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有担当的书——《民国山西读本》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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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有担当的人,编的一套有担当的书。 何为担当?说白了就是,一副担子放在那儿,于国有益,于民有益,于自己有益无益,全看你怎么看,这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挑起它,甩开膀子往前走。愿意的,就是有担当。担当需要力气,也需要见识。两相比较,见识比力气更为重要。 这套书的两位编者,他们的见识高在什么地方? 高在他们的眼光。 要谋山西往后的发展,须对山西的过往有个真切的了解。古代的山西,有或厚或薄的典籍,眼下的山西,有各式各样的报刊,不难寻觅,不难省察。而不远不近处的民国时期,是历史的延续,是今日的既往,传闻甚多,蔽障亦甚多,难明其真,难察其详。敢不敢探其真相且公之于众,这就不仅是眼光,还须有几分胆略了。 认定的事情,就要去做。 要做就做他个风生水起,大气磅礴。 于是两人,翻检旧籍,穷搜旁绍,查找资料,精心筛选,编选了这套《民国山西读本》。规模不能叫小。一套三册,分别是 《政闻录》《考察记》《旅行集》。用意大大方方,也明明白白,就是让有兴趣的读者,看了这套书,通过其时人士,政闻、考察、旅行三个方面亲历亲为的记述,对民国时期的山西,有个大致的也是质感的了解与理解。为了避免因情感的黏连导致笔下的袒护或歪曲,三本书中,一律不选山西人写的文章。他省人士,包括部分外国人士,亦多选学者与专家的记述。 这一自定的律条,增加了全书编选的难度,也增加了全书的公正与可信。 全功既竣,苏华先生嘱我写序,没有多考虑就答应了。原想随意翻翻,窥知大概,写篇两三千字的文章不是难事。是为二位编选者的精诚所感动,也是为书中的文章所吸引,一翻起来就放不下。十多天里,几乎是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虽耗时费力,我仍要说,这样的通览,是舒畅的,也是值得的。 何必那样看重专家,起初我还有点疑惑,看过之后不由得感叹,专家就是专家,不佩服不行。 说个最简单的事情。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居住太原,差不多30年了。东山去过,西山也去过,东山西山有什么差别,就说不上来了。丁文江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1913年他与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Solgar)沿正太铁路作地质考察,11月下旬到达太原。来时路过东山,到太原后又去了西山,一眼就看出了两山的差异:“城东十里,城西二十里,都是四五百公尺高的石山;石山边上,都是黄土。但是我们看见东山边上的黄土,比西山又多又厚,足见黄土是西北风吹得来的。”(《考察记·太行山里的旅行》) 也是这次考察,丁先生在地理学上有个新发现。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仍是这次考察,丁先生“天天同梭尔格钻土法开采的铁矿洞子”,过后断言,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铁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 读此书前,我就知道,民国年间山西有“模范省”的称誉。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在山西推行一套新政,简言之为物产证券、兵农合一、土地村公有。这些新政,到底实施了没有,实施了效果又如何?过去总是似信似疑,看了书中的几篇文章,可以说,像土地村公有这样的新政,怕就从来没有实施过。 1935年双十节前的一个星期,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吴景超与蒋廷黻两先生,应阎锡山之邀,来太原考察并商谈 “耕者有其田”诸问题,跟阎的谈话中,吴明确提出阎的这一土地政策,几乎没有实行的可能性:“土地村公有办法中,对于很重要的两点,一为如何判断地价,二为偿还土地公债年限,皆无规定……对于保障农民生活程度,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阎“对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认为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疑虑”。(《政闻录·阎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 土地村公有如此,物产证券,兵农合一,怕也难以落到实处。 这些新政未见得实施,并不等于“模范省”的美誉是虚妄。 书中,无论是民国初年的政闻,20年代的考察,还是30年代的游踪,都有称山西为“模范省”的文字记载。可以说,从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前,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里,山西一直都“模范”着。 模范在什么地方?在教育与治安上。教育之好,下面将谈到,治安之好,可举古人类学家杨钟健的说辞:“山西是所谓模范省,向以地方治安好著名。”(《考察记·在黄土沟中——山陕旅话》) 这两项,不是并列的,应当说教育是因,治安是果。虽说这因与果的联结不是那么分明。 可以说,阎锡山执政初期,就开始实施一套国民教育的政策。后来卓有声名的国民师范学校,最初就是为了培养乡村国民小学师资而设立的。1921年10月上旬,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PaulMonroe)曾来太原考察山西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调查社的王卓然先生随行,10月6日参观国民师范。“到该校之后,先到接待室少休息。教育厅长虞和钦先生先到招待。是校校长是个混成旅旅长兼着,姓赵名次陇。听说他是阎督军的灵魂,人极精明强干,做事很有魄力。平时不常到校,校务皆由教育主任主持。据谈话所得,知道这个国民师范,专为应施行强迫教育,教员不足用之急而设立。修业期间为二年。由民国八年办起,现有学生一千四百人。已毕业四百余人。惟学生二年毕业后不能转入初级师范第三年级。第一为使学生出去当教员,第二因初师一、二年级功课,与国民师范二年间所修的功课大不相同。”(《考察记·陪孟禄考察山西教育记》) 赵次陇就是赵戴文。1921年,一个师范学校竟有一千多名学生,这规模可谓惊人。不是快速培养师资,不会这样大张旗鼓,强制推行。 后来成了著名学者,当时还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的冯沅君(淑兰)小姐,1922年毕业前夕,曾与同学来山西考察教育,对山西当年的教育情形,有如实的记载。不全是称赞,也有她的讽谑,显得更为真实:“山西是有教育模范省之称的,是教育号为普及的,但实际上观察起来,办学人所抱的理想,期望造就出来的人才,是军国民主义的国民,不是德谟克拉西政治下的国民。教育是随军人的意志转移,并没有转移社会的力量。”纵然如此,她仍说:“想山西教育这样平平安安地办下去,经济上不起恐慌,在中国几乎难找到第二个……我始终觉得山西的教育,是有发展希望的:一是人民很富庶,二是行政当局对于教育事业有提倡的诚意。这两种好的机会,都是他省所不能及的。(《考察记·晋省学校漫记》) 教育是慢功夫,也是根本的功夫。 阅读中,随时有撩起我兴致的地方。比如我所住的南华门一带,过去是怎样的情形。北大教授陶希圣在《太原见闻记》中说:“有两处是游人驻足的地方。一是海子边,一是南华门的树林下。林下游人或是静坐,或是打拳。静坐林下,颇有出世禅的风味。”冯沅君在《晋省学校漫记》里,说到南华门附近的一所农业专门学校:“校舍异常宽敞,面积约有二百余亩。左侧院门题曰‘蔬圃’,院内有养蚕、缫丝各室,又有种菜的园子和一个极大的人造林,据说已是十几年了,尚且粗不盈把,足见任何事业,都不是容易作的啊!右侧院门题曰‘杏园’,中间所种的,多是能开美丽的花的植物,并有几座台榭和清池、小石桥,颇有昔人园林的风趣。”这是1922年的事。抗战爆发,太原沦陷,这一带辟为体育场,解放后称之为杏花岭体育场,现在呢,是几座高高的住宅楼,楼下是商场与店铺。 不足百年,清池小桥,化作高楼大厦,这巨变该说是沧海桑田,还是桑田沧海,怕就一言难尽了。 一套有担当有品位的书,而能不时撩起你一探究竟的兴味,可说是这套书的编者,给我们的一点可爱的礼品。我不知道,是编选时的有意为之,还是原本的学术兴趣里,就有这样可贵的因子。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读者的福分。 历史的发展,总是前进的,这,谁也不会有什么疑义。然而,为一个更为灿烂的明天,适时地回顾一下既往,不说给我们力量了,至少也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有趣的谈资吧。 2013年7月3日于潺湲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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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30925;本文作者:韩石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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