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壤间的孤本秘籍——来自山西的国图珍藏:《赵城金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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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述历史文明的国宝典籍遗存是国之幸,而能亲眼目睹这些国宝的是人之幸。从9月10日这一天起,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平民百姓都有机缘近距离一睹中国800余件难得一见的国宝典籍的芳容。其中有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赵城金藏》和《敦煌遗书》。作为山西人,一俟听到这一消息,未曾享得眼福,自豪之波就已在胸中涌起。因为在这四大典籍中有一部出在山西这片热土,它就是《赵城金藏》。这个被佛教界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其文化之珍,其雕刻之奇,其传续之险,在物换星移的历史帷幕中,已由模糊渐渐走向清晰。 (一)说起这部经藏,可能许多人还不太熟悉,它之所以能与著名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齐名,是以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标定的。 中国的佛教文化绵延两千多年,在浩瀚的佛教经传中这个出自金代的《赵城金藏》,却是我国至今发现的历史上最古老也是最珍贵的大藏经版本。顺着佛教历史的叶脉检视,我们知道,其实在金之前就刊印过大藏经。大藏经亦称“藏经”,是我国古代对所有佛教典籍的总称,按内容它分为经、律、论三藏。陈桥兵变的赵匡胤刚让宋室开国,就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派太监张从信到天府之国成都刊印藏经。历经十二个寒暑,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主持刊印的藏经,收录了唐朝玄奘法师从印度千辛万苦取回的佛经。因刊刻地在成都,后世把这个大藏经称为《蜀版大藏经》,时年在开宝,故也称《开宝藏》。紧跟此后的辽王朝也刻过另一著名的经藏《契丹藏》。经上千年岁月之嬗变,这两部经藏已基本亡佚。《开宝藏》包括残卷仅存13卷,《契丹藏》则也是在我省应县著名的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卷子装大字本12卷,时在1978年。似此,人们无缘得见宋代经藏这一经典之作,其全部面目如何,历史研究者多有猜测而未能定论。所幸有《赵城金藏》这一《开宝藏》覆刻版本的发现,其版式和内容与《开宝藏》如出一辙,又赐给国人有仰观佛教至尊典籍的机缘。《赵城金藏》发现时共有4957卷,但后来又散佚100多件,嗣后,又在西藏萨迦寺发现了31种555卷金藏印本。经核对,无论从版式千字文编次,刻工题记及特殊的版刻记号,都与《赵城金藏》吻合,应又是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完全能视作是一种版本的使用。这两种印本相加,总数达到5368卷。如此浩繁卷帙,当然是现存北宋版本中保存最多的一种,其文物学、佛学、印刷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无与伦比,这部佛教全书既是佛教经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医学等领域的古籍。被佛教界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堪为我国第一部官方刊印大藏经之覆刻本中的孤本。它的发现是现代佛教文献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华文明薪火传续作用极大。如此文化壮举,只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可以媲美。 (二)如果说举凡国宝几乎都有传奇,那么《赵城金藏》的刊刻更是传奇中的传奇。一般说来,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盖世无双的典籍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举全国之力而完成的,而《赵城金藏》却是由一位普通民女组织雕刻的。当时的雕刻印刷还是一种尖端科技,一个没有文化身份的女人却完成了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这足以让后世的文化界生出感慨和敬意。 《永乐大典》记述,金代潞州民女崔法珍把自己的一条胳膊断掉,尔后在民间化缘,从皇统九年到大定十三年,历经二十余载,终于刊刻成了1379部、6943卷共达6000万字的大藏经。 一部国宝典籍记载了另一部国宝典籍的诞生,是较为可信的。近年的补征又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位潞州女子忠勇决绝、锲而不舍、淡泊名利的盖世功勋,堪称三晋大地上诞生的一位英雄。 这位传奇女子是我省潞州长子县人。法珍自幼向佛,13岁自己断臂出家,及至年长,她笃志雕造大藏经,于金皇统九年(1149年)在山西解州静林山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雕版。自此,她甩一条断臂,着一手青衫,奔行在晋南和秦西各州县的深山野壑,荒村富镇之间募捐,风雨不移情,困苦不折志,感动了乡里,倾倒了信士,人们纷纷施钱捐物,甚至倾家相赠。明代刑部尚书陆光祖有书描述:“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金,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近30年含辛茹苦,这一鸿篇巨制的文化瑰宝终于在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横空出世。当法珍将这一藏经印本送到燕京,金世宗大为惊奇,在京都圣安寺为她授比丘尼戒。三年后,法珍又将经版送到京都(北京)刷印流通,共计168113版、6980卷。而在这一经藏的题跋中,却不见她的名字。民国研究经藏的学者蒋维心叹曰:“此藏卷轴之富,工业之巨,原刻功三十载星霜,补雕劳十余路僧众,创此伟业者,宁遂湮没不彰乎,理决其不然也。”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法珍被赐紫衣,封为“宏教大师”,以此表彰她的功绩。当时有一部藏经就供奉在时为赵城县著名的广胜寺内。 (三)传奇并非就此而止,以后的续写只不过不是金藏本身了。1928年至1939年,陕西大旱,全省人口锐减三分之一。有名叫朱庆澜的著名居士在陕西放赈之余,遍访古刹,无意间在西安开元寺中发现世所罕见的宋版藏经《碛砂藏》。返回上海旋即成立了“上海影印宋碛砂藏会”,欲影印这一佛教瑰宝。中有叫范成的法师带二十余助手赴西安开展照像影印工作。结果发现经卷尚缺不少,难以全美。于是便在陕西和山西名刹中查访藏经旧本,用以补憾。适有一老僧自五台山朝拜归来,向范成法师提及:“晋省赵城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范闻之甚喜,立刻徒步赶往山西赵城。当他打开橱柜。看到满满的5000多卷古版经藏时,竟惊喜得不能言语。嗣后范成又走家串户收回350余散卷,使广胜寺经卷总数达到5700余卷。此时他已在广胜寺度过50多天。 如此珍贵的藏经,是何人主持刊刻,初时尚不知晓。1934年,南京政府派遣一个叫蒋维心的佛教学者到广胜寺考察。他不舍晨昏,于40天内将大藏经通读一遍,并结合《永乐大典》和《金史记事本末》等史籍载论认真考究,最终认定此为金代所刻,主持刊刻的崔法珍其人其事随之浮出水面。因发现地在赵城(今属洪洞县)广胜寺,故定名《赵城金藏》。其显著的特点是,每卷卷首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 这年年底,南京《国风》杂志对此详尽报道,不仅轰动文化界,同时也引起日本的垂涎。日僧数次专程前往广胜寺,初以每市尺一银圆之价收购,后欲用22万银元高价收买《赵城金藏》,但护法僧人从不为利所动。1937年,日本铁蹄踏入雁北,驻守赵城的国民党军长李默痷以保护为名准备运走《赵城金藏》,广胜寺主持联合当地绅士出面拒之,把这个金藏全部封存于著名的飞虹塔内。日后,日军占领赵城,在广胜寺一公里处专门扎有据点,多次找种种借口询问《赵城金藏》的供养之处,均不能遂愿。于是,日本政府又出一招,于抗战最为艰苦的1942年,派遣“东方文化考察团”来赵城,提出要于农历三月十八庙会期间登飞虹塔游览,暴露了其司马昭之心。 一定要在日军登塔前将国宝转移出来。农历三月十四的晚上,春寒料峭,八路军组成的抢运小分队与寺院僧众配合,人背马驮奔波一夜与敌人周旋,终于将4000余卷经书安全转出。反扫荡结束后,这批经卷辗转数月,被送到中共太岳区委驻地沁源县。此段护宝传奇,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多有报道,且有电视剧《夺宝》再现昔日情景。1949年北平甫一解放,中央便电令太行行署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后改为北京图书馆)保存。至此,《赵城金藏》结束颠沛流离的命运,静静地躺在中国典籍的圣藏之地,可是它的心中还默念着依然失群的骨肉。虽然在这之前,图书馆人员就从藏书家和古籍书店以高价购到191卷散失的《赵城金藏》。 随后的好消息接踵而至。 先是有周叔韬等四人捐献7卷,后又有洪洞县堤村的张筱衡,将珍藏多年的152卷《赵城金藏》毅然捐给国家。这还是新中国成立仅两年的事。30年后的1982年,山西离休干部冯玉玺将哥哥冯玉璋保存有两卷经书之事写信告知北京图书馆。经考证,此两卷为当年八路军转运《赵城金藏》所遗,被冯父拾得,精心保护多年。当国家图书馆专家与冯家商谈酬价时,冯玉璋说:"不谈这个,国家的东西拿走就行。" 更大的幸事还在发生。1982年国家决定以《赵城金藏》为影印底本,编辑一部最为宏富的新版大藏经,即重编《中华大藏经》。随即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的批示下,由李一氓亲自领导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国家出资委托中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组织实施计划。《中华藏》分正续两编,正编即是以《赵城金藏》为底本,按它的目录体系和千字文编次影印。续编则是收集包括日本《大正藏》在内的一切存世大藏版本中的特有经籍编辑。正续两编计约23000余卷,基本反映现存佛典面貌。13年后,因李一氓离世和其他一些原因,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解散,续藏下马胎死腹中。而能全面反映《赵城金藏》这一稀世珍品面貌的正编已可为人捧读。 表里山河的山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有多少惊叹和感动,还在继续涌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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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晚报20140918;本文作者:牛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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