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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马街一号院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杏花岭区的上马街一号院,旁边就是太原六中(进山中学)。

  一号院是个很大很大的大杂院,很有特色。它常让我想到当时的一部电影《向阳院的故事》,有很多孩子和回味无穷的故事。大院的右边是一个粮店,粮店的右边是小卖铺,卖的全是必需的日用生活品,是人们最喜欢光顾的场所。

  这个住了上百户人家的大院子,有9排房子整齐并列,每排十余户人家。院子临街有一个大门,正对着第二排人家,我家就在这个位置。一排二排每家每户都有小院,各自安个简易的小门,这样可以相对独立、安全和私密,特别是我家和附近的几家,一定要这样,否则,所有进入大院的人可以直接走进去。当然,正常情况下,人们从我家经过后就拐到后面第三排、第四排……第九排他们自己的家。院子里无论何时都很热闹,而我一直很少玩闹,这也许是我曾跟随奶奶在乡下住过几年的缘故吧。

  童年的印象零星散落。幼年时代,奶奶带着我在老家住着,还在那里上过一两年的小学,奶奶在我10岁时去世了,之后我就很少有机会离开这个大院了。院子尽管很大,但我几乎没有往第三排以后去过。第三排最东边的两所房子,有段时间做了民办小学,弟弟妹妹的一年级或学前班在那里度过。后院太远太长了,也没有认识的人家,于是,后排的院子对我来说很陌生也很神秘。这个大院是我住得最久的,在那里,我度过了小学、中学的时光。

  那时的我很乖巧文静,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下课回到家忙完功课后,坐在自家的小院里看书。由排房和各家厨房之间隔出来的地方可以洗衣服、晾衣服。我喜欢看小说,尽管能找到的不多,却也看过不少,印象很深的是一本叫《小兵闯大山》的小说,很有趣。还有喜欢做梦,穿过我家的小门,直望着大门外,我应该有过无数的梦想、企盼。现在想来估计与离开、远走高飞有关。

  整条上马街上,六中的门楼高大威严,是整条街上最醒目的。走进大门,一条直而宽阔的路通向教学楼,路两边是两排笔直向上的白杨树。最早在入口处还有一个毛主席挥手直向前方的白色塑像,后来不见了。教学楼是深红色的三层楼。我初中在一楼最东边的教室上课,下课后,同学们一帮一帮地跑着,叫着,闹着,看着。我和我周围的几个同学总在看热闹。

  因为学校离家很近,有时和同学去去学校玩,有时带弟妹去。学校有两个大操场,平整宽大,西边操场旁有个大礼堂,每年全校大型活动时会用一用,平常仿佛一个堂皇的装饰。教学楼后面是教师办公室,后面还有个特别的小花园及一两排教工宿舍。最早一次去小花园,被它迷住,很有些喜欢,尽管也有高高的杂草,但盛开的美丽鲜花和飞来飞去的蝴蝶让我喜悦。到高中时候,小花园已经被改造了,那里盖了房子。

  清纯的中学年代,父母极保守。那个年代也封闭、单纯,任何想法都会被批判。如果对异性有一丝朦胧的意念,也会被自己熄灭。没有明确喜欢的男生,似乎也没有发现被喜欢。有最要好的女生,一起说笑,一起走路上学下学,串门,到她家或到我家。

  一号院左边的街道是山右巷。当时街道看上去平整宽阔。

  这条街道很杂,有住户也有单位。我们常经过那里,街道热闹有趣。

  当时,弟弟是家里的重心,他很喜欢玩,常常不在院子里就在那条街上。我们大院对面是27中的教师宿舍,也有他认识的朋友。为了找他回家吃饭,我和妹妹常去这两个地方。父母无疑是最爱他的,他是他们所有的希望寄托,但弟弟经常惹事生非,我发现就会威胁他:“不听话,就告诉爸爸。”

  我是家里的老大,放学之后,主要的任务是干家务,空闲时间再看看书。弟妹比我幸运,他们可以在外面玩闹,当然,他们毕竟年龄小,也干不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通常在外面玩回来就会继续在家里争执,我好像是旁观者,没有干涉或者阻止过他们,每次直到父母出现,对他们一顿打骂才罢休。

  父母年轻时,在家话不多,可能都是当老师的缘故,对着外面的孩子讲了太多。不记得他们曾对我们的学习、未来生活、婚姻家庭等事情有过建设性的设计和计划。爸爸永远在写作,沉浸在自我奋斗的乐趣中。不多的工资,除了家庭开支外,他最擅长买书。每天晚上他都是在伏案疾书,也许只有他自己勤奋的行动才告诉我们生活的艰难。

  在大杂院我家住第二排。第二排都是父亲单位的同事人家。当时他们单位叫教干校,后来叫教育学院。左边第一家的男主人是总务处的王姓叔叔一家6口,阿姨姓张,在小学当老师,他们有4个孩子,一个宝贝儿子;王叔叔家隔壁,是王师傅一家7口。回想起来,周围人家都是女孩多,与我同龄的男孩没几个。王师傅是老军人,打过日本鬼子,还去过朝鲜战场。他非常会讲故事,身边经常围着大人孩子,听他讲绵山深处神秘奇特的故事。

  王师傅也只有一个宝贝儿子,他儿子非常顽皮,不爱学习。父亲对儿子总是心里的溺爱加外表的棍棒,所以,他儿子挨打是常事,且是公开的事情。如果他儿子错误较严重,那么,全院的大人孩子都会知道,因为王师傅让儿子跪在大门口,每个经过大院的人都会从他儿子面前经过。

  孩子的逆反心理大人可能永远不懂,越是如此,他儿子越是淘气,从未改变。

  弟弟就羡慕那孩子的能耐:人家做了很多坏事却不被发现,自己很想试试。

  一天下午,弟弟放学后经新城街回家,我远远地跟在后面。弟弟走到副食品店门口,看到正在卖小果子,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我走到跟前时,他正注视着筐里的果子,手伸进去。我很惊异,这家伙要干什么?周围的人也看到了。我不知如何阻止他。眼看着他拿到一个果子。人们发现了,立刻抓住他。

  弟弟很可怜的样子。我不得不站出来,大声说:“我也是他们学校的,我带他走,把他交给老师。”

  人们又责怪了一会,我找机会马上把弟弟拉走了。我们默默无语地回家。

  这个事情,当时很久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我在4所小学就读过:老家村里的小学、桥头街小学、小五台小学和文津巷小学。我上每个小学都是转学插班进去的。一般都是老师带我进去,准备要上课了或者已经上了两节课时,我“空降”而来,默默跟着新学校的班主任进入教室,所有的同学一齐望着我,老师介绍:“今天来了新同学,大家欢迎。”尽管我个子很低,但大部分时候会被安排在后面几排,因为只有那里才有空座位。三四年级时,我家住大杂院时,有个住在山右巷的女同学和我同班,个子比我高一些,我们每天一同上下学,我却想不起她的名字,不知道她家是不是还住在那里。当时,她家房子比较大,是自家独自的院子和并排的几间房子。

  整个小学,只有两个老师让我印象深刻。

  小五台小学的马老师,她教我三、四年级。马老师当时三十来岁,教语文课,有一对黝黑发亮的大辫子。那时政治活动很多,学习不重要,文化课学了些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但业余活动是经常性和必需的。马老师对男同学很严厉。我会画画,会出墙报、板报,无论班级还是年级的宣传活动都有我的份。有一段时间搞“批林批孔”运动,我每天下午下课后会留在学校,照着画册画漫画,画了很多幅“批林批孔”的漫画,挂在学校。有时我还参加宣传队的活动。课外活动很丰富啊。

  五年级时,我转学到文津巷小学,出了院子大门往右转走上马街,之后经过崇善寺那条街。那条街道总是寂静,棕红色的院墙使整条街道显得深沉;再往南,走到文津巷转弯就要到侯家巷的地方就是那所小学。那里虽然离我家远了些,但学校条件、同学状态都和原来大不相同。这里有很多干部家庭子弟,同学们的穿着打扮也整齐干净许多。

  五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个子高大,戴副眼镜,她的丈夫是军人。

  那年的冬天和春天,王老师安排大家早操,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开始,要求在学校操场跑一圈。我家离学校远,早上起不来,去到学校往往赶不上,常常逃避。

  王老师对早操很重视。一天运气不好,我没有参加早操,以为可以逃脱,但是,王老师很严厉地让我和另一名没有参加早操的同学在大街上跑一圈才能上课。等我们用了大概20分钟回到教室后,同学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我明显感觉有些异样,但这些对我无所谓,我已经顶着地主后代的帽子被异样的眼光关照过很久了。过了一段时间,几个女同学才悄悄告诉我,当我离开后,王老师说,我妈妈和她是同学,专门找过她,要求照顾我不参加早操。王老师对同学们说:“这怎么可以!大家都一样,不能搞特殊化。如果她不说,我也可以照顾,越是这样越要严格要求!”

  当时的时代就是这样。人们只能在环境中适应。我们现在无法评判老师和家长对待孩子的教育方法。我现在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存在对错、好坏。

  在文津巷小学上五年级和初一时,学校组织过两次大型的学农活动。地点都是去同一个地方:祁县古县公社的一个大队。春天一次秋天一次。第一次去时,同学们各自早上从家里出发,我要经过五龙口到老火车站,距离我家半个小时距离。

  我和家人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刚上车,火车就启动了,当时超紧张。

  两三个小时后,我们到达祁县。刚刚下过几天的大雨,仍然是阴天。到达目的地还要走8里路。几百个城里的学生,每人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跟着一个,只能走路两旁被马车道压过的地方,因为其它地方全部是泥水,脚放进去就提不出来,好容易拔出一只脚后再想办法放另一只。土路的两旁是庄稼地。一开始,图新鲜,同学们还不断说笑,到后来就很安静了。一直到天黑了才到达村里。

  所有的人每天到大队部吃饭,两餐大锅饭,很香甜美味,特别是新鲜的玉米面窝窝头。

  早上很早起床,同学们都是迷迷糊糊地排着队一个靠着一个到干活的田地里。记得干过拔杂草、摘蓖麻、背高粱秆等活计。有的男同学很能干,一次能背很多,我们比较瘦小的孩子,只能勉强跟上队伍。

  晚上,分配男女同学分别住在不同的老乡家里。我和另外3个同学住在村边的一户人家。天黑的时候,风吹过野外哗哗作响,于是,每次进院门时大家吓得争先恐后地往小门里挤。我们4个挤在一个炕上,两个头东两个头西,天冷被子薄,大家共享。有个女同学常站起来,说:我要放屁了,就对着外面放,否则几个人都要臭哄哄地睡觉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就无数次地响起,把大家叫醒去干活。

  我曾有几次不用参加劳动,因为我是宣传队的成员,要排演节目。我有个独唱的节目,歌名叫《我是公社小社员》。另外,我还参加一个集体舞。我们穿着自己改的藏族女花裙,裙子上面的每条花纹都是用彩色的纸剪出来缝上去的。

  那次劳动结束回火车站的时候,我因为发烧被安排坐在马车上,看着同学们又一次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八里路到达县城火车站。

  初中时,学校安排了两次学工活动:一次到太原陶瓷厂,一次去食品厂。

  太原陶瓷厂的地点位于火车站以北,东山附近,经过好几条街道,拐几个弯,上个大坡才到,距离我家也要半小时以上。当时,大家都骑自行车。为了学自行车,我摔倒了无数次,有时车上带着弟妹也一起摔倒过。腿上、身上常有伤痕。那时的自行车很少有小型和女式的,我骑的是直梁28型的。

  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到陶瓷厂后被分配到各个车间的不同小组,碗、碟、杯子等陶瓷用品的生产、设计、制作、检查、包装等整套流程我们都学习了。我和两个女生分在上釉子车间,当其他车间的师傅把烧好的碗碟一排排摆好运来,我们接过来整理排队,由我们的师傅、一个40岁左右的阿姨用手熟练地在大白色釉子大缸里一过,她每次都很快很优美很圆满地完成上釉工作。我和同学帮忙打下手,师傅从没有让我们操作过。制模车间的同学就自己操作,很得意,在碗上、碟子上贴花的同学也过了一把瘾。有两个男同学在锅炉房干活,每天对着高温大锅炉铲煤、铲煤、再铲煤……

  另一次,我们班被安排在食品厂实习,任务很简单,就是每天坐着掰开蜜枣,将里面的核取出来。那个厂离学校不远,就在宁化府旁边那条街道,地方不大。只有20几个同学被分到那个厂实习。其他同学好像分到了太原皮鞋厂实习,他们的实习内容是:给每只皮鞋配对,组成一双合适的皮鞋。

  每次参加学工学农劳动的时候可以不上课,对初中的我们来说相对是愉快的,何况安排给我们的活还算轻松,每天下午4点就可以回家了。劳动结束后,大家还在期待着下一次学工劳动呢。

  住在大院那些年,尽管整个社会物质贫乏,但人们生活简单,很少物质金钱欲望。有的人家夫妻都工作,孩子少,吃喝穿戴就稍好些;有的人家孩子多,生活就将就,从衣服上可以看出,很多同龄的孩子们都穿打着补丁或者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裤子。我弟弟、妹妹就得穿我穿小了的衣服。他们穿的裤子膝盖上有补丁,裤腿短了再接一截布。大家也这样穿着去上学,同学们都不觉得怎样。好在我们的姥姥是裁缝,会把旧的衣服缝补得协调、搭配好看些。

  孩子们离开学校回到大院,课外活动很多,主要就是玩。所谓玩游戏,大多是户外、大众化、群体的活动。大院热闹极了,家家户户都有三四个孩子。下午,不上学的时候就是聚在一起玩闹,男孩喜欢玩弹玻璃球、打枣核、弹弓、下棋、滚铁环、烟盒叠的元宝、那种嘎嘎响的水枪等等,女孩子爱玩过家家、跳皮筋、扔沙包、丢羊拐等等,有些只需要用简单自制的“玩具”即可。大家可以一直玩到天很黑,一个一个被大人叫回家才罢。常常是某家孩子的哭闹就提前结束游戏,孩子们之间小矛盾断不了,但第二天又和好如初。晚上吃饭时大院才安静下来。

  小朋友们会轮流交换看小人书,普遍流传的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红日》等。由于传来传去,到我们手上时都有些陈旧了。

  那时,太原六中的学生常常演文艺节目,他们载歌载舞,演出有《北京的金山上》、《洗衣舞》、《叛徒李三刀你往哪里跑》等歌舞节目;在大操场上,偶尔还放露天电影,所有的孩子都早早去那里占座位。我们一、二排教干校的子弟组织表演节目,节目离不开当时最流行、也是独有的艺术品种:八大样板戏。我那时模样清秀可爱,就被安排演《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和《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心里蛮得意,好像排练了很多次,最终给大人们表演了一两次。

  后来,有了电视机,孩子们的业余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看电视成了一件大事。当时,大院第一排有一家有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孩子的父亲曾是军人,孩子比我们大些,经济宽裕。我们一、二排的孩子们去他家挤到一起看。记得那时演连续剧《霍元甲》《万水千山总是情》《敌营十八年》和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等等,每部片都非常新鲜刺激。由于他家院子太小,很多时候大家晚饭后去教干校院子里看公家的黑白大电视。孩子太多,常因为抢占最好的位置闹事。我一般去得晚些,坐在弟妹的后面,照看着他们。有一次,另外一个院子的男孩子和我瘦小的妹妹抢地方,我看到后气愤不过,上去就在他的背上狠狠地捶了几拳。那时,我是姐姐,总想保护弟妹,一旦发现他们受别人欺负,我就伺机报复。

  到电影院看电影对孩子们更是充满期待。上小学时,学校有时组织一个年级的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几百个孩子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从学校到电影院。进到昏暗的电影院,两三个同学挤一个座位,我常坐在最前面。看过《卖花姑娘》《草原英雄小姐妹》《红灯记》和《白毛女》等。尽管有的电影看了好几遍,但漆黑的电影院和银幕表现出来的神秘感,还是让人回味无穷。

  后来,看电影成了我和弟妹最喜欢的文化活动。但那时放映的影片相对较少,所以,但凡有新电影,电影院便座无虚席。票价很便宜,不过,再便宜也不是随便想看就可以看的。小孩为了看电影,有时设法跟在大人的后面混进去;我有时买一张票把弟妹都带进去,挤在一起看。那时最常去的是五龙口附近的东安电影院。那时的电影院设备简陋,也谈不上什么音响效果,电影放映过程中人们大声说着话,孩子们吵闹着,坐在前排的人能好好看,后排的,不是听不清,就是被前面高高低低的脑袋挡住。有时电影放着放着会忽然停下来,“啪”地屏幕黑了,画面没了,灯亮了,原因是停电或是胶片送不过来。不管停演多久,人们都愿意等待,除非不能演了,就在门口领票,下次重新看。就这样,人们仍然期盼着下一部新电影的放映。
 

    山西煤多,当时每家门口都堆着一堆煤,暂时不用的时候,用黄土和泥抹在表面上保护着。平时做饭取暖就用锯末、报纸点火,烧劈柴、木棒和煤炭、煤糕、蜂窝煤等烧火炉子。过冬前和泥打煤糕是件体力活,还要有技巧。家家户户都要轮流在院子里张罗这事,这时,家里的男孩就会派上用场。和泥不能太稀,煤和黄土的比例要搭配合理,打煤糕的时候把和好的泥铲在长方形的铁模里,要结实,饱满,快速,打出来再晒干后煤糕才能既好用又好看。

    孩子们在冬天最期待的就是过大年。

    那时,大人们要准备腊月到正月的食物,忙着买肉、买面、买大白菜、土豆、红薯和其它一些菜,买年画,挂春联,有的老师还会给周围邻居写对联。

    大人们还忙着给孩子们准备新衣服。男孩穿着大部分是灰色、蓝色外套和裤子,女孩有小花衣服,带颜色的布衣服。提前一个月就做好了。那时一般人家孩子一年只有一套新衣服,只有等到大年三十晚拿出来,初一大早起来换上新鞋、新袜子、新衣服、新裤子;有些条件好的人家,六一儿童节时大人再给孩子做一套,一年就有两身新衣服,这让其他孩子都很羡慕,夏天的新衣服就是白衬衫配蓝裤子。

    年三十晚开始放鞭炮,零星噼噼啪啪的小炮声,连环炮和烟花并不普遍。饺子是最好吃的食物,大部分人家只有过年才可以吃到。三十晚上包饺子,初一初二吃饺子,初五也会吃饺子。有一年弟弟一口气吃了30个饺子后肚子疼,被送到医院听说要打针马上就又好了。

    那些天可以吃到:油糕、花馍馍、大烩菜还有麻花等。城市和大院的空气中弥漫着香味。淘气的孩子,胆子更大了,嗓门更高了,在院子里到处跑来跑去。

    家里桌子上摆着一年都很少见到的:糖果、瓜子、花生、还有金银枣、草纸糕等干果和点心,看到就会咽口水。自己家是摆给客人看的,只有别人家的可以吃。亲戚来往,到亲戚家拜年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吃喝。

    春节期间可以吃到一年好吃的各种面和菜:除了饺子以外,有酱梅肉、过油肉、米粉肉、红烧丸子、大烩菜、蛋卷、肠卷、油炸面团、炸土豆、炸大豆、炸豆腐、花生、炸虾片。凉菜有:萝卜丝,海带丝、粉丝、灌肠、豆芽等。大部分都在自己家里吃,和亲戚家吃,人们很少下馆子吃饭。我们家那些年好像没有下过馆子。

    所有的孩子们可以任意玩耍,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到街上跑来跑去。过大年家家都开心,个个高兴。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年味,香甜喜悦。如果年前或年后能下一场大雪,整个天地被笼罩成白茫茫的世界,那种感觉更是美妙奇特。

    就这样,很浓很浓的年味一直热闹到正月十五才慢慢平静下来,之后的日子显得很漫长,孩子们进入长时间的等待,期盼新的一年的到来。(六) 

那时,对生活在黄土高原、产煤大省的体会和现在完全不同,每个人都有切身感觉,春秋时节大风来临时,整个城市被灰黄的沙土笼罩,出门在外一张嘴全是黄沙。女孩子头上蒙着纱巾,保护自己的脸和头发;抬头望太阳,是橙黄的。每年总有几天这样的日子。冬天家家户户烧煤取暖做饭,机关单位企业也用大量的煤,教室取暖也烧煤,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轮流负责炉子保持取暖。城市的大烟筒、小烟筒浓烟滚滚向天空飞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通工具比较少,城市人出门靠自行车,父母上班大部分骑自行车去。孩子到十几岁也骑自行车上学或上班。自行车充当主要交通工具,那时就那么几种牌子,如凤凰、飞鸽、永久。单位、街道、院子、学校都有停放自行车的存车处,一般由年龄大的妇女照看。

大城市自行车集中起来场面很壮观,几十辆,几百辆集中在一起,黑蒙蒙一大片,有外国朋友当时来到中国,诧异和纳闷中国人为何那样聪明,每个人都能够顺利地从几百辆几乎一样的自行车群中准确无误地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部黑色自行车,把它骑走。

除了自行车,街上跑着的有公共汽车、电车、东风卡车、解放卡车、手扶拖拉机,还有马车。拖拉机上面拉着农副产品冒着黑烟嘟嘟嘟地偶尔从街上开过去。听说最好的车叫红旗高级轿车,但我们几乎没有见过。

上小学时大白天街上,当马车、牛车经过后,孩子们在后面跟着把牛粪、马粪,用小铲子铲起,装在筐里缴到学校,当作一项作业。

每个正在长大的孩子都经历了学骑自行车的过程。我们家自行车不多,有一新一旧,父母只让我们姐弟用旧车子来练习。有的孩子是大人教会的,我们和邻居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去六中操场上学习,先练习推车、溜车,学上车时后面有几个朋友帮忙拉着,要快速从前面的大梁上越过,那种28式自行车,女孩子骑比较难,后来学着迈右腿从后面上车。等我终于学会了,就带着弟弟、妹妹先在学校的操场上练习骑了很多次,也摔倒了很多次,几个人一起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如果没有受伤,起身拍拍土,再继续骑。我印象中,我骑车从上马街骑车到桥头街一路下坡,很顺利,但刹车和下车就很担心,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别人身上。好在那时马路上人很少,车也很少,真是比现在安全很多。

许多的夜晚,大人们干工作、家务劳累了,孩子们玩累了,九十点就上床睡觉。夜行的马车从大院门口经过,在寂静的夜里,马蹄声、鞭子声清澈响亮,由远到近,由近到远,叭叭哒哒伴随着人们进入梦乡。孩子们在数着马蹄声响中很快进入梦乡。(七) 

为了让学生感受深刻,学校安排我们从事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比如,组织去海子边人民公园(现在的文瀛公园)、迎泽大街的迎泽公园、解放路附近的动物园(现在的龙潭公园),清明扫墓去双塔寺烈士陵园、东山牛驼寨、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乡文水等地方。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双塔寺烈士陵园扫墓和晋祠秋游这两个地方。

去双塔寺烈士陵园要沿着火车站的路一直往南走,很久才可以到达。远远望到两座高高的砖塔,就是太原市烈士陵园,记忆中“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重重地印在脑子里。多少年来,那两座砖塔一直是我记忆中故乡的象征。园内有常年翠绿的松柏树,里面气氛很凝重。清明扫墓是为了给那些在太原解放战争中献出自己生命的烈士们献花圈、默哀,听他们战斗的事迹。整个仪式中大家很安静,老师发言、同学代表发言。当这些程序完成后,就是我们最盼望的事情了:同学们分组活动、休息、吃干粮,大家各自带着水壶、饭盒。饭盒一般是发白的铝制品,用军绿色的军用水壶,每家的食物不同,米饭炒菜是最好的,炸酱面条也不错,我家是馍馍咸菜,早上灌开水带上。为了带东西爸妈很发愁,他们不擅长炒菜做饭,只能越简单越好,当然就是馒头省事。有些同学带着香喷喷的饭菜,他们互相交换吃,其他人则羡慕地在一边自己吃自己带来的。

去晋祠秋游也是记忆深刻的。由于相对距离较远,要过了河西很多化工厂、重型工业区以后,到了郊区才到。大家要很早出发,折腾很久,直到我们很多学生几乎没有耐心时,才远远地望见那个深红的大门,此刻大家顿时精神焕发。进入大院,给人一种久远、清凉的感觉,每次去那里都有新奇神秘的感觉。无论外面多么炎热,这里面总是阴凉。晋祠是太原文化、历史、文物的代表和象征,它奇迹般地保存着千年树木、千年宫殿、铁人、泥塑。每座景致、建筑物、长廊、庙宇、大殿斑驳古老。除了历史文物,还流传着水母娘娘的故事。但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历史文物和民间故事等都显得沉重遥远,最开心不过的是这里的泉水,清清的泉水清澈凌洌。无论春夏秋冬在晋祠里面,印象最深刻还是源源不断,清清流淌的,漂着水草,游着小鱼的泉水小溪,孩子们总是会光着脚在水中嬉闹,享受快乐时光。(八) 

初中二年级那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文化课学习变得重要,学校开始重视教学,大学生成为中学生的向往,上大学成为最好的道路。初中两年内,我们换了三个班主任,都是满腔热血、激情高昂的女老师。最后一位班主任老师是刚从师范毕业分配的年轻老师,个子很高,讲课很认真,梳着两条大长辫子。上完一个学期后,她主动要去家访。她带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去,我们是学习委员和课代表。

我们从学校出发,往西北东南的方向走马路,包括一些拐来拐去的小街道,一路上还要左问右问,一个同学家拜访之后又去下一家。就这样,两天去了在杏花岭体育场周围的有十几户住家的大杂院、几户人家的中杂院、自家的独门小院和普通的民宅、平房。毫无疑问,最大型的还是我家住着的一号院。第一天,我们从上马街经过五一路到桥头街,宁化府、杏花巷、南肖墙、东华门、南华门;第二次从西华门、北肖墙、教场巷、小东门、新民街、坝陵街、解放路等返回。

我们到后,很多同学不在家,估计听到风声躲起来了。主要由老师和家长一问一答,我们不用发言,我喜欢观察。一般情况下家长没有表现出特别热情和冷淡的。有的母亲比较热情些,会找出三个旧茶缸,用火炉子上茶壶的开水给我们倒水,热热的,我们就捧在手上。每家的装饰差不多。进门时厚厚的布门帘,各种花纹不同,桌子上摆放着镜子、台历、花瓶,老师进门坐椅子,一般我们会坐在床上。房间陈旧,布置都差不多,有的房间光线好明亮些、干净些,有的昏暗些。墙上挂着年画,家人的黑白照片,大部分同学家摆放着大大的收音机,大大的红木箱子,锁着黑色的大锁,那种箱子也是几乎家家都有的,尽管样子笨重体积大,但家家值钱的宝贝估计都在里面收藏。只有一两个同学家有黑白电视机。当我们手里捧着的开水还没有凉时,就站起来跟着老师开始去下一家。

家长对老师来拜访没有请吃请喝的习惯,送东西更不可能,老师完全出于责任和关怀。对于家访后的结果,估计讲道理的大人会告诉孩子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也有部分就是挨一顿打骂。那些同学有时不爱学习,喜欢在学校、街上打架闹事。

我和一起去家访的女同学有几天上学会有些不安,提心吊胆的,以为那些同学会不高兴,恶言恶语,但实际上没有,一切照旧,每个人依旧做自己的角色,普通或优秀,机灵或憨厚,安静或活泼。 (

    小时候我们家是安静的家,在父母的影响下,几个孩子少言寡语,不善表达。家里有很多书籍,常常晚饭后或周日休息,全家人都不外出,从老到小,人手一本书:小人书、连环画、小说、课本、杂志、报纸,静静地看书,各有所爱。在写作方面,感觉父母最有天赋。父亲是读书的带领者,母亲是追随者,我们是各有所好执行者,姥姥是响应者。她每天也是把报纸上的新闻消息等看几遍。父母对物质没有过多的要求,所以给予我们的就是精神财富和挚爱亲朋之间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于是串门看亲戚成为我家的娱乐活动。

    我们家住在市里只有几家亲戚,亲戚之间常常你来我往,过年和假日我们去叔叔家和姥姨家吃饭和聊天,听他们讲稀奇古怪的事情。

    我们最亲近的是叔叔家。叔叔家住在解放路一所长方形院子里:对面是解放大楼,那个小院子住着十多户人家,我印象他们住在东房,是进了院门右手的两间房子,门口有个小厨房。尽管他们和我父母一样工作很忙,但只要我们去,婶婶会很高兴,马上进到厨房做出几道简单却可口的饭菜。有时饭后婶婶带我和两个妹妹去附近的澡堂洗澡,她总是自己匆忙洗完后,就仔细地为我和妹妹搓澡,洗干净后,她会把我的瘦小的妹妹从里面背出来,帮她换上衣服。叔叔婶婶照顾孩子和我父母的方式大不相同,他们比较精心。就好比:他们的孩子即使在晴天也会有人准备好雨伞,防范下雨淋湿;而我们则是可能下雨了也不懂带雨伞,只有自己在雨中奔跑回家。后来叔叔家搬到太钢那边的尖草坪,我们兄妹也会隔段时间去看望他们,那就要计划一天两天的时间了。我记忆中他们家的饭菜总是那么好吃。

    晋安化工厂宿舍住着我另一个叔叔一家。他们家的孩子都是我的弟弟。有次我和妈妈骑车去卧虎山叔叔家里做客,当我们回来时,叔叔婶婶一同来看奶奶,他们带了最小的两个儿子,在自行车上一人带一个骑自行车回来,但不知何故,两个弟弟一路都哇哇大哭,婶婶一路在不停地说话,不清楚她在说什么,但我着急弟弟在哭什么,他们满脸鼻涕眼泪,当时他们年龄小,别人也不清楚什么事让他们不高兴;他们到我家上马街二排后玩闹吃喝过后,从上马街再回去卧虎山,我担心地送他们往一号院大门口走,看到弟弟们又比赛似地伴着清风黄土哇哇地哭闹着回去了。

    姥姥那时要上班工作,每周都要回来看我们。从她上班的单位河西下元的缝纫厂回到五一路上马街家,回来就带来好吃的食物水果,这些是我们日常很少看到也几乎吃不到的好东西。我们姐妹漂亮的花衣服也都是姥姥的杰作。姥姥全部心思精力都在我们家。(十) 

    我们常和姥姥一起去并州路看姥姨一家。姥姨家住在太原卷烟厂宿舍里。

    太原卷烟厂那时的规模阵势看起来很不得了,主要生产红叶、红星、支农、卫星、勤俭、胜利桥、晋阳、太原、孔雀、竹叶青、双塔、太原、双头凤等牌子的香烟。从并州东街进去,姥姨家就在宿舍院很大的大门旁边。我们从工厂门口经过,看到高大的门框上永远是红纸黑字的标语口号,探头看看里面,总有工人师傅忙忙碌碌。我们不进去,直接走到卷烟厂宿舍群,那东西两排并列着的一个个小院,每个院有七八户人家,院子都是南北方向对门的。姥姨家有两间房。我们去后,总要在她家吃饭,之后到工厂门口的澡堂洗澡。

    有一次吃过饭,大人们都在里屋聊天,我在外屋,百无聊赖中,拉开桌子的抽屉玩,在其中一个抽屉里看到一个发黄的旧本子。我好奇地打开,里面用钢笔密密麻麻写着字,翻到最前面,出现几个稍微大点儿的字——一双绣花鞋。我很紧张地翻了翻,因为弟妹从外面进来又出去,我就放回原处。回家后,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本子,估计是舅舅借回来的。过了两个礼拜,我们再去姥姨家的时候,我急忙去找,已经找不到那个著名的“手抄本”了。我就这样和那本出名的手抄本擦肩而过,但那种神秘感许久无法抹去。当时听说还有《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等手抄本。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握手》出版了,还被拍成了电影。

    很多年后,太原卷烟厂已经不生产本地烟了,卷烟厂的宿舍更是变化很大。尽管姥姨家还住在里面,可全然没有了过去的味道。

    当然,无论经过多久,环境有怎样的变化,对我们来说,亲情永远不会变,只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深。

    一号院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春夏秋冬,人们的生活在继续,院子的故事还在延续。

    一号院大门口有个黑板报,常常写着与时代紧密结合的标语口号,往往就几个大字。

    寒假过后,大院就开始忙碌起来。每天傍晚,脖子上戴钥匙的孩子们兴奋地跑回家,放下书包就开始玩耍。下班时间,自行车铃声从大门一直延续到后面的每一排。

    每年春季,有一段时间青黄不接,食物、菜都很少,家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当院子的角落冒出一堆堆野草、开出一朵朵一簇簇野花的时候,弟弟在我家门口种的柳树、二排东面几家门口几棵长得很高很直的杨树发嫩绿芽的时候,充满希望的春天就来了。孩子们都出来玩闹,妹妹和其他小女孩儿将皮筋扯在几棵树间欢快地跳着,用皮鞋油空盒子玩跳方格,还把夹在本子里的糖纸拿出来相互交换。(十一) 

    夏天的夜晚,黑缎子般的天空,漫天明亮的星星,仿佛会铺天盖地落下来。爸爸那时研究天文,有个自制的望远镜,他就指给院子里孩子们关于星星的名字,教周围的孩子们一起认识。住二排院子里,姓朱的广东人,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她们一家人就去了香港。为此院子里热闹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不久后他们给很多人家捎回来一堆花花绿绿孩子们的衣服、肥皂、凉鞋、日用品等,大家都去看热闹。这是我们最早接触港澳东西的时候。

    暑假属于孩子们的是热闹和等待。

    秋天从我家后面的窗户外三排看,那排和我们之间距离比较宽,所以院子里种了葵花、豆角等蔬菜。我从我家小小的窗口望出去,只有葵花和玉米等可以看到。可我那时希望看到更远的六排七排,因为我那时暗恋后排的一个男生。有时从我家面对大门的小院子里可以看到他进大院的那一刻。他个子不高,眼睛也不大,但在他注视我的时候我也注视他,就这样,我开始用目光追随他,却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他也是太原六中的学生,但似乎是坏孩子,经常打架闹事。后来的一年夏天,他剃了个光头,没有上完高中,就顶替家人在上马街太原汽修厂当了工人,我有时还会看到他,穿着一身灰蓝色的工作服。

    在我家住的二排和三四排之间,有全院的两个公用自来水管子,遇到停水的时候,每家的孩子把各种水桶、脸盆等拿出来排队接水。冬天,我家门口二排的水管周围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很滑,一早打水的人家,要先带一壶热水把冻僵的水管冲开,水才可能冒出来。

    大院水管周围最常见的景象就是淘气的孩子围着四周转,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把嘴巴直接对着水管,偷喝凉水。如果被孩子的父母看到会挨骂,但孩子们依然是屡骂屡犯。

    由于二排是开放式的,前后距离相对最宽,孩子们在这里嬉耍玩闹,院里所有的人、车都要经过这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存在着两个共同场合,全院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两个地方——垃圾场和公用厕所。这两处不可避免地臭气熏天、混乱、肮脏。我印象最深的是清早上厕所要排队。

    那时流传过一段大院门口关于粮店和小卖铺的绯闻故事。小卖铺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家里叫去打酱油、打醋,还可以呆呆地看水果、糖、点心流口水。秋冬去粮店次数就多些,除了买白面、玉米面、高粱面,还有一麻袋一麻袋按每家人口分配购买的红薯土豆。为此,孩子们早早就去排队。而绯闻的当事人是发生在粮店的店长和小卖铺的女营业员之间,他们被贴了大字报,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大人们津津乐道了几天,是一大丑闻。大家都认识女营业员,她30多岁,两条长辫子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总是微笑地对待老人和孩子。所有人都喜欢她。女营业员后来还是上班了。无论真假对错,面对就好!没有孩子在意这些事情,因为,生活还要继续。(十二)

本文来源:太原晚报;本文作者:董静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3-0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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