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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城，历史悠久，价值弥珍，历来都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国之馈宝。对于长城的珍爱和保护研究，早已成为国家和国民共识，并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保障，附诸实施，这无疑是可喜可贺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知识和宣传的局限，人们对于长城的了解，并不全面，尚待深化。其表现之一，便是对内长城的存在知之浅薄，至于研究和保护，更是滞后。正因为此，对内长城的了解、研究、保护，也就更加必要、紧迫，其运作空间也就更显广阔。
笔者多年来工作在内长城脚下的三关重镇宁武关，对此段长城的历史、现状及其相关知识有所积累。出于对祖国文化遗产和家乡风物的深爱之情，自感有责任有义务响应国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号召，为保护研究力尽绵薄。故，本文拟对内长城宁武段之历史和现实状况，及其构筑价值等略书拙见，以与诸热心长城事业者商榷。
一、 内长城宁武段的历史与现状
所谓内长城，是与外长城相对而言的。长城之内、外之分，以其地理位置为依据。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的长城，由于地处北国边陲，贴近我国北部边疆，史称外长城。在外长城的南侧，其实还有几大段长城存在，从偏头关（今偏关县城），经宁武关（今宁武县城），到代县雁门关的长城段落，便是其中之一。因其地处外长城南侧的“内地”，相对外长城距离中原更近，故史称为内长城。从古代军事战略防御体系的角度看，以抵御北敌南侵为功用，外长城是第一道防线，内长城是第二道防线。
本文所述以宁武县境内长城为主要对象的内长城，是西起偏头关，经宁武关，东止雁门关的长城段落。这段长城以偏头关为西路，宁武关为中路，雁门关为东路，总长数百公里，仅宁武县境内延长约有40多公里。
宁武境内长城中路段落（下同），据笔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实地考察，大体可分为六个小段：一是宁武大水口村至神池县界，原存2.5公里，毁0.5公里；二是大水口至阳方口，原存5
公里，毁2公里；三是阳方口至黄草梁，原存5公里，毁2公里；四是黄草梁至薛家洼，原存7.5公里，毁1.5公里；五是薛家洼至盘道梁，原存15公里，毁1公里；六是盘道梁至原平县界，原存5公里，毁4公里。综上所述，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内长城宁武段40余公里中，被毁10.5公里，尚存29.5公里。之后迄今二十多年来，无增修纪录，而毁损仍在延续，故现存者保守估计，恐不足20公里。
如果把分布于黄花岭、马仑草原和林溪山一带的北齐长城等零散段落统计在内，宁武境内所存内长城之总长约为80公里。
宁武段内长城的结构，就现状观察，以土筑为主，石条为基，夯土为体，外砌青砖，城顶沿边筑有鸟墙。墙体每隔50米筑一道垛口，向内向外两面突出，突出部分内筑月台，外筑翻口，并有暗门和暗道。有关专家评论此段长城为内长城之精品，享誉“长城一绝”。依托城墙内侧间隔一二里有瓮城，内侧城头每隔三五里起建一座碟楼，碟楼附近相应置村落一座，如大水口村、阳方口村、盘道梁村等，村落附近均有土筑围墙的堡塞。距城墙外侧百余米处，多见作为前哨阵地或观察哨的土筑护墩或小型堡塞。而在至高处的山脊峰巅，每隔10里左右，更有传递军情信息的烽火台雄踞虎视。至于上述之瓮城、碟楼、堡塞、护墩等，其功用当为官军驻守之所，而村落则是随军眷属居址。从如此完备的长城守备设施，足可见出我国古代军事统帅及建筑者的匠心独运和精思严构。
就构筑风格而言，宁武段内长城大致有如下几种型制。一是表里夯土型；此类长城长度占有绝对多数，其从基础到墙体均为层层黄土打压夯实构筑，多分布于山岭之上。二是青砖土石混合型；此类长城以打造规整的石条为基础，墙体内部是夯土，墙体外表砌筑的青砖以糯米浆和合石灰、砂粘合勾缝，异常牢固，今人以镢镐难以剥落，一般分布于平坦的驻军堡塞和村落附近。三是巨石垛砌型，无泥浆粘合。
第四种型制尤为特别，即所谓水陆长城；这类长城有一段构筑于阳方口与大水口两隘口间的恢河之上，跨越河道，长约一公里。古代恢河水势汹涌，长流不息。此段长城筑石基于河床底部，出水有九孔过水桥洞，每个洞口卧一铁牛为镇物，乡民传为“九牛口”；桥洞平顶上以砖石砌筑的墙体下部亦有过水孔道。当恢河水位较底时，水从下部石桥洞穿过，桥面可通人车；当恢河暴涨时，水从上部孔道穿过。桥洞和孔道都以铁栅门锁闭，来敌难以通过。这一构思精巧的长城建筑奇观，既适应地理环境，又有防御功能，还可交通往来，可谓内长城建筑结构的精典作品。该长城虽早已湮灭于历史的风云变幻，但乡民的传说和赞美却一直流传至今。
保存至今基本完好的一段内长城，当数位于阳方口镇阳方口村外半山坡上的一处碟楼，及由此向两翼延伸的数百米墙体。该碟楼现存于石油公司院内，基座石砌，青砖砌表，内实夯土。长、宽均约20米,高约13米。在城墙顶部平面上，突起一座约1米厚砖砌外壁的内部空心碟楼，巍峨耸峙，雄宏刚劲。碟楼内部中心有大厅，厅周围的过道四通八达，与瞭望孔和门洞连通。东、西、北三侧面均有瞭望孔，视野开阔，周围山河沟壑及长城沿线尽收眼底。除了观察敌情，这些瞭望孔还可供守军以弓箭御敌。令人瞩目的，是碟楼门洞的构筑工艺。门洞开在长城内侧的南壁，以砖砌筑，环绕门洞外观，通顶极底是花饰的砖雕。这些部分残损的仿木风格花饰砖雕，采棐出檐，斗拱托瓦，团花饰表，垂幔拂然，毕肖生动，美仑美奂。它展示的不仅是古代匠师高超的建筑工艺，更重要的是它出现在这样的耀武之所，更给人一种美好的精神启迪：纵使在那兵戎相继、烽烟连天的战争岁月，我们的先人仍然操守着对和平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内长城的构筑沿革
宁武段内长城的构筑，有史记载者始于战国时代的赵国。《宁武府志》记载：“赵肃侯筑长城尽赵北界。”说得是公元前349年至前326年，在位24年的赵肃侯修筑“赵南城”，始于河北涞源，途经宁武东山境，过阳方口，入神池，止于保德黄河岸边。他的继位者赵武灵王除加固此墙外，又在更北边修筑了“赵北城”。这比秦始皇修的长城要早500多年，是我国最古老最原始的长城段落之一，可说是长城之祖。
秦统一六国后，对秦、赵、燕三国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一系，宁武境内长城亦于此际得以加固。
北齐曾数度修筑长城。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大丞相高欢所筑长城，西起马陵（今岢岚县），东至土墱（宁武盘道梁）；天保五年（公元554年），高欢之子文宣帝高洋北巡至宁武境内，登上海拔2115米的管涔山支脉黄花岭，“览山川险要，命筑长城”。北齐所筑的这段长城，始于宁武境内之黄花岭，（又名摩天岭、达速岭、大岭），西南至东寨镇一带的林溪山、马仑草原、荷叶坪山，直达岚州（即今岢岚县）。之后，北齐为防北方柔然、突厥南侵，在天保三年、六年、七年还曾大批调集民夫，修筑长城，并依城五里设一戍，重兵防守。宁武管涔山一带长城，属北齐之肆州长城。今马仑草原及东寨林溪山一带，仍有北齐长城遗迹，多为石砌结构。
隋代，曾先后征发壮丁100万和20万，两次修筑宁武关一带长城，抵御突厥南下。据《宁武府志·余录》记载：明嘉靖年间，在今长城梁附近中圈洼村掘得一石刻，上书“隋开皇元年（581年）赞皇县丁夫筑”，《府志》据此推断：“五寨长城旧址当亦隋时所筑也。”
到了明朝，由于北方鞑靼、瓦剌等部族频繁南袭，边关防务时时报警，明王朝对长城修筑加固大倾其力。在从洪武到万历的230多年间，对长城的修筑达18次之多，仅宁武境内长城就加修过11
次。内长城之得名，即始于这一时期。当时，朝廷修筑的长城首先是从辽东镇，经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甘肃等所谓九边重镇总长6300余公里的外长城。其次是太原镇地域范围内的长城，西起河曲黄河岸边，以偏关、老营、宁武、雁门关、平型关、固关，而达黄梅岭（山西黄顺县东），全长800公里，称为内长城，又名次边、二边，内边。太原镇总兵官总领雁门、宁武、偏头关军事，宁武关设立后，总兵官从雁门移驻宁武。春驻阳方口，冬季黄河结冰后移驻偏头关。
以下列述的，是明代对宁武关一带长城的重要修筑：
成化二年（1466年），在距长城13公里南的恢河岸边华盖山阳，始设宁武关，次年关城修竣。与此同时，在长城沿线的阳方口、大水口建堡，屯兵常驻。
正德八年（1514年），布政使陆奎、兵备张凤翊主持，在宁武、雁门、偏头三关增建堡塞18处，增墩32座，守边甲士民兵增至二万余人。
嘉靖十八年（1539年），以阳方口为“西径之隙”，北方南袭军“虽十万骑，可乘列以进”的险势，都御使陈讲在王野梁废迹处，因山为险，土石相半，外作壕堑，修筑了东起阳方口，经温岭、大小水口、神池、荞麦川至八角堡的长城180里。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都御使曾铣以宁武关长城不如雁门关处高厚而重修，三关中路防务得以加强。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朝廷派“开府朔州总兵移驻宁武，边墙之筑有加无已。”当时参加修筑长城的兵工，较往年增加十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嘉靖十六年时，北部分道曾将宁武涔山一带的滑石涧草垛山长城毁坏，突入明境。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长城外侧设盘道梁堡城。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因盘道梁地势低洼，不易固守，废入长城内侧，重修新城。仍名盘道梁。下属5堡，辖管内边80里。
三、内长城的历史贡献
内长城修筑的初衷，出于军事战略防御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在它筑成以后，其功用和价值却远不止此。以下，我们从军事防御、地方开发、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以宁武段为主要叙述对象，对内长城的历史贡献作一简要剖析。
1、军事战略防御功能
宁武关及其附近内长城，历来被称作“晋北锁钥”、“三晋第一锁钥”、“军事要塞”、“楼烦重镇”、“晋北第一要地”等。足见战略地位极为险要。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宁武关虽居管涔山腹地，但它所坐落的恢河谷地，却是贯通太原至大同的最近通道。尤其是阳方口一带河谷，宽阔平夷，交通便捷。古籍记载，敌可“数十万骑，乘列以进”。一旦突破此口，通过宁武关，敌骑便可长趋直进，逼攻晋阳。对于进攻者来说，这当然是攻略的首选路径；而对于防守者来说，自然也是强固边防的重中之重。所以，在此修筑长城，便顺理成章。内长城的修筑，使宁武关北控云朔，南障晋阳，东接雁门，西应偏头，旁援冀陕，朝廷北疆防务为此一振。历朝历代发生在这一带烽烟不绝的战事，便是其战略地位重要性的明证。
最早的内长城修筑于战国时代赵国。当时，北方部族楼烦、山部等凭恃其强悍的骑射战术，纵横北国，屡屡南下袭扰，致赵不得安宁，并在早期袭入内地，将宁武周围地区据为楼烦属地，赵境南缩。今宁武县城古楼上所悬明代“楼烦重镇”匾，即是那时历史的印记。赵国为了强边固疆，率先修筑长城。长城工竣，赵国依托内长城，赵武灵王学习楼烦，胡服骑射，至赵国力强大，将楼烦逐到漠北阴山高阙塞外，最终将其灭亡。赵国边疆大大扩展，称雄一度，内长城功不可没。
晋灭亡后，中国社会进入南北朝天下大乱时期。最初的鲜卑、拓跋、突厥、匈奴等北方部族与汉族的征战，以及各部族之间的混战，演化成各小国控制和争夺的走马灯式更迭交替。当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公元550年登基后，为了巩固朝纲，于天保三年（552年）、天保六年（555年）、天保七年（556年）三次加修长城，调发民夫180余万，筑城总长1500余公里。宁武段内长城此际得以加强增固。这对于抵御柔然、突厥的南侵发挥了不小作用。
隋初本来有一段政局相对稳定，国力强盛时期。文帝杨坚、炀帝杨广曾经对山西境内包括宁武段内长城进行加修增固。杨广即位后更是岁岁北上管涔山巡视边关防务，有效地抵御了北方突厥的南袭，并曾依托长城，北征突厥于漠北，东征朝鲜于山海关外。但因杨广贪恋声色、好大喜功，玩忽朝政，以至国力江河日下，很快衰亡。长城纵然坚固，何堪朝政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长城功用的局限。
宋代，由于北方契丹日见强盛，南下袭扰更加频繁。为了抵御外敌，朝廷倾大力于边关防务，派驻重兵严加防守。历史上著名的杨家将镇守边关的故事，就发生在宁武关、雁门关一带。当时，内长城一线不仅是宋朝抵御契丹的主要屏障，而且宋军以内长城一线为后盾，还曾发动过旨在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北伐战役。雍熙三年（986年）初，以潘美为主帅、杨邺为副的宋军北征契丹，由于潘美违约擅撤接应宋军，至阵前决战的杨邺后退无援，孤军血战，全军覆没。杨邺以身殉节，谱写了一曲靖忠报国的千古绝唱。对于杨邺的死难地，争议颇多。经笔者与中央电视台七频道高级记者陈大元先生等实地考证，确认阳方口镇陈家沟村，正是杨邺死难地陈家谷口村名的演化。而陈家谷口正处在阳方口长城内侧约五公里处。（相关论文《陈家谷古战场考察记》已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发表。）可以说，正是内长城，成就了一代忠烈的英雄美名，铸就了中华军人宁死不屈的传统美德和伟大军魂。
明代中期，特别是嘉靖年间，蒙古和俺答军事贵族对山西的侵扰连年不断。仅嘉靖七年至四十一年的三十多年中，俺答和蒙古军对明朝发动的较大入侵战争，就有八起。其中，有六起都突破阳方口长城，进入中原，有的甚至进至太原一带。而蒙军南下的进军路径，很重要的一条通道，就是从大同、朔州南进，经阳方口，过宁武，直下晋阳，威胁中原，动摇明朝根基。为了抵御来势汹汹的蒙古和俺答军队，明王朝调集大批兵士工匠，对长城沿线反复加固，并增修城池、堡塞，充实军力。有些长城段落，在明、蒙两军多次争夺中被毁后，又经明军修复。尽管长城防御有失有得，但毕竟作为明王朝的北疆防线，显示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决战决胜、前赴后继的不朽精神。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满、蒙军一统，北方边关基本无战事，防务相对松缓。长城既处于清朝内地，其原有功能也就相应弱化。但在近现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军在战争初期由晋北南下，阳方口又成为必由通道。故长城沿线，又成为抗日的前哨阵地和重要防线。闫锡山部署的大同保卫战，曾以阳方口一线长城作后方阵地，闫军马延守旅曾在此驻札；八路军120师收复晋西北七县城的最后一场决胜战役，即收复宁武县城战役，就在长城内侧的阳方口至宁武间河谷山丘间展开，八路军重挫日军，获得全胜。这说明，即使在现代战争中，长城在军事战略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地方开发的屏障
宁武地域在远古本属原始森林繁茂、草原广阔的荒蛮地带，绝少人烟。只是在赵国将楼烦平灭后，人们才在这一带开始了拓荒营建。最初的拓荒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戍边将士及其家眷移民。这些先人营造了长城，在长城沿线定居生息，许多沿传至今的近城村落，即是那个时代的遗迹。古人营造了长城，又依托长城建设了自己的家园，并在长城沿线开始了代代相传的开发，使荒蛮之地人烟渐繁。汉代设立楼烦郡于长城内侧，这一带始为中原隶治所及。
北魏入主当地之后，特别是热衷佛教的孝文帝当政时期，大兴土木，营造寺庙。这一带成为盛极一时的佛教热土。佛教活动的繁盛，使内长城宁武境内进入第一个开发盛期。有关情况，将在下文专述。
隋朝，由于杨氏父子对内长城加以增修，在隋初及大业早年，凭借长城的护卫，边关战事一度平缓，宁武一带相对稳定。隋王朝利用这一时机，在宁武天池、汾源、直至宁化一线，营造了规模浩大延长百里的行宫体系，把这一带开发成著名的皇家园林和避暑盛地。为了北上巡游狩猎之便，杨广还构建了从太原天门山起始，到宁武汾河上游山谷的天门关栈道，史称杨广道。从而使被汾河水阻隔的太原至宁武内长城间近四百里沟谷，成为通衢。
宋代，由于北边战事频发，宋军和契丹连年交战于内长城沿线，长城的实际控制者时而易手。在这些战争频发的交战时期，除了驻军征战，开发建设无暇顾及。到了元朝，北方民族再度入主当地后，曾经在长城内侧之黄花岭一带屯垦。这种有史记载的当地规模化农耕文明的发端，由历来以游牧为主的北方民族拓开，其意义更加深远，也更发人深思。
明朝统治三百年间，民族战争虽然多发，但政局相对稳定时期延时亦长。明军凭借内长城，或固守，或北征，对宁武一带的战略开发和建设高度重视。当时朝廷派驻宁武一带的地方官员认为：“往岁北虏猖獗，辄径此入寇我境内。”“此诚缺障也，及今弗图，保无曩时之患乎?”于是，成化二年确定在古宁武军口设立宁武关，并建关城；之后，又以宁武关为中路，以内长城为防线，沿边增哨设堡，多次增修，构成偏头、宁武、雁门三关联络一系的坚强防御态势；随之将三关总兵部移驻宁武关，宁 武关从此成为三关统帅部的基地和此段长城的一线军事指挥中心。
清代，民族矛盾相对平和，内长城沿线战事稀少，宁武关一带开发建设进入历史鼎胜期。雍政三年，宁武关升级为县，设宁武府，并统宁武、神池、五寨、偏关四县。三关总兵署仍驻宁武。官方衙署及驻军统帅部的设立和升格，行政管理机构和军事统帅的驻跸，促使与之配伍的府县学堂、商贸往来和僧庙教会等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日益增扩。内长城宁武沿线呈现了清朝中期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除此之外，内长城还作为一道人工构筑的防护设施，从东到西，延续千里，客观上历史地阻抗了蒙古大草原南下大风裹胁的大量沙尘。长城北侧朔州一带有金沙滩，林木稀疏；而长城南侧宁武一带不仅沙滩无踪，而且草地肥美，森林繁茂，汾恢两河清冽畅流。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环境和生态差异，内长城发挥的防沙保土功用不可低估。
我们从纵观历史进程可知，当内长城尚未加固和防务废弛时，当地的开发建设便停滞荒废。在长城加固、防务加强时，当地开发建设便顺势而上。古宁武军口原本设于距长城内侧仅数公里处的拓莲台，但因长城不固，难御强敌，隋代不得不南迁80公里，在宁化建城设县。而距内长城仅15公里的宁武地区，当时却只是驻军营寨和战场而已，与开发建设无缘。到了明代，实施强边固疆决策，内长城得到加修，边防增固后，遂将当地行政治所从宁化向北推进百里，建于宁武，设关置县，后又升府，当地的开发建设自此如虎添翼。
3、商贸往来的通道
我国内地与北方民族地区的商贸往来，由来已久。由于前述之源于宁武县境内的恢河北流冲刷形成宽阔平衍的河谷，从阳方口内长城一直向北延伸至大同一带，而大同又是进入北方民族地区的门户。所以，恢河谷地河道的两侧，自古以来就有通衢大道沟通。战争时期，铁骑战车可南北驰骋；和平时期，又成为两地商贸往来的热线通道。内长城阳方口至宁武一线，是商旅过往的必经之口。
当地有史记载的异地贸易，始于汉代。由于汉朝皇帝对马的偏爱，当时马的养殖十分繁盛。汉代养马不仅为了战争需要，而且是官府和商家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班氏家族先人班壹，率先在内长城南侧宁武东山地区养殖马匹。这些良马除供给内地军民外，还销往北方民族。依托内长城，班氏开当地牧畜业和畜牧贸易之先河，并以此业成为当时一方富甲。
隋唐两代，为了强疆固边，以内长城南侧宁武地区拥有汾恢两河沿岸、荷叶坪、黄草梁、天池等多处肥美的高山草甸，大兴养马。隋炀帝在天池一带营造汾阳宫，设立天池、元池、楼烦三处牧监，专门繁育马匹。由于水草资源丰盛，官方大力扶持，又从长城外引进匈奴马种与内地马杂交，生成名为“楼烦马”的一代新马品种。据明代《晋乘搜略》等古籍记载，其时，内长城南侧的宁武地区有骏马“七十余万，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并有“屈产之乘”的美誉。隋唐两代，朝廷与西域通“互市”，进行以物易物为主要交易方式的商贸往来，宁武阳方口长城一线是主要进、出口贸易通道。
由于宁武管涔山拥有广袤30余万亩的原始次生林，落叶松和云杉材质优良，历为朝廷和富户建筑用材之首选。管涔山生产的木材，南路顺汾河扎筏，直下晋阳；而北路则由畜载车运，出内长城阳方口，直输大同、包头，转而进入缺乏木材的北疆地区销售。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当着边关烽烟趋于平息的时期，长城内外贸易往来十分活跃。善于经商之道的宁武商帮，是晋商大军的一支劲旅。宁武地区商人把北方蒙古族等喜见的中原茶叶、丝绸、铁器、陶瓷等物品，长途贩运，将上述货物以马帮、独轮车、老牛车等，通过内长城，北出阳方口，转往北方民族地区，换回毛皮、羊肉等牧区特产。随着商贸业务量的增大，商帮又引进蒙地骆驼作运输，有的宁武商家在北地包头、呼和浩特、海拉尔等地购地置房，设立固定店铺；有的将生意经内蒙，做到俄罗斯；有的甚至阖家迁栖，在北疆地区祖辈世居，与当地民族弟兄融为一体。当时，以阳方口为主要通道的内长城沿线，商贾穿梭，物流畅通，车马辘辘，经济欣荣；不仅满足了长城内外官府、驻军和普通百姓的物资需求，而且造就了一代有成就的宁武商家，使宁武县城成为享有盛名的“晋北商城”。更重要的，是凝和了汉蒙兄弟民族间亲如手足的中华一家亲情结。
4、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桥梁纽带
如果说，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凭借内长城为作后方，率师远征，北击楼烦，大获全胜；其最直接的成效，是使赵国国力迅速增强，能够在强秦威胁面前与之抗衡一时的话；那么，胡服骑射的历史功绩还远不只此。赵武灵王能够力排众议，坚持学习楼烦先进风俗，弃长袍而着短装；战灭楼烦国，却不歧视楼烦人，并大量启用楼烦将士加入赵军；改变以笨重战车为主的军事装备条件，代之以速度和机动性更强的骑兵；变革以大刀长矛为主要作战武器的近战战术，大量采用可以远距离杀敌的弓箭；所有这一切变革的实施，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即摒弃闭关自守和夜郎自大，善于向弱小却有所长的先进学习，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拥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可以说，胡服和骑射战术的引进，无疑开创了不同地域民族间民俗文化和军事装备文化交流和传承的先河。至于赵武灵王启用楼烦将士，使其融入赵军之中，这更是深谋远略的民族融合、和谐发展的先见决策，积极举措。而所有这一切，正是发生在内长城一线的宁武及附近地区。
汉代，佛教传入我国，过了四百年左右，在当时为东晋楼烦地的今宁武东山地区，便有被推崇为佛教净土宗初祖的慧远大师出世。慧远后来长期定居庐山，讲经论道，并曾到楼烦的上级行政管辖机构雁门郡讲经。他在佛教界影响极为深远，是继释道安之后，中国佛教界的主要领袖和理论家之一。而他的出生地，就在宁武段内长城脚下。
北魏时期，除一任皇帝外，别的皇帝几乎都信奉并大兴佛教，广建寺庙，修筑佛塔，开凿石窟，厚待僧侣。在北魏统治范围扩及长城南侧后的相当长时期中，仅在内长城南侧的宁武县境内，就建造了遗传至今的芦芽山云际寺石窟佛像，宁化万佛洞石窟及附近多处山崖石佛，宁化中山阁庙宇等佛教遗址。《宁武府志》记载：“释氏以为，芦芽山古毗卢佛道场也。”这是国内唯一的一处毗卢遮那佛道埸。由于毗卢佛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三大化身之一，故而宁武地区在古代佛教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北方拓跋主政的北魏在原属中原政权的内长城南侧宏扬佛教，这与当地原来就崇奉的慧远净土宗佛教，以及毗卢佛崇拜，共处共荣，构建了一幅长城内外各民族共奉佛教文化、彼此融融相处的美丽图景。
明清两代，随着宁武地区府县行政机构的设立，与之相应的佛教设施日渐增繁。到清代中期，宁武境内佛寺已形成以芦芽山太子殿、宁化万佛洞、汾源雷鸣寺和天池海瀛寺、宁武县城延庆寺为中心的五大群落，大大小小的寺庙总数多达千座。当时的宁武佛教活动，并不亚于四大佛教名山。诚如清代黄图昌撰文所述:芦芽山“其树木、梵宇、奇泉、怪石，乃与五台山比肩而齐名者也。”宁武县城延庆寺有庙舍百余间，其左近观音堂等寺寺相连，多达三百余座，延庆寺时称晋北名刹，大法师驻寺，有受戒权力。每年夏秋之交的“水陆龙花大法会”，极其隆重，延时一月，不仅周围州县居民，即使内蒙、陕西、河北一带僧侣信徒，都要前来赴会。这些远地香客，汉、蒙各民族都有，大多从陆路，经朔州，过内长城，入阳方口，进入宁武境内。我们由此似可看到：以佛教活动为载体，民族关系跨越了内长城的阻隔，呈现了进一步容融和谐的喜人景象。
宁武东山地区内长城脚下，流传着一种极富原始风韵和山野风彩的傩戏表演程式，乡民称为“赛赛”、“赛戏”。赛戏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其表演实体一般以家庭为单位。演出前有鼓乐打通，演出中却无丝乐伴奏。演员戴面具出场，服装导具皆取自日常生活和军事用品，有的反穿皮袄，头戴草帽即可登台。近于吼喊的念白，奔放粗犷的动作，贴近生活的表演，不仅充溢着汉民族的艺术风格，而且处处透露着北方民族的生活信息。演出时间开始于夏历立春日，时称“开赛”。表演场地，舞台与街头结合。其剧目多与军事题材有关。如《天水关》、《四郎探母》、《五郎出家》、《七郎托梦》、《八郎归宋》等，大多选自杨家将镇守边关故事。还有一些祈福敬神的节目。另有一种街头秧歌，名为《土滩子秧歌》或《踢股子秧歌》，还有《拉花》，表演均富山野色彩，荒蛮风韵。其装束亦多如胡人服饰。以上民间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以至表演风格，极富北方少数民族传统遗风，又融入了中原文化的相关元素。这种在内长城沿线流传，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艺术形式，充分说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内长城还承载了各兄弟民族间艺术交流传承的使命，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四、内长城的保护
对于内长城的保护，国家早有相关法律法令，这是保护长城的“尚方宝剑”。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对它的确实施行和正确运用。
笔者以为，就目前状况而言，保护长城应从如下几方面加强：
其一是加大对长城的宣传力度。尽管国人对长城知之者甚多，但真正深切了解其历史、文化内涵及价值者，极为有限。为此，应当通过各种媒体、报刊、材料、会议等形式，不断将长城的相关知识作社会性的广泛宣传，不仅专家知道，更要使广大群众了解。从而，使人们在对长城文化的了解中，提高认识，增强以长城为载体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进而树立保护长城的自觉的全民意识。
其二是将长城保护政策法令落到实处。有了法令，就是有了保护的依据。要明确，长城是国家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物质与精神财富相结合的传世珍宝。对于保护长城有功人员，要给以相应奖励；对于毁损长城者，要依法进行批评教育，直到法律处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是口头的宣传，恐怕难以奏效。最近一次长城考察中，大水口段长城内侧约百余米护坡被破坏，铲土进深约十米，高度约三米，挖掘侵蚀直至城墙根基，城下暗道出露，如有大雨灌入，墙基软化，该段长城很可能陷落塌毁，令人目不忍睹，痛心至极。如此严重的文物古迹破坏行为，难道还不应该诉诸法律吗？
其三是完善健全保护长城的相关机构，形成自上而下的系列化保护机制，并开展经常性的活动。我省成立了“长城保护研究会”，忻州市也成立了相应机构，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举措。但笔者以为，学术性的研究探索固然重要必需，但这样的机构是远远不能承载保护的重大使命的。应当通过官方给予保护研究机构以管理维护的更大实际权力，使其在实施长城保护相关法令中有责有权，行之有效。再者，应当建立基层的保护研究机构或组织。长城数千百里，分布于共和国广大地域，仅靠省、市有数的一些专业或兼职人员，如何能应付得了如此浩大的管护工程？建议设立县乡级的相应组织或机构，特别是长城路经的乡村，更应是参与管护的前哨。可以采取属地主义的原则，在长城经过的附近乡村，设立保护站，由村委会配备专人负责长城管护，分段管理，有责有权，国家给予适应经济补助。阳方口长城位于石油公司院内的一段，至今保存完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样做，长城沿线都有第一线的保护组织和保护人员，尤如当年的人民战争一般，群保群护，群策群力，使保护长城成为全民动员的有组织行为。实际上，在笔者多年来考察长城中，当地群众对于保护长城都有相当高的积极性，只是无人组织利用这种积极性而已。
其四是加大国家对保护长城的经费投入。既要维护，更要不断维修。长城跨越了数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风雨剥蚀严重，人为破坏伤痕累累，对残缺的段落进行必要补修，对精典的段落重点维护，使长城得以世代延续，永葆雄姿。这样做固然难度较大，但只要持之以恒，我想，我们是可以做出无愧于古人的业绩的。
以上所述，仅仅是个人浮浅见解，谬误百出，诚请各位专家予以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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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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