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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山西谍报秘档系列之二 小特务张尔玉的小荣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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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至5月历时72天的临汾战役，我解放军在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徐向前指挥下，解放了晋南全部地区，将太行、太岳根据地连成一片。几十年后回头看，此次临汾战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在临汾攻坚战中，打出了一个威名赫赫的“临汾旅”——八纵二十三旅。 胜利者的荣耀是永恒的，失败者则被掩藏在历史的阴影中。此役中阎锡山部队从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以下，被俘虏两万多人。就算是梁培璜，中将之尊，到现在又有多少人会知道，更遑论剩余的那两万多人了。 不过，在省档案馆里？记者发现了另外一个此战役的俘虏。级别上无法与梁培璜相提并论，身份也迥异，而其命运，更可见时代大背景下作为个人的离奇与无奈。他就是国防部二厅绥靖总队第五大队十九组一个普通属员张尔玉。 被俘后，从厕所穿墙洞而逃 抗日战争后，军统改组，公开的武装特务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其余改称国防部“保密局”，所以，这位张尔玉，其实是个小特务。 张尔玉原是五大队十九组临汾组的通讯员。临汾被我军攻陷，他奉命潜伏，并和阎锡山九十团二营一部二百余人一起突围。兵败如山倒，这些人早没了斗志，五月十七日晚，出城后遭遇了我军小股部队，稍作抵抗即被俘虏。 张尔玉其时已化名“王之田”，向我军自述说是西安三泉池澡堂的一个账房，从西安至太原办事，被阎锡山部队扣留在临汾。战争年代，这是常事，张尔玉希望就此蒙混过去。但五月十八日中午，他和临汾组的另一个谍报员李泉被我军的识别队辨认出来了。识别队是为战役后在俘虏中区分平民和军事人员而设的，其中应该有很多原国民党的人员，张尔玉身份被揭穿，就是早先被俘的保密局晋城站的人员认出的。 张尔玉说，他被俘后，就决心自尽以“全忠党国”——这几乎国民党被俘人员逃脱或被释回后必然的说法，而几乎所有人都未遂，因为我军看管太严密了嘛。后来审讯他时，不论我方态度是“尚不森严”还是“横蛮”，他都“坚不招供”。这样的表白，在前几期“国民党被俘高官”系列早就见过，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就不再赘述了。 值得一提的是张尔玉的出逃。身为特务，果然有特务的本色。张尔玉在被抓住后，就声称患有肺病，以使得我方看守能对他放松警惕，或者和其他人隔离对待。他又发现关押自己的地方边院厕所隔壁，是自己朋友、临汾国民兵团副团长贾翔逵的宅邸。他在临汾城破以前，常在那儿住，对院子里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厕所和那院子的间壁“年深岁远，风雨消磨，墙基又经年潮湿，况该墙后壁原系置放厕盆的小窦仅一砖之隔，败落不已，有小孔可察”。于是，张尔玉谎称自己患了痢疾，老往厕所跑，大家也不以为意。终于在七月八日晚，将厕所那个小孔凿大，穿孔出而。“昼隐夜行，履尽艰辛，餐风饮雨，一途凄惨”，在近二十天后，于七月二十六日回到太原。 回来后，组织说他“忠勇可嘉” 在前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被俘高官”那个系列中，我们知道，像这样被俘又返回（不管是被放回还是自己逃回）的军政人员，国民党方面对他们基本态度是不再信任，即使经过重重审查，确认无“投敌”嫌疑，也会闲置起来。例如史泽波，堂堂军长会被监视，王达三，一区专员只得远遁他乡，像这样尉级的小特务，遭遇估计还要凄惨。 果然，回到太原的张尔玉在八月三日就向上级提出了救济的请求： 职与此次临汾失陷时衣物损失一空，家属离散失所，脱险抵并，囊空如洗，形同游乞，为此签请俯察下情，优予救济，以补燃煤为祷。 这封信以及本小组出具的意见，加上对张尔玉失陷以及逃回的经过报告，发电报呈送给了驻在徐州的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靳易夫，也就是他这个系统里主管山西工作的最高负责人。闲插一笔，这个靳易夫，是山西人，黄埔五期生，名不见经传，但戴笠成立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时，就名列其中，负责山西的情报工作，是军统山西籍里资格最老的大特务。后来在徐州被俘，关在功德林，死于被关押期间。 8月28日，靳易夫回电了，表达了一个意思：“张尔玉一员忠勇可嘉，仍派十九组工作”——上级既然下了“忠勇可嘉”的断语，张尔玉的生活困难甚至个人前途都不会再是问题了。 看那几封电文，我相信不是张尔玉的处境打动了靳易夫，而是太原方面对整个事件的陈述为事件的处理定下了基调： 查该张同志素称机警敏捷，勤忠职守，且追随党国多年，意志坚强，思想纯正。此次被俘，纵经匪百般考讯，该同志仍能沉着心机，辗转应付。不特对本组微无泄露，即对我任何机构亦无损失。况该同志到职日浅，本身既无外围之设，其他各员之外围与其互不相识，队组上下鲜能深悉。以各方证实，该同志对职务确有运用之技能，保密之决心。殊堪予以嘉许。 值此晋境维艰，本组为加强工作效能计，请将该同志调并组。因该同志历年服务晋境，既可透悉，尤能多方运用，来日工作当有良多建树。唯此间军政当局对归来干部多有调训之说，职组固不隶属当地，且也尚未发生斯私情形，为预防起见，理合请示。 这份报告理当看作是旧日公文的典范之作，四平八稳，滴水不漏。要是按大白话来解释，那应该是张尔玉是被俘虏过的，不过他啥也没说，而且他啥也不清楚，也说不出来啥。“以各方证实”（意思是我不了解，是听说的）这个同志很不错，现在正是危难之际，用人之时，所以我们要安排他工作了。不过山西这地方对这样的干部总是不放心，我们当然和他们不是一回事，以前也没这样情况，为预防起见（也是为以后推卸责任起见），所以请示一下。 这样一来，如果张尔玉以后但凡有点成绩，那自然是我力排众议，勇于任事，明于识人，如果张尔玉犯了错误，甚至发现有投敌嫌疑，那也是当初你们上级同意的啊。 没过多长时间又莫名获得晋升 如果仅仅是这样，这无非是小特务脱队又归队的平淡无奇的故事，更惊讶的事在后面。还不到一个月，九月二十一日，张尔玉竟然获得了晋升。想想两个月前，张尔玉还是刚刚逃回来需要救济的“丧家之犬”，而山西这两个月形势，未必见得好转，甚至更坏，张尔玉做出了什么成绩，就能晋升？ 先看看档案中相关的材料吧。首先是一封张尔玉所在的国防部二厅绥靖总队第五大队直属十九组给南京总队的电文： （对张尔玉脱逃并归队的陈述和评论后）查该员品端学深，智勇谋深，处世悍明，意志坚强，嗣复奉大队申真电，准张尔玉升充职组第一小组组长缺。 在这封电报中，甚至对张尔玉有“经验深长”“领导有方”，收集情报“迅速正确，质、量兼丰”的考语，想张尔玉不过一普通“通讯员”，何来“领导有方”？俗话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欲加之功”，也是“何患无辞”的。 这里面又有什么隐情呢？从文献中略可找到一些端倪。 有一封电文是这样的： “国防部绥靖总队太原组通讯员张尔玉于七月初间自临汾匪监狱中逃出。后匪对其家属百般威胁迫害，饬令将人交出，幸其妻老练机警，应付得法，被监视一周后始免祸”等情，特电查照为荷。 分析其中的语意，大概是要对张尔玉和其妻子的“先进事迹”进行审查。根据事后张尔玉得到晋升，说明审查是过关了。而从时间上判断，他的晋升和他妻子的“英勇表现”有直接的关系。 那时节是1948年9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了晋中战役，并形成了对太原的包围。所谓阎锡山的地盘，事实上只剩下了太原和大同两地，统治已是风雨飘摇。有点眼力的都知道大势再难挽回。从国民党那方面说，假如说还要负隅顽抗，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凝聚人心了。而凝聚人心，最方便的是则是推出一两个模范。以形成“时穷节乃见，板荡出英雄”的幻像。 张尔玉，一个普通的小特务，被俘虏后居然还想着“报效党国”，费劲心思跑回来，这可比他的那些被俘后旋即“变节”的同僚乃至上司“有节操”多了。再加上，他的妻子，作为一个女人，也“有勇有谋”，敢和强敌“周旋”，为张尔玉的事迹更增添了些传奇色彩——逢到这时候，造几个女英雄反正也是我们悠久的历史传统。比如杨门女将，比如梁红玉，比如明末的烈妓…… 就这样，由不得张尔玉愿不愿意，反正他作为一时的英雄被推选出来了，在“受俘之辱”后，迎来了“晋升之荣”。 可惜的是，这光荣他不会享多久，再过半年，人民解放军就会攻占太原，解放大同，结束国民党、阎锡山在山西的历史，而他，作为这个历史的一部分，也会被时代所超越和遗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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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晚报；本文作者：李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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