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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1992年三四月份,《山西青年》发表了我写的《地平线下的“黑流窜”》后,在山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时任《山西青年》主编李坚毅先生和时任《山西煤炭报》副刊部主任李仑先生的支持下,我利用读研的空闲时间,以这一报一刊特约记者的身份,又多次到山西临汾、晋城等地煤矿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完成了这篇来之不易的调查报告。20年后的今天,当山西省政府痛下决心,下大力气彻底关闭了全省有户没户的数万座各种小型乡镇村办煤矿时,我不知是喜还是悲——草菅人命、浪费资源、破坏耕地、藏污纳垢的各种“窑口”,为什么能存在这么长时间?20年后的今天,当山西的高官一个个因为黑金利益关联被双规,被绳之以法的时候,山西人民不知是喜还是悲——他们头顶的蓝天白云已经变成了乌云滚滚,他们的生命之源汾河已经变成了污泥浊水,他们的经济收入已经滑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20世纪末叶,经过长冻严寒的冬眠,改革的春风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徐徐吹拂,枯木吐芽,万物复苏。料峭的春寒下充分展示了属于春天的那种不可遏止的生命力。然而,冬天的寒气并未彻底消尽。一次又一次如强弩之末的寒潮向“轰隆隆”的春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春雨跌落在黑石上,于是,一道道黑水便肆虐般泛出了黑碴,向周围扩散,向远方流淌……
死亡档案
1990年10月下旬的一天。阴云密布,细雨霏霏,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种暗淡的雾纱之中。淑英端坐在窗前,正对着墙上的照片——她和保安的结婚照出神。她想起了他们的相识、相爱,想起了他们上个月在伙伴的簇拥下相携进入洞房的情景。那晚,保安突然告诉她想到山西干煤窑去。据人说,那儿的钱好挣。淑英舍不得男人离开自己,哪怕一步。可是,他们办事欠了很多的外债。淑英通情达理,她不会让她的男人没出息地守着她,以至于还不了债,让人家在背后戳脊梁骨。
保安要走了,她送了一程又一程,千叮咛,万嘱咐:
“去了,给我写信。”
“嗯,”
“听说下煤窑危险,要千万小心。”
“噢。”
“不要只顾挣钱,累坏自己。”
“没事”。
……
直到县城,保安和同伙坐火车离去,她才失魂落魄似地慢慢往回走。
一晃一个月过去了,按理,保安早该有信了,可她什么也没收到。
也许,他太忙太累,顾不上哩,想到这,她笑了。
院门有响声。是本村的小三,他和保安一块走的,怎么回来了?肯定是保安让他捎信了。咦,后边还跟着一个陌生人。她冒雨跑了出去。
“小三,多会回来的?我家保安呢?”她老远就问。
小三没有回答,只是怔怔地瞅着她。
来人忙说,保安在矿井下受伤了,不碍事的。现住在当地医院,他们就是来接她去的。
火车上一天一夜的颠簸后,他们来到了山西的晋城。面容憔悴的她一下车,头一句话就是要到医院快点看上丈夫一眼。
接送的人都是左躲右避,不予正面回答。他们硬是先劝她在招待所住下。熬过这一夜,淑英真要急死了,她的眼泪“哗哗”地住下流,她就要跪下去了:“求求你们,快点带我去医院……”
实在瞒不住了,有关人员才告诉她,保安在矿井下给炸死了。这消息如晴天霹雳一般,直击得这个要强的庄稼女子晕头转向,眼前一黑,竟不省人事。在场的医生紧急抢救。淑英悠悠醒转,直如傻子一般,一忽儿大哭大闹,一忽儿大笑大叫,没人能拖住,她蹬〖JP3〗掉鞋子,披头散发,嘴里呼喊着:“安,安……”
淑英疯了。
这是1990年10月份发生在山西晋城市一个村办矿上的事情。
——在刚要下班的时候,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响过,当时在矿下的3名矿工全部遇难。有的被当场炸死,四肢迸飞,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有的离得远一点,却被引爆的火星活活烧死,焦头烂额,凄惨无比。
王淑英即使清醒也无法见到她的丈夫,那种大面积的瓦斯爆炸已无法保持一具完整的尸体,不是缺胳膊短腿少头,就是面容被毁,或者简直成为黑血裹就的尸体,谁也无法辨认。
山西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基地,其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1/3。除过大同、潞安、阳泉、轩岗等7个国家统配矿务局和一些省直统配矿、县营矿外,山西个体、乡镇等乡村煤矿就达近6000处,如果把没有“户口”的黑矿计算在内,至少在1万处以上。这些乡村矿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设备,基本上靠原始的办法来维持,挖煤、拉煤或者建设坑道,全靠人力和畜力。设备跟不上,安全便失去了保障,于是死人、伤人现象司空见惯,每年都有或大或小数百起伤亡事故在这儿发生,其惨死在矿井下的矿工难计其数。
1991年洪洞三交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后,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指导和参与下,山西省进行了煤炭安全设施大检查,结果表明:乡村矿中,完全合乎标准的不足30%,根本不能生产却强行开工的竟有50%。在第二次普查中,只临汾地区包括县营在内的1155个煤矿中,由于不合乎标准而限令停产整顿的就达813个。数目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JP+1〗一般乡村煤矿规模小,人数少,虽不至于发生大面积的瓦斯爆炸事故,然而冒顶事故却极属平常,冒顶即矿坑上方崩塌陷落,常使矿工们措手不及。砸死的,砸伤的,砸个半死不活的……难测的厄运随时会降临在矿工的头上。
面前这个黑敦、结实又颇透出几分精明的矿工叫智广安,他是临汾市河底乡某矿的工头,掌管着100多号人的“生杀”大权。他对我说:“别看这工头,不好干哩。不在外边闯荡个十年八年的,哪能担得起?当地人管俺们叫‘黑流窜’”。
“黑流窜”?我疑惑不解。
老智苦笑:“流窜就是盲流,没有户口,‘流’来‘窜’去,无所约束,无所限制呗。不过,加个黑字,就更惨了。俺们是黑户,整天在窑里圪就着,身上也是黑的,最揪心的,俺们的命也是黑的,用弟兄们话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下坑挣钱。国营矿上有现代化装备,他们起用的都是正式工人。俺们这号流窜,哪能摊上这号美差?乡村矿,尤其是个体矿、黑矿,啥设备也没有,只图赚钱,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不信你调查一下,你们山西的乡村矿90%都靠的是俺这号‘黑流窜’。
“工人们,苦啊,说白了,不定多会儿就没命啦,这矿上死人就跟喝凉水似的,‘咕嘟’一下就是几个。俺老家是河南。俺20岁那年就到山西来干煤窑了。那次出来10个,到现在已经死了5个。另外3个说啥也不干了,就剩下俺和俺的大外甥。这10多年,俺跑了好多矿,有户的、没户的、个人的、集体的。1981年,俺头一次来到乡宁的台头镇,干了没三天,出了一次冒顶事故,砸死俩人。俺吓坏了,说啥也不在那儿干了。可是,俺想错了,哪个矿不是这样危险?快到年底了,俺想好好干上几天,拿点钱回家,可老天偏偏跟你作对。那天下午,俺像往常一样拉车往外走。谁料,俺离开工作面还不到20米,就听‘轰隆’一声,俺就觉着身子一震,一下就被撂到几米远的地方,俺的平车给落下的石头砸了个稀巴烂。俺给碰得晕头转向。更惨的是,俺后边那个矿工不知怎的,两腿就给煤车压住了,他当场就昏死过去了。等到人们赶来把他救出时,那腿,那是啥腿哟,骨头块,肉屑,黑呼呼一片,俺从来也没见过那种惨样儿。抬到医院里,不到半天,就咽气了。俺俩是一块出来的,刚才还是个活蹦乱跳的人,一眨眼就完啦。唉,死了也好,要不弄个残废,自己都管不了自己,那这辈子可咋办呀。
“你大概不知道,冒顶事故比起瓦斯爆炸来,就小得多了,死、伤一两个人,又不能法办,顶多罚上一点钱了事。窑主根本不在乎这些。罚款?罚吧,一年挣回几十万,罚个两三万算啥?交钱、拾掇、再干。小煤窑,还不知能出多少煤,谁舍得投那么大的资本?遇上事故,自认倒霉,侥幸逃过,那是运气。一个小矿,发生两三回冒顶事故,不算奇事。俺能熬到现在那算命大。可是,看着自己的伙伴、工友,死的死,伤的伤,这心里不是个滋珠……”老智说着,竟“扑簌簌”掉下几滴泪水,我们相顾无言,可我的心里却如大海翻腾一般,久久不能平息。
我马不停蹄的采访调查验证了老智的话。很多矿上的管理人员根本不把那当作一回事。“冒顶,那怎么可能杜绝?哪个矿上没有那么一两回?”神情颇有不屑,似乎我们这些人孤陋寡闻,太有点大惊小怪了。
我来到河底乡某矿,听说1988、1989两年,这里曾发生两起冒顶事故,死伤各一人。我提出要下矿看看工人的工作环境。该矿的矿长瞪眼:“不行,你没资格检查我的矿。”我掏出报社的介绍信:“我不是检查,只想随便看看。”
“那也不行!”他甩出硬邦邦的一句话。
无奈,我只好趁矿长大人不在的工夫,悄悄溜到矿口附近瞧瞧。离矿口尚有一段距离,便在黑魆魆的洞里面吹出一股凉森森的冷风,并夹杂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我被熏得几乎要呕吐。原来,这矿道太深太长,据说有2里之遥,凭人力拉不出煤来,便用驴马拉车,驴马把屎、尿都拉在里边,腥臭无比。整日见不着阳光的矿工,却和煤渣、马粪结下了不解之缘。
离开某矿的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该矿再次发生顶板塌陷事故。一人重伤、一人死亡,我感慨万端,却始终说不出话来。
河底的西北边界就是乡宁。那天离开河底,当我乘班车赶往乡宁A镇的时候,恰恰在该镇的一个村办矿上发生了井下透水事故,好在发觉早,抢救及时,坑下全部10多名工人才安全撤离。我问该镇办公室主任:“A镇每年发生井下透水事件有多少?”
“不算多,大约两三起的样子。”
我问:“你们没采取什么措施?”
“那是煤管局的事,我们瞎搀和啥?煤管局来了只管要钱,钱拿上扭屁股就走人,我们最多协助检查一下。再说,镇政府的收入也全凭这些煤矿,我们也不能卡得太死。上边不重视,我们也没办法,死个把人,有啥稀罕?”
我望着他,真怀疑这是一个堂堂国家干部说的话。可是,没错,红嘴白牙,这是无法怀疑的事。
井下透水,这是危及乡村矿的又一大隐患,几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淹没于这突发性的黑水、臭水之中而命丧黄泉。
乡村煤矿受古空积水威胁严重,但探防水能力很低。只有部分乡镇矿备有探水钻,然而长期闲置不用,只是摆摆样子,装潢装潢门面,用来对付上边检查。绝大多数矿井仅靠经验探测水患险情,凭侥幸心理盲目作业,所谓有疑必探,先掘后探,只不过是官场上的套话而已。
1990年6月,晋城市效区南村镇东常村煤矿有关人员发现该矿处于古窑破坏区并发现透水预兆,有人报告矿长,矿长眉毛一挑:“干毬你的,尽制造紧张空气。”矿工被勒令冒险掘井。终于,在1990年11月27日,一场特大透水事故眼睁睁发生,9个工人又搭进了他们的身家性命。
1991年8月20日下午7时许,娄烦县顺道村三矿二坑内,7个工人刚准备下班时,只听“轰”的一声闷雷响过,一米多高的水头顺着坑道呼啸而下,7名工人全被恶水堵在了工作面上。这次透水不是泉水而是积存在一座弃巷里的臭水,含有毒质,冰冷刺骨。矿工们浑身浸泡于毒水中,上无通道,下没退路,好不凄惨牺惶。
事故一发生,有关部门连忙采取抢救措施。县委书记、县长也亲赴现场。太原市煤管局和附近的西山矿务局携带大型水泵,率领大队人马赶赴现场进行抢救。经查实,积水封闭了主巷道110米,二三百人组成的抢险队伍并配有现代化设施抢救,然而就是这样庞大的抢救阵容,抢救工作还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7名濒临死亡边缘的工人才被救出来,一个个都吓得痴呆呆半死。
试想,如果娄烦地处偏远,抢救不够及时,抢救队伍不够强大,抢救设施不够先进,这7个人还有命吗?
篠亡,这个人世间最可怕的字眼却象梦魇一般终日缠绕在“黑流窜”的心头,逐之不走,挥之不去。
几年后,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段跟锁在乡宁某私人煤矿下井挖煤,不幸遇瓦斯爆炸,当场死亡,其妻抱着仅1岁多孩子讨要抚恤金,一年多时间,来回折腾无数次,最后才拿回两万元钱。
区区两万元,这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
母亲的呻吟
乡村矿,大部分井下秩序混乱,没有严格的开采计划。工作面忽大忽小,坑道口左右都是,好像打老鼠洞一般。坑道内坑坑洼洼,隐患四伏。
在临汾市河底乡采访时,我还听到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991年6月,陕西安康有兄弟4个一齐来到了河底铁龙沟矿当挖煤工。该矿属乡办矿,但矿井下滥挖滥采现象十分严重,井内有好几个坑道,有的左转右弯,竟至于和邻近的矿相互打通。有一次,老三拉好电缆线,抱起电钻就朝前边的煤面上扎去,随着“轰轰”的电钻转动声,钻杆很快就淹没在煤层里边。然而,就在这时,他隐隐约约听到煤里有人“哎哟”了一声,老三即刻感到一种莫明其妙的恐惧。原来,两个坑道迎面相撞,这煤墙也只是薄薄的一层。当老三开钻时他的大哥正圪就在另一边,结果电钻透过煤墙直扎进老大的胸膛。老大惨叫着,死在弟弟的手下。老三恍恍惚惚,目光呆滞,只机械地重复一句话,“大哥给我扎死啦,大哥给我扎死啦……”
懂得资源法的人少,按照资源法办事的人更少。盲目挖掘,越界开采,偷吃资源的事比比皆是,矿与矿之间相互打通的也随处可见。
还是在河底。一个叫张宏根的老汉,直接找到了我跟前告状。老汉满脸皱纹,却是老泪纵横,他张口就叫我:“大记者,您是省里来的人,一定要给我做主呀。”
我忙安慰他:“您别着急,缓缓气,慢慢说。”
老汉用长满粗茧的黑手擦了擦满脸的泪水,然后站在我对面就说:“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前几年才攒钱圈了两孔窑。可是,某某矿却把坑道打在了我的窑下,又刨煤,又放炮,由于地势下陷,我的两孔窑裂开了一条缝子,说不定哪天窑塌下来就能把人砸死。我找矿长廉×评理,他却死活不认账……”
我问:“你为什么不找村委会、乡政府?”
张老汉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我找了,可村委会没人管。姓廉的就是我们村的副村长。我又找到乡政府,人家说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来回地跑,多少次了,可照样没人理。”
老汉把我领到他的窑前,这是坐北朝南的一溜三孔窑。窑已不太新,可是很明显地从上边歪歪斜斜地裂开了两道口子,显然是危房,里边空荡荡的,一切家什都搬了出去。
后来,当我就此事向廉×本人调查情况时,这位村委会副主任兼矿长大人竟嗓音宏量地怀疑我收贿,替人家当炮使。我哭笑不得,有口难辨。我说:“廉矿长,你怀疑我收贿,可以。但我要提醒你,身为一村之长,首先要想着为老百姓办点事。你可以打听一下别人怎样评价你。”
没想到廉矿长振振有词:“别人评论,我才不管呢。一个想干点事的人哪能不被人忌妒(可惜,这位老兄把妒念成了hu)见你弄了点钱,就都犯了红眼病,千方百计来找麻烦。我什么也不怕。这副村长我早就不想干了,只不过是镇政府一再央求我,我才勉强答应,你当我稀罕这差使?”
我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位激动的矿长大人,想不到还有这样一番高论。看来,老农民张宏根只有哭天的份了。
其实,无视民宅安危、胡挖滥采的又何止廉×一人!
在乡宁台头镇,一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子竟被附近的一个大矿弄得摇摇欲坠。村宅下面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坑道,整个村庄都在下陷,有的房屋竟至于坍塌。官司打了两年多,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老百姓到处告状,煤矿照样生产。
无秩序的滥挖滥采,还有更可怕的一面。一个叫范志强的山东“黑流窜”告诉我:“你晓得有些矿井下能混乱到什么程度吗?告诉你吧,在那些矿下干上半年的人,万一没有了矿灯,他就会转向,走不出来,左一道弯,右一个口,黑咕隆咚,像布着个迷魂阵似的。有一次,下午下班,俺一个老乡不见了,等了好久都不回来。大伙一寻思,不好,说不定他钻进了老口(废弃的井口)出不来啦。大伙赶快进去寻找。怕迷路,每个人都抱一捆麦秸,走着撒着。整整12个小时,俺才找着他。那凄惨牺惶的样子,真让你难受。12个小时出不了矿,你想想,他那个急,那个怕。他浑身上下地抠、挖,衣服撕得稀烂,肚子上,胳膊上,腿上,到处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头发也撕拽得乱七八糟。他才刚满20岁呀。一见俺,他就大哭着扑了上来,紧紧地抱住俺,〖JP2〗好长时间都不松开,大伙都跟着‘哗哗’地流泪。那可是在老君爷眼底下(老君爷是煤矿工人对阎王爷的称呼)拣回一条命呵。你不知道,废弃多年的老矿里,积存着很多毒气(一氧化碳)如果不慎进去,十有八九得送命。前些日子,这矿上就有3个工人因迷失方向误入老口,结果全部毒死了……”
为了采煤,伤人在所不惜,死人在所不惜,大规模地毁坏、浪费国家资源也在所不惜了。
《山西煤炭报》副刊部主任李仑给了我一份山西省煤管局发给媒体单位的公开资料,根据山西省煤管局的综合分析,乡村煤矿采区回收率只有15%-20%,如果按1990年生产11555万吨计算,全年共动用734亿吨工业储量,也就是说,每采1吨煤,就要丢失毁坏近65吨的煤资源,相当于缩短了矿井寿命的3/4。全省乡村煤矿经批准的储量达277亿吨,倘按1990年115亿吨生产规模,按采煤区回收率达50%计,可供开采120年;如果按现在平均15%计,只能开采36年,服务年限整整要缩短84年,浪费资源如此严重,而且都是优质易采资源,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对干裂的山地、荒废的矿口,面对数以亿吨计的毁弃了的资源,他们该是怎样的辛酸和痛惜!
以蒲县为例。该县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含煤面积为13595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90%,已探明储量170亿吨。1988年以前,蒲县就有近500处煤矿。然而,年产量1万吨以上的矿井仅30座,年产不足500吨的还有若干。蒲县乡村煤矿井型小、数量多、装备落后,浪费资源十分严重。在这里,乡村一级干部对煤矿似乎无权过问。据调查,现在开采的煤层,厚度都在2-25米之间的中厚煤层,采煤工作面宽度2-23米,留煤柱20米宽度左右,煤炭采出率仅为10%左右。落后的采煤方法,冒险的作业方式,竟靠留大量的煤柱代为坑木之护。全县年产近120万吨原煤,按10%的资源采出率计,采1吨,丢9吨,全年要损失1080万吨煤炭资源。按50%资源回收率计,蒲县现有煤炭储量可供开采940年;但若按现在10%的资源回收率计,只能开采140年,服务年限整整缩短了800年。
我问乔家湾乡的一个矿长:“你们资源回收率这么低,丢了那么多的优质煤矿就不感到可惜?”
“资源回收率?”这位矿长挠着脑袋瓜,脸上一片茫然,“没人教给我们呀。我们交了钱,领回资源证,那井田范围内的地下资源就归自己所有了。你想怎么采,就采呗,谁还来管你这些?采多采少,采长采短,那是自己的事。采煤嘛,那又不是扫地,再细心、认真,也免不了落点……”
听着这些话,我心里很不是味儿,可悲的不是他们怎样去浪费国家资源,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浪费国家资源,什么叫国家资源法。
再以山阴县为例:该县拥有煤田总面积为3552平方公里,拥有小型矿近100处,由于采煤方法极为落后,多数矿井回收率为11%-15%,有的尚不足10%。该县南改煤矿三号层采区回收率仅788%,山阴县这块实体煤田,如按国家规定的资源回收率,可开采100年以上,倘按现行采法,几十年以后将出现无煤开采的局面。
有户口的乡村煤矿尚是如此严重地浪费资源,可想而知,那种偷着干的黑窑又是怎样在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家的资源!1985年以前,由于各种体制的不健全,中央在号召大力发展个体、乡镇企业时,曾提出“有水快流”的口号,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不少人便适时地把发财致富的眼光盯在了煤炭资源的挖掘上。那时尚没有制订出《资源法》以及有关的管理条例,开窑口县里审批即可,更糟的是县一级管理也不成系统,胆大、没资金、没设备的人连必要的手续都不履行,便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加上山西很多地方,煤层浅,煤质好,见效快,于是一场无秩序、无计划、哄抢煤资源的大战就在山西各煤区拉开了序幕。据有关人士介绍,1985-1987年,山西各地各种“三无”小煤窑就达1万多个。
这些窑口大部分没有足够的资金,只能因陋就简,东一锹,西一镢,把个好端端的煤炭基地弄得一塌糊涂,大量的煤炭资源被浪费,被毁弃。1991年9月,我曾到乡宁、蒲县等地跑了一趟,在那里只吃了一点煤便被报废的老矿口随处可见。每个坑口周围都布满了煤渣黄土,乱石满地、野草丛生,一派荒凉景象。有关专家指出,在办矿审批权未收回省煤炭局以前,象这种设备简陋、凑和应付的黑矿,资源回收率均不足10%。
滥挖滥采的结果是85%-90%的煤资源毁在地下而不能开采使用。何止如此!1990年代,山西每年还有相当的库存煤卖不出去而发生自燃,仅1991年,山西库存煤就高达7500万吨。
双重的损失,双重的浪费,数额之大,令人惊叹!
苦涩的泪水
他,确切年龄是37岁。然而,看他那样子足在50岁开外。那头发,那皱纹,还有那无神的眼光……我大惑:“老兄,可不象呀。”
他苦笑:“一个对啥也不抱希望的人,心死了,不老也得老……”
他给我讲了他那心酸的故事:“大约是83年吧,上边放开了,说允许私人办矿。那时,办手续也不象现在这么复杂,大伙一窝蜂全上,你开一个口,我凿一个洞,到处是煤窑。咱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往回捞钱,自己干受穷吧。我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就商量弄一个窑,……当然是黑窑,偷着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资金,不投资不行,小煤窑也得两三万,家里穷得叮当响,只有靠借、靠贷了。求爷爷,告奶奶,总共搞回8000块。没办法,凑和着上吧。我们选了一个点,先搭个简易工棚就干起来。那建坑挖窑的活儿又脏又累,我们雇了几个民工没明没黑地干,两个月过去了,都还见不上煤,真泄劲。有一天,我弟弟到临汾办点事,恰巧那天下午露出了煤面,我真高兴呀。下班不久,我弟弟也返回家来,我把这消息告诉了他。那么大的人了,竟乐得一蹦老高,当时就急着要下窑去看看,我们跟着一块儿去了矿上。同去的,还有一个民工。我在前边走,他俩后边跟。进去还不到50米,就听‘轰’的一声,我就啥也不知道了,……实际上是木桩没有打牢,我弟弟心里高兴,不小心撞到木桩上,失去了支柱,顶板塌陷下来。后来,我睁开眼时,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边只有我的女儿,她正在悄悄地哭着,她呜咽着告诉我,她叔叔给砸死啦,那个民工也被砸坏了腰椎骨。‘这不是真的!’我大叫着,不顾一切地从床上爬起来就想跳下去,我要见我的弟弟,我要去看我的窑。我一下床,就重重地摔倒在地,原来,我的腿被砸折了,我伤心地‘呜呜’大哭……”说到这儿,他把烟蒂狠命一捏再一搓,然后抛出去。
“后来呢?”我问。
“弟弟死了,留下两个孩子。那个民工也终身残废,我把4孔窑以及家里所有可卖钱的东西变卖了,付给他8000块。”他顿了一下,我给他点上一支烟,“县煤管局知道这件事后,说我是非法开采,炸掉了煤窑。幸好,还没有把我抓进监狱。我算完了,彻底的倾家荡产,老婆离婚改嫁,孩子也带跑蛠……”
他长吁一声,仰首望天,两滴泪水顺着他的两腮淌下来落在脚下那片黑土里。我转过头去,没有勇气再面对他那因痛苦而扭曲的脸。
我在想,他害了别人害了国家,也最终害了自己。窑主、矿长,冠冕堂皇的称号下却掩盖着一颗颗受伤的心灵,可是,这一切又怪谁呢?
我见到赵俊明时,正是午饭时间。这个蹲实厚道的汉子正圪就在墙角里,端个饭碗,有滋有味地吃着。赵俊明是乡宁台头镇峰岭矿的副矿长,50岁上下。我听张付一付镇长谈起他一些不凡的经历,很为这个农家汉子的胆量和干劲所感动,尤其听说他因办矿竟欠下7万块钱的外债,兴致顿生,便连午饭也未吃,就驱车赶往峰岭矿。
听说我从省城下来,并且专门来拜访他时,平时威风凛凛的赵矿长一时间竟手足无措,只呵呵地傻笑。
他谈了他的矿和他自己的事儿。
赵俊明原来是峰岭大队支部书记。1980年前后,峰岭人口有400多,全大队人均年收入不足50块钱。穷山恶水,一不长粮,二不长果树,社员吃了上顿没下顿,全村差不多有1/3的人口不得不到外地以乞讨为生。赵俊明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召集支部委员开会,研究致富门路。大家一致提议利用当地煤资源储量大的优势办矿。属于峰岭大队地盘内的煤资源,主要分布在附近的那条河滩里。可那边是县营矿,他们出面强行阻拦峰岭在那儿开矿。赵俊明火了:“上,看他们要咋地!”先是贷款,全村400多人,人人出力,个个托关系,总共凑齐了14万元。置办设备,雇人打矿。县营矿不干了,“呼啦啦”围上几十人。双方吵、闹,几乎打起来。镇上管不了,县里不表态,拖了一年多,赵俊明来回跑了几十趟,县委书记被他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感动了,他拍着这个朴实的庄稼汉子肩膀说:“回去告诉大伙,我支持你们办矿。”
县委书记表态,对方不敢闹了。但资金仍然短缺,找不到门路贷借,结果只能是有相关设备就上,没资金了再下马,干干停停,停停干干,又拖了一年多。赵俊明心急火燎,常年累月呆在矿上,家里诸事不问。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口窝头,就点咸菜。两年多了,他们见不上一分现钱,没给家里领回一分钱工资,更倒霉的是,又发生了冒顶事故,一个民工给砸死了。赵俊明心里凉了半截,两年见不上钱,老百姓怨声载道,到处告状。县煤管局和镇政府来人对赵俊明进行审查,结果认定他工作能力差,工作搞得不好,给予撤职处分。那天晚上,赵俊明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到矿上,在清冷的月光下,哭了。
讲到这里,老赵不好意思地笑笑“从我记事以来,那是令我最伤心的一回。不过,我没怨言,我确实没把工作做好,连累了大伙。但我问心无愧,毕竟我没做错事。如果当年,我们不开这窑,我们峰岭可能还是一贫如洗。可现在不同了,后上任的矿长和其他管理人员经过精心经营,煤窑在84年就发展起来了。加上当时的经济形式和市场情况比较好,煤矿开始赢利了,而且越发展越好。87年以后,除给群众分红外,村里还建立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学校,集体又买了推土机、拖拉机、汽车,整修了100多亩梯田,还投资25万元建了一所钢门窗厂。现在,学生上学免费,60岁以上老人,每年还补贴60元的生活费。这些虽然不是在我手里办成的,但我从内心感到高兴,不管怎么说,我当初办矿是不错的。大伙高兴,我背个包袱也没啥。”
老赵顿了一下,又讲起他的事。
1983年,赵俊明被撤职后,心里很不好受。但他生来就是倔脾气,不服输。恰巧,1984年,峰岭村有几个政府工作人员合伙开了一个矿。他们都有工作,没人管理,煤窑秩序很乱,彼此有了意见。他们就把这窑转手承包给了赵俊明。赵俊明跑来7000块的贷款,就开始干。还比较顺利,两个月以后就出煤了,但糟糕的是,只出了几车,就撞上了老口(已经吃过煤的坑道),这样,全部投资付诸东流,10多个工人的工资还得照付。赵俊明没有罢手,他重新选了一个点,千方百计地凑了两万块钱,再雇民工,再干。辛辛苦苦3个月,煤还未见着却又撞上了老口,里边的煤全吃光了。民工们都是外地的“黑流窜”,一看没有了指望,都闯到家里来向他要钱,赵俊明借了几万元都白白地扔在窑上,拿什么给工人开资?“黑流窜”急了,破口大骂,有的威胁,“要么给钱,要么就是一家人的性命。”老婆、孩子吓得面如土色。临走,愤怒的工人们又牵走了他家仅有的两头牛。赵俊明咬着牙又从外面借回两万,准备再干,老婆抱着他的腿,大哭:“他爸,咱不干啦……”不干?咋给人家还钱?是福是祸,就这一杵子买卖。赵俊明下狠心,第三次选点,再干。然而,当他领着工人忐忑不安地打进坑道80多米时,他最害怕的事又发生了,空面。赵俊明简直要疯了,他想到了跳崖自杀。这个果敢得近乎有点鲁莽的汉子,始终凭着一股蛮劲在折腾,他只知道地下胡挖滥打的老矿口太多,竟幻想着靠运气侥幸躲过去。他不知道科学测量,更不懂得科学二字的确切涵义。也许,深山老林,祖先传给他只有两样宝贵的东西:苦干、信神。赵俊明痛苦之后,彻底反思了。他动摇了对神的信仰,也终于明白了,仅凭闯劲啥也干不成。数天后,他下临汾城请来两个专家,经过认真的勘测分析后,他们给他选定地点。赵俊明是豁了出去,他贷款再干。果然,干了没多久,一拐弯就是实体煤田,谢天谢地,该出煤赚钱了。然而,这时候已是1987年春天,省里了解到下边乡村煤矿秩序混乱的情况后,把煤矿审批权收了回来,并且宣布,过去县里审批的煤矿手续全部作废,必须重新登记审查,不合格者立即停产整顿或关闭。这下,赵俊明傻了眼。这个小矿,他投资不到两万,处处险情,没有一项可以达标。从建成投产到被勒令关闭,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最后这次,他彻底失败了——政策变得太快呀。
结果惊人:4次开矿的失败,他背上了7万元的外债。
“那你怎么是这里的副矿长?”
“现在的矿长感念我创业有功,看我闲着难受,就回聘我当了副矿长。”
老赵的悲苦经历使我想起了两句古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是啊,当人们在纷纷指责乡村矿矿长和窑主的残酷、贪婪,指责他们压榨工人、滥掘滥采时,我们不禁要问,难道都是窑主的过错么?其实,任何一种风气或一种行为的形成,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法规。一种法律,一种规章制度,当它形同虚设,不能有效地去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时,一切大话和空话,甚至法制本身就会成为罪恶的渊源。
一些生产矿长连本矿井下巷道布置也说不清,越层越界,屡禁不止;有的不知道瓦斯爆炸浓度界限,却有权在瓦斯检查员的瓦斯报表上签字。
得到不该得到的权力,再美好的事物也会被糟蹋。
临汾市河底乡西洼矿的被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洼矿是原大队支部书记范文学率领人马费了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老百姓集资,银行借贷,众人勒紧裤带才使该矿建成投产。然而,老支书退休后,后任便擅自以最便宜的价格把采矿权卖给临汾市一个体户,该个体户又转手承包给别人,每年以西洼矿矿主的身份大获其利。而该矿仍然使用西洼村的集体牌照。出力投资的西洼人最终竟没得到一分钱的利润,西洼人80%以上都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河底乡现在拥有各类矿口50余座,人均收入近千元,然而,最先办矿的西洼人却最穷,直到1990年岁末,全村才拉上电。
非法承包、非法倒卖,使本来就棘手的乡村矿愈加混乱。
在临汾采访时,有人告诉我,像这种个人承包,转手承包,名义上是村办矿实际却由个人经营的事随处可见。典型的例子是蒲县乔家湾东风煤矿。该矿资源证注册为村办集体矿,却由临汾市一在职职工任×个人贷款兴建,打了一对井筒,见煤后即交由河北人承包,河北的承包人又在井下雇佣河南人挖煤,河北人每年交任×20万元,井下每出一吨煤河北人给河南人75元。井下生产由河南人自己管理。好个错综复杂的承包矿。这种挂着集体牌子的个体矿,在蒲县就有147个,占乡村矿总数的62%。
没人过问,没人管理,窑主们便为所欲为……
然而,疯狂过后的泪水却是苦涩的……
问题出在哪儿
我不能不佩服某些人推诿责任的能力之强,无论我走到哪里去调查,一律都是愤怒、痛惜的样儿,别人如何如何,上边如何如何,然而自己呢?闭口不谈,似乎问题的产生和他们完全无关,我调查采访,倒好像走错了庙门。
矿长们给我抱怨:“我们有什么权?只有受苦受累受罪的份儿,乡政府每年给你规定交多少钱,其他一概不予过问;煤管局只管收钱,检查出问题又不协助处理,罚款了事。不出事故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旦有问题,都来找你,都把责任往你身上推……”
乡镇领导偏有理:“既然承包出去我们就无权过问,要不,我自己就当矿长了,还要他们干啥?什么滥挖滥采、越界开采、偷吃资源,那都是煤管局的事。”
煤管局领导也振振有词:“煤管局能管了那么大的摊子么?你天天下去检查就顶用?他不听你的,偷着干,有什么办法?更何况很多事情煤管局根本无法插手,那需要各个部门的很好配合才行,上边呢?也应有个严格合理的制度才好。”
有关专家指出,山西乡村矿伤亡事故多,资源浪费严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乡村矿占用资源少,井田面积小,矿点密度大。
根据山西省煤炭厅1990年末对乡村矿的调查资料,全省近6000座乡村矿,平均每个煤矿井田面积仅072平方公里,占用储量446万吨,最小的井田0ム1平方公里,储量不足10万吨。全省乡村煤矿1990年平均每矿产量仅为2万吨,不足3万吨的达3269处,占生产矿的758%。临汾地区乡村煤矿平均每矿产量仅1万吨。
全省产煤区矿点分布密集,很多地方矿点之间相隔不到05公里,比如临汾市河底乡大大小小煤矿竟70余座,两矿之间互相打通的事情比比皆是。这大大增加了事故的可发性。1990年3月,晋城市一起伤亡事故就是由于一方放炮炸煤层而炸死另一方工作的矿工。
其次,山西乡村采煤方法十分落后。
根据对阳泉、晋中、雁北、朔州、忻州、晋城、太原8个地方2291处乡村煤矿的调查,采用短壁式采煤方法的有275处,占12%。其余2016处煤矿中,除极少数采厚煤层采用高落式技术采煤外,绝大部分以掘代采。在调查的所有煤矿中都没有机采工作面,均为放炮落煤,除部分壁式工作面装备有小型装煤机械和运输设备外,其余均为人工装煤。
在我翻山越岭,采访很多乡村矿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些矿绝大多数都是缺乏资金,因陋就简,相当一部分矿丧失了自我改造能力,致使矿井安全欠账甚多,技术装备程度很低。全省乡村煤矿安装主风扇的不足45%,还有15%的矿井靠的是自然通风,而有的竟然还在独眼井生产。即使在安装主扇或以局代主的矿井中,通风普遍不成系统,通风设施质量低,缺风、漏风、停风现象严重。
这种简陋的矿井,危机四伏,伤亡事故一触即发。
1991年3月,我到孝义去采访,恰巧碰到该县一个个体矿由于瓦斯爆炸而引起煤尘爆炸,致使坑下4名工人全部遇难。在进一步调查中得知,该矿在防尘降尘方面没有任何设施。我翻阅山西省煤管局的有关资料才发现,所有乡村煤矿井下防尘降尘工作极为薄弱,全山西省,备有水泵的不到100个,仅占矿井总数的17%。绝大部分乡村煤矿井下浮煤飞扬,遍及大巷、工作面、棚架及煤壁,瓦斯爆炸往往导致其他杂物爆炸,扩大灾害。即便不发生爆炸,井下工人的身体也受到了严重危害。
令人更为忧虑担心的是瓦斯检测方面。1986年怀仁县老牛湾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询及原因,矿长支支吾吾,原来竟是该矿长在瓦斯超限的情况下盲目指挥生产酿成的。事故发生前,瓦斯检测员曾提醒他:“矿长……”。
“老三老四,你们懂什么?”根本不懂得瓦斯浓度界限的矿长大人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事故一发生,他后悔了,然而为时已晚。
无独有偶,1991年1月2日太原市北郊区王封乡后西岭村黑塔局三坑瓦斯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竟也是未执行瓦斯检查报审制度。
反过来说,就是想严格执行瓦斯检查报审制度,可能么?至1990年代初,山西省各乡村煤矿尚没有一家煤矿装备瓦斯检测系统,给瓦斯员配备的只不过是简易又不太可靠的瓦斯器而已。
这般设备,事故还能不发生吗?
然而,诸因素中还是人的因素最重要。乡宁县台头镇张付一付镇长对我说:“我们台头镇井下作业的工人90%以上都是外地的‘黑流窜’,回家是农民,下井是工人,既无煤矿生产专业技术知识,又无操作经验,完全是冒险盲目作业。在这里,干一年的就是老工人,井下50%以上都是上岗几个月的新工人,有些人连最起码的安全常识也不知道,文盲、半文盲占了大多数。工人轮换频繁,素质太差。”
其实,不仅仅是工人素质差,整个管理人员素质、水平都很低,矿长、副矿长多为农村干部,大多数缺乏管理煤矿的经验。至于瓦斯员不按规定检查瓦斯,机电工不懂得设备防爆与否,均为常见。有相当一部分矿根本没有技术员,有技术员的又有80%都是当地凭经验行事的土技术员。
问题还不止于此。
我到蒲县太林乡专门去调查严重违犯煤矿安全规定,靠独眼井生产的油房北煤矿时,矿长竟自豪地对我说:“我们这矿,现在日产煤可达200吨,煤炭运销公司指定我矿为出口煤生产矿。”
独眼井?出口生产矿?这简直是20世纪90年代的天方夜谭。
国务院早在1986年第105号文件中就明文规定,乡镇煤矿统一由煤炭工业部门实行行业管理,然而,文件是文件,实际是实际。部门与部门之间,扯皮、推诿、争权、夺利……煤炭工业管理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且不说最普遍的煤炭安全生产与运销管理完全割裂,产、运、销一体化不能真正落实致使不符合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不停不整,照常生产,而且据调查,在很多县市,煤管局和乡镇局对乡村煤矿的职责划分尚没有明确界限,从矿长资格审查、承包经营监督到技术培训等方面,煤管局都不能有效地行使管理职权。
机构雍肿,人浮于事,部门林立,官僚主义,传统的中国痼疾在这儿也使上了可怕的魔法……
现代化的管理,先进的观念,在一群文化素质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人手里,会变得一钱不值,甚至走向反面。
当承包责任制风行全国并取得卓越成效时,全国乡村煤矿也大都引进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然而,不健全的承包制度,不完善的承包内容,像一条美女蛇一样,在贪婪地吸吮着祖国母亲的鲜血……
高平县,吴村煤矿。
笔者:您是怎样承包这个矿的?
承包人:我把27万元承包额一次性付清即可承包。
笔者:当初你承包后是怎么打算的?
承包人:我得想办法挣回我的27万。
笔者:承包两年,你为煤矿投资多少钱?
承包人:基本上没投入,只为煤矿添置了一台探水钻。
笔者:……
承包人:我不投入也有理由,因为那27万承包额中已经包含了维简费。
我语塞。
怪谁呢?都在掠夺,都在索取,但是,没人投入。
安全生产指标,“三量”管理,设备完好率,资源回收率,矿井服务年限,……
动听的空话。
漫长的道路
1986年,《山西省煤炭开发管理条例(试行)》出笼。文件规定,凡经县(市)级审批的年生产能力不足9万吨的乡村煤矿要重新经地(市)煤管局审批,并报省厅备案。朝野大哗。
省、地、县联合组织检查组,全省大规模行动,强行取缔黑户矿。
气氛骤然紧张。
位居全国煤炭储量之首的山西省在乡村煤矿的管理中终于迈出了艰难而关键的一步。
然而,事情的复杂出乎人们的意料。已经把全部家产甚至身家性命都投进煤矿中的“窑主”,决不会轻易抛弃这片到嘴的肥肉,黑矿继续生产,有些胆大妄为者竟有恃无恐又私开新口。就在那一年,全省各地这类私开矿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黑矿,没有户口,不去注册,这就为其偷税漏税留下了充分的余地,黑户主靠钱探路,神通广大,常以上万元的贿赂,拉垄、腐蚀有关管理人员。遇到这种窑主,有些检查人员怕惹不起,便绕着走。实在碍不过面子,便象征性地转上一圈……黑矿有增无减。
危害是严重的:
伤亡事故频频发生;
大量的煤炭资源被毁坏;
削价处理煤,破坏国家价格管理政策,严重地干扰了煤炭市场管理秩序;
……
明着不让干,偷着干;白天不让干,晚上悄悄干;检查团来,停;检查团走,再干。运销公司不给开票,不怕,晚上走煤,全是关系,很顺。
临汾行署煤管局局长陈德拍了桌子:“不行,必须全部彻底、干净地摧毁,决不手软!”
行动。各县市有关人员全部出动,带上雷管、炸药,该关的关,该炸的炸,该罚的罚, 该抓的抓。哪个县(市)出现问题,哪个县(市)负全部责任!
一场艰难的黑矿歼灭战在临汾、在全省拉开了序幕。
整整5年,全省查处这类矿主上千人。
罚款,拘留,逮捕。
初见成效。
胜利来之不易,但笑得过早。
1991年4月21日,洪洞三交河那声沉闷的雷声,震呆了喜滋滋的山西人。
开会,布置,检查。
紧急出动。
临汾,5月,“4·21”事故现场会,会议要求各矿停产整顿。
7月,安泽安全生产座谈会会议提出全区乡村煤矿问题具体解决办法和措施。
10月,蒲县安全生产会议,落实安泽会议精神。
问题成堆,错综复杂。
皮肤上的脓疮治愈,骨髓里的病彻底暴露——乡村煤矿患了综合性并发症:缺水,漏电,资金不足,管理不善……
1991年10月中旬,我来到古城平阳。行署煤管局办公室主任王志新给我介绍了“4·21”事故后临汾地区村煤矿普查及整顿情况,他说:“‘4·21’事件对整个临汾地区震动是很大的,行署领导下决心要把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抓上去。安泽会议后的3个月,各有关单位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临汾地区总共有1155个乡村矿,这次检查被勒令停产整顿的就达815个,什么时候整顿得合格了,什么时候发合格证,未经验收,绝不允许复产!对那些根本不合标准的,我们的原则是关、停、并、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事情又很复杂,我们下去检查时,你说什么,他都听。但是,你一转身,他们该怎样干还是怎样干。9月份,全地区又组织了一次突击检查,竟然有170个被强令停产整顿的煤矿又私自复产。当然,要完全控制住这些违法乱纪的煤矿,决不是煤管局一家所能办到的,必须联合其他部门,诸如银行部门、电业部门、煤炭运销公司等,银行冻结他们的账户,电业部门掐断他们的电源,他们就没办法了。这需要一个配合问题。‘4·21’后,我区还发生了两起严重事故,一个是8月发生的霍州市陈村矿的透水事故。当时井下有10名工人在作业,虽经及时抢救,工人全部脱险,但也要按严重事故对待,因为这是一个私开矿,属违法行为。另一个是乡宁白家河在9月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我们抓住这两个反面典型,要给予严肃处理,并且反复宣传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王主任的话是不错,然而,当“4·21”事件余波尚未平息时,一个又一个特大型事故却又频频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一个又一个不合格的煤矿又明目张胆地恢复生产,于是一批又一批年青的生命又被拉进了地府之门……
普查一次,引出无数的问题,普查二次,还是那么多的问题;普查一次,引出无数的不合规煤矿,普查二次,还有那么多的矿达不到标准。
究竟是为什么?
蒲县的例子或许能说明这个问题:
乡办矿,乡政府以包代管,村办煤矿村委会又无力管理,挂集体牌的个体矿村又管不住。乡村两级对乡村煤矿的发展基本失控。
那么,措施呢?
回答:重在宣传。
毛病恰恰出在这儿。
人性并非天生善良。虚幻的说教,空头的宣传,并不能抑制人类天性的邪恶。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之险。”所以,“资本的原始积累凝结着亿万劳动者的血和泪,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美国学者埃德诺·米斯说:“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一切发明使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使人类自己驾驭自己。”
可惜,法律离中国的窑主们太遥远,他们压根就没把那当回事。
可惜,在中国,没有大事故发生,便不会有大的行动出现;有了大事故发生,便只会有一次突击性行动,此后,风平浪静,久无声息。当又一次事故酝酿成熟,也就预示着又一次行动将出现。
形式主义阴魂不散——人治结果。
当我行将结束这篇报告时,《山西经济日报》1992年8月6日刚刊出的一则消息使我目瞪口呆:
前不久,总参防化部与大同市新荣区上深涧乡联营的碾盘沟煤矿发生了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为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大同市政府从4月18日至5月7日,组织702人对全市地方煤矿进行了一次全面安全大检查,检查覆盖率达百分之百。……经过6天对290座地方矿井的全面检查,共查出问题2367条,关闭矿井32座,责令停产整顿100座……
须知,1991年洪洞三交河“4·21”事故后,全省刚进行了乡村煤矿普查,并全面地开展了停产整顿工作。
好一条艰难的路!
山,雄伟瑰丽;天,蔚蓝开阔。然而,站在天山相吻处,凝望那苍茫茫的大地,一种悲怆却搅在我的心头。
黑色的泪水,漫长的道路……
1992年8月于山西大学研究生楼
附录:拙文写成不能发表,10年之后,山西矿难事故集中爆发,屡次震惊世界: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0#脉王全全井发生特大爆炸,38名金矿矿工罹难。
2006年11月5日,山西省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7名矿工遇难。
2006年11月12日,山西省灵石县王禹乡南山煤矿井下储藏的非法私制炸药起火后发生事故,34人遇难。
2007年12月6日,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左木乡红光村原新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05名矿工遇难。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新塔矿区980平硐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33人受伤,277人遇难。
2009年2月,山西省屯兰矿瓦斯爆炸事故中78人遇难。
2010年3月28日,山西省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在基建施工中发生透水事故,153人被困井下。经全力救援,115人成功升井,38人遇难。
2012年4月13日,山西省襄垣七一善福煤业有限公司发生重大透水事故,造成11人遇难。
(原文标题为《怆然》,选自《感喟秋雨》,李琳著,同心出版社,2013年3月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各大网站均有销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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