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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在高大的杨树上使劲地吵着，单调枯燥，不知疲倦。午后的小院里，该上班的上班了，想睡觉的还在睡，很静。少年的我午睡初醒，懒懒地来到小院西房前，在那溜阴凉地里呆坐。还有几个小孩也都愣愣的，未彻底醒透的样子。大热的天，大家不知道该干些啥，想干些啥，能干些啥。
院墙外忽然传来呼口号的声音。哄哄嚷嚷，一声紧似一声。响动是从院子北房墙后的省文联大院传过来的。这是1968年的事情。我们小院所在的南华门东三条如今已不复存在，那时的省文联也另迁它处，只留下省作协。“省文联又闹事了！”我们几个孩子立即作出判断，马上调动起了情绪，使这个乏味炎热的下午有了些许刺激，都不发呆练傻了，呼呼啦啦起身跑出了院门。
寻声找到文联里的一处院落，那里聚集着许多人，有站有坐，情绪高涨，有人振臂高叫一声：“打倒反动黑帮！”大家也扬着胳臂吼起来。这是一场组织有序的批判大会，“文革”中特有的保留节目，前边空出一片地方，“演员”都在那里。这种“演出”较特殊，“正面角色”站在靠边的地方，臂上箍着某某红色战斗队的袖标，呼口号，提问题；“反面角色”却占据“舞台”中央，脖上吊着大木牌，标出自家名号，上面再打一个红叉，低头弓腰作交待。今天的反面一号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赵树理，配角则有马烽、李束为、西戎、胡正、孙谦等，就是人们戏称的“西里马虎孙”，都是有名气的作家。虽然算是邻居，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们。对他们的名字倒还熟悉，读过他们写的书，更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认识了他们。每人胸前一块大牌自不必说，赵树理头上还多一顶尖尖的高帽，大牌和高帽外表都用白纸糊就，里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造的了，看样子有些分量。“战斗队”的人不时呵斥着，严格要求着他们的站姿、腰弓的角度及牌、帽的戴法。
本次批斗会仿佛有一个主题，要求赵树理交待和刘少奇的关系，主要围绕某年在大连召开的一次短篇小说座谈会，揭露“罪行”和“黑幕”。我看赵老头态度尚好，不愤怒，不激动，也不油滑，很平和地讲述着什么。但战斗队的领导人总是不满意，说“不老实”，就有人喊起口号来，说：“赵树理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就有人上前去把老头的头往下按按，而高帽失去平衡就掉在了地上，接下来又是一顿臭骂和推搡。又让脑袋使劲儿往下低，又让高帽不能偏歪高高矗立。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对于什么叫修正主义，或者赵树理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一类高深理论，十四岁的我弄不清楚，但高帽的问题却让人觉得这些“战斗者”不懂逻辑。
那时的我已读过不少小说，对文学也萌发了兴趣，很想听听文学圈里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作家们的趣闻轶事，这在当时所能看到的书上杂志上是找不到的。本来老头会很认真地讲述某一个细节，但主持会的人总是粗鲁打断赵老头的话语，嫌啰嗦，扯淡，回避实质，狡猾透顶，反动至极。我就感到很遗憾。私下里想，如果让我来主持会，就让老头讲下去，讲得越详细越好，还应当递上一杯水，慢慢讲吧。又让人家交代罪行，揭发问题，又限制人家说话，老用诈唬和口号再加拳脚去干扰他的思路。少年的我对这些人的智商发生了疑问。末了并未达到目的，与刘少奇的关系还是糊里糊涂，只好大喊一通宏亮口号收场。
事情过去了好多年，赵老头也早已作古，据说他就是被这类无休止的批斗会折磨致死的。那些有勇无谋的“批斗家”们如今肯定还在，只是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政治这玩意儿，的确是很难捉摸的，谁也难保自己始终与正确站在一起；但善良这东西却比较简单，把自己和别人都当做人来对待就成。宽善待人，给人以人的基本权利，人类的悲剧大概就会少些。现在人们常用“作秀”这个词，当年“造反”是否也是一种作秀呢？绝大多数人恐怕真不知道为什么“造反”，要造什么反，但很享受造反的那个过程。人越多，他越疯，对手越狼狈，自己越亢奋，这种胜利者的快感，哪怕是虚幻的，也是很让人过瘾的，与吸毒无异。这是人性里的一个悲哀。
我有时会很清晰地记起那个老头：瘦瘦高高的身子深深地弯着，高高尖尖的纸帽微微地晃着，缓缓沉沉的语调，朴朴实实的方言，那是晋东南一带的乡音。他是一位大作家，可能也是一个普通善良的老头。在一间小屋，在橘黄色的烛光下，一位少年，在静静地聆听那位老人在唱文学的歌谣……
这曾是我一个遥远的梦境。
(本文获第三届中国报人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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