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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1975年，我在太原市南郊区郑村插队，其间曾有过一次九死一生的经历。
1974年冬天，我们居住在队里专为知青建造的一排红砖平房里，两人一个屋。那天，同屋的知青回家探亲去了，只留下我自己。由于白天在大队砖窑上干活很疲乏，晚上吃过饭后，我把炉子加上煤泥，捅了个眼儿，就躺下睡了。天气寒冷，取暖全凭屋里的一根铁皮烟筒。我们用的是队里统一用砖砌的炉子，它没有专门插烟筒的出烟孔，出烟时，得把烟筒放在炉圈上向外抽。
不知睡到什么时候，我感到天旋地转，仿佛置身于一个快速转动的磨盘中，停不下来，想起身也很难。就这样挨了很久，窗外已露出白色，我听到有知青敲我的门窗喊我吃早饭，但我头晕得无法坐起来，也无力答应。大约十点多了，我强撑着坐起来，慢慢地穿衣服。这时我发现，我睡觉穿的衣服是湿的，被子是湿的，铺的褥子和褥子下面的羊毛毡子也是湿的，连队里给我当床的门板都是湿的。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
强忍着头晕和恶心，我把门打开，扶着墙向知青食堂走去。炊事员看到我苍白的面孔，急切地问：“中煤气了吧？”我这才恍然大悟，赶紧又转回身去房间查看炉子。啊！昨晚用煤泥封完火，我竟然忘记把烟筒放在火口上。湿煤泥释放的一氧化碳全留在了门窗紧闭的屋里，这才是我头晕恶心、起不得身的元凶呢！很快我又吃惊地发现，由于煤泥太稀，火眼被糊住，炉子早就熄灭。这时我的头脑反而厘清了：忘记放烟筒，导致煤气中毒；炉火偶然熄灭，挽救了我的生命。
中午收工后，队干部和队医来房间看我。看着冰凉的炉子和湿透的被褥，以及绵软的我，他们唏嘘不已。队医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你知道吗？你把体内的毒都随尿液排出来了，否则，很危险的。”他们走后，我才明白煤气中毒后，竟然影响到我的排泄系统——小便失禁了。唉！还多亏失禁了，否则我就完了。
几十年过去了，偶尔回想起这件事，心里还很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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