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日本战犯城野宏重返太原悔罪纪实 |
||
|
|
日本战争罪犯城野宏，1941年出生在日本长崎市，1938年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后随军入侵山西。在日军占领太原期间，曾任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官，名义上是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应聘者，实质上是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政治要员，和侵华日军总部安插在汪伪山西政府内部的总代理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战争罪犯，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在山西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抗战胜利后，为了继续控制山西，以便确保并利用山西的丰富资源为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服务，提出日虏“残留”山西的理论，诱胁日虏和日侨万余人“残留”山西。 他的谬论正好与阎锡山利用日俘维持他的反动统治的想法不谋而合，深得阎锡山的重用，委任为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日人组成）少将总队副，“合谋社”军事组长等多种反动要职，竭力帮助阎锡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参与内战，充当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最主要帮凶。从八年抗战到三年解放战争，他在山西作恶多端，罪行累累，为山西人民所痛恨。1949年4月24日，解放太原时被俘，先后被囚禁在太原、抚顺监狱，为时15年。1956年，被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64年在抚顺监狱特赦提前释放回国。 城野宏被释放后，要求来太原参观，并希望会见老朋友。经抚顺监狱管理处报经公安部批准并委托红十字会派人陪同，于1964年3月间，偕另一战犯富永顺大郎（日满间谍，蒋介石国防部二厅北平工作队中校副台长)，来太原参观访问。太原市公安局、外事办公室、交际处组成一个接待小组，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出面接待。 （一） 我是代表外办参加接待工作的，有机会和这些当年凶残的战犯接触，并根据上级精神，“积极主动，多做工作”，“以礼相待，不得歧视”，“敢于同他们交朋友，争取他们回国多做中日友好的工作，成为反战力量的宣传员”。事先，我们对这些人的罪恶是有所了解的，每个人对他们都极其厌恶。接受任务后，大家的认识都要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公安部文件通知，城野宏经过15年的改造教育，有一定的悔改表现，认罪态度较好，他表示回国后一定要为“日中世代友好、日中永不战”而尽力。我们经过学习，包括司机、服务员、厨师和所要去的“旧址”、工厂、人民公社及一定要接触的人员，都统一了思想。大家表示要认真负责地完成好接待任务。 公安部通知文件中还指出，在太原的参观访问，特别要注意他们的人身安全，说服干部群众以礼相待，避免发生辱骂、尾追、围攻现象。接待组按照安全保卫的基本原则，做了些防范工作，教育大家不提及他们过往的罪恶，并将每天的动态、反映编写成“外事简报”，分送有关部门。 城野宏等二人抵达后，我们接待组三人带一“华沙”面包车去车站接，入住并州饭店。他们没有想到“享受到贵客的待遇”，再三表示：“我们是战犯，中国人民的罪人，得到宽大释放，特来太原向山西人民谢罪”。经过相互交谈，他们希望表达向山西人民谢罪的意愿，恳求我们协助安排。城野宏说，他年纪大了，回国后再来山西的机会没有了，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这一辈子，再加上他的子子孙孙也还不清，他说着说着泪流满面。 城野宏提出要拜访老朋友。一是赵瑞(日伪时期，曾担任山西省保安队副司令），一是冀贡泉(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城野宏的辩护律师)，一是孙风翔(曾担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日语翻译)，城野宏还希望为解放太原攻城部队死难烈士敬献花圈并哀悼。要求参观东山太原战役要塞牛驼寨、风格梁旧址，参观伪省公署、日军司令部旧址和新民街旧居等。 接待组经过研究，并报领导同意，答复他们所提要求可以基本上满足，关于拜会老朋友，可以安排孙风翔同志等2-3位原日语翻译会晤。此外，接待组安排陪餐一次，在长风剧院看晋剧一次，每人送一件御寒布大衣，增加游览市容，每人赠送一套太原活动照片。 我们的友好接待，使这两个前日本战犯深感中国人民的宽大的胸怀，也进一步看到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革命精神和建设成就。城野宏说：“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民的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成就真使我们难以置信。我在有生之年要全身心投入到总结历史经验，揭露军国主义，介绍中国人民，教育青少年，正确对待中日友好，世代和平相处。”他还表示：“现在我说什么赔情道歉的话也是空的，我回去后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日友好的使者！” 他还在一片纸上用中文工整地写下：“今日的战争罪犯，明天的友好使者。”两句话交给我们。 （二） 城野宏同意通过我把他忏悔的意愿记录下来，告诉山西人民。他对参加侵华战争，操纵伪山西公署制定和推行镇压、奴化山西人民的罪恶行径，特别是对抗战争胜利后提出和胁迫日俘“残留”山西的动机和经过，帮助阎锡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以及人民解放军围攻太原和阎锡山反动统治的倾覆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做了细致的叙述，但他毕竟是个战犯，所谈观点、史料，我在编写简报等都加以鉴别和分析。兹择其“自供”要点如下。 “……过和平而幸福的生活和以自己的主权来治理自己的事情，这是人民的基本愿望和当然的权利。尽管如此，而我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身份，毫无理由地拿着武器侵入神圣的中国领土，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破坏了中国人民幸福的生活……”。 “……我以伪省政府顾问辅佐官的身份，制定全省施政大纲，使伪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体制，扩大和加强保安队来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本投降后，我又掀起‘残留运动’，为日本军国主义再发动侵华战争，做好前进基地。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中国法律来推行反革命战争。我是一个侵略罪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山西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 “我还利用伪保安队和伪警察队掠夺中国人民大量的财物，从1941年起，开始组织掠夺中国的资源，加强了对日帝军事物资的供应；1943年11月-1945年8月，四次派遣1500名机动兵力配合日军攻击八路军、派遣两个机动大队掩护开采晋北煤铁矿产200万吨。仅在1944年和1945年两年中，在山西掠夺的粮食达15万吨。从而使无辜人民陷入饥寒交迫，以草根树皮充饥的悲惨境地。仅1943年在高平县的一个地方，就有190余名居民被饿死，有些人竟陷于吃人肉的悲惨境地”。 “我进行侵略战争和反革命战争，杀害了无数的爱国战士和和平居民。我在1948年的太原战役中，指挥教导总队，竟违反国际法而施放了毒气弹，仅在牛驼寨前面，就杀死了1600余名解放军战士。这件事我是负有策划和指挥命令责任的。并且在东山一带与伪三十军、十九军共同杀伤1.6万人的责任。当我想到被我这双手杀掉和迫害的人们的亲人和同胞们的心情时，我心里感到惭愧得抬不起头来。我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重大罪犯。我这样的人都得到了曾被我加害过的中国人耐心而温暖的教导。使我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并给予了我们这些侵略者完全相反的温暖的人道主义待遇。中国人民是多么伟大、多么善良啊!我过去就是以这些中国人民为敌，以你们的父兄为敌，杀害他们，迫害他们，使他们遭受了不能容忍的灾难。我一生完全是错了，我的确有罪，我郑重地向山西人民请罪”。 “我痛恨我自己。我痛恨使我犯下这些罪行的日本帝国主义。我过去认为依靠战争占领中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就是日本的利益、就是爱国行为，而自己也能依此立身处世，得到光荣名誉。可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毕竟要被人民所打倒。日本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我不能允许中国人民和我的日本同胞们重新蒙受战争的灾难。” “这次中国政府让我参观了太原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里是我曾经进行过镇压和掠夺的战争中的太原，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我感到了战争与和平这两个现实的对比，并使我知道了和平是如此的珍贵。我誓为在任何情况都要保卫和平反对战争而奋斗到底!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并且不论对任何人也要肯定自己的罪行，我要确切地讲清楚，作为一个人来说是不应该犯的罪行”。 (三) 城野宏还告诉我，他在监狱里写了一些文章，准备回国发表。几年后，北京陪同同志果真转来了城野宏1965年在东京《中央公论》12月号上发表的正题为《世界上最大的陆军诞生记》，副题为《人民军人胜利之秘密》文章的中文译本。 城野宏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取胜的原因，似乎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最初，大体上是把双方的兵力、装备、训练和指挥的优劣等军事因素来进行比较研究。 日本人认为中国软弱，没有骨气，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对被征服者的一种轻蔑感，另一方面，是征服者的自我陶醉。其实在中国喜欢与日本人接近的往往是一些想通过与征服者接近得到好处的人们。并且，从整体上看，是极少数，不接近的才是大多数。从抗战到解放战争，直到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的1949年的全国性的胜利，归根结底是这一系列民族性沸腾所积累的顶点。 在中国，统治农村的是占人口约10%的地主，他们横行霸道，掌握着对农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我在监狱里看过的歌剧《白毛女》就是真实的写照。为此，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这对于占人口80%的人们来说，共产党简直就是救世主。所以他们自然会踊跃地跟着中共，解放军可以扩大军队，吸取无限人力资人力资源。由于财产遭到抢劫，房屋被烧毁，村民们对我们早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他们以必死的复仇心理，参加解放军，积极训练，并以惊人的勇敢袭击我军。在敌我交错的地方，我们便失去了一切手足和耳目，根本得不到解放军的真实情报，完全成了瞎子和聋子。 通过这次战争，我深深感到群众支持的理性力量。我们常在总体方面占据优势，但是主要战场上，却总是处于绝对的劣势。这就是群众支持的具体作用。在祁县城外的战斗中，我方的火力虽然甚为强大，但在构筑野战阵地的速度方面，却总是落后于敌方。村里的群众卸下自己家里的门板，盖在壕沟上，很快就为解放军筑起了掩体。解放军部队消耗的粮食、被服、鞋子乃至日用品，几乎全都由农民心甘情愿提供。与此同时，群众还组织民兵直接参加战斗，守卫后方根据地，确保供应线。即使是只有长矛、大刀的民兵，遇到白刃战，也发挥了数量上的绝大威力。他们与正规军相配合，形成数倍于我的兵力，或者进行佯动，使我们弄错主攻方向。群众还是解放军的情报人。对我们来说，既封锁我方侦查人员，又是我方情报队进行活动的屏障。 类似这样的支持，我们是完全没有的，从而深感孤立。我们为了确保运输线，不得不抽调许多兵力，就连看护和向后方运送伤病员，也必须由军队本身负担。由此看来，群众的支持，绝不是单纯的精神声援的问题。我最终找到了解放军取胜的答案是：解放军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士兵都是有觉悟的战士”，因为士气旺盛就无往而不胜…… 在太原短暂的参观访问，城野宏参拜了“解放太原死难烈士纪念塔”，并敬献了花圈，在牛驼寨战争遗址向牺牲的解放军默哀致敬，忏悔了罪行，临别时，写下了向山西人民的“告别词”，请求转达对山西人民的忏悔：“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所表示的仁慈。回到祖国以后，一定向日本人民转达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你们的友谊，一同携起手来，为和平、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奋斗不息……” 与城野宏几天的接触，他谈的范围很广，涉及的方面也很多，他还谈了许多许多，如“毛泽东的战术”“解放军的作战方法”“解放军部队的教育”“中共的农村工作理论”…… 城野宏是北京红十字会代表陪同从香港回国的。整个接待工作结束后，我按照领导指示追忆，整理了城野宏几万字的谈话记录稿，标题是《一个日本战犯城野宏的自供状》。 ■ |
|
|
本文来源：三晋都市报20140903；本文作者：杨建峰 |
||
|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4-10-16 ) |
||
|
版权声明：本站是一家以弘扬三晋文化为目的的非赢利性个人公益网站，在转载选用部分文章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联系上作者，本站尊重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请著作权人及时联系本站以沟通解决涉及的版权和相关事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