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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抢运《赵城金藏》真相还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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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城金藏》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世界孤本。因为这部佛经雕刻于金代，藏于山西省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内，世人称为《赵城金藏》。抗日战争时期，它被从日军占领区抢运出来，太岳区党委曾派专人负责保护，在革命根据地存放八年，先后六次转移地址。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4月，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电令太行行署，由张文教负责从河北涉县长乐村将《赵城金藏》护送运至北平，移交北平图书馆收藏。从此《赵城金藏》与《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四库全书》名列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登载了新华社记者孙毅夫采写的《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北平》的消息。 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得知日军要掠夺赵城县广胜寺内《赵城金藏》的情报后，在太岳区党、政、军领导的支持下，中共赵城县委、赵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于当年4月25日，组织领导了一次从日军占领区赵城县广胜寺内，未发一枪，未死一人，一夜之间抢运出国家4300多卷经卷的行动。此事一度成为抗战期间的重大新闻。最先报道这一事件的，是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以后陆续又有许多有关报道。所有报道的史料，总的来看，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战争年代交通不便，信息不太灵通，多数报道不是直接来自第一手材料，因此就出现了一些历史情节方面的失误。如把抢运赵城金藏的时间说错；领导此事的上级机关、直接领导人、参战部队存在误说……2005年8月8日《北京日报》曾有报道《抗战期间〈赵城金藏〉抢运历程长期存在讹传》。 为还原抢运《赵城金藏》的历史真相，一位在河南工作、现已年近九旬的革命老人张广祥作出了长期努力。他1925年出生于赵城县圣王村，1942年在当地入党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奉调南下后在河南省工作，1991年离休。多年来他对发生在原籍抢运《赵城金藏》的史料从未忘怀，先后收集整理，走访调查，并在2012年4月25日抢运《赵城金藏》70周年之际，把收集到的史料原封不动地汇集成册，书名《赵城金藏的沧桑岁月》，自费公开发行，并向中宣部、新华社国内总编室、国家图书馆等30多个中央或地方部门、单位及健在的老领导、老同事赠送。在收到各地寄来的回信、读后感后，张广祥老人针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于2014年4月25日又出版《赵城金藏的沧桑岁月》续集，再次补充了史料，供大家参考。 1989年10月，洪洞县召开了第五次党史座谈会，这是抢运《赵城金藏》时隔48年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间，张广祥同志亲自访问了到会的1942年抢运经藏直接当事人、见证人，并进行了专题座谈。会后大家一致推荐当年抢运《赵城金藏》的总指挥、县长杨泽生，县委书记吴辰，县公安局长刘骞三人合署写一篇有关抢运《赵城金藏》的真实材料。这篇文章题为《一场闪电式的胜利总体战——抢运〈赵城金藏〉纪实》，就有关抢运《赵城金藏》历史背景、组织领导及全部过程作出了最直接的记叙，并对有关抢运《赵城金藏》的误传作了纠正。《山西政协报》《山西革命根据地》《党史文汇》等省内及全国多地报刊、杂志陆续转载了此文。此文发表后，历经25年的考验，尚未发现质疑与不同意见。 以下就抢运经藏长期存在过的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梳理如下，以期启迪教育后人，发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 抢运《赵城金藏》的准确时间，大量史料确证是1942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一）。然而，《人民日报》1957年3月17日刊载《血染的经卷》，把抢运时间误说成是1944年3月13日；1982年12月21日《解放军报》刊登的《抢运珍贵文物〈赵城金藏〉》，时间说成是1942年5月；《人民铁道报》刊登的《〈赵城金藏〉获救记》，把时间说成是1942年4月初的一天深夜，等等，这些失误之处，应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予以纠正。 关于抢运经卷的次数，是一次抢运成功而不是两次抢运。而1982年《文物天地》第四集登载的《赵城金藏六次转移记》称抢运《赵城金藏》是分两次进行的，即李溪林、徐生芳主持抢运一次，杨泽生主持抢运一次。此为误说。 至于当年抢运途中丢失的两卷藏经，时隔40年后也已回归。具体情况是，在抢运金藏途中，曾经丢失过两卷经藏，被当地农民冯俊拾到。他虽然不识字，但知道这是寺庙的佛经，认为可以保护家人平安幸福，于是一直尽心保护。1982年他在山西新华书店任职的儿子冯玉玺与其哥哥冯玉璋商量后，决定把这两卷文物捐献给国家。遂于当年7月给北京图书馆写信，正式提出办理交接手续。《中华读书报》刊登的王玉良的文章《两卷〈赵城金藏〉离合记》说明了这一事情的经过。王文说：“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担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采访工作，接到冯玉玺的来信后，馆领导非常重视，派我和薛殿玺二人去太原。冯玉玺陪同我们到洪洞县城，我们先到县文化局说明了来意，并与县领导会面，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随后冯玉玺带我们到他老家明姜公社郭家节大队南山底村取经。经鉴定确实是《赵城金藏》，保存得很好。一卷是《起世因本十》、另一卷是《波罗蜜多经卷》，确属《赵城金藏》所缺失的两卷。”对此《光明日报》1983年6月28日以新华社专稿作过报道——《老农冯玉璋献出稀世珍品》。1982年8月，北京图书馆给冯玉璋、冯玉玺分别颁发了奖状。内称“冯玉玺同志出于爱国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关心，对促成流散于民间的《赵城金藏》两卷献给国家做出了贡献，现已入藏北京图书馆。特发奖状以资表旌。”中央电视台专题部记者周泉泉从1997年9月开始，多次走访抢运《赵城金藏》直接当事人与见证人，并与1998年4月3日、6日、8日、10日分四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报了《两卷〈赵城金藏〉离合记》的故事。 关于抢运《赵城金藏》的上级领导，主要是太岳区党委和二地委。赵城县委接到二地委书记史健的指示后，县党政主要领导立即组织研究制定了抢运方案，组成了由县长杨泽生、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县公安局长刘骞三人组成的指挥小组。杨泽生负责统一指挥，徐生芳带游击大队和第二军分区派来的一个连，由副营长罗志文、指导员王万荣带队负责警卫和现场指挥，刘骞负责带领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机关的党员干部和从近山几个村调来的可靠党员组成的一百二三十人的队伍，每人带一床单或包袱皮，分成了若干小组，以组为单位，拉开距离去寺院往返背运经卷，先背到离寺院十华里的郭家节，然后用准备好的驮驴再驮到霍山后地委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然而，《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载1982年8月15日《北京晚报》）等文章谈及此事时，具体情节和人物存在出入，与确证的史料不符。 抢运《赵城金藏》，运筹周密果断，党政军民协同作战，未发一枪，未伤一人，顺利完成任务，多数史料对此予以确认。而《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北平》报道称，“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人民日报》1975年3月17日载）：“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赵城，他们注意到赵城那座古庙广胜寺，因为庙里有一部著名的佛教大藏经，他们打算把这部佛经抢走。广胜寺的老和尚听到风声，连忙派人报告赵城周围的我游击队。事情经过山西省委决定，当夜就派出了队伍把这个经藏运走，走到半路，遭遇了敌人，一场恶战，终于完成了保护这个佛经的任务。但是，为此使得八位英雄的游击队战士英勇牺牲了”。还有《血染的经卷》（《人民日报》1987年7月31日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曾想把经卷盗走，没有得逞。不久，日本侵略者计划将经卷窃为己有。八路军某部闻风后，将经卷转移。翌日晨，日本侵略军得悉，派兵追劫，在山西的沁源县、安泽县交界处，和八路军展开了激战。战斗中，八名八路军战士光荣牺牲。”上述报道中有关牺牲了八名战士的事并未发生。文中说此事是中共山西省委决定，那时仍处于抗战期间，中共山西省委并未建立，所以也属误说。 关于对广胜寺住持力空法师的评价，有的报道说他不支持配合，这不符合实情。力空法师从头到尾对保护这部经卷是有功劳的，他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僧人。力空，俗名任重、任重远，1891年出生于原赵城县许村，曾先后任河北阳原县知事、河北灵寿和行唐县县长、山西省定襄县县长。因看到反动政府腐败，决定出家为僧，1937年1月出任广胜寺住持。他博学多才，知道《赵城金藏》的珍贵，对保护经藏采取过有力措施，功不可没。“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赵城，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四军也进驻赵城。军长李默庵接到蒋介石发出的电报，要他将《赵城金藏》运至西安或重庆。力空看透了国民党不抵抗的实质，担心运抵后方也会被日军抢走，婉言拒绝。1942年4月中旬，力空接到离寺院四华里的日军道觉村据点的通知，要在农历三月十八庙会之日（即公历5月2日）到广胜寺游览。想到日军会趁机把经卷抢走，怕国宝丢失，事关重大，因此，他急忙跑到兴旺峪找到赵城县民主抗日政府县长杨泽生，报告了这一情况。就如何转移经藏，力空法师提了三个条件：一是经卷要装布口袋，二是搬运时要装箱，三是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扫荡”时丢失。杨县长当即告诉他，一定千方百计保护经卷，绝对不能让敌人抢去。力空走后，杨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辰作了紧急汇报，并派专人直接报告中共太岳二地委，寻求指示。地委向区党委请示后，得到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将经卷抢出，绝不能失于敌手。至于一些报道和资料提到力空法师不支持配合抢运经藏的言行，实际并无此事，还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真相为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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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日报20140726；本文作者：刘兰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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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4-10-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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