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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铁姑娘五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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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铁姑娘战斗队”成立50周年。“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寻访了十余位当年的“铁姑娘”，看她们今天的生活境况，听她们讲50年前的故事，感受她们的笑与泪。 1964年，随着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提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一支由23名少女组成的“铁姑娘战斗队”，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也成了许多人年少时的偶像；“铁姑娘”的故事，一段时期以来成为“山西名片”；“铁姑娘”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感染了几代中国人。 今年是“铁姑娘战斗队”成立50周年，经历过历史浪潮的冲击和时代风雨洗礼，曾经的“铁姑娘”们已成“铁奶奶”，有的也已经离世而去。“铁姑娘”们那种朴素穿着、刚毅热情的女性气质成为中国女性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她们所经历的梦想、迷惘、光荣、挫折、重生、希望，都烙在共和国发展的历史印记里，融入当代人自强不息追求幸福的精神史诗中。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深入大寨，寻访了十余位当年的“铁姑娘”，看她们今天的生活境况，听她们讲50年前的故事，感受她们的笑与泪。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但她们的乐观依旧深深感染着来访的每一个人，她们的坚韧依旧闪烁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铁姑娘精神’，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山西的当代史，融入了山西精神当中，是转型跨越的软实力，它可以影响人们的精神面貌，激励人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口述大寨史》副主编刘晓丽如是说。为此，本报推出这期特刊，同时，也表达我们对“大寨铁姑娘战斗队”这一群体的致敬。 本版图片均由大寨展览馆提供
大寨铁姑娘一个时代的偶像
“1974年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县里组织去大寨参观，我因事没去成。有机会我去（大寨）看一看，看看我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2013年4月2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接见全国劳模时，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往事，而和他聊天的正是当年“大寨铁姑娘”的代表人物郭凤莲。 1964年，随着“农业学大寨”口号的提出，“大寨铁姑娘”也走入人们的视野。“梳两条辫子，脖子上挂一条白毛巾，卷起裤腿，手握锄头，肩扛铁锹，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干。”山西绛县的陈玉霞回忆，自己的母亲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是一位“追星族”，追的就是“大寨铁姑娘”。 “铁姑娘”的故事折射了中国妇女事业发展史上的一段史实，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这群姑娘身上的精神感染着很多人。她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既成为新时期妇女解放的一个标志，又成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标志。 1少女与铁性 “铁姑娘”，一个刻入一代人脑海里的典型符号，用性质坚硬，坚强的“铁”来修饰姑娘，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国女性去性别化行为方式的称誉性评价。而“铁姑娘”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山西省的“大寨铁姑娘战斗队”。 20世纪60年代，大寨这个太行山下一个只有80多户、160人的小村庄，因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而成为全国农村的模范。据《大寨村志》记载：从1964年到1979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十六年中，大寨共接待了29个省、市、自治区近千万人次参观学习者和来自五大洲134个国家的2.5万名外宾。 人们到大寨参观访问学习，除了梯田，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看一看“铁姑娘战斗队”。 “大寨铁姑娘队”成立于1964年，前身是1963年大寨“战天斗地”抗击洪灾的“铁姑娘战斗队”，她们一共23人，由大寨当时所有可以劳动的少女组成，最小的13岁，最大的17岁。 原队员贾小妮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常年的战争，村里的男人很少，男性劳动力不足。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又提倡妇女解放，我们第一批女的都是12、13岁就开始劳动了。” “大寨铁姑娘战斗队”成立后，这群姑娘们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一年就歇个几天，剩下的时间都在劳动，就拿过年来说，腊月二十六才歇下，过了正月初五就又上山了。”原队员李元眼回忆说。 2艰苦与快乐 冬天的大寨村特别美。一层层的梯田覆盖着雪，像层层叠叠的中国山水画。但对大寨村的一些老人来说，这个场景会让他们想起很多往事。 下了一夜的雪没过脚面，男人们在前面用箩筐担着从雪地里撬出的大石头，身后的几个稚气未脱的少女穿着单布鞋，戴着用袜子改的手套，两个人吃力地抬着一块石头，汗水在空气中蒸腾出一丝白气。远远望去，半个山头都是这样的景象。 到了中午的时候，每个人拿出自己从家带来的“便当”，豁了口的粗瓷碗里盛的是早上熬好的粥面，已经结满了冰碴子，有人用力用筷子捅破冰碴，大口吞咽早已冰冷的饭。那边还有人抽起冻出来的清鼻涕喊，“姑娘们，给大家唱一个歌吧……” 很多当年的“铁姑娘”对这一幕印象深刻，50年后，如今60多岁的她们回忆起那个场景，每个人都会说，现在的人无法想象那时的苦和累；但如果问“你们现在觉得当时苦吗？”她们则会说：“姐妹们那会儿天天在一起，也不觉得苦，挺快乐的。” 如今的大寨村，为了配合“红色旅游”，在村头马路边建起了一个巨型的实景模型，如真人般大小的塑胶人在搭建而成的梯田里，还原当年劳作的场景，每个模型的脸上，都是快乐的笑。 3武装与红妆 当年的“铁姑娘们”在今天看来似乎没“女人味”——辫子或齐耳短发，宽肩粗腰，和男人一样干重体力活，扛石头拿锄头，不爱红妆爱武装。 事实并不是这样，郭凤莲年轻的时候被大家称为大寨的“刘三姐”，她能唱会跳，长相也是远近闻名的俏，“当时是真没有那条件，一条裤子是从冬天穿到夏天，劳动的时候都不敢用劲蹲，怕扯了没裤子穿。” 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人羡慕她。贾存兰早年丧母，加入铁姑娘队后她对郭凤莲的衣服印象深刻，“凤莲她老娘（姥姥）给她做了一身土布衣服，是格格的，我那个羡慕啊，说看看人家凤莲穿的，真好看”。 就穿着补丁叠补丁的衣服，铁姑娘队除了是参加劳动的突击队，还成了村里的文艺队，后来又成了村里的民兵队。在当年反映铁姑娘的画报、宣传画上，最常看到的场景是这样，她们手握钢枪，军姿站立，在阳光的照耀下，随手抿一抿湿漉漉的刘海儿，再用雪白的毛巾擦一下红扑扑的脸儿。 如今，看着当年的照片，铁姑娘贾小妮说：“现在老了，竟是比年轻时候还俏。”听到大家要拍照，她一直问旁边的人自己的衣服是否合适。以前的苦日子并没有在队长郭凤莲的外表留下痕迹，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10岁，而当年26岁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她，却是以少年老成而被众多开国元勋称赞过。那段岁月在她们身上最明显的痕迹就是坚强而干练。 4历史与精神 “那时候我们铁姑娘女民兵夜里还执勤，我们拿着枪打狐狸”，队长郭凤莲回忆当时年少的故事很兴奋，两个女孩夜里追着狐狸跑到大山上，终于将狐狸打死，然后高兴地用枪杆抬着狐狸回到村庄，“就像武松打虎一样得意”。 很多年后，郭凤莲和另一个队员都梦到了这只狐狸，她被惊醒了。梦里那只曾经是她战利品的狐狸成了她们的梦魇，“现在狐狸不能打，是保护动物，我就心里跟它对话，不要埋怨我打错你了，那时候你来大队咬鸡，我不打你不行啊”，郭凤莲由此谈到了铁姑娘，“时代不一样了，不能脱开历史看一个人，看一件事。”“大寨铁姑娘战斗队”成立之后，没有再加入过新队员，随着老队员结婚生子，队员们渐渐离散，上世纪80年代初，郭凤莲被调离大寨，之后大寨铁姑娘淡出人们视野。“但铁姑娘的风采和那种精神，到今天很多人都记得。”郭凤莲说，前几年，她组织老队员出去旅游，路上遇到了很多中年粉丝要求合影签名。“要传承铁姑娘什么，我觉得姑娘就是这么一种精神。有的时候，舍不得花，一直节俭，没有的时候，就自己奋斗去挣。是一种自立的精神。” 这种精神如今又成了大寨村的“招牌”，村里正在建红色剧院，游客将来可以在这里欣赏戏剧，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讲述铁姑娘的故事。 1964年，毛泽东正式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铁姑娘成了众多国人心中时代女性的特征，成了那个时期的青年偶像；同一年，中央芭蕾舞团排了一部名叫《红色娘子军》的舞剧，军帽、军鞋、军服装扮的“娘子军们”，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同一年，大洋彼岸，一支来自英国名叫披头士的乐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很快风靡美国，直至成为全世界音乐爱好者心中的丰碑；这一年，青春之花在东西方以不同的形式展露它的内容。 本报记者 刘斌 ○口述史 陈永贵说这伙姑娘不容易就叫铁妮妮吧 讲述人：郭凤莲 那会儿（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从8月2日到8月8日，整整下了七天七夜大雨，大寨房倒窑塌，人畜都没有地方住。当时陈永贵书记给我们开了党员会，提出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双手恢复生产和生活。于是就动员全村的男女老少，只要能扶动一根苗的人，全部出来参加劳动。 参加这批劳动的人里有23个姑娘，都是13岁到17岁，这些姑娘每天一起劳动，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姑娘队。1963年11月，有一次在狼窝掌，那天天也不太早了，陈永贵说：“让姑娘们走吧，早点回去，今天这天太冷了。”姑娘们都不走，就说大人们什么时候走，她们也什么时候走。他就说，这伙姑娘不容易，就叫铁妮妮吧。后来外面的人也不知道铁妮妮是啥，咱就叫铁姑娘吧。就这样给叫成了铁姑娘。 当时我们白天修土地，晚上盖房子，庄稼倒了，一根一根扶起来。到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们一个男青年对一个女青年，大概有四十多个人，加班从砖厂往回扛砖修房子。那时候没有平车，都是肩膀扛，用篮子抬。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冬天简直冻得不得了。这手上都是裂缝，流着血。早上和中午就在地里吃饭。当时除了冬天能穿上袜子，其他时候都穿不上，脚上都是一块一块的疙瘩，等回家暖和过来了，又痒又疼。晚上回来，把夏天捡回来的山杏仁含在嘴里嚼烂，涂在手上，然后在火上一边烤一边搓，烤着烤着油都出来了，手就变成油油的了，就像现在那个擦手油一样。但第二天去了地里照样还会裂缝。 后来天一冷，有的姑娘手脚都肿了。这两年稍微好点了，但是手都变形了。还有的姑娘腿也变形了，长路也走不了了。 本报记者 姚扬
郭凤莲：人不能跟历史赌气
●不管时代千变万化，铁姑娘的精神始终值得尊重。 ●大寨这么好，有姑娘们的功劳，离不开前辈和姑娘的付出。所以看见现在提倡铁姑娘精神，我心里非常高兴。 ●我就希望不要失去大寨铁姑娘精神，将它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干练的人。 尽管郭凤莲说，她已经不再管公司的事，但身边的手机，几乎没有停止过响。“我现在有事儿，一会儿再说。”郭凤莲一一耐心而干脆地回应，然后扭过头用宏亮的声音说：“来，咱们继续。” 这是一个不太像女人的女人。气场强大的郭凤莲一进门，就仿佛戴了一圈儿光环，让你不得不注意她。当年的女神枪手，那时候，家中的玉米缸里存着两千发子弹，墙上还挂着3把枪。 这也是个事业上的女强人，工作起来顾不上家里，二儿子长到8岁都不叫她妈妈。孩子们曾经这样评价她：“我们家爸爸是妈妈，妈妈是爸爸。”她随和地笑着说：“我们家老头儿说话也管用。” 然而，这又是一个很有女人味的人。郭凤莲很会收拾自己：黑色貂皮小袄配淡紫色围巾，染过的短发被烫出利落的弧度，手腕上还戴着一只翡翠镯子。就连当初日子苦的时候，“也是挺爱美的。”自己做衣服要镶一圈布边，还要动脑筋缝上几个盘扣。 郭凤莲，一位传奇式的女人，虽然已经67岁，但看起来只有五十出头。 60多年来，郭凤莲的命运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化起起落落，从一个被寄养到姥姥家的小姑娘，到20多岁就成为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曾经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又经历过10年的沉寂，再次率领大寨投身商海。 有人评价她的一生，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然而她却淡淡地说：“哪能说那么大，我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尽管郭凤莲现在是大寨村党总支书记、大寨企业集团董事长，可她依然希望以铁姑娘队队长的身份接受采访。 从铁姑娘队成立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50年时间，当年的青春少女如今都已经过了花甲之年。 说起前不久去世的一个铁姑娘，郭凤莲唏嘘不已：“你说人活着有没有意思？咱们在大寨留下了这么一个‘铁姑娘’的称号，留下了铁姑娘的风采，也算是有意思。但是，也不知道明天谁会走在前面，也感到没有意思。” 最近这20年，铁姑娘们每年都要聚聚会，隔上几年还要集体旅游一次。大家每次都穿着统一的服装，或红色或粉色，都是鲜亮的颜色。按照大家的话说，当时觉得受了那么多苦，现在多活一天就是幸福。 “这群姑娘把血汗和青春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时代忘不了铁姑娘，铁姑娘更忘不了自己。”郭凤莲说。 村支书、人大代表、董事长，郭凤莲身上的称谓有很多，但她最喜欢的还是“铁姑娘”：还不到20岁时，在每天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她就跑到山头上面喊：“下地劳动啦！”然后就看到山下的人们都陆陆续续出了屋，有穿衣服的，有拿扁担的。当时来大寨拍电影的孙道临听到了这声喊，就说：“郭凤莲说话就像唱歌一样。” 讲到这里，郭凤莲眼睛眯缝起来，时间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时还是铁姑娘队队长的她站在山上，满足地看着村民们在她的声音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对话 这伙姑娘都能吃苦，能当家，说话也很硬气 山西晚报：铁姑娘对于每个成员来说可以说是一段非常独特的经历，那这种经历对你们以后的生活有没有造成影响，铁姑娘和别的女性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郭凤莲：这伙姑娘劳动出身，都很勤快，没有一个懒的。都能吃苦，都能当家，而且说话也很硬气。因为她是铁姑娘队出来的，包括爱人呐孩子呐，一听她这说话做事都是非常在理。不过现在干活和原来不太一样了，有时候会力不从心。我感到，总是老了，年岁大了。要按现在的生活，我感觉大多数都能活个大年龄，但是也有一些（身体不好的），也是顺其自然吧。 现在铁姑娘都有了自己的后代，都成了姥姥辈、奶奶辈。但是不管时代千变万化，铁姑娘的精神始终值得尊重。现在50年过去了，想起当时铁姑娘生龙活虎地在大寨的山上种田，好像整个人都沉浸在当时的回忆里了。到今天，看着姑娘们的生活大部分都过得不错，心里也高兴。 少了铁姑娘，大寨就少了一份力量 山西晚报：铁姑娘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您本人怎么看待铁姑娘和铁姑娘精神？ 郭凤莲：铁姑娘确实给大寨立功了。一开始姑娘们年龄小，后来一年比一年大，干活非常熟练，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都能干。像我们这些是正儿八经当壮劳力使用的，而且粗活也会干，细活也会干。应付外国人接待是姑娘们，唱歌跳舞还是姑娘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当时的民兵，还是这伙姑娘。重担都压在女孩子身上，少了大寨铁姑娘，大寨就少了一份力量。 铁姑娘在人生这几十年中付出了很多。最近这20年，每年都要聚会。姑娘们见了以后，先是笑声，后来就是眼泪。再走到这大寨的山山水水中看看，都是自己走过的脚印，自己开出的路，自己开出的田。这群姑娘把血汗和青春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大寨这么好，有姑娘们的功劳，离不开前辈和姑娘的付出。所以看见现在提倡铁姑娘精神，我心里非常高兴。 我结婚是“被逼”的，但丈夫给了我家的温暖 山西晚报：那会儿铁姑娘队那么有名，对你组织家庭有帮助吗，是不是很多人来介绍对象？ 郭凤莲：我和我老公结婚是“被逼”的(笑)。我那会儿都有对象了，老陈（陈永贵）不愿意让我们铁姑娘走，想让留到大寨，就不同意我嫁出去。后来就给我介绍我老公，我当时不知道是介绍对象呢，开会的时候发现他来了，都是一个村的，也认识，没留意。开完会，老陈就把我叫到屋里，然后说给我介绍对象。我死活不同意，老陈说，“你不同意也得同意，想不通再想”。 我常说我们两口子就是离婚也离不了，因为当时结婚的时候领结婚证我还不同意就没签字，结果老陈也生气了，说，“你不签，我签”，他替我签字。然后，我跟我家的领了结婚证。 结婚后，尤其是我离开大寨这段时间，在困难中才显真情，我感到了家里的温暖，我丈夫和孩子们对我的这种爱护、体谅、理解，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强烈，我感到我们真正的感情产生在上世纪80年代。 过年的时候别人家全家团圆的时候，我爱人就是又当父亲又当母亲。不过他知道我在干什么，很理解我。我重新回到大寨后，老和外面的客户谈企业的事，有一次晚上12点多，我喝了点酒回去，送我回去的司机说：“40多岁的人了，为了什么呀。”说的我心里就难受。回家以后发现全家都睡了，当时就说：“起来，都给我起来。我在外面忙，你们在家睡觉。”家里人看见我生气了，也不敢跟我生气。我说：“都站在这给我唱歌，唱完了再睡觉。”老头唱完儿子唱，儿子唱完媳妇唱。然后我拿小录音机录下来，第二天哈哈大笑。所以我觉得我爱人的付出要比我多，又当父亲又当母亲。 无论历史公正或不公正，我不计较 山西晚报：文革结束后，铁姑娘战斗队随之解散，您也度过了十几年的沉寂期。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度过的？ 郭凤莲：等待组织分配用了两年时间，然后就是种了4年零11个月的树，又修了4年零11个月的路。 1987年的时候，我已经调到了公路段。有一次在路上和工人一起拌料修路的时候，原来的昔阳县县委书记张怀英坐车路过，看见我停下车，说：“凤莲，你在这劳动呢？”我就回答：“对，我在这劳动呢。”张怀英掉着眼泪上了车就走了。 我原来跟崔永元说过，无论历史给予我公正或者不公正，我一点都不计较。如果没有风雨，平平淡淡走过来，我感到没有意思。如果没有这一段摔倒的历史，我认为自己没有经验，也没有教训。如果说还是像学大寨那么走下去的话，我感到自己会骄傲地、傲慢地走下去，不会这么谨慎地走下来。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相比，太小了。人，不能跟历史赌气。 山西晚报：对普通人来说，这算是人生的大起大落，你的家人怎么看？ 郭凤莲：那会儿生了大儿子的时候，是学大寨年间最红火的时候。生完孩子20天，陈永贵就说，凤莲，你出来接待客人吧。生完孩子40天，就开始参加劳动，无怨无悔呀。生下二儿子以后，工作比较紧张，那个时候陈永贵已经调到北京了，所以很多事都托付给我了，包括接待客人，生产劳动。所以二儿子出生第二天就抱给了我嫂子，让嫂子帮忙养着。 那一段，你一个人受气也可以，但是一家人跟着受气真不得了。当时孩子们读书，每天挨打、受气，这才是最难受的。两个孩子原来是领头的学生，自从开始受气以后，学习就不行了。 大寨精神不会失去，铁姑娘精神也不会失去 山西晚报：铁姑娘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今年是铁姑娘队成立50周年，如果再过50年，到铁姑娘队成立100年的时候，您希望后代怎么评价铁姑娘？ 郭凤莲：到时候咱们都走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就希望不要失去大寨铁姑娘精神，将它传承下去。而且我觉得也不会失去，子孙都知道大寨铁姑娘，这是大寨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寨精神不会失去，铁姑娘精神也不会失去。 本报记者 姚杨
能劳动能吃苦 人人自强自立
李元眼 提起自己开饭店的收入，李元眼有些不好意思。让她最自豪的事不是赚钱，而是因饭店的缘故，她收集了很多当时的东西。 喜欢俺们那会儿，干活也是高兴的开“铁姑娘饭店”最自豪的不是赚钱 这里最像铁姑娘那个时代的场景，院子中央是一个当年的石磨，尽管椽子已经腐坏，但仍有外来的人忍不住上前去推动磨盘。两口大窑洞旁挂着两串老玉米，一旁还放着铁锹、锄头。从厨房里闻声出来的李元眼，头上戴着方布头巾。 这符合很多人心目中完美乡村的院落，门口立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铁姑娘饭店”。其他铁姑娘开玩笑说李元眼已经是个“资本家”。2002年，李元眼的儿子、儿媳妇看大寨的红色旅游蒸蒸日上，在家开起了饭店。曾经的铁姑娘李元眼成了饭店最大的“卖点”，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一边吃饭，一边和她聊当年的事，有的照相，有的签名。一年两三万元的收入，让这个家庭的生活红火了许多。 提起自己开饭店的收入，李元眼有些不好意思。让她最自豪的事不是赚钱，而是因饭店的缘故，她收集了很多当时的东西，“不看这些，大家都已经忘了。”她家里的衣柜顶上，有一张放大到16寸的照片，这是1964年“铁姑娘战斗队”成立后，县里文化馆的师傅给拍的一张合影，“这个照片里23个铁姑娘都在，最全，谁也没有底版，我还是找到文化馆的老师傅给翻拍的。”每当有陌生人看这张老照片时，她就在旁边让人家猜猜哪一个是她。 照片上的女孩们看上去模样差不多。最后，李元眼还是会用手指点着照片的角落，指着一个怯生生的女孩说：“这就是俺。”黑白照片上瘦小模糊的脸和如今红光满面的李元眼相比，确实让很多人不敢认。 大寨成为全国的典范后，“铁姑娘”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名人，但那时候书记陈永贵怕铁姑娘们被“拐走，勾走”，“不让我们和外面的小伙子聊天。” 赵兵柱当时是昔阳县氮肥厂的工人，他来大寨传授施肥经验时，碰到了当时在村里负责看管水利设施的李元眼。“之前也找了不少对象，但一眼就看中这个了，但当时不敢啊，因为知道人家是铁姑娘，那么大名气，而且也知道老陈不让铁姑娘嫁出去。”后来，他托人来说亲，李元眼也相中了赵兵柱。但当时陈永贵知道后，只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让他落户到大寨。“我当时有点不愿意，这不是招女婿吗？后来沟通好了，不是招女婿，只是落户。”赵兵柱说。 看着自己找来的当年铁姑娘的照片，李元眼常常陷入沉思和回忆。别人问她“你是觉得那会儿好呢，还是现在好呢？”她沉默了很长时间，想了好久，她说：“我还是喜欢俺们那会儿，从开始动弹到黑夜睡下，干活也是高兴的，心里喜欢的，没有忧愁之心，真是可亲呢……” 贾小妮 她和妹妹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多干点活，让家里变好点。“我们俩从3个工分开始挣，后来5个工分，后来挣到7个工分、8个工分，和父母一样多的时候，真是高兴啊。” 一家出了两个“铁姑娘”只要一干活就不喊累 66岁的贾小妮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这间房子原来是厨房，房子对面是向阳的一孔大窑洞，那本来是贾小妮的正房。这些当年看起来“稀罕”得不行的大窑洞，现在被她以每个月60元的租金租给了在大寨村打工的异乡人，她自己栖身在了当年的“厨房”。“这么大年纪了，有个地方住就行了，”贾小妮说。她的这种对生活的“宽容”和她的童年有关。 贾小妮共有兄弟姊妹8个，她排行老二。因为家里孩子多的缘故，她记得当时很难吃饱，也因为弟弟妹妹接连出生的缘故，小学念到2年级她就辍学了。 家里既没有钱给她交学费，新出生的弟弟妹妹又要有人照顾，10岁的贾小妮就当起了家。弟弟妹妹再大一点，她也开始和大人一样下地劳动了。“参加劳动就能赚点工分，就能给家里带来一些粮食和收入。” 成“铁姑娘战斗队”的一员后，刚满13岁的妹妹贾双莲也在她的介绍下加入了铁姑娘队。姐妹俩在铁姑娘队里都属于个子小的，一天挣3个工分，相当于一个男劳力的三分之一。一年里在地里干活的日子最少有300天以上。她就想着咋把“营生（工作）”干好。“铁姑娘战斗队”里挑选活跃分子组织唱歌跳舞，她没参加，组织女民兵打靶训练，她也没参加，她和妹妹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多干点活，让家里变好点。“我们俩从3个工分开始挣，后来5个工分，后来挣到7个工分、8个工分，和父母一样多的时候，真是高兴啊。” 贾小妮21岁时，由老支书贾进财介绍了一个对象。几年后，妹妹远嫁外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贾小妮在集体的果园里一干就是30年，后来个人承包了果园，她又干了两年。“我跟上人家干就行，人家给我发工资，我把活干好就行。”贾小妮很知足。 大寨村开始兴建森林公园，贾小妮又开始了新的工作，栽树、除草、烧锅炉，只要是用劳动挣钱，她干得无怨无悔。后来，她又到村里的制衣公司当了保洁员。如今儿女都已离开村庄，进入城市，想接她到城里住，她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大寨，她舍不得她的工作。“像俺这，只要一干活就不喊累，还能做营生，能不跟闺女要钱，还能给小孙孙买个文具啥的，很满足。” 贾存兰 有时候，她会带着孙辈去看大寨展览馆，一段一段给他们讲自己当年的故事。 因为一个玩笑开了一晚上思想教育会 贾存兰13岁加入铁姑娘队。那时她刚上初中，那一年母亲去世了，下面有两个弟弟，她就无奈退学了。 参加铁姑娘队以后，除了劳动和娱乐，贾存兰印象深刻的就是学习。“每天晚上组织学习，学习了以后让你自己演讲，讲学习的过程心得。”铁姑娘队的姑娘们大多数文化底子差，写不出来，都是用嘴说。学习过程都是根据这一天劳动的过程开展总结和批评。 有一次，贾存兰的一个玩笑成了会议的主题。当时，有一位外面嫁过来的姑娘和铁姑娘队一起在地里拔苗，看到这个姑娘衣服后面的领子挺大，贾存兰就顽皮地把一把土沾到人家衣服后面，其实就是玩。没想到陈永贵知道了，批评贾存兰是小看了人家，对人家不尊重，让晚上铁姑娘队开会讨论批评。刚开始贾存兰不服气，觉得这就是玩玩，并不是对人家不尊重。后来，陈永贵、郭凤莲一直说服她，她才想通了。她记得，那次会一直开到了天明，铁姑娘队包括陈永贵谁也没在炕上睡一下，会开完了，大家照样扛起箩筐，到地里劳动。 因家庭条件不好，贾存兰想嫁出去，想让别人家把自己家里帮一帮，无奈在陈永贵的撮合下，她和村里一个放羊的结成了夫妻。结婚后，贾存兰照样工作。她不无骄傲地说，嫁人以后，没有花过他（丈夫）一分钱，都是自己亲手劳动挣的。 她的这种思想也传到了下一辈。她的两个儿媳妇原来都没工作，她看不惯一直劝说，媳妇们把孩子带出来以后，相继出来找工作。贾存兰一直就没有停了劳动，前几年在果园挣钱也不少，村里成立了森林公园，她也来上班。她说是因从小劳动惯了，一来自己有收入，二来也能锻炼身体。有时候，她会带着孙辈去看大寨展览馆，一段一段给他们讲自己当年的故事。 贾坐栋 民兵队里的“神枪手”地里活做得也比一般农民好 家里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一张全家福的彩照背后，是一张人民日报社记者拍摄的大寨铁姑娘宣传照，贾坐栋在后排，双辫飞舞，长枪在手，英姿飒爽。 2014年1月4日，“铁姑娘战斗队”前队员贾坐栋因病去世。 在儿子李显斌的印象中，母亲贾坐栋是一个性格好、非常勤劳节俭的家庭妇女，李显斌的两个孩子都是贾坐栋一手带大的。 在丈夫李喜义看来，贾坐栋是一个能干的媳妇。当时他在陕西当兵，大寨铁姑娘的名声他们部队都知道。后来，一个亲戚给他介绍对象，他一打听才知道是铁姑娘队的。当时相亲看了一下，觉得都挺好，见面两次就把婚事定了。唯一的阻拦就是大寨村委会想让李喜义落户大寨。后来，李喜义和陈永贵、郭凤莲商量了多次，还是把贾坐栋娶回了自己村，离大寨村十多公里的毕家岭村。 儿子李显斌出生后，贾坐栋彻底回归了家庭，家里里里外外的事都是她来张罗。有一次，毕家岭村搞春播，需要非常熟练和经验老到的人来播种，村里人准备去请外村的农活专家，李喜义回家唠叨了几句，贾坐栋在一旁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说我没问题。果然，贾坐栋一上手，就让村里人大吃一惊，“地里活做得比一般的农民都好，特别熟练。” 亲人眼中的她和铁姑娘眼中的贾坐栋不一样。“坐栋个子高，当时她念过初中，文化比我们高，在铁姑娘队里是神枪手，参加女民兵，经常打靶训练，也去外面参加比赛，文水县有一个‘胡兰班’，和铁姑娘班经常一起比赛打靶。”贾小妮回忆道。“唱歌、演讲，坐栋都可以，要是凤莲出去开会，就是她组织我们。”李元眼回忆说。“她看电视里的战争片，看到瞄准打枪，就对我说：给我枪，我也还能打。”李显斌想起了妈妈的一个举动。家里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一张全家福的彩照背后，是一张人民日报社记者拍摄的大寨铁姑娘宣传照，贾坐栋在后排，双辫飞舞，长枪在手，英姿飒爽。 采写 本报记者 刘斌 摄影 本报记者 钟清
比干活比枪法 大家争先恐后
牛桂兰 别人休息的时候，作为基干民兵的牛桂兰还要练枪法，卧式、瞄准……占用了休息的时间，她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很兴奋。“武装部给发枪，38式、半自动、小口枪都耍过，我还参加了晋中地区的比赛，拿过奖呢。” 38式、半自动、小口枪都耍过,老了也闲不住 68岁的牛桂兰已是满头白发。听说记者来采访大寨铁姑娘的故事，她的眼角一下子涌出了泪花：“受了四五十年苦，都忘记了，忘记了。”随着与记者的聊天，她慢慢回忆着当初的一切…… 为了挣些工分，为家里“添斤补两”，小学刚毕业牛桂兰就开始下地干活。“那个环境，干不动也要去干，没有私心杂念，也不懂啥是私心杂念。” 1963年的洪灾后，牛桂兰开始与村里的姐妹们一起干活。起床后，被子都顾不上叠，挑着粪上山施肥；施完肥，担着小石头回村，小石头是用来烧灰修窑洞的。时任村支书的陈永贵给这种工作方式取了一个名字：“路不空行”。在牛桂兰的记忆中，最困难的是冬天。“大雪天还穿着大口布鞋，鞋的后跟早磨没了，袜子的后跟也破了洞。脚后跟裂开了口子，一路走，一路流着血……说起来可想哭呢。” 让牛桂兰最高兴的是比赛，比干活、比枪法。“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干，谁也不想落后。”尤其是秋天收玉米的时候，为了记录总产量，每一担玉米都要过秤，这也给了铁姑娘们一个竞争的机会。“你这次比我多挑5斤，下一回我就要比你多10斤，直到担子里面堆不下。”别人休息的时候，作为基干民兵的牛桂兰还要练枪法，卧式、瞄准……占用了休息的时间，她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很兴奋。“武装部给发枪，38式、半自动、小口枪都耍过，我还参加了晋中地区的比赛，拿过奖呢。”说到这里，牛桂兰昂起头，一脸骄傲。 两年后，在陈永贵的介绍下，牛桂兰嫁了人。“我公公只有他一个儿子，我觉得他有点娇气，干活不行，怕攀附不起。”起初还有点不愿意。“那时候封建迷信可重呢，我生了三个儿子后都不敢叫他名字，和他说话的时候就是一声‘唉’，他也一样。”嫁了人生了孩子后，牛桂兰渐渐脱离了铁姑娘队，土地承包给个人后，大家开始各干各的。 不过，牛桂兰从没有离开过劳动，一直种着自己的六七亩地。五年前，她将地分给了孩子们，自己只留了5分地。但是，看到孩子们播种的时候都不懂分垄，她就急了，一有空就去孩子们的地里帮忙。“养成习惯了，闲不下来。” 贾翠花 她郑重地说，自己从没后悔过加入铁姑娘队，“即使是现在，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心为集体、为大家的精神，还是应该提倡的”。 小时候爱躺着看云，太饿了没力耍现在生活好了，今年还想栽果树哩 贾翠花住在大寨村唯一的一栋公寓楼里，160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得很是精致，20多盆各类花卉点缀在客厅、厨房、卧室、阳台上，让家里多了几分春意。 说话时，贾翠花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即使一直笑着，额头上也只能看见细细的皱纹，完全看不出她已经是个67岁的老人。 其实，贾翠花受过的苦不比其他的铁姑娘们少，甚至更多一些。 她的父母有10个孩子，分发下来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贾翠花回忆说，自己八九岁的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是看云彩。“躺在房前的木板上，那时候天可蓝呢，云彩可白呢，这个像猫，那个像羊……”“太饿了，没精神和别的孩子耍”。 没念过书的贾翠花，13岁就开始下地。大寨遭遇那次天灾的时候，贾翠花已经是个合格的劳动力。“每天都一样，从天没亮干到天全黑了。” 刚满18岁，父母就忙着给她找婆家。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另一个铁姑娘给贾翠花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可介绍来介绍去，她却给自己介绍下了。“都是姐妹咱也不计较，我和她说，你找了就找了吧。” 后来，在时任村支部副书记贾进财的介绍下，贾翠花嫁给了村里的一个小伙子。“一开始心里也不大痛快，后来两个人还合得来，跟着他也没受罪也没受气。”提到丈夫，贾翠花的笑容更浓了。 2011年，在村里的补贴下，她花了55000元买下了这套楼房，把自己亲手盖好的窑洞租给了来大寨经商的外乡人。去年，村里要盖楼房、修马路，把她家的地都占了，她准备去种果树。“郭书记（郭凤莲）说今年要栽果树，我想跟着去。”贾翠花说，自己家一年的收入足够生活了，可她还是闲不住。“好好劳动就是好。” 记者告别时，她郑重地说，自己从没后悔过加入铁姑娘战斗队，“即使是现在，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心为集体、为大家的精神，还是应该提倡的”。 赵淑荣 土地开始承包后，赵淑云家分到了6亩地，她却始终怀念着当初的生活。“以前那段时期对我们来说挺好的，坏事变成好事，锻炼了我们，也没有烦恼。不管外面的人是夸我们也好，骂我们也好，我都没有思想顾虑，一直是肯干苦干加强干。” 当年凌晨挑粪，撒了一道梁天才亮这几年腿疼，只能在家里看孙子了 赵淑荣与贾翠花同岁，也住在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赵淑荣在五楼，贾翠花在一楼。两个老姐妹却有一段日子没见面了，因为各顾各的家，也因为赵淑荣的腿有毛病。 一见到赵淑荣，就能看出她的腿有问题——站着的时候，她总是习惯性地叉开腿，形成一个大大的“八”字。记者问她是不是因为年轻时劳累落下的毛病，她像受惊了一样忙不迭地摇头：“不是！不是！我没去医院检查过，就是常年疼。”聊了会儿天，记者逐渐明白了赵淑荣“受惊”的原因：那段时期在她心中是最珍贵的回忆，她不想给“铁姑娘”的日子留下一点瑕疵。 赵淑荣家电视墙的格子上摆着一件珍贵的纪念品，那是2003年拍摄纪录片《陈永贵》时剧组送给她的一个金属盘子，盘子中央印着毛泽东主席接见陈永贵和郭凤莲时的照片。手里捧着这个盘子，赵淑荣给记者讲起了当年的故事。“1963年大寨遭灾，我们白天治坡、治田，晚上救人、救家，忙起来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休息的时候就唱歌，很乐观，一点都不觉得累。”赵淑荣说，最紧张的是挑粪的时候，凌晨两三点就起来挑粪，“撒了一道梁，天才亮”。到了嫁人的年纪，赵淑荣看上了外村的一个小伙子。“他是大寨乡蒙山村的人。蒙山村离我们村有20里地。”赵淑荣说，陈永贵得到信后，就去给他做工作，让他来大寨村落户，他答应了。 土地开始承包后，赵淑荣家分到了6亩地，她却始终怀念着当初的生活。“以前那段时期对我们来说挺好的，坏事变成好事，锻炼了我们，也没有烦恼。不管外面的人是夸我们也好，骂我们也好，我都没有思想顾虑，一直是肯干苦干加强干。” 经历过那个年代，让赵淑荣看不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比我们差多了，都只顾着吃好、玩好、穿好、打扮好。”她曾一遍遍地给儿孙们讲当年的故事，可却发现孩子们越来越不爱听：“现在不给他们讲了，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不一样了。” 五年前，因为腿疼，赵淑荣不能下地干活了，就在家里照看两个孙子，甚至很少走出家门。现在，对她来说最幸福的事，是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中看到有关大寨铁姑娘的节目。“电视里演《大寨铁姑娘》，这个歌当时我们也唱过，现在不会唱了。”赵淑荣说，每次看到年轻的女孩子们唱这首歌，她都很激动。 贾秀兰 如今的贾秀兰常年为失眠发愁，而当时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己特别想睡觉，但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动让她没有充分的睡眠。 那时晚上总开会累得打瞌睡现在常年为失眠发愁 贾秀兰离开大寨村已经有30多年，1980年，她作为军属，随丈夫来到了河南洛阳市安家。 提起铁姑娘的事，她可一点没忘。当时加入铁姑娘战斗队时，她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是，贾秀兰的父亲是贾进财，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母亲宋立英是大寨村第一任妇女主任。“大人们得领头干，那会儿我还小，正赶上农村六年制的高小，课都停了，家也毁了，没办法不干活”。如今的贾秀兰常年为失眠发愁，而当时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己特别想睡觉，但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动让她没有充分的睡眠。 当时体重仅70多斤的她，穿着一双单鞋，大多数时候，一天能休息一两个小时就算是很不错了。“ 在贾秀兰的印象中，铁姑娘战斗队这样的劳动持续了三四年，后来，铁姑娘队成了一支比较活跃的队伍，见外宾，表演节目，唱革命歌曲，“当时是苦，可是也觉得可幸福了。”唯一让她为难的就是政治生活会，“党员开会都是晚上开，会开得时间挺长，当时我体力不好，有时候晚上打瞌睡，大家会非常严厉地批评我”。 贾秀兰也是最早离开铁姑娘队的队员，1971年，贾秀兰到了大寨医院上班，脱离了铁姑娘队的农田劳动，两年后，她与一位军人结为夫妻，随后离开了大寨。 采写 本报记者 张立宇 刘斌 摄影 本报记者 钟清
会唱歌会跳舞个个英姿飒爽
贾爱明 大寨发展旅游业后，贾爱明也偶尔客串几次导游。当游客知道她是铁姑娘时，都很兴奋，贾爱明也同样兴奋，因为她能在游客的一举一动中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尊重。 当年爱唱爱跳现在偶尔客串导游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那个就在那山下边，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 同一座公寓楼的四单元二层，记者找到了另一位铁姑娘——68岁的贾爱明。聊得高兴，她唱了一段“大寨虎头山”。贾爱明已经记不得歌名叫《敢叫日月换新天》，但唱得婉转动听。 “比力气我们比不上男人们，但是我们有那种精神，他们干啥我们也干啥，他们干多长时间我们也干多长时间。手磨出了血泡，用针挑破了继续干。”贾爱明回忆说，当时吃饭是由专人送到地里的，饭放在砂锅里，上面蒙着布。“走得快，到了地里还是热乎的，走得慢些就凉了。有时间的话，在地里生火，热一热；没时间，就将就着吃。”晚上回家后，铁姑娘们还要集中起来开会，有外宾、解放军来参观，春节前还要排练些节目。贾爱明也跟着一起唱歌跳舞。 贾爱明的老伴去得早，她靠着耕种9亩多地，抚养大3个儿子。大寨发展旅游业后，贾爱明也偶尔客串几次导游。当游客知道她是铁姑娘时，都很兴奋，贾爱明也同样兴奋，因为她能在游客的一举一动中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尊重。 小儿子在烟台经济学院毕业后，留在了当地。2006年，小儿子有了孩子，贾爱明就去烟台看孙子。 一天，贾爱明带着孙子在小区里玩。另一个看孩子的老太太和她聊了起来，听说她是大寨人，立马问道：“你是铁姑娘吗？”贾爱明点了点头，那个老太太一声惊呼，顿时有很多老人围了上来。大家缠着贾爱明讲当年的故事、唱当年的歌，还有一些老人能跟着唱几句。后来，贾爱明成了小区的名人，很多老人会主动和她聊天，跟她一起回忆那段岁月。“我觉得很自豪！”贾爱明笑着说。 今年春节前，贾爱明回到大寨。“不准备走了，孙子已经8岁了，我的腿也不好，看不动了。”贾爱明的腿有些罗圈，未来的日子，她准备帮助在大寨的两个儿子做做家务。 一同生活的日子，贾爱明和孩子们有了些分歧，她最看不惯孩子们的铺张浪费，经常跟他们说自己当年是如何勤俭辛劳地过日子。孩子们的回答是：“你们当时是那么个活法，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活法。”“唉……当时那么苦那么累，现在过着这样的好日子，真是来得不容易。”贾爱明摇摇头，有些搞不明白。 李田环 李田环说，她们就是因为能干才得到了铁姑娘的称号：“男的去哪儿干，我们也去哪儿干，男的能干我们也能干。男的弄大石块，我们弄小石块，能扛动的就扛，扛不动就抬……” 《兄妹开荒》中演男的 如今村里让干啥就干啥 69岁的李田环住在小二楼里。记者进门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清理积雪。招呼记者等一下后，她抄起墙边立着的大铁锹，把一堆积雪铲起来，然后噔噔噔地出了门，把雪倒在门外的垃圾堆上。收拾干净院子，李田环看着有些惊讶的记者，平静地说：“这不算啥，我们那会儿才叫真的干活。现在的年轻人，这也不想干，那也不想干，那会儿不讲究这些。” 那会儿，李田环算是铁姑娘队里年龄较大的。“我和郭凤莲、赵小花同岁，我们年龄大，力气也大，干的活也多。”李田环说，她们就是因为能干才得到了铁姑娘的称号：“男的去哪儿干，我们也去哪儿干，男的能干我们也能干。男的弄大石块，我们弄小石块，能扛动的就扛，扛不动就抬……”干活累了，郭凤莲带头唱上几首歌，姑娘们就又精神百倍。 文艺表演的时候，李田环也不甘落后，她最骄傲的是与郭凤莲合演《兄妹开荒》。“我演男的，她演女的。”提起郭凤莲，李田环连声称赞：“我比她大4个月，可她比我能耐多了。干活勤奋，会唱歌会拼谱，会跳舞会打枪，啥都会。” 李田环找对象的时候，也面临过姐妹们都遇到的问题。陈永贵实在不愿意放走能干的她，白天晚上地劝。老陈说：“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马上要享福了，咋能走了呢。”李田环拗不过，稀里糊涂地嫁给了陈永贵介绍的小伙子。 土地承包后，大家开始各干各的，李田环很不适应。“不像在集体痛快，大家一块劳动一块唱歌，多好啊。” 一开始，李田环耕种着自己的8亩地，孩子们成家后把地分了出去，自己只留下不到两亩。把地收拾好，她就去大队（她还是不习惯叫村委会）看看，“大队有活我就去大队干。” 十多年前，她和老伴接下了清洁工的工作。“一开始两个人一年两千块钱工资，后来涨到了三千块，去年又涨到了五千块。”李田环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为了钱才做清洁工的：“现在的人是问清楚给多少钱才去；我们那时候都是，人家叫我去我就去，我不计较工资多少。现在我年纪大了，能为集体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不给集体出难题。” 2011年，村里拆了一些破旧的窑洞盖起了小二楼。李田环家的8间破窑洞换了这栋小二楼，全家人都搬了过来。 终于过上了享福日子，李田环却已经习惯了“受苦”。她嘴里说着“一年比一年老了，以后不折腾了”，心里却想着“今年大队让栽果树，我也要上山帮帮忙。”记者问她：“您的身体还干得动吗？”李田环拍拍自己的腿，骄傲地反问：“我的腿脚没问题，现在每天早晨还出去扫雪扫街呢，咋就干不动了？” 大存锁 有一年秋天收果子的时候，村里人手不够，就去邻村找了一些人帮忙。有些人在干活时骂起了铁姑娘。贾存锁动了气，冲过去就与他们理论，说得对方无言以对。 谁要批评“铁姑娘”可要跟他理论理论 大寨“铁姑娘战斗队”中有一对姑娘，她们不是亲姐妹，名字却一模一样，都叫贾存锁。铁姑娘们当年称呼她们大存锁小存锁，如今大小存锁都已成了老存锁，姐妹们还是这么叫。 还没见到68岁的（大）贾存锁，就知道她是个勤快细致、心灵手巧的老人。窑洞和几间小平房的门上都挂着她自己做的棉门帘，门帘上是几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的图案，都是用绒布剪出来的。门帘靠近门把手的地方还缝着一块塑料布，用来保护门帘“使用率”最高、也最容易磨坏的地方。 贾存锁还是个爱美的老人。把记者迎入窑洞后，她先去洗了把脸才接受采访。“那时候没有表，谁起的早就去叫大家，叫起来后到地里干活，出发时天还黑着呢。有一回，我们在三岔口的东沟、西沟撒完粪，又去老坟沟填坑，去了还看不见坑在哪里呢，拾了些树叶点着后才能找到坑。就这样没明没黑地干……”贾存锁停顿了一下，笑着说：“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我们很累，可是当时根本不觉得，那时候小，荒坡山林的哪儿也去，都还抢着干呢。” 从地里回来，并不是一天的结束。“每天晚上还要开会，社员会、青年会、姑娘会，基本上没有一个晚上是空闲的，一般都要开到晚上11点多。有些时候，我们铁姑娘还要排练节目，过年时到各村演出，平时给来参观的人演。”讲到这里，贾存锁还给记者唱起了当年的“流行歌”：“年年我们要唱歌，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以前哪里有困难就有铁姑娘，大寨830亩地，每块地都有我们的汗水和脚印。”贾存锁的声音变得低沉：“改革开放后，地都给个人了，种地的种地，栽树的栽树，都不在一起劳动了，铁姑娘队也没了。” 就是那段时间，贾存锁听到了一些批评大寨的说法。“人再好也有错。我啥也不管，就是尽力做好，队里派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能给大寨、给铁姑娘丢脸。”但是，有人当面批评铁姑娘时她还是受不了。有一年秋天收果子的时候，村里人手不够，就去邻村找了一些人帮忙。有些人在干活时骂起了铁姑娘。贾存锁动了气，冲过去就与他们理论，说得对方无言以对。“我们没做错事，凭啥骂我们？而且到了大寨还骂？”提到这件事，贾存锁至今气愤难平。 小存锁 贾存锁说，当时大寨遭灾，全村人都在干，年轻人不干更不行。“党支部、团支部一声令下，那你就干吧，当时也不考虑给多少工分、给多少钱，哪儿有困难年轻人上，实实在在就是这样。” 哪儿有困难年轻人理应上哪儿 64岁的（小）贾存锁结婚后随丈夫到了河南洛阳生活，距离上次她和姐妹们团聚已有几年了。今年，她们想再聚一次。 当时在铁姑娘队里，贾存锁是副队长，后来郭凤莲当了大寨村支书，她当上了“铁姑娘战斗队”队长，还是大寨团支部的副书记。“我们两个一直是搭档。”贾存锁说，当时在铁姑娘的带领下，大寨的女同志好像比男同志各方面都突出，她说，那是因为大寨本来男的就少，去外边工作和参军的又走了一批，就把她们突出来了。 谈起当年稚气未脱的女娃娃干重体力活，能不能吃得消。贾存锁说，当时大寨遭灾，全村人都在干，年轻人不干更不行。“党支部、团支部一声令下，那你就干吧，当时也不考虑给多少工分、给多少钱，哪儿有困难年轻人上，实实在在就是这样。” 当时十三四岁，还是细皮嫩肉的姑娘们，硬生生加入到改造大自然的浩大工程中去，冬天没有什么护肤产品，贾存锁记得大家把穿破的棉袜子剪下来缝住，护住手背以免冻裂。即使条件如此艰苦，但在贾存锁的印象中没有人抱怨过，大家都是生怕自己干得少，生怕别人说你不如她。 采写 本报记者 张立宇 刘斌 摄影 本报记者 钟清
“铁姑娘”精神 当之无愧地融入山西精神中
本报记者专访省社科院研究员、《口述大寨史》副主编刘晓丽
在山西15.6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28120个行政村，它们分散在太行、吕梁的沟沟坎坎里，散落在河谷、平原的每一寸土地上。在这两万多个村庄中，占地约两平方公里、仅有500多人的大寨村，无论从地理方位还是土地、物产等方面来说，都只是太行山土石区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然而，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翻天覆地变化的农村建设运动，大寨，的的确确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村子，那支由23位年轻女孩组成的“铁姑娘”战斗队更是成为了一支耀眼的农村建设队伍。 2006年，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课题组走进了这个小山村，走近了这些铁姑娘，选择口述史的方式，历时近两年，对大寨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真实地重现了这个小山村由普通变成尽人皆知、从寂静到辉煌又重归寂静的沧桑变化。 今年是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口号50周年，也是大寨“铁姑娘”战斗队成立50周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什么会成立“铁姑娘”战斗队？如今，她们又有着怎样的时代精神？2月20日，记者专访了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口述大寨史》副主编刘晓丽，探寻“铁姑娘”背后的故事。 “铁姑娘”力气虽不大但精神头一点不输男同志 大寨“铁姑娘”战斗队的前身是大寨在青年里组建的女青年突击队，最初有23人，后来第一任队长赵素兰因病去世，“铁姑娘”就成了22人。 1963年，大寨遭遇持续降雨，村里的房屋被冲塌了，在灾后恢复土地、重建家园的过程中，这20多个女突击队员跟男同志一样，早上起来就干活，而且专拣难活重活，虽然力气不大，但精神劲头却一点儿都不输男同志。 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周恩来总理视察大寨时说可以成立一个姑娘队，当年大寨就正式成立了“铁姑娘”战斗队。 “后来因为出嫁等原因，‘铁姑娘们’陆续离开了大寨，如今留在村里的就剩下11位了。”说起7年前采访“铁姑娘”战斗队队员的经历，牛桂兰老人让刘晓丽仍记忆犹新。牛桂兰1960年从学校毕业，那时候才十三四岁，就到地里参加农活，属于头一批“铁姑娘”。常年的劳动让老人吃了不少苦，手上都磨起了厚厚的老茧，如今手都直不起来，关节也粗了，左右手的大拇指已经严重变形，这些都是因为当时条件所限，冬天把手脚冻肿了留下的病根。现在，一到冬天，老人的手上还会痒痒。 “我们采访的时候，牛大姐的小孙子就在身边，看着孩子，我们问牛大姐，是不是觉得当年的苦挺值。牛大姐自豪地说‘值’。”刘晓丽说，“牛大姐告诉我们，‘当时天天有人参观，人家都没忘记节约粮食、支援国家，人家还赞扬我吃苦耐劳的精神，怎么会觉着后悔呢……’” “说起这句话的时候，牛大姐的眼睛里满含泪水，到现在都能想象到当年的情景在她心中留下的烙印。她那种坚强忍耐的精神至今感染我们课题组每一个人。”说起这些，刘晓丽有些感慨。 大寨女性为建设大寨做出巨大贡献 “梳理大寨跨及60多年的历史，可以从中发现，无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辉煌的历史，还是从沉寂再度崛起，大寨女性在建设大寨的历史进程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晓丽说。“大寨的开拓者陈永贵曾说过：大寨是靠妇女起家的，这样说是有历史原因的。” 其一，按照人的文化属性来讲，女性的社会特征是由后天的社会历史赋予的。在大寨这座贫瘠的北方小山村里，“铁姑娘”们得以脱颖而出，得益于其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根据《昔阳县志》记载，大寨地处交通要道，在人员的交流中也带来了较为宽松、开放的思想观念，另外，昔阳当地的风俗也有利于女性自身的发展，因而，大寨的年轻姑娘们可以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同时，由于大寨的男女收入相差不大，女性的地位就相对比较高。 其二，创业初期男性缺乏的历史现实，让“大寨的女同志都很能干”（陈永贵语）。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寨经历了日寇的扫荡，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军入伍的、外出参加工作的，还是男同志居多，留下的都是女的。 其三，特定的时代也让“铁姑娘”不断涌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第一代中央集体始终把治水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大事来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兴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在广大农村，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妇女作为劳力的“蓄水池”，较高程度地参与了经济建设。 其四，大寨艰苦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这些“铁姑娘”们。恶劣的生存条件要求女性跟男性一样为起码的生活需求而劳动。大寨地处黄土高原的土石山区，大自然的七沟八梁将一面坡的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狼窝掌，据说是狼出没的地方，而“三战狼窝掌”是大寨人向贫瘠土地开展的关键一仗，在10年的造地规划过程中，大寨人发挥了集体的力量，最后改造了那里的穷山恶水。 “‘铁姑娘’们成长在一个自然环境艰苦但可以无拘无束发展的环境，少了许多传统女性的娇弱，多了很多时代赋予她们的英姿飒爽。”刘晓丽感慨地说，在大寨，处处能够感受到女性的聪慧与独立。 弥足珍贵的巾帼记忆与时代精神 ——写在第104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 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维卿 迎着灿烂的春光，迈着坚定的步伐，我们迎来了第104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她是全世界妇女向往自由、追求平等、谋求发展的一面光辉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我们深情回望不同历史时期在三晋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杰出女性，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石评梅，到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的归国华侨李林和视死如归的尹灵芝，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女英雄刘胡兰，到几十年如一日、本色不变、干劲不减的申纪兰老大姐，她们的名字不会褪色，她们是山西女性的骄傲和光荣。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还想起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和时代特征的名字——“大寨铁姑娘”。今年是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50周年，回望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以郭凤莲为代表的“大寨铁姑娘”，其实代表着一种拼搏和奋斗的精神，也就是当年叫响全国的大寨精神，它和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神一样，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巾帼记忆和精神财富。 历史需要传承，巾帼精神需要传承。“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全国最美村官”段爱平，大公无私、乐于奉献、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感人事迹和精神境界，是新时期全省妇女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全省妇女姐妹要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大力弘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精神，积极投身于转型跨越发展建设美丽山西的伟大实践中来，用知识和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贡献和成就书写更加精彩的人生。 ○对话 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大寨“铁姑娘”产生于什么样的历史环境？ 刘晓丽：“铁姑娘”的历史离不开整个中国历史的大环境。“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女性在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下，争取自身政治解放和经济独立，一直走到现在。但在我国的妇女运动中，男性一直是运动的倡导者和实际领导人，他们担当着女性的引导者和导师的角色。大寨也是这样，陈永贵就是“铁姑娘”战斗队队员的引路人，他通过点点滴滴的关怀，构建了大寨女性成长的真实环境。 记者：这种环境对她们后来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刘晓丽：“铁姑娘”战斗队的经历，对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产生了正面的影响，磨砺了她们的韧性，让她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能坦然面对。 记者：“铁姑娘”以及她们所代表的“铁姑娘精神”，有着怎样的时代意义？ 刘晓丽：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铁姑娘精神是大寨精神的一部分，而大寨精神又是山西精神的重要组成。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跨越至今，“铁姑娘”精神融入到山西的传统文化里，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山西的当代史，融入了山西精神当中。尽管“铁姑娘”时代和今天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不尽相同，但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是一脉相承的，大寨、铁姑娘，浓缩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承载了中国农民几代人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梦想。 记者：尽管已经过去了50年，“铁姑娘”精神对当今社会有什么意义？ 刘晓丽：“铁姑娘”精神对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人际交往和人生目标都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年轻人来讲，虽然时代环境不同了，奋斗的目标也不同，但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奋斗，需要有吃苦的精神。 记者：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这种精神该如何展现？ 刘晓丽：“铁姑娘”精神是转型跨越的软实力，它可以影响人们的精神面貌，激励人们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之后总会有收获，奋斗之后就不会后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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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晚报；本文作者：王小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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