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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云亭，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当代著名的竞技文化散文作家代表人物，著有《竞技o中国》《暴力的艺术》《重估中国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等）
该文原系云亭先生《晋南文化的守望——评李琳之<中华祖脉>》一文中的部分内容，读之有振聋发聩之感，特摘来以飨读者。
近代以来，一种莫名其妙的激进主义的思潮几乎是愈演愈烈，逐渐渗透进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其中不乏一些手握重权的行政人员。我认为，许多自以为是的智者其实都会犯一些很简单的错误。百年来的中国人，由于受到列强的打压，心理很难调整到平稳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辐射下，中国人更喜欢否定自己的历史，热衷于疾风暴雨式的变革，为此而宁可放弃和风细雨式的生活。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中国人的思维经常是从一种极端走到另一种极端。
一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证明，极端性思维已经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几乎成为一种中国式公害。而新世纪初的山西人，早已不是往昔的那拨一路保守到底的山西人了。2000年至2003年，先有新锐政治家当政长治，说实话，当我看到新市长提出的全新的城建方案后，一时极为兴奋，我感到只有这样的市长才能救长治。如此的政治家，不仅魄力浩大，还带有艺术气质，新上任市长更像一位艺术家，立志要将城市当做他创作美好图景工具的行为艺术大师。2004年，我回到了故乡长治，我看到了长治城建的实绩。放眼一望，欧化建筑拔地而起，原先紧密结实的四合院消失殆尽。
我仍然为新市长有魄力突破常规大展拳脚感到欣慰，因为在我生活的江南一带，很少见到这样类型的市长。但是，我在长治依然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种赞许，一种反对。我一如既往地站在新锐市长一边，并为这位政治艺术家竭力辩护。
时间一长，我的态度稍微转变了。当我看到新的城建改造工程几乎将所有的古雅建筑悉数拆毁以后，我伊始萌发出一丝的担忧。在看到长治变成了一座几乎超越省城规格的城市以后，我感到一种震惊。这位上任不久即离去市长调回省城后，长治之城终于沦落为一种标准的半拉子建筑工程。新锐政治家的爱国、爱省、爱乡之心不容质疑，但是，他们距离真正科学的发展观究竟有多远？我开始质疑自己原先的判断。
只要观看一下全国的城建格局就会发现，城市美学的雷同化倾向已经让人感到莫大的压抑感，更何况还有其他的弊端。土地的萎缩、生态的恶化、超前建设的楼堂馆所、巨无霸式的广场、标志性建筑的虚伪象征意义、大锅饭式的城建移植理念，都成为困扰现代山西城建风尚的元素，亦为全国城建的普遍性的积弊。
我在太原生活了将近17个年头。从2004年夏天到2013年年底，我已经10年未回过太原了。偶尔回到太原，也只在梦中。听同学说太原也在搞城建运动，我连忙查阅了一下网络文献，我知道现在的太原政府正以巨大的热情和决心搞城建。搞城建并不易，还要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我在网络上已经查阅到截然对立的两种声音。
我未曾目击过近期太原的城建实绩，无法对其做出恰当的评判。从网上资料可知，太原市政府主要官员的工作积极性都很高，几乎是全情投入到了太原的城建工作。我想，那样的政府官员同样像那位执政长治城建的经典的政治艺术家，将眼下的城市当成了他们完成伟大艺术设想的器具。
然而，我隐约感到，山西的激进主义风潮仍未停歇。它体现了一种滞后性的中国式力量。大同、长治、太原的大跃进式的城建高潮，可能在短期内会给这些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些许益处，亦可为大同、长治、太原尽快进入现代城市的行列打下一点基础，但是，这种过度高涨的热情、超级快速行为的背后，涌现的是一种过度的热情，并隐含有类似大跃进式的行政思路。
我一直是一个充满怀旧情绪的人，倡扬保守的城建理念。如果神话般的城建规划刻意要将大同、长治、太原的城市固有风貌掀翻在地，我以为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选择。纽约是不会这样做的，伦敦也不会这样做，更遑论巴黎、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德累斯顿！但是，一种新型的大跃进式的神话思维已然在困惑、困顿、困苦已久的山西人的心中燃烧起来。
我观察到，山西新锐政治家大多可以代表山西民众的这种普遍的情绪，但是，成熟的政治理念必须要合乎科学。我发现，山西的许多数行政官员普遍缺乏长期留学海外的经历，亦无在沿海大都市长期工作、学习的阅历。
山西一向是一块具有特殊地缘政治好文化背景的区域。山地之民，一旦爆发出巨大的理想主义的激情，几乎难以避免要成为这种激情的俘虏。山岳之民一旦为一种强悍的精神所蛊惑，常常会爆发出更为可怕的颠覆现实美学秩序的力量。
现代城市建设理应是一种高度理性主义的行为，现代世界里尚无一国是在大跃进式的思维激励下完成其现代化城市转型的，更无一国的知名城市是在推翻既有城市格局、颠覆既有城市理念、割除既有城市美学风格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当年在中国大地上风行的激进化的行政模式在近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大多数沿海城市几乎绝迹，却依然在内陆省份的山西得以完整再现。
我深深地为之忧虑。
所有的大跃进思维都是可怕的。大而言之，北京城的拆毁同样是大跃进思维的产物。上海在迎接世博会期间，改造了数十条街区，原先幽静安详、风光旖旎的欧式街区，忽然间被那些土得掉渣、丑地要命的现代楼房所取代，风驰电掣的汽车来回穿梭，犹如一台台撞击行人灵魂的飞动机器，来往冲击，煞是可怕，上海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那种令人神往的高尚居住地的状态了。人们为上海人的大跃进思维而悲哀。好在上海一直是全国最少犯错误且具有最强修复能力的城市。上海人醒悟了，他们意识到世博会期间城建理念的失败，于是，痛定思痛，出台了一道永久不可改造的60条街道的法令。
大跃进已经过去了，但是，大跃进思维却依然遗留在一些中国人的大脑深层，它或许是一种历史的积习，抑或是一种反常思维，却一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繁殖力、破坏力，大跃进思维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水分、空气，就会破土而出，成为信奉此理念的群体大兴土木、大动干戈、大兴风浪的动力。
我曾经多次说过，百余年来的中国人一直在一种近乎扭曲的思维程序中煎熬、挣扎，从一种误区跳跃到另一种误区，从坏的心理处境跃进到更坏的心理处境。中国人总在考虑改变了什么，疯狂地追求所谓的进步、改天换地、一天一个样的指标，好像中国人不改变山河就证明不了中国人的能耐！我更想说，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会懂得不改变什么？追求一种稳定的形态，寻找一种健康、自信、厚重的生存理念。我认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人才真正成熟了，成为符合现代价值体系一个成年人，中国亦始成为融入现代社会的现代国家，否则，中国在现代国家的群体中，将一如既往地显得极为幼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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