顽之民实可恨也。”是什么人写的呢,一刹间让我惊悚不已。后来听人说,这是清末民初一个由汾西调往洪洞的知县,路经此地时写的。后来他果然在一次民变中丧生了。

  有了这段经历,再加上其他的阅历,如今再见谁用一两个优美词语来锁定一个地方的人性,大至全国,小至乡村,我是再也不会相信的了。

  外地来山西的人,常会惊叹山西这地方,各种标语,尤其是政治标语的多而滥。光秃秃的山坡上,老远就能看到赫然的大字“绿化荒山,造福后代”。一群嘻戏的乡村孩子,个个泥猪似的,旁边的墙上写的是“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破败的农村小学校,校门两侧照例是“再穷不要穷了学校,再苦不要苦了孩子”。至于应时的标语,就是在省会城市的街头,也比比可见。

  是前年吧,一位南方的朋友来太原公干,抽暇来我家作客,在书房里,谈起了这情形,大摇其头,连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是老一套,真是不可思议。我说,这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人们做事,总是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经济上不去,要是政治再上不去,堂堂山西,偌大的一个行省,如何自立于中华大地。

  闲说着,我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书,是我省青年学者谢泳先生编的,叫《旧时光》,书中收录的十几篇文章,全是解放前来过山西的著名文化人写的,这些人又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知识背景。我翻到一篇文章,说,你看到的这种情况,那时候就有,一面指给他4。二十年代初,胡适陪他的老师杜威来山西,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在太原的街上,看见路灯柱上都贴着白底黑字的格言,如“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天下具万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有许多都剥落模糊了。他认为,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

  胡适还是太忠厚了,他只是说这种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抽象名词,达不到提高道德水准的目的。他若是活到现在,知道现在这些标语口号,还有另外的更其“神圣”的目的,怕要哭笑不得,责骂自个少见多怪了。

  我的这位朋友是南方人,刚从北京过来,来我家之前,在省政府里办完事。说他在北京办事,大小机关里说的都是普通话,他的普通话不太高明,偶有说不明白的地方,晓得是自家的过失。而在山西省政府的某个部门,他遇到的人,大都说的是山西话,有些词语,他怎么听都听不明白。他相信这不是他的过失。

  “省政府里,全用的是山西人吗?”

  “怎么会呢。”

  “可那个办公室里的几位,全是山西人。”

  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一两句话说不明白的。要说山西人排外,把外地人都赶走了,那是不对的。山西贫苦闭塞,留不住人,也是一个大原因。其次才是没有给外地人以应有的礼遇,得不到重用,自然是一走了之。我上学的时候,山西大学化学系有个教师叫申泮文,是南开大学支援过来的,不知什么原因,竟因邻里纠纷给判了刑,后来放了,说是冤案。平反后不久,调回南开,当了化学研究所的所长,现在是学部委员。现在山西全省没有一个学部委员,仅有的一个还是中科院在山西的一个研究所的,严格说来不能算山西的。当年若能给申先生以礼遇,怕不会一走了之。

  说到这儿,我指着《旧时光》中的一段,也是胡适在那封信中说的。胡适说,“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省人,不能招用客卿,也因此。客卿远来,很不能与本地人争生计上的优胜。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划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能够用……这个困难问题将来正不知如何能够解决。”八十年过去了,又一个“新政”来了,在借用外地人才方面,我们仍是一筹莫展。要说那时是穷的养活不起,现在呢,难道倾全省之力,连十个八个外地的杰出人才都聘用不起吗。想来不至于。可是,如何吸引外地人才这一历史难题,确乎尚未解决。

  大概是怕我面子上不好看,这位朋友还是连连称赞山西为全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南方用的煤炭,大部分是山西的!山西是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呀!”

  我年轻的时候,是有点“二杆子”气的。总觉得书生报国,要敢于犯颜直谏,对国家是这样,对地方当局也应当是这样。

  1987年吧,我在某县担任副书记之职,虽是挂职,却是正式选举后出任的。那时全省正处于经济战略调整时期,不说发展什么农业和轻工业了,说往后要把山西省建成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还说这是中央给山西的任务,是山西的光荣。

  我听了不以为然,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真要这样做了,山西在全国的地位,只会下降而不会上升。你想嘛,所谓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能源不用说了,是煤炭,而重化工的原料,也是煤炭,这几乎等于说,往后山西只要发展煤炭一项就行了。这样畸型发展下去,久而久之,空气污染,地表塌陷,资源耗尽,民不聊生,整个山西会成为一个“垃圾场”。等那个时候再觉察到这一战略的失误,全都迟了。

  于是我便给山西省委写了一封长信,沉痛陈述了这样做的危害。我说,某大市是全国的轻工业基地,它用的棉纱是从外地买来的。某省全国的粮食基地,庄稼长了一茬,地不会下去一层,第二年再种还会长。而我们这个基地,煤只会越挖越少,煤田生长的速度肯定赶不上消耗的速度,从理论上说,总有挖完的一天。再炼焦发电剩下的灰渣,只会堆在山西的地上,不会打包让人家连焦炭与电力一起带走。长此以往,山西不是成了一个灰渣堆了吗。

  说是信,实际上是篇文章,名字叫《富国·富省·富民》。正好此前,原来从中央煤炭部调到山西当省长的王森浩又调回煤炭部(改为什么公司)任职去了,新任山西省长,仍是从煤炭部调来的,叫胡富国,不同处仅在王是外地人,而胡是本省人。我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山西人真不幸,刚走了一位富国的省长,又来了一位叫富国的省长。”

  过了两三个月,没有信息,忽然有一天,收到山西省委办公厅一封信,里面是一份校样,说要把我的信登在一份叫《山西省情》还是叫别的什么名堂的内部刊物上,我看了看,基本意思都保留下来了,用语规范多了,只是我那句“富国”的话抹去了。后来并没有收到那份内部刊物,大概没登的成分据多。我还保留着那份校样,不知夹在什么地方了。

  此后,只要有机会,我总要讲单一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对山西的危害。比如有次在山西财经大学演讲,我就说过这样的话:

  好些山西的领导干部,一说就说我们是中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意思是我们在全国这个盘子上占多大的份儿。从来不想想这样的战略决策,对山西的整体发展有些什么的危害。至少也该想想为什么人家别的省份,你是科研基地,他的轻工业基地,偏偏你就是个能源重化工基地。什么能源重化工基地,说白了就是煤炭基地,就是给国家挖煤的。这样挖下去,山西将会是什么样子呢?炉渣堆!垃圾坑!你去 山西各地转转吧,凡是有煤矿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是地面塌陷,植被破坏,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有南边的同学回老家,路过介休、灵石一带,往车外看看,黑烟滚滚,地面全是黑的,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地方已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了!……等全山西都成了富家滩(一个因煤炭挖完而败落的镇子),我们怎么向国家交待,你说你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国家到时候会说,我也没说叫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呀。(韩著《回到常情常理》第48━49页)

  我不敢说我的预言应验了。那太残酷。敢说的是,单一发展煤炭事业,确实让山西吃足了苦头。现在似乎不听什么人再说基地的话了。

  唐朝的柳宗元,是山西永济人,一生都在外地作官,总想着山西怎样才能强大起来。他写过一篇《晋问》,以与吴某对答的形式,历数山西的种种优势,每说完一种,就要问一句,“若是如何”,意思是有这个条件,山西该强大了吧。第一问说的是山西的地理形势,东边的太行山怎样高险,西边的黄河怎样奔腾,而吴某回答说:“先生之言,丰厚险固,诚晋之美矣。然晋人之言表里山河,备败而已,非以为荣观显大也。”这句话中,“备败”二字,在《山西通志》中成了“备敌”。一字之差,意思就不一样了。原话出《左传》:“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可见“备败”是对的。

  想想也是的,这“表里山河”,确实也只能“备败”。中原大战,阎锡山的部队打败了,一退回娘子关便安然无恙。三十年代前期,中国社会不安宁,这儿打仗,那儿闹灾,凭了这表里河山,山西成了全国的“模范省”。解放后到文革中,山西一直是个出典型、出经验、出干部的地方。而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的加大,山西就只能每况愈下了。国民经济指数,全省人均收入指数,都远远地甩在了后头,不是倒数第一就是第二吧。

  大约上年十二月中旬,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播了一个节目叫《邮车难过偏头关》。偏头关就是山西北部的偏关县,山西去内蒙的出口之一。

  话说有一天,一辆南方某市的邮车,去内蒙送药,路经偏关县某处被扣,要打开车箱检查,押运的邮政人员说,按国家规定,邮车是不能随便扣留的。扣留者不听,要砸锁,押车人以身体护住,说要砸就先砸他。厂方随车人员打了110,公安局的人来了,照样不放行,且将邮车开回县城扣留。开箱检查,确证是药品后,仍不放行,说是可以谈判解决。厂方怕误事,只好同意。

  谈判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进行。偏关县出面的是公安局的一位科长级的干部,还有县医药局的一位干部。下面的镜头太精彩了。圆圆的画面上(偷拍的),我们那位老乡,先伸出四个指头,又叉开拇指和食指作出一个八字。画外音:他说由他处理只要四万就行了,要是别人处理,就得八万元。接下来是过钱,也偷拍下来了。我一边看,一边替我的这位老乡着急,怎么这么傻呀,人家正在偷拍呀。

  下来是焦点访谈记者的采访。

  问:你明知是邮车,为什么还要扣留、罚款?

  答:县上财政困难,我们交不够罚款,就不给拨经费。

  问:你能得什么好处?

  答:我能得百分之十的回扣,大约就是两三千元吧。

  四万元的百分之十,应当是四千元,为什么他只能得两三千元,想来是医药局的那位也要得一半,到他手里只能是两三千元了。

  看到这里,我不再感到好笑了,只有难受,难受得想哭。这两位固然可恶,但是县财政到了这个地步,连公安局都发不出经费,连公安人员都要靠这种手段敛财,腐败固然腐败,这个地方的贫穷,怕也是不容掩饰的事实吧。

  联想到,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九日之内四起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全国媒体广为报道,中央一再严令彻查,而此刻,全国人民又看到这出山西人上演的丑剧,真让人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老乡呀,你怎就不机灵点呢。

  贫穷,懵懂,霸道,看了这期节目,你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久前的一天,我去晋南某县,在一个乡镇上,遇到这个乡镇的书记。我是来找另一个人的,进了镇政府,问后知道不在,正要离去,一辆桑塔纳进了院子,下来一个人,他看看我,我看看他,这不是某某吗,我认出他了,他也认出我了。

  “啊,韩老师嘛!”我们以前认识,那时他是个文学青年,现在见了,仍叫我老师。

  这下走不了了。回到他的办公室,上茶,叙谈。

  “韩老师别走了,在这儿住一晚上,别以为我们这是小地方,地方是小了点,要啥有啥,歌厅,桑拿,还有,嘻嘻……”

  我应付着,心里想,这还是当年那个纯朴木讷的文学青年吗?

  他这身装束先让人剌眼。也算是名牌的西服,绉巴巴的裹在身上,袖口处的商标已渍的不是原本的颜色了。口袋里随手掏出的,是中华牌香烟,大口大口地吸着,随着烟气喷出来的,还有污浊的酒味。最为剌眼的,还要数脸上的那副眼镜了。茶色的水晶石,玳瑁色有框子,方不方,圆不圆,几乎遮住大半个脸。或许是他的脸太瘦削了。那眼镜不像是戴在他的脸上,倒像是戴在我的脸上,眼前是一堵黑墙,挡住了我的情感,也挡住了我的思维。

  他还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着,说他在这儿做了些什么了不起的事,有多少村子脱了贫,哪个头儿表扬过他。说他在这儿已呆了多少年,至今仍得不到提拔,不是手里没钱,是没有硬梆的后台。说他怎样出手大方,一个过去的朋友(我也认识)来看他,打麻将一晚上输了多少钱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还写作吗?我怯怯地问。

  “求,早就不做那事了。我就是让人家说是写小说的,坏了事。不会写的,才是会干的,会写的,人家说你是不务正业。”

  他要留我吃晚饭,住下,我推说有急事,匆匆告辞。他执意要送我出来,临分手前,他凄苦地一笑,说:

  “韩老师,你别信我胡吹,我们这儿穷的叮当响,真要脱贫,还不知在猴年马年,来,你拿着!”说着从身上掏出个什么往我手里塞。我一看,是半盒中华牌烟,刚才他让我抽过的。我是抽你半盒烟的人吗,窝了半天的火正没地方发,脸色都变了,他拍拍我的肩头接着说:

  “你以为我平常是抽这个吧,哪里有的事,我抽烟红河牌到顶了。这盒是刚才一个企业家的儿子结婚,我从桌子上偷拿的,妈的,上礼上了一百快钱哩。你拿上,路上抽。”

  我心里火一下子熄了。什么都没说,接过来,使劲握了握他的手。后来数了一下,里面只有七根。

  这会儿,坐在桌前打着字,写着这篇文章。写的不少了,该收束了。若要用一个人来作比,山西到底像个什么人呢,不知怎么一下,我想起了不久前的这件事,想到了这个乡镇上的书记。说他不懂政策吗,他是懂的。说他没有能力吗,他是有的。说他没文化吗,也不是。说他没德行吗,也不是。他就是这么个人,怎么说都沾点边儿,怎么说又都说不到根子上。你以为他就这么默默无闻了吗,不会的,不定哪天也会升上来。你说他升起来就是官场腐败吗,不会的,说不定他还是个好样的,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呢。可眼下,他只能憋着一肚子的气,在他的乡镇上过他的霸道、寂寞而又浪荡的日子。

  如今的山西,就像这样一位乡镇干部,什么都离他挺远的,富足,权力,还有德行。

  写下出这几行字,我又有些犹豫,这么说是不是太刻薄了。

  唉,这就像你一个没出息的弟弟,你恨不得踢他一脚,腿还没有抬起,又怕踢疼了他。毕竟是一母同胞呀。

  你只能狠狠地跺一脚,猛地转过身去。

 

文来源:《山西文学》2002年第3期;本文作者:韩石山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5-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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