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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八陉”通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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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八陉”是古代晋冀豫三省穿越太行山相互往来的8条咽喉通道，是三省边界的重要军事关隘所在。同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一样，“太行八陉”是我国“线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行山绵亘蜿蜒，层峦叠嶂，地势复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行八陉”作为京、晋、冀的交通要道，最早在南北朝郭缘生的《述征记》中有所记载：“太行山首始于河内,北至幽州,凡有八陉,是山凡中断皆曰陉。”及至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才对“太行八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顾炎武曾这样评价“太行八陉”中的第七陉紫荆关（即蒲阴陉）：“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喉也，猝有急则扼吾之喉而附吾之背。”足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 “太行八陉”——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以滏口陉为界分为南四陉和北四陉，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通上有不同的侧重。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而山西位于北方的“中部”，太行山是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天然分隔线，故“太行八陉”作为交通要冲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在宋代以前，政治中心集中在长安、洛阳、开封、邺等，南四陉是中原的自然北屏，该线以南川原平衍、少险可依，占据南四隆，控扼太行山南端，处于居高临下之势，攻京都者可驰骤易达，保京都者可屏藩坚固。元以后，建都北京，政治中心由中原移至京都，太行北四陉成了安邦卫国的门户，所以，从元开始，当政王朝都要在北四陉修堡筑垒，加固长城，守以重兵。以“安史之乱”至宋这段时间为界，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宋朝之前，以南四陉为主这段时间，各朝都城多为长安、洛阳，而陕西、河南两省，均与晋南交界，尤其是河南，轵关陉、太行陉、白陉都是古时从河南入山西的交通要道。轵关陉位于今河南省济源县西，有道通垣曲、曲沃。十六国时，石虎由此道入，击前赵之河东；北齐时，斛律光在轵关西筑勋掌城，防北周军队从关中经晋南的偷袭。太行陉位于今河南沁阳县与晋城之间，阔三步，长四十里，是晋东南上党盆地南出的主要通道，其北有天井关(又名太行关)。汉、唐、五代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李克用、朱全忠争兵之际。白陉又名“孟门”，在河南省辉县西，是豫北与晋东南之间的孔道。春秋时，齐晋争霸，齐师由此入而伐晋。以上三陉，以“太行陉”使用最多。滏口陉在今河北省磁县西北石鼓山口，因为是滏阳河上源，故称。魏晋时，其东口正好对着邺都，是晋东南长治地区东出的要道。战国时，秦军由滏口陉东出，直接威胁赵国都城邯郸。十六国时，后燕慕容垂自邺西攻盘踞在长子的西燕慕容永。 宋朝之后，以北四陉为主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将都城定在北京，且游牧民族南下多走华北平原，南四陉，尤其是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渐渐被冷落，军都陉等北四陉一跃成为军事要塞。明代时，居庸关成为第一要塞，清代满人与蒙古联系密切，使军都陉的地位大大提高，防卫力量向北一直延伸至张家口，清朝末年更是在此修建了京张铁路。井陉是“太行八陉”最重要的一个，是从山西东出太行山最近捷之路，山脊分水岭下建有娘子关。从井陉关东进，到山西边境的井陉西口固关，长约百里，然而一路上却是关隘重重，有着长长的纵深防御体系。其间就有号称天下第九关的娘子关。飞狐陉一名“望都关”，在今河北涞源县北，崖壁夹之，一线微通，蜿蜒百里，是古代河北平原与雁北地区的交通孔道，可以直通到桑干河上游盆地。此段道路的位置虽在北京西南200多里，但是明代却将内长城从北京城西北一直延伸至这一带，就是担心漠北的瓦剌、鞑靼自飞狐道出，从南面包抄北京。蒲阴陉在今河北省易县西北，宋代称“金陂关”，金、元以后改称“紫金口、紫荆关”。公元1213年，蒙古军队南进，金人守居庸关，蒙古骑兵不能入，乃向西南绕道，趋紫荆关而入，金人遂败。这条交通路线在太行山里与飞狐道相交，易州城为守此道而设。 “太行八陉”在古代主要作为军事要道而意义重大，乃至后期的主要交通干线亦基于此而修建。 “太行八陉”分别联系着山陕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两个文化地理单元，又有北京作为纽带，历史上所肩负的功能各不相同。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同、太原等地都曾作为历史上的都城或陪都，所以，“太行八陉”作为军事要道，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明清之后朝廷防御重点的转移，“太行八陉”之于山西的军事意义逐渐削弱，加之明清晋商对新商路的开辟，使得“太行八陉”的军事意义逐渐东移。 华北平原地势开阔，无险可守，对“太行八陉”的依赖则更强。不同于明长城等防御工事，“太行八陉”作为战时的高速公路和自然天险，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尤其是在运输兵员和粮草兵器等方面，连接山西等大后方显得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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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晚报20130818；本文作者：王星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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