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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化运动在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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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受到当时山西广大青年的热情追捧。就是在这种对于左翼文化的追求和探讨中，许多青年投身于革命，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历史洪流，各地的党组织也在此基础上恢复或建立起来。30年代山西左翼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迅速挺进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开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党成立92周年纪念日，同时还将迎来首届山西文博会的召开，为此，特约党史专家王家进先生撰文，以飨读者。 山西社联、教联、左联主要的活动阵地在各个学校 山西的左翼文化运动兴起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参加者主要是青年学生。据当时担任山西社联党团书记的任弼绍回忆：山西社联“基层组织分布全省各地。晋北的崞县中学，晋南的省立运城二师（即山西省第二师范，当时设在运城），晋中的祁县、徐沟、交城、文水、平遥等地的中等学校中都同社联有了联系。”然而，山西社联的发展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汾阳、太谷、五台、榆社、武乡、平陆、闻喜、平定、定襄、临晋、沁源、祁县、大同等地均有社联和进步学生在活动。在太原，革命文化的传播更是空前活跃。山西特委在一封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社联在太原学生中是非常有力的一个组织。”仅在太原友仁中学，社联的成员已发展到七八十人。 山西的左翼文化团体都建立在各个学校，革命文化在青年学生中传播迅速，成为那个时期山西党的工作的一个突出亮点。曾经在1932年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的栗再温回忆说，社联、左联等组织成立后，“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我们借助社联和左联的活动，在学生中广泛宣传革命道理，积极发展党的组织。” 各校成立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读书会 山西的社联和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在组织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方面最主要的渠道是在各校成立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各校的读书会出现在1932年山西社联和左联成立之后，它们既是社联和左联的外围组织，又是组织广大进步学生认真阅读革命书籍的重要团体。读书会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团结进步学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其他革命理论书籍，交流思想，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据有关当事人回忆：“这个组织没有什么手续，只要思想进步，愿意读一些进步书籍的都可以参加。”许多读书会还设有秘密图书室。书的来源有些是党组织和其他党的外围组织赠送的，有些是参加者集资购买的。图书室内也陈列了不少右翼文人的著作，这主要是为了应付当局的干涉。 在各校读书会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参与其中，通过阅读进步书刊走上了革命道路。有些学校的读书会还不止一个，在有些班和年级都成立了读书会，太原国民师范、太原成成中学和太原友仁中学的读书会人数最多时都达到100多人，在学生中占了很大比例。30年代曾在太原无线电学校求学的宋乃煊回忆道：“在我正式加入党组织之前，曾在进步组织九一八读书会中立身。”当年在闻喜县从事革命活动的阎家德也在《1933年前后闻喜县党组织活动情况》一文中指出：“我们利用这些公开的、合法的场所和阵地（指读书会等组织），介绍进步刊物，制造革命舆论，使广大师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学校的革命气氛空前浓厚。” 各个读书会办的刊物层出不穷，多姿多彩 在左翼文化运动兴起的大潮中，各个读书会办的刊物层出不穷，它们多姿多彩，各具特色，摇曳在风雨中，推动了山西革命斗争的发展。 太原国民师范九一八读书会的刊物是《亚分野》，一批青年脱颖而出，其中有后来在抗日根据地颇有文学成就的李汝山等人，当时他就以“亚马”为笔名，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他还有三晋中学的《赤色呼声》、太原女子师范的《垦汾》、太原成成中学的《晨曦》《榴花》，前夜研究社办的《前夜》墙报、平陆县进步知识分子编的《晨光》、闻喜县的《野草》《涑波》，五台县的《红五月》、武乡县的《上党红花》等。这些刊物都朝气蓬勃，鼓舞了青年。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留下来的回忆资料看，这个时期山西青年学生接触和阅读最多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国古典文学中带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也有当时在国内流行的左翼作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作品。如太原成成中学老师自己编的语文教材中就选用了鲁迅的 《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的庆祝》，郭沫若等人著的 《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从经济上解释中国的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孤愤的《五四评作与纪念之话》等。 促进了党组织建设，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 山西的左翼文化运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兴起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始终没有停止。1934年中共山西特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全国反帝反国民党浪潮的高涨，山西的学生运动也得到极大的发展，“斗争中教联、社联、左联的成立，是最大的收获。” 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山西各地党组织的重新恢复和建立。进山中学的学生李启华指出：“1933年初，共产党员李舜卿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到进山中学执教，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我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1933年5月，李启华等一批青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1935年李启华还担任中共山西工委组织部长。在太原的其他各个学校，共青团组织和党的组织也均是在革命文化的大力传播下重新恢复或建立起来的。左翼文化的传播为山西革命事业的发展培养了重要的骨干力量。左翼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太原国民师范，成为山西著名的青年抗敌决死队的诞生地；左翼文化运动开展极为活跃的太原成成中学，成立了全国唯一一支以学校名义成立的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据有关史料记载：在牺盟会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招生时，共录取了1000余名学员，这些人大都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或受过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还有大批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抗战爆发后先后奔赴延安、晋东南、晋西北、晋察冀等革命根据地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当中有李雪峰、赖若愚、林枫、赵林、王大任、王绣锦、朱卫华、武光汤、胡晓琴、郭钦安、焦国鼐、张国声、李启华、李铭新、范铭、宋乃煊、李一清等。 尽管上世纪30年代山西的左翼文化运动也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左翼文化运动多次受到山西当局的阻挠和镇压，许多优秀青年被捕坐牢，还有许多人为理想和信念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没有长期的、持久的读书活动和大张旗鼓的宣传，革命青年就不会树立起牢固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山西的党组织也不可能在白色恐怖中得到坚持和发展，也不会有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这一点是需要加以肯定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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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山西日报20130827；本文作者：王家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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