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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在解放太原战役中的生动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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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参战人数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大城市攻坚战。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人民的支援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时候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实践，依旧是我们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活教材。 立足于和：一切为了群众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太原，拥有人口近30万，军事工业发达。在晋中战役行将开始之际，中央就已经开始考虑夺取太原的问题。晋中战役结束后太原已成一座孤城。194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在祝贺晋中大捷的电报中指出：“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但为保护太原的工矿企业，更为了保护近30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党和人民军队始终把和平解放太原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1948年7月，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请电晋绥将杨澄源速即送交徐向前，放入太原和阎锡山办交涉。”7月16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晋绥军区司令员陈漫远及徐向前、周士第和华北局电，明确提出分化瓦解阎军：“一个条件，只要能保全军火物资、工厂机器、公私财产不加损害，我军入城后，即保障其生命、家属安全。”同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徐向前、周士第电，指出：“你们完成对太原之包围后，可派俘官入城，携带信件给阎锡山，要他迅即归降，并负责保护城内一切公私产业及军用物品，我军可给以不杀之保证。”7月21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等，进一步提出：“任何人肯早日自拔，将功赎罪，我们不但保证本人及其家属生命安全，即其私人财产，只要不是以特权掠夺的官僚资本，我们亦将予以保护。”根据中央的指示，华北军区派副参谋长王世英等组成工作组，到太原前线做争取阎锡山的工作，以避免黎民遭受战火之灾。面对共产党的和平诚意，阎抱有凭借所谓的坚固工事与我军开战的侥幸心理，拒绝和平解决太原问题。 1948年11月，太原外围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为配合平津战役，11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太原前委暂缓攻城，转而进行政治攻势。这既是中央军委对全国解放战场的统筹考量，又增加了和平解放太原的机会。从12月起，太原前委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指导政治攻势的组织从各纵队、各旅团一直设到各连,采取种种措施，军民结合，内外结合，对守敌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为争取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949年1月21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和平解决太原问题的可能性大为增加。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要求“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2月17日，在接到彭真、叶剑英关于徐丕廉、温寿泉愿意以私人资格奔走太原和平的消息后，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等电，指出要鼓励其劝导太原王靖国、孙楚等人“照北平方式就地解决”。3月，华北三大劲旅齐聚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兵力是阎军兵力的3.5倍，攻克太原已是胜券在握。即使如此，为了太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党和人民解放军仍然没有放弃和平的努力。4月3日和5日，毛泽东连续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等电，指出要“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并承诺对阎军的“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机出走”。为了和平，中央军委先后将攻击太原的时间从3月中旬推迟到4月15日、4月22日。太原总前委也致信孙楚、王靖国，并派赵承绶等被俘阎军高官去接洽谈判，均遭到拒绝。太原解放最终以惨烈战争的形式实现，但其间党和解放军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计前嫌，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为和平奔走的努力光照天地。也正因为有这种努力，换来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军队的拥护，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战则必克：一切依靠群众解放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5日开始至1949年4月24日结束，历时202天，其艰苦程度、战局复杂变化，堪称史无前例。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8兵团原来基础薄弱、战斗骨干缺乏。用徐向前的话说，完成如此艰巨的作战任务看上去几乎不可能。但依靠着党的领导，依靠着广大指战员的流血奋斗，依靠着山西人民的支援和兄弟部队的大力配合，这支队伍边打边建，连续取得了两战运城、攻坚临汾、决战晋中、解放太原的重大胜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48年7月26日，在太原战役远未开始时，周恩来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等电，指出，进攻太原，目前尚是围困阶段，“但支前后勤工作，需要紧张处理和准备”。太原战役联勤指挥部成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组织动员群众支前。在整个太原战役期间，参加支前民工远远超出太原周边地区，除太行、太岳、晋中等解放区外，还有来自冀中、冀南、陕甘宁、晋绥、察哈尔等解放区，可以说整个华北都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把前线需要的粮食、弹药、器材、燃料等，肩挑人背，车运畜驮，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太原总攻的数个小时内，河北衡水6000多名民兵、民工和800多副担架组成的支前队，抢救伤员3200多名，运送手榴弹650箱，炮弹440箱，云梯8副，种种器材210件。太原解放后，这支支前队连续4昼夜将伤员运到后方，平均每副担架往返315公里。支前民工喊出的口号是：“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多送炮弹，多消灭敌人，早送上去，早打下太原。”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这就是民心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早已注定了战争的结局。据统计，太原战役半年多时间前后动用民工25万人、民兵5万人，他们进攻时跟随部队前进，防御时同部队共守阵地，冒着枪林弹雨给前线运送弹药器材3000万余公斤，粮食、燃料2亿公斤，修补道路300余公里，提供门板50万余副、檩条34万根、麻袋55万条。 军民团结一家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还在攻城之初，前委就确立了依靠群众的攻城思路。兵团副司令员周士第在1948年8月9日前委扩大会上作关于打太原准备工作的报告中谈到，军队要做群众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在总攻太原阶段，前线总前委罗瑞卿副政委在1949年4月5日作关于总攻太原政治工作的报告中也强调，像太原这样的攻坚战要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群众智慧。对群众的重视转化为群众支持军队的智慧和力量。解放军在围歼小店之敌的战斗中，有群众找到正在指挥8纵24旅71团的团长北沙，说明阎军师部位置及兵力调遣情况，建议解放军迂回直捣敌师部大院，该团立即改变战术，很快击溃了该部敌人，减少了部队伤亡，赢得了战机。在四大要塞攻坚时，太原东山地下党组织为人民解放军联络了48名向导，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和对碉堡、工事的了解，为部队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最佳攻击线路，带领攻击部队向各山头要塞猛攻，为肃清东山外围要塞的战斗立了大功。在谦益信自行车行工作的地下党员张全禧，配合情报站搜集城防图，在阎锡山侍从长官张光曙的协助下，绘制50多幅城防图，将其藏在自行车轮胎和大梁中成功送到了前线。双塔寺老僧人文广率众弟子机智地掩护8纵队的4名侦察员摸清了敌人火力布防情况，为顺利攻占双塔寺，保护古建筑作出了贡献。育才炼钢机器厂等厂工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与阎特分子斗智斗勇，消极生产，积极保护厂矿设备和物资。所有这一切，不仅促进了战役进程的顺利发展，也为战后重建打下了基础。正如前线总指挥徐向前所说：“解放太原要论功行赏的话，那第一功就该归功于后方的供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 民主建政：密切联系群众人民解放战争的目的不仅在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在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948年10月15日，华北局就作出《关于接管太原的决定》，要求进入太原的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入城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有接管人员都只有保护和看守的责任，没有处理和搬运的权力。《决定》特别强调，为使接管工作取得群众工作的配合，军管会要派遣工作组到接管企业中去，进行党与群众工作。1949年4月5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胡耀邦签署发布《政治动员令》，指出：“干净全部歼灭敌人，还不算圆满完成了我们解放太原的任务，中央给我们太原解放的任务是‘打好、接好、交好’，这就是说，我们还要把政策纪律搞好，做到秋毫无犯，保证太原完好无损地交给人民。”太原解放后，市委明确提出，建设一个新太原比打倒阎锡山还要困难好多倍，必须全力发展工业、农业生产，逐步地、确实地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否则我们必然脱离群众。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是一个根本问题，脱离了群众，既不能管理好城市，更不能建设好城市。 针对战后百废待举的实际，军管会、市委、市政府把清理战场、接管企业、恢复秩序、救济灾民等作为重点工作。从4月26日至5月2日，以军管会、市政府、太原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了13次布告，向全市人民宣布党的各项政策，使政策家喻户晓，以安定民心、恢复秩序。在清理战场方面，依靠人民支持，扫清了地雷，收集了炸药、炮弹，掩埋了尸体，扑灭了火灾；在恢复秩序方面，逮捕了战争罪犯，收容了流散人员，整顿了金融市场；在接管企业方面，严格按照接管纪律，有组织有秩序地接管了工业、交通、军事、电讯、新闻、金融、贸易、医药、行政等单位旧职人员2万余人；在救济灾民方面，成立生产自救委员会，在全市设立33处粥场急赈灾民，并组织以工代赈。 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更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太原解放的当月，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就作出了《关于太原市各界代表会议几项规定》，对各界代表会议的性质、代表会的任务、代表的产生、代表的人数、代表会会期等作出原则性规定。在各界代表会议未召开前，军管会、市委、市政府连续召开各行业职工代表座谈会、文化界座谈会、工商界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明确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听取各界代表的建议，解答群众关注的问题。5月14日，军管会和市政府向工人、农民、民主人士、新闻界、文化界、工商界及青年和妇女代表发出聘书，邀请各界人士参加各代会。5月22日，太原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召开，来自党派、部队、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妇女、教师、工商、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代表213人参加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复工复业和稳定物价问题。到新中国成立时，军管会、市政府先后于6月7日、6月30日、7月19日、8月20日又召开了4次各代会，着重讨论和研究私营工商业的复工问题、入城以来治安工作、建设成就、产销、金融、夏季卫生工作及房租、电费等问题，涉及市政、工商、文教、治安、土地、交通和群众生活等各个方面。通过召开各代会，把群众的意见搜集上来，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传达下去，对传达和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启发各界群众的觉悟，调动共同克服困难、建设城市的积极性发挥了良好作用。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各代会参与城市建设，找到了主人翁的感觉，认识到“共产党真民主，说到做到，做不到就不说”；另一方面，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通过各代会受到了教育，认识到党的决定群众不一定执行，各代会的决定群众则勇于执行。随着代表比例和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各代会成为贯彻群众路线、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武器。自5月起，社会秩序逐步稳定，文化教育得到恢复，社会风气迅速好转，工厂企业陆续复工生产。到1952年，全市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的1947年。 定期召开各代会，是市委执政太原后贯彻群众路线的有益探索，是民主建政的积极尝试。这种探索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949年8月19日，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的电报中充分肯定了太原市的经验，指出：“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并要求“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均需开各界代表会”。毛泽东的电报，既是对太原的肯定，也是对太原的鞭策。在此后的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市委、市政府秉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纪念太原解放65周年之际，重温群众路线在太原解放中的生动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什么时候比较好的坚持群众路线，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就比较紧密，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偏离了党的群众路线，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就比较紧张，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我们就是要对照历史这面镜子，让历史照亮现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抓改革、促发展，抓作风、树新风，办实事、求实效，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贯穿于建设一流省会城市的共同追求之中，凝聚起推动率先转型跨越发展的强大力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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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40425 本文作者：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课题组，负责人：吴国荣、马竣敏，执笔：杨云龙孟丽刚武天杰严志宏胡明强张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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