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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历史建筑的利用与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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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2510年建城史的历史名城——太原，古建筑数量颇为可观。时代发展，这些“古物”越来越显现出它的魅力与价值。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历史民居悄然发生了变化，以餐馆、会所的面貌出现在街头巷尾。与此同时，围绕这些老房子，争议之声四起。 1 质疑 近日，一则消息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晋绥铁路银行旧址变身“惠公馆”，消息一出，立即触动了部分民众敏感的神经，以致这家还未正式营业的“公馆”，在重重压力之下悄然将“惠公馆”的牌匾摘下，收存起来。 其实，遭到质疑的不止“惠公馆”一家，还有西华门街的“王公馆”（民国晋绥军十三集团军司令王靖国旧居）、三桥街的“上三桥8号院”等。记者注意到，上述几处均为太原市历史民居，即便是在悄然变身之后，标有“历史民居”的牌子依然挂在大门旁。 在不少人看来，既然是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怎么可以变成豪华会所，变成个人盈利工具呢？更深的考虑可能是担心这些历史建筑的安全，也可能是担心开发性保护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老旧建筑带来一定程度的损毁。 事实上，把古建筑改建成餐饮会所，早已屡见不鲜。北京文保单位嵩祝寺改建为高档会所、重庆文保单位“刘湘公馆”变身豪华餐厅、昆明市文化遗产保护建筑石屏会馆变身“石屏会馆大食府”……上述种种，均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关注。 然而，绝少被质疑者提及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建筑在变身之前，其生存环境大多比较恶劣，有的甚至濒临毁坏。 2 感受 为了解这些宅院变身后的情况，记者对“漩涡”中心的“惠公馆”、“隐居”于闹市的“上三桥8号院”和“王公馆”进行了逐一探访。 一排青砖碧瓦、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的建筑中，变身于晋绥铁路银行旧址的“惠公馆”“凹”字造型，在修葺一新的食品街上格外醒目。记者注意到，建筑物门南侧的窗户下，挂有两块牌子，分别是“太原市文物单位”和“太原市历史建筑”。 据了解，晋绥铁路银行成立于1934年7月1日，是民国时期山西省的地方银行之一。该建筑建成于1911年，已有上百年历史，2009年被市政府列入“太原市文物单位”。站在这栋建筑物前，百年前的建筑风格一览无遗，它与周围的建筑既显得非常和谐，又不失其个性，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关于曾经的“惠公馆”，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结果多数人认为，将历史建筑变成经营性单位，似乎不合适，但也有人认为，这似乎是个可行的办法，毕竟建筑需要人参与，它才能以最好的方式生存下去。 “王公馆”，与它当年的主人一样气势不凡——非常讲究的门脸和大门、装饰在大门外的一张张老照片、“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地处西华门街南侧一条小巷子内的这处建筑，给人的感觉是高贵而不张扬。 一位环卫工介绍，他在西华门街工作快十年了，与以前相比，现在的王公馆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这处面积很大的宅院已塌了半边，院中杂草丛生，死气沉沉。之后，维修工程开始，他还曾几次进入观看，后来开业变饭店，就没好意思再进去，但在他看来，老房子变好了，终究没有彻底倒塌，是一件好事。那么，现在人们还能随便进入“王公馆”吗？这里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只要不在营业时间，可适当允许人们参观。 而在三桥街36号（原上三桥8号院）记者看到，院门依民国时的建筑风格而建，从街面看，两层楼经过翻新后也是一派古色古香，由于不到营业时间，院落大门紧闭，无法看到其中的“内容”。三桥街76岁的老居民郝宗旺介绍，这处院落先前是阎锡山一名部下的宅院。解放前夕，主人去了台湾，但其家人一直在此居住，之后被认定为历史民居。目前，宅院已经由其主人出租，经租赁者翻修，变成了今天的高档休闲文化会所。关于这个8号院，另一位老住户宁先生表示，将破烂的历史民居依照原貌修复为会所，总比一直破烂着好。再说，这是人家的私有财产，如何改造和利用，也是人家的权利。 3 倾听 关于历史民居变身会所的问题，记者希望直面几位当事人，倾听他们的心声，然而他们却异常低调。 记者联系“上三桥8号院”的老板，不久得到回复：“我马上出国，等回来再说吧。”“王公馆”的工作人员说：“老板这几天不在，随后再联系。”记者隐约感觉到，他们似乎都在刻意地回避着时下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经过努力，记者联系到了“惠公馆”的老板刘晓东。 谈起这个令刘晓东颇感无奈的“惠公馆”，他说，晋绥铁路银行旧址解放后收归公有，当时归科干局（科委前身），1986年帽儿巷改造，此处就是一家饭店。风雨百年，这栋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出现严重问题，恰逢此次食品街改造，在施工主体和产权主体都归政府的情况下，他将这栋建筑物租下，耗巨资对建筑物进行加固维修，并添置了不少相关历史时期的物件。 所有这一切，以刘晓东的出发点，是希望借助经营平台，能让这座百年老建筑重新焕发生机。在他看来，类似这种历史建筑，依靠政府财力进行保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何让它恢复造血功能、恢复自身活力，似乎更值得探索。刘晓东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在山西这样一个历史长河的凝结点，需要保护的文物太多，政府财力相对有限，而拯救文物古迹工作又非常急迫，他只是做了自己能想到、能做到的。刘晓东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此项工作中来，希望有更好的办法保护历史建筑。 相对于这些低调的个人而言，文物部门的态度是什么？一则出自杏花岭区文物旅游局的信息简报中，有一段关于上三桥8号院的文字：近日，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街36号的历史民居修缮竣工，投资人将其开发成高档休闲文化会所。按照《文物保护法》“谁使用、谁保护、谁维修”的原则，在房主无力维修的情况下，市、区文物部门拨出部分专款进行了紧急维修，同时积极引进民间资金，动员有识之士加入到历史民居的保护中来。经过努力，本次历史民居修缮保护共引进民间资金数百万元，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对一些传达历史信息的构件都尽量保留，使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既保留古民居气息又充满现代化气息，这处历史民居的保护性开发，是继西华门王靖国公馆之后的又一次成功范例。 4 展望 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董养忠接受采访时表示，山西目前需要保护的地上文物共5万余处，保护工作不能仅局限在政府范畴，应该形成一个政府主导，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保护机制，文物保护社会化，谁投资谁受益，唯有如此，才能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相反，如果只单纯维修，过后关门，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关于推进文物保护的社会化，董所长还表示，山西有名声在外的煤老板，现在大多在寻求转型发展，而且他们手中有大量闲散资金，如何能正确地引导他们在文物开发性保护中发挥作用，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日前，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的“建筑遗产再利用研讨会”在天津举行，国家文物局首次将文物的“利用”作为专题公开探讨，意在透露历史建筑保护理念的某些“微变”。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说：“老房子不能没有人气炊烟，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在他看来，保护与利用本身不是对立的，文物合理的利用，有利于保护；或者说只有用，才能长期保护，这也是国际潮流和理念。 同时，励小捷还指出，中国之大，建筑遗产年代、功能、保存状况千差万别。因此，历史遗产的再利用切忌“一刀切”。“制定这方面的政策需要一个过程，鼓励创新、允许试验，从政府、专家到社团组织和媒体，都应该持客观和宽容的态度。”他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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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太原晚报20130827；本文作者：王福庆 乔傲龙 申波 潘瑞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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