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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山西谍报秘档系列之五 阎锡山的特务魔窟政卫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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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阎锡山有三大特务系统，分别是梁化之为首的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处、杨贞吉为首的太原绥靖公署建军委员会政卫处（以下简称政卫处）和梁吉庆担任队长的太原绥靖公署参谋训练队。梁化之被视为“山西的戴笠”，是阎锡山集团最著名的特务头子。但是，事实上，梁化之是阎锡山的继承人、文官集团的首领，还是山西最后一任省政府主席，并不单纯是搞特务工作的。太原绥靖公署参谋训练队成立于1946年，存在时间并不算长。只有政卫处，是山西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间最长、活动最广泛同时恶行尤其多、手段尤其毒辣的特务组织。 1 政卫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内部“伪装” 1938年底，阎锡山为了考察晋绥军中基层军官的忠诚程度，就在吉县成立了晋绥军校尉级军官集训团，共举办了6期，每期1000多人。阎锡山在第一期毕业生中挑选了28人成立了敌区工作队，用秘密方法监视学员的言行。这便是政卫处最早的前身了。后来，敌工队又吸收人员，扩充成敌工团，潜往各抗日根据地，监视牺盟会、新军以及抗日民主政府的活动，做了许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情。再往后，敌工团又改组为敌工委员会、保安委员会、保安司令部政卫处以及同志会工作委员会政卫组等。1948年10月，该组与太原绥靖公署政委总队合并成立太原绥靖公署建军委员会政卫处。政卫处名义上的领导一直为阎锡山或杨爱源，但实际负责人是杨贞吉。敌工队时期，他就是集训团政治部主任，后来又一直掌握着山西的警政大权。 政卫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内部“伪装”，搜集情报、扣捕审讯政治犯以及破坏中共地下组织。10年间，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共抓捕10000多人，其中被枪毙、勒死、毒杀、活埋以及乱棍打死4000多人。 死去的这4000多人，包括爱国官兵、政治犯及中共党员，现在已经很难知道他们分别是谁，但在省档案馆里关于政卫处那些档案中，即使因散失不少记录不全，依然透着浓浓的血腥和暴戾的味道。且看下面这份资料： 据六十一军政卫特训队队长张学义报告，查所俘奸叛战斗员杨玉文、李土堆、龚克治等三名及民兵傅得染等共计四名，前经考察，对叛信仰意识甚为坚强，又近日叛军围袭我军时，该杨玉文等四人神情大变，发表错误言论，企图反动，经军政务会议决定密处死刑等情。谨呈。 这是1944年10月14日杨贞吉发给阎锡山的电报。电文中所谓“叛军围袭我军”的战斗，指的是太岳军区在9月间发起的反击日寇和阎锡山联合进犯我根据地的第二次青（城）浮（山）战役。 在电文后，有“六十一军政卫工作特训队奸叛人员处理意见表”可以略略得知他们的情况。 杨玉文，陕西咸阳人，时年28岁，1937年1月参加红军，当年四月在浮翼战役中“自动投降”，时为该军九十三团机枪二连中士班长。然而，杨玉文在阎军中“神情恍惚，言论与行动多不一致，诡诈多端，伪装嫌疑十足现露，唯不交出关系”，政卫处特工以他“政治水准颇高，思想意识甚为左倾”“屡有破坏我方言论”判断，“证实切像干部打入我军”。 李土堆，山西阳城人，时年23岁，1940年参加八路军，并在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年6月翼城战役中被俘。政卫处说他在阎军中“平素表现沉静，于叛军围扰时突然神情大变，发表反动言论”，而且，李土堆信仰坚定，在特务们看来就是“无理智的信仰叛方，固执顽强”，所以“不易争取，留必有害”。 龚克治，陕西商县人，时年22岁，1940年参加八路军，且为模范战斗员。当时刚刚被俘后送到六十一军，“到队后表现不安，时谋潜游，奸叛围袭我军情况紧急时，发表反动言论”，对他的评价也是“诡诈阴险，留必有害”。 傅得染，山西临汾人，时年31岁，当时只是普通民兵，“在队表现尚可，唯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所以就是“反动意识浓厚”。 这四个人，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员；有战斗员，也有民兵；有被判定为思想极为“反动”“左倾”的坚定分子，也有一般的具有朴素阶级感情的人，然而，在特务们的处理意见上，无一例外是“密处”即“秘密处决”。 从这些文献中，我们无法清晰地获悉事情的全部，只能勾勒出一个大概来。这四个人，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到了阎军中，但并没有变节叛变，仍然想着有一天能归队，所以在我军进攻时表现出了异样，甚至开始向周围的人宣传我们这边的政策、情况，即“发表反动言论”，但不幸被政卫处的特务侦知，就此身遭不测。但是，这样的行为能够得上死刑吗？连政卫处也知道这是不能宣扬的，所以只好“密处”。 再没有第二份史料讲述这四个人的故事了，但到今天，我们应该郑重地记下他们的名字。 2 肃伪会议纪要的腾腾杀气 从一开始的敌工队时期，政卫处的职能是“肃清内部伪装”，所以当时阎锡山内部有人说“政卫处”是要保证“政治卫生”。阎锡山表面上用“民族革命”这样的口号维系集团，实际上却用政卫处这样的特务组织来控制下属。当时政卫处在晋绥军各部队、山西各地方政府和要害部门都派有特务，密切监视这些地方的动向，稍有风吹草动，即“宁肯抓错，不可放错”。 省档案馆里，存有一份晋绥军某团的肃伪会议纪要。从七月中旬起到十月中旬，三个月时间，开了十多次肃伪会议，有时是传达上面的指令，有时是宣传当时的“肃伪”形势，然而十之八九是这样的记录： 据报，有第三连新有忻县奋斗团拨来之士兵薛官保、周来娘二人，曾任过叛武委会指导员及副主任。据称该二人不愿在此受训，最近可能相随被汰下老弱战士离团回忻县。此后如何审理？决议：可先扣捕，由政卫教官明确。 第二营四连列兵政犯张毓恩，经常在班内表现消极与反常，后经该营教官约谈该兵，言行不符，面色苍黄，当即扣讯，明确已承认是被叛张三姣指派打入我方，专做情报工作之伪装，应如何处理？ 决议：送师肃伪会议处理 第一营三连送来之政犯靳中和，经详细明确，据供该兵确系共产党员，并受晋城县府李红江指派打入我方，做破坏工作之伪装，应如何处理？ 决议：送师肃伪会议处理。 小小的一个团千把人，在三个月里，就发现了“伪装”十数名。联想到晋绥军二十万人，又该有多少“伪装”？若果真那样，我们解放山西何须打三四年？无疑，是阎锡山用这样的高压和恐怖的气氛来维系自己的统治，被抓捕的那么多人里，有多少人仅仅是因为一两句话就被迫害甚至杀害，谁又能说清楚呢？ 3 抓人捕人是政卫特务们的进身之阶 只是，依靠特务作为自己驾驭属下，维系统治的工具，一时半会儿能让人心生恐惧不敢反抗，但时间一久，自然是离心离德，官兵官民乃至集团内部上下级的信任不再。这个道理不能说阎锡山不清楚，只是一开始尝到甜头，便明知最后是毒酒，也难以舍弃。尤其是特务们，把人抓起来，严刑拷打一番，得到不尽不实的口供，便算是自己的成绩，以此作为进身之阶，这实在是最容易的方法了。 1948年2月，杨贞吉向阎锡山请示，将“肃伪有特殊成绩”的十三个政卫特工选拔进同志会基干——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同志会，核心称为“高干”，人数一直维持二十人在左右，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主要群体。“基干”，意即“基本骨干”，人数在五百人左右——对这些人来说，无疑是进入了阎锡山的视野，有了向上爬的资本。那么，这些人又干了些什么呢？ 同志会工作委员会政卫组三级主任干事杨逢春： 于三十四年充青军团四级政卫特派员，任内曾在很短时间破获潜伏之伪装十二起，扣捕伪装人员二十一人，曾蒙组织晋级三级待遇，并于三十五年奉派参加百里开展，赴太原县小店镇一代共破获伪装十四起，铲除坏人四十八名。 于三十五年调充政卫组干事，任内奉令专责审理政治案件，计共审理政犯一千二百五十七名，清理出共匪党籍较高者一百零五名…… 三十三军上校人事参谋申冀棠： 于三十年九月，策动团主任任内，发动突击性的做法，在两个月破获大小案件一百七十余起 （一天要破获两三起案件啊），使汾东肃伪工作展开新的局面。 于三十六年七月至十月，在亲训师担任肃伪共工作时由于计划的周密现实，与进行的热心积极，故在三个月内发觉伪装三百余人，对奸匪的打入策略及花样求得了系统的了解，并影响诱导全师官兵对肃伪工作趋向高潮，奠定了亲训师的肃伪基础，并起了整个肃伪工作的示范先锋作用。 政卫总队明确科军荐一阶科长李贵雰： 于三十六年二月间奉派四十九师二团秘书任内，过滤出匪民兵张建清等四十二名，自卫队员乔二毛三十八名，扣获匪寿阳县政府秘书姚某一名，并蒙会长奖“热心肃伪”四字…… 工委会政卫组四级干事张子荣： 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阳曲县政卫特派员任内，曾肃出伪装三百四十八案，制裁坏人一百六十二人，内有共匪党籍较高者十四人，收到情报一万二千余件……曾名列全省军政肃伪第一，并蒙传令嘉奖，并列入有功人员，于三十六年二月调入首脑部推崇。 于充政卫组干事任内，奉令专责审理政治犯，曾于一个半月内审理政犯五百一十四名，清理出共匪党籍较高者八十二名…… 这仅仅是这些人的部分“成绩”，光看这些，真是大为可观卓有成效，然而奇怪的是，“成绩”是越来越多，但阎锡山的江山却一天比一天地不牢靠。再过一年，便要轰然倒塌。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所谓“成绩”，当时是这些特务们的进身之阶，但再往后，却成了他们的累累罪证。太原城破，许多特务吞枪服毒，难道真是阎锡山的忠心臣子吗？他们，是不敢面对人民的审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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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晚报；本文作者：李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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