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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傅山“四宁四毋”之本意

 

 

 

 

 

  “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

    傅山,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他不仅在书法实践中特立独行,留下了一篇篇荡气回肠的书法作品,而且在书法理论上独树一帜,创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书法理论,其中“四宁四毋”的提出对后世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后人对于“四宁四毋”的理解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争鸣,进而产生了书法美学认识的重大分歧。究竟如何正确理解“四宁四毋”,笔者谈谈个人的一些感悟和浅见。

  傅山“四宁四毋”理论的提出

    傅山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明清两个朝代等分了他的人生岁月,前39年生活于明朝,后39年“侨居”于满清,特定而坎坷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特殊的书法审美和意趣。

    明代后期的书法风格基本可以归纳为两条发展脉络:一条是从明中期的吴门书家发展而来的董其昌一脉。董其昌近取米芾、赵孟頫,又博采晋唐前贤,把文人书法的和谐优雅、平正自然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上董其昌本人之地位修养,其书风在当时的士林书法中居主流地位,影响广泛而深远。另一条脉络是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为代表的变革书风。这股变革书风以前所未有的纵横豪迈和酣畅淋漓,一扫前人的温文尔雅与甜美柔媚,成为明清之际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他们对“胆魄、力量、张扬个性”大加礼赞,表现出骇世惊俗的叛逆精神与创作追求。从整体上看,傅山书风的形成受王铎等人的影响较大,走了晚明变革书风一路。他对书法基本技法胸有成竹后,便抛开了对传统的依赖,转为完全出以“己意”的相对自由,树起了属于自己风骨的书坛大旗。

    满清入关后,傅山成为先朝遗民。亡国的痛楚使他的人生价值观直接参与了对艺术审美观的改造,形成了强烈的“以人论书观”。他认为颜真卿舍生取义的正气与其雄强旷达的书风相契合,而晚明朝廷倡导的台阁体书风与士人们的亡国奴性相吻合,因此响亮提出了“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的宏论。他认为,人始终是书艺高下的决定因素,而其它技巧方面的因素则都是其次。由此,“重视人格、崇尚古朴、追求天然”便成为傅山书学的核心主张,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观点。

  “四宁四毋”引发的“丑怪书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书法理论界广泛谈及“四宁四毋”,并催生了“以丑为美”的“丑派”书法,还把提出“四宁四毋”的傅山列为了“丑派”书法的祖师爷之一。当时大量书法论文对此加以申述,将“丑、拙、支离、直率”作为书法的标准甚至奉为引领书法发展的旗帜,将人们对“四宁四毋”的理解导于他途。

    近年来仍有大量学者将傅山的“四宁四毋”与“丑书恶札”联系起来。一些学者认为:傅山提出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书学主张,从思想观念上动摇了传统帖学的惰性,开启了以对立冲突为特征的近代书法美学,引发了书法史上的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还有人表示:中国美与丑的辩证关系主要有三种重要的观念和倾向,即以美为主,化丑为美,以丑为美,其中“以丑为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审丑意识的极致。傅山得到了同代及后世文人的高度肯定,其文艺思想中的丑学观在诗文书画领域影响了大批后来者。

    由此,傅山先生的“四宁四毋”成为一种被广泛释读的书法理论,而一些以“丑、拙、支离、直率”为特征的丑怪书风因为有了 “理论依据”而大行其道,将“审美”与“审丑”的视线搅扰到了一起。

  如何正确解读傅山先生的“四宁四毋”

    “丑怪书风”究竟是不是傅山先生“四宁四毋”的本意呢?仔细品读傅山的作品大家会发现,他的作品并非以“丑、拙、支离、直率”为特征,相反却表现出“大美、精妙、畅健、雄浑”的高境。因此,笔者认为“丑”与“怪”并非傅山先生倡导的审美标准,只是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说。

    认真审视傅山先生的原话:“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他使用的都是“宁--”句式,而“宁”在汉语中表示的是一种不得已情境下的无奈选择,如“宁死不屈”,并不是表明此人希望“死”,而是必须在“死”与“屈”两种都不好的选项间作出抉择时,只好选择前者;再如“宁缺毋滥”一词中,在“缺”和“滥”两者间抉择时,愿意选择“缺”,而不愿意选择“滥”。最通俗的是国人皆知的一句话 “宁做屈死鬼,不做亡国奴”,我想,假使傅山先生活着,他不做亡国奴,但屈死鬼也不是他喜欢做的。由此分析,我们便能够真正进入傅山当时的语境,深切领会傅山先生所要表述的真意。

    “拙”不好,“巧”也不好,二者相权,宁“拙”毋“巧”;“丑”不好,“媚”也不好,二者相权,宁“丑”毋“媚”;“支离”不好,“轻滑”也不好,二者相权,宁“支离”毋“轻滑”;“直率”不好,“安排”也不好,二者相权,宁“直率”毋“安排”。

    说到底,“四宁四毋”并非是对前者之肯定,而是对后者之深恶痛绝。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完整理解傅山先生的本意,以其偏颇之见走入“丑怪”误区,甚至贻误后人、贻误书家。

  关于“四宁四毋”的补充——“四要四不要”

  傅山先生的“四宁四毋”,将书法作品人格化,以“拙”“巧”“丑”“媚”“轻滑”“直率”等修饰词来表达书法作品的精神面貌。傅山的遗憾在于没有进一步阐明书法之美韵的最佳状态与最高追求。

    凡书者皆知,书法修养中“韵法”最难,很多人终其一生不能得其韵。韵是书法之神彩,是气韵、气度、气场。笔者认为,书之韵法应当强调四种气,归纳为“四要四不要”。第一要“神气”而不要“俗气”。书者如也,如其人,如其学。言而有神,神而可书,书而出神气。倘若没有神气,就谈不上韵法。第二要“逸气”而不要“流气”。有的书家认为自己写得很自由、很潇洒、很得意,实际上却有一股流俗之气,而非飘逸之气。飘逸和流气极难融为一体,想表现飘逸若没有功底,就很容易变成流气。第三要“静气”而不要“躁气”。书法之“静气”,是指意境的儒雅、安谧。写字要写出静气来,是一种经过长久磨炼之后对 “躁动不安”之心的降伏与修炼。第四要“雅气”而不要“匪气”。书法是一种高雅艺术,要追求平正和谐清雅温润的气息,一定要与乖张暴戾的野蛮匪气划清界线。匪气、躁气、流气、俗气,一气不如一气,这些都是应当避讳的;而雅气、静气、逸气、神气,一气胜过一气,这才是书者要真正追求的书法神韵。

    先师董寿平先生曾言:书法有极强的时代特征,不能背离时代妄谈之,不能以宋代的标准来评判唐代,也不应以明清的标准去衡量宋元。傅山先生的“四宁四毋”理论,是其针对明清主流书风中的奴媚之气提出的一种审美批判,“四宁”只是对“四毋”的否定,这一点从傅山晚年对赵孟頫的重新审视和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后人理解偏颇,导致“四宁”成为“丑书”的虎皮旗,成为“怪书”的遮羞布。为了纠其理解偏误,笔者提出了书韵之“四要四不要”,希望对傅山“四宁四毋”审美理论是一种补益,也希望能导引出书道方家的更多真知灼见。

 

文来源:山西日报20140320;本文作者:王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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