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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村——天马遗址掀开尘封千年的晋文化地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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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村——天马遗址1962年被发现；1965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90年代遗址内的晋侯墓地发掘以及2000年由邹衡先生主编、李伯谦、叶学明等多位先生参加的考古发掘巨著《天马——曲村遗址1980——1989》面世 曲村——天马遗址位于山西曲沃县东北，与翼城县相连，东距翼城县约12公里，西南距侯马新田遗址约25公里。 曲村——天马遗址是1962年被发现的，1965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90年代遗址内的晋侯墓地发掘以及2000年由邹衡先生主编、李伯谦、叶学明等多位先生参加的考古发掘巨著《天马——曲村遗址1980——1989》面世，被尘封三千年的遗址重现在世人面前。 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与内涵 1962年，国家文物局谢元潞先生和山西文管会的部分考古工作者在晋南调查古城时首先发现了曲村——天马遗址。1963年，山西省文管会张万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5个学生在这一带进行了调查和试掘。1979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在邹衡教授的带领下，为寻找晋国古都，在山西南部的翼城、曲沃两县境内作了普查，最后选定曲村--天马遗址进行了重点复查与再试掘工作。自1980年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组成联合考古队，到1994年，共发掘12次，揭露面积2万平方米，基本摸清和确定了遗址的文化内涵。从1992年春开始，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内的晋侯墓地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发现晋国在西周时期的国君墓地，有9位晋侯和夫人的墓葬以及大量的陪葬墓。 遗址北倚塔儿山，南临浍河，与绛山隔浍河相望，滏水从遗址东南边缘流过再注入汾河。遗址分布在曲村、天马、北赵、三张四个自然村之间的一大片开阔地带，东西3800米，南北2800米，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 遗址内涵丰富，主要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下冯类型文化和周秦汉等时期文化。其中，属于周代的晋文化遗存最为普遍，几乎见于整个遗址，不仅有居住址，而且还有包括晋侯墓在内的各级别墓葬，还有一座战国时期的城址，一些其它的重要遗迹诸如高等级建筑使用的瓦当、铸造青铜器的陶范等等，都反映出遗址的形制信息。 晋文化居住址主要见于曲村以东至上述另三个村庄之间的地带，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尤以西周和春秋中期遗存最多见。1980年-1989年共发掘面积约3712.75平方米，各区所见晋文化遗迹共296个，文化遗存包括房子5座、水井8眼、陶窑8座、灰坑253座、烧坑7座、灰沟11条。居住址中出土晋文化遗物十分丰富，包括青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 墓地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点：一处在曲村镇村以北，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600米的范围内，此范围内中小型墓葬分布密集，即所谓的晋国“邦墓”区。另一处是位于曲村——天马遗址区中心部位，北赵村南500米处的晋侯墓地，即“公墓”区。据地面踏查和钻探调查以及近年来盗墓情况推测分析，现已发掘的墓地面积仅相当于整个墓地的一小部分。遗址区内西周、春秋时期墓葬总数可能逾2万座。 1980年至1989年，对“邦墓”区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清理西周、春秋时期墓葬641座、车马坑6座。其中铜器墓47座，随葬青铜礼器最为普遍，出土完整铜礼器147件，时代自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陶器墓葬时代下限到春秋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对遗址内的晋侯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此项成果曾在1992年度、1993年度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并入选二十世纪中国考古百项重大发现。晋侯墓地共发现晋侯及夫人墓9组19座，晋侯的弟弟或未即位的太子墓葬1组2座。整个墓地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30米。墓葬大致可分三排，各墓均为南北向略偏东，以单墓道为主，每组墓之东面均有附属车马坑一座，在每组墓的近旁，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墓和祭祀坑，共发现陪葬墓18座。 晋侯墓地出土大量文物，青铜器有大量铭文，出现的晋侯名字有6个，其中，M8为晋侯稣，可与史料吻合，我们推定9组墓葬是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晋侯燮父到晋文侯的九代晋侯及夫人墓葬。 M8组晋侯及夫人的陪葬车马坑是迄今所见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经完整科学发掘，东西21米、南北14米、殉马105匹、用车48辆。 曲村——天马遗址的性质与意义 早在1985年，第一次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邹衡先生在谈到曲村的性质时说：“曲村遗址比周原大，与沣西或沣东遗址差不多，这么大的遗址绝不是一般村落遗址……究竟是否为晋国早期首都，现在无法肯定回答。从规模上讲，主要是西周--春秋中期，年代相当，地理位置合适，气派也够。”其后，随着对遗址进一步的发掘和发现，学术界对遗址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该遗址的性质认识也愈来愈清晰。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这里是晋国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晋国在燮父改唐为晋后迁都于此，直到春秋早期晋献公迁绛之前，一直以这里作为都城。此结论也经历了不断认知的过程。 据上世纪80年代对遗址内居住区遗址和“邦墓”区墓葬资料的考察，灰坑、墓葬出土的人骨、兽骨中最早的的AMS测年数据，拟合后日历年代为公元前1024-前983和 公元前1015-前951，相对年代应该为西周早期偏晚；对上世纪90年代发掘的晋侯墓地时代排在第二组的晋武侯M9、13组人骨的AMS测年数据，拟合后日历年分别为公元前935-前855和公元前930-前855。考古学家们由此认为，曲村——天马遗址作为都城的始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的末期。 遗址的繁盛期是在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其后明显衰落。北赵晋侯墓地最晚的一组墓葬M93、102被认为是晋文侯或殇叔之墓，据对M93出土牺牲的AMS测年数据，拟合后日历年代公元前789-前768，似以为殇叔更为合适一些。2005年～2006年发现的羊舌晋侯墓地，被认为是紧接着北赵晋侯墓地的又一处晋侯墓地，其时代与北赵晋侯墓地有明显的衔接关系，也是围绕曲村——天马遗址开辟的另一处墓地。发现了2组～3组晋侯级别的墓葬，已经发掘的一组M1、2可能是晋文侯及夫人的墓葬，其西约50米还有一组带南北墓道的墓葬，两组墓葬的时代均应是春秋早期，这是一处春秋早期的墓地，其下限可能到春秋早中期之交。 所以，曲村——天马遗址作为都城使用的下限大致在春秋早期稍后，这可能与晋国史上的晋献公迁绛年代吻合。 考古圣地 精神家园 这部尘封3000的晋文化地书终于被掀开了，无论国内国外，凡是做商周考古研究、晋文化研究的学者，都不能忽略或跳过曲村，大学讲堂、教科书都会浓墨重彩地提到曲村，苏秉琦先生曾形象地把曲村、侯马比作上寺、下寺，四方云游的和尚都要到这里念经拜佛。这里复杂的地层堆积、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了训练田野考古技能、陶冶性情、考验意志的良好场所和教材，可谓考古的圣地。 从1979年试掘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把这里作为学生考古实习基地，仅上世纪80年代的六次大规模发掘，就有8个年级147位本科、硕士、博士莘莘学子在这里实习。如今，许多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了行业骨干、专家学者，有的还成为国际知名大家，这里已经成了考古人的精神家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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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40611；本文作者：吉琨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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