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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的文化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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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以为官清廉而著称，并因此载入史籍，名扬后世。对于这位出类拔萃、世所罕见的人物，人们不吝赞美之词，就连大清康熙皇帝也屡屡发出内心深处的赞叹，将于成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时至今日，人们多以引用此语来说明于成龙清廉自守的典范效应。在于成龙所在时代，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荣誉，标明了于成龙顺应整肃吏治要求所达到的清正廉明、业绩卓著的高度。这种品评有助于人们认识其特殊地位和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之中强化了于成龙作为“名臣”“循吏”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于成龙自觉的文化品格的发现与思考。 综观于成龙一生，其清操廉节自有深厚的文化渊源，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环境熏陶和自我养成，惟有如此，其清廉品行才能成为一生的操守，无论身处困顿还是位至尊荣，始终不为所动、不为所移。尽管史料对于成龙出仕前的记载较少，但仍不难以言行相证，探察其独特的人格与理想内涵，从而管窥其清廉操守的文化意义。这也正是传承、弘扬清廉品格的恰当途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害得失，能够不损他人而利己者，是为本分；能够不谋利己而多为他人者，是为贤达；能够舍己之利周济苍生者，是为境界。于成龙出身官宦家庭，并非不懂鱼肉之鲜、闲适之乐，而能做到一生甘守清贫、克己奉公，正是出于一种自觉的安守、持久的修为。 于成龙自幼诵读经典，深得儒学滋养，以明经为长。从其一生表现来看，儒学对其影响至深的观念就是“善其身”和“济天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遵从伦理，恪守孝节，以修身悟道为毕生课业；另一方面，他心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局观，并升华出一生克己为民的人生理想。 于成龙祖父与父亲都曾居官，他也沿袭了读书出仕的传统路径，但在参加科举未如人愿的情况下，他读书，授课，伺奉带病还乡的父亲，安于“修身、齐家”之道，并无急于个人功名之态，显现了安贫乐道、以孝为先的情怀。而这种情怀成为他一生秉持的人格基调。 于成龙出仕十多年后，母亲在山西原籍去世，其时，他官至黄州知府、年已六旬，由于地方形势紧张，总督奏请朝廷让他“夺情视事”，即不循罢职回乡守孝之例，继续在职操劳政务。于成龙不负重托，频有建树，但他始终没有因尽职而忘却尽孝。几年后，他在觐见康熙皇帝时，哭奏自己国而忘家、对老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的歉疚，终使康熙皇帝特许了他回乡聊表孝节的请求。为了恪尽孝道，他争取到了难得的探亲假，而这次也是他出仕十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回乡。从此可以看出，于成龙为官多年，并未沾染功名至上的习气，而是葆有率真、纯粹的人格。相比之下，当时另一位享有清名的重臣李光地在母亲故去后，闻得康熙帝以他初任顺天学政、关系紧要为念，命他在任守制（亦即“夺情视事”），于是喜形于色。李光地喜的是官场得意、前程可期，而他被功名利禄湮没人伦大节的表现自然散发出虚伪、不纯的味道，结果舆论大哗，“贪位而忘亲”的恶评让他悔恨交加，大病一场。实际上，于成龙的歉疚、李光地的喜色，都是各自真实心态的反映，而如李光地那样清名之下多为功名者甚众，如于成龙这般历尽铅华而清操不改、气格不衰者凤毛麟角。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格内质的真与伪，反映在他们出仕为官的目的与宗旨大相径庭。而于成龙守其节、存其真的人格境界，正是成就一世清廉的骨气所在。 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贫居乡野的儒生是异常寂寞的。于成龙年轻时科场失意、隐身山民之间，却能平和旷达，以不同寻常的品行与见识为人称道。于成龙所居山西永宁之乡地处偏僻，明末盗贼常来袭扰，乡人欲筑堡防御，而最佳位置恰与于家祖坟相邻，碍于“伤风水”一说，更碍于其官宦之家的面子，筑堡计划难以施行。这时，于成龙坦然笑言：“我里千家保聚，独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当筑矣。”最终“堡成，卒无害”。虽为生活琐事，但足见于成龙年轻时代即已达成的修养，其秉公为民的思想自有端由。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44岁的于成龙得到了入仕机会，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知县职位。这时的于成龙如果一心只为谋取功名，则当深恨已非其时。 周劭先生所著《中国明清的官》一书指出，清朝中叶以前，非有进士出身，绝无当大官的可能。考了进士，先在翰林院从编修做起，在朝中升迁然后外放，才能成为大官。一旦弄不好，进士外放当了知县，想升到知州都难如登天。袁枚、郑燮、赵翼等都是进士，因为没进翰林院就当了地方官，自知没出息，结果都辞职不干了。这些官场经验，于成龙当然不会不知，自己只是明末的一个贡生，并非清朝的进士，这样步入官场，自然不应有过多期许。何况，他当时要赴的任所乃僻远的广西罗城，长途跋涉，疠病横生，已足令人畏惧，更何况当时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这样出仕，众人多以为凶多吉少，避之惟恐不及，为此，于成龙也收到了许多人的善意劝告。正因如此，于成龙逆众意而出仕的选择，成为他人生一大看点。 那么，出仕对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与“自知没出息”的知情达观者相比，于成龙的心意是更为高尚还是更趋平俗呢？决定忍受千辛万苦赴罗城上任时，于成龙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地良心’四字而已。”一句话，境界全出：不为己，不畏难，全为以天地良心为念。这不是什么履职宣言，而是心底的火苗，人生的理想，是于成龙早已修成的本色宿根，他只是要通过出仕寻求一种光大的平台罢了。后来，于成龙出人所料地步步高升，而他的做派不变，清廉不改，因为他做官不为个人功名，只为天地良心做事——这就是于成龙。 于成龙生活于理学盛行的时代，深受程朱理学天理观、伦理观影响，主张“笃诚”“洁己爱民”。他在乡里耕读之际，适逢关外满人崛起，关内农民起义，烽火遍地，民不聊生，亲历了官吏对百姓的盘剥与压迫，感受到民间的灾难与痛苦，从而构建了为民担当的抱负。这些因素，进一步夯实了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础，使他的出仕原则变得更加纯粹和坚定。正因如此，在身形渐衰的44岁，于成龙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名为出仕、实为危途赴任之路。于成龙到罗城时，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他寄居于关帝庙中，同来的几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后来，于成龙在回忆罗城任上经历时说：“数年来一举一动，原非为功名富贵计……”这又一次道出了他不畏难辛步入仕途的真实心境。 从于成龙的人格内涵与人生理想来看，其清廉品质有“抱朴守真”之美。是修养于心、内外通透的情与性。既然抱定“洁己爱民”，既然“事事发于至诚”，那就必然要坚守清操，必然要奉行廉节。他从来是这样的人，始终这样地做事。《于清端公政书》（外集）曾记时人对他的评论：“公之廉出于至诚，而不等于立名之。” 于成龙这种抱朴守真的清廉品格，可从他一生的轨迹中得到坚实的印证。 史称：于成龙的个人生活，“志行修洁，固守清俭。……日食二餐或者日食一餐，习以为常。罗城百姓怜其清苦，每日早晚环视问安，有时凑集少许银钱，供其购买盐米之用。成龙婉言谢绝：‘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他自己也曾记述：“我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才免饥寒足矣。”于成龙升职赴任湖北期间，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为广行劝施，他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沿途竟以萝卜为干粮。最终成为封疆大吏的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后，僚属“入其寝室，见周身布被、袍一袭，靴、带各一，堂后瓦瓮数斛，盐豉数盎而已”。 于成龙这种抱朴守真的清廉品格，更可以与同时代官场中徒有清廉之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清初，朝廷十分强调倡廉肃贪才能巩固政权的道理，并大力整顿吏治。当时，涌现出一批“理学名臣”，虽也一时负有清廉之名，却不能做到名副其实或善始善终，原因就在于其立身行事总有“不纯”之处，其学术也因此被讥讽为“伪道学”。如江苏巡抚张伯行，平时大谈理学，负有清官之名。康熙帝却指责他：“其刻书甚多，刻一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他还曾挖苦另一位“清官”河道总督张鹏翮：“从来大儒，持身接物，当如光风霁月。尔平时亦讲理，乃一味苛刻严厉，岂所谓光风霁月乎？”此外，当时熊赐履这样的名高位隆的人，也未能藏得住虚伪丑陋的行迹。在康熙看来，“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相谬，岂可谓之理学？”相比之下，于成龙虽无多少理论著述，但却是最自觉的清廉楷模，一如他走向仕途的朴实表白——仅以“天地良心”自信，以人格信条行事，最终践行了“高行清粹”“始终一节”。康熙对于成龙“殊属难得”的清廉品行多次赞扬勉励，在于成龙就任两江总督后，曾有人诬其“变更素行”，而待其病故，康熙再次查实“其始终廉洁，甚为百姓所称”的真相，感叹：“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 这些恰恰说明，于成龙的清廉是自我人格的显现，是对人生理想的自觉，是出于“天地良心”。这是得自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历史上屡屡绽放光彩的魅力人格。这种清廉的魅力是超越时代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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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41020；本文作者：刘照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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